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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百年疫苗

        本报记者 孙文晔

        当前,新冠疫情全球肆虐,疫苗被称为“战胜新冠病毒的根本之策”。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白皮书称,中国已有4种灭活疫苗和1种腺病毒载体疫苗获批开展临床试验,总体研发进度与国外持平,部分技术路线进展处于国际领先。6月19日,世卫组织发布消息,全球有3个新冠疫苗很快将进入三期实验,其中就包括来自中国的疫苗。

        这并不是中国疫苗第一次在全球“领跑”。2009年,中国就曾用破纪录的时间研制出甲型H1N1流感疫苗,比欧洲的制药巨头们还快。

        从1919年北洋政府成立中央防疫处算起,中国疫苗从零起步,到如今跻身世界“第一方阵”,足足奋斗了一百年。回顾历史,这是一支闷头打胜仗的队伍,他们从不张扬,却不声不响地把一个个瘟神收进了“魔瓶”。

        伍连德、齐长庆、汤飞凡……虽然有些名字不为公众熟知,但这些防疫先驱贡献卓越,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他们都有不甘宿命的勇气和与疾病一战到底的决心。

        “有备无患之计”

        瘟疫与人类的战争由来已久,很长时间里,人类都是失败者,直到疫苗发明,人类才夺回主动权。

        1885年,当一名被恶犬咬啮濒临死亡的男孩被送到实验室时,巴斯德大胆使用了尚处在实验阶段的疫苗,约瑟夫·梅斯特成为巴斯德救下的第一个狂犬病人。后来梅斯特一直在巴斯德研究所做门房,1940年,当德国士兵勒令他打开通向巴斯德墓室的大门之时,梅斯特为了维护巴斯德的尊严不惜自尽。

        狂犬疫苗是人类发现微生物世界后,研发的第一个现代疫苗,由此开启了疫苗研发的黄金时代:1879年,霍乱疫苗诞生;1881年,炭疽疫苗诞生;1882年,狂犬病疫苗诞生;1890年,抗破伤风疫苗诞生、白喉疫苗诞生;1896年,伤寒热疫苗诞生;1897年,抗鼠疫疫苗诞生……

        以法国的巴斯德和德国的寇霍为代表的一代微生物学家,陆续发现了大部分细菌类致病菌。寇霍的学生北里柴三郎还发现了鼠疫和破伤风的病原菌,人称“东方寇霍”。

        中国虽然是古典疫苗之乡,早在北宋真宗时期就有了种痘术(把天花患者结的脓痂碾成粉末,吸入鼻子),但在现代疫苗技术上,却大大的落后了。正如鲁迅先生所写,19世纪初治疗肺痨还停留在吃人血馒头的阶段。

        1910年10月,东北鼠疫暴发,疫情如江河决堤般蔓延,横扫东北平原。幸亏剑桥博士伍连德受任东三省防疫处总医官,他用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防疫手段,解剖尸体、隔离治疗、铁路检疫、火化尸体、发明口罩,不到4个月就扑灭了这场夺走6万余人性命的灾难。如果不用现代医学手段,这场疫病夺走的生命将不是6万,而可能是十倍、百倍。

        1911年4月,来自英美等11国的34名鼠疫专家齐聚沈阳,召开“万国鼠疫大会”。年仅31岁的伍连德因为首次发现并分离出肺鼠疫杆菌,被推选为大会主席,副主席是号称“东方寇霍”的北里柴三郎。

        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召开的国际学术会议,也是世界上首次由华人担任大会主席的学术会议。对此,梁启超评价:“科学输入垂五十年,国中能以学者资格与世界相见者,伍星联博士一人而已!”

        会议对伍连德给予高度评价,却给清政府一个“下马威”:会议以决议的形式敦促清政府:“应该尽一切努力组织一个中央公共卫生部门,特别是有关管理和关注将来发生的传染病的。”

        外国专家为什么要管清政府的闲事?他们发现清政府对付传染病的能力太低了,如果再不设立一个常设的防疫机构,无疑将重蹈覆辙。

        这个“敦促”尚未实现,就爆发了辛亥革命,也就没人顾得上此议了。1916年北洋政府颁布了中国第一个《传染病预防条例》,按说应该有一个机构与之配套,但因为权力分配与经费扯皮等原因,又作罢了。

        瘟疫可不会因为官员不作为就放慢脚步,果然, 1917年末绥远、山西发生鼠疫的消息传到了北平。这是一条迟到了4个月的消息,早在9月,绥远就有人因感染鼠疫而死,但没有人上报,直到12月死了3个外国传教士,才被北平报纸披露。

        伍连德临危受命,再赴一线,没想到,他那套行之有效的措施,这次竟完全行不通。在太原,山西军阀阎锡山害怕北洋政府借防疫之名削弱其势力,巧言阻止北平派出的防疫队伍进入;在绥远,因为听说伍连德要解剖尸体,愚民放火烧了防疫公署,伍连德差点被烧死,地方官员则庇护凶犯。无奈之下,伍连德只好以“心病”为由被迫辞职。

        这场死亡3万多人的瘟疫,随着天气转暖而告终。北洋政府终于意识到,防疫如同打仗,一是要有一支专业队伍,二是要有“武器”,也就是疫苗血清等生物制品,二者缺一不可。

        为扑灭绥远鼠疫,北洋政府曾以盐税抵押,向外国财团贷款100万银元。疫情结束后,经费尚有结余,与其上缴国库,倒不如把伍连德和一帮公共卫生专家一直嚷嚷着要成立的中央防疫处建起来。

        于是,内务部发表文告说:“查疫病传染为害于民生者甚烈。东西各方对一切传染病,莫不专设机关研究防治之法,以为有备无患之计。吾国自昔年东北三省发生鼠疫,国人生命财产损失至钜。去年绥远一带鼠疫传至腹地,经多方防范幸早救平。惩前毖后,应亟筹设中央防疫处预筹防范。”

        经过一年多的筹备,中央防疫处于1919年3月在天坛神乐署正式成立。

        与发生在1919年的诸多大事相比,它的成立可谓悄无声息,但它却是中国第一个国家级的防疫机构,第一个疫苗血清的科研、生产机构,是科学防疫的开端。

        伍连德是中国第一个常设防疫机构——北满防疫处的处长,现在很多文章想当然地说他是中央防疫处的第一任处长,其实不然。北洋政府并没有让技术官僚主管防疫,而是由内政部卫生司司长刘道仁兼任此职。

        很快,国内免疫防疫方面的优秀人才,如俞树棻、金宝善、陈宗贤、陶善敏等都集合到中央防疫处。防疫处仅有的一台显微镜是专门从日本采购的,这在国内其他医疗单位中,已经算是先进了。著名疫苗科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赵铠举例说:“当时各医院还没有检验科呢,北平一些医院假使有一些临床标本要做些分离,要做些培养啊,就送到天坛的中央防疫处。”

        “天坛株”与“北京株”

        由于一开始把职能定位为防疫与研发制造免疫制品二合一。中央防疫处成立伊始,就成了疫情“灭火队”。

        1919年7月,廊坊霍乱流行,蔓延到北京城。中央防疫处派第三科科长俞树棻带队赴廊坊组织防治,京城内由严智钟副处长和公共卫生专家金宝善坐镇。形势紧迫,逼得防疫处当年就生产出了霍乱疫苗,但产量有限,远远没法满足需要。

        同年10月,东三省暴发第二次肺鼠疫,由伍连德领导的东北防疫处和中央防疫处共同应对。此次肺鼠疫,中、苏、日三方在防疫问题上携手合作,多种举措并用,半年后就基本扑灭了疫情,长春因染疫而死者仅77人。

        长春告捷后,俞树棻又带领程慕颐、杨澄漳、胡洪基转战山东桑园。就是在这里,他不幸感染,牺牲在防疫第一线,年仅33岁。中央防疫处成立十二年时,曾发一专刊,称俞树棻的牺牲为“吾国卫生史上不可磨灭之伟迹也”。可惜到现在,除了后人,几乎没人知道他。

        这份出版于1931年的专刊,本是总结成就,记者却在开篇就读到“历任处长,惨淡经营”一节。原来,中央防疫处成立时,开办费是绥远、山西防疫的结余款,日常经费,则应由财政部每年拨给12万元。可成立四年,财政部却分文未给,搞得防疫处几乎要停办。

        后来,内务部出面,经费改由海关关税承担。不过,当年的海关是由各国外交使团掌控。时任海关总监是个英国人,他同意出钱,但用钱的审批手续却非常苛刻。

        防疫处在经费上仰人鼻息,管理者也像走马灯一样换来换去。据《中国生物制品发展史略》载:“1919-1935年16年间,任免正副处长15人次之多,而且多是官员,有的只是挂名,有的虽系专职并不经常在处内办公,故业务没有得到进一步发展。”

        官员们只是“惨淡经营”,但科研人员却摩拳擦掌。两件轰动业界的成绩:“天坛株”和“北京株”,就是齐长庆在神乐署时的贡献。

        疫苗生产中最关键的一环,就是找一个好毒株。从细菌或病毒的携带者身上分离出来的毒株,必须经过传代减毒,一直减到能满足三个条件,既能让人产生抗体,又不会让人致病,还要生命力强,能大量繁殖,才是疫苗株,能够用于生产。

        齐长庆是八旗子弟,从北洋陆军兽医学校毕业后,进入中央防疫处,不久即被提拔为痘苗股股长,保送到日本东京帝国大学进修后,完成了从一名兽医到医学科学家的转变。他坚信,天花病毒中外固然一样,但用本国毒株生产出来的疫苗更适合中国人。

        回国后,齐长庆把天花患者的疱痂接种到猴身上,待出痘后又转种另一只猴,如此再传一代。然后用猴的疱痂接种家兔,连续传5代,再转种牛犊皮肤上连续传3代,终于得到了一个稳定的毒株,经检测与日本株的毒力相似,命名为“天坛株”。

        这是中国人在实践中筛选出的第一株牛痘苗株,新中国最终消灭流行数千年的天花病靠的就是它。“天坛株”诞生时,齐长庆才30岁。

        1931年,齐长庆又着手研究狂犬病疫苗。机缘巧合,时值北平卫生事务所捕杀了一只狂犬,研究员袁浚昌从其脑中分离出一株狂犬病病毒。这株病毒经齐长庆、李严茂通过家兔脑内传代演变,到第31代时制成固定毒株,也就是“北京株”。直到1980年,中国的狂犬病疫苗用的都是这个毒株。

        新中国成立后,齐长庆长期担任卫生部兰州生物制品研究所所长,依然是成绩卓著,他曾留下珍贵的遗稿,讲述自己在中央防疫处16年的工作。稿中齐长庆对“天坛株”和“北京株”只字未提,却着重讲到,“谣传说日本人帮助创造生物制品,并不确实”。

        谈到“天坛株”和 “北京株”的价值,原兰州生物制品研究所党委副书记王龙友对记者说:“齐先生作为中国生物制品科学的重要开拓者和奠基人,当之无愧。”

        遗憾的是,齐长庆他们研发出了疫苗,却没法让老百姓普遍受益。当时打疫苗很贵,百姓又不接纳,1923年北京种痘者仅27人,1924年为255人。1929年上海流行脑膜炎,士绅到政府请愿后,政府首次表态要“免费注射疫苗”,结果全市才注射了5337人,简直是沧海一粟。

        大力宣传,免费注射,都需要政府买单。中央防疫处第十一任处长、公共卫生专家金宝善1936年曾做了一个调查,安徽、浙江、河南三省的卫生经费占行政经费的比例仅为0.3%。这么点钱里,能分摊到疫苗上的,更是少之又少了。

        “汤老爷”重建防疫处

        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中央防疫处奉命南迁,天坛总处改为“北平制造所”。迁到南京只一年多,新址还没有来得及建,逢1937年爆发淞沪会战。上海沦陷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防疫处又迁到了长沙。

        到长沙后,防疫处已处于散摊子的状态:暂借湖南省卫生实验所的一部分房舍办公,职工一共20余人,没有一个高级技术人员;从北平运出的设备本就不多,一路上又散失了一部分,到长沙时已少得可怜;处长陈宗贤很少来办公,大家都感到前途未卜,过着有今儿没明儿的生活。

        1938年初,一名“大员”突然空降而来,别看他身高只一米六,但总是腰杆挺直,如果对面的人比他高,他就离开两步说话,而不是抬头仰脖,从而使对方感到十分威武。他格外爱整洁,天天到办公室都是西装笔挺,皮鞋锃亮,对工作要求得也严格,事无巨细都要亲自过问,见到不如意的地方就会把有关的人训斥一顿。人们背地里给这位新上任的副处长起了个绰号:“老爷”。

        由于知道他随时都可能来检查工作,人们一上班就把实验室收拾得干干净净,然后按部就班开始工作。一听皮鞋噔噔响,就知道是“老爷”来了,大家马上紧张起来,谁也不敢离开工作岗位。

        “老爷”的大名是汤飞凡,他一上任就有闲言碎语:卫生署署长颜福庆(湘雅医学专门学校的首任校长)是汤飞凡在湘雅读书时的老师,内政部长何键是汤飞凡的岳父,人们说他后台硬,挤走了陈宗贤。

        这些议论传到汤飞凡耳中,他根本不予置评。论学识,他是湘雅医学院第一批博士,还曾在哈佛师从世界著名细菌学家秦瑟;论资历,来长沙前,他是中央大学医学院的教授和英企雷士德研究所的细菌系主任;论出路,雷士德研究所曾许诺,如有必要,随时可以飞往英国。他之所以答应老师颜福庆,在战乱中跑到内地当副处长,不是为了仕途,而是要在另一条战线上坚持抗战。

        至于与陈宗贤之争,更是关系到防疫处何去何从的原则问题。长沙已经不安全了,防疫处迁往何方?陈宗贤主张迁往重庆和政府在一起,汤飞凡却想远离衙门,到昆明去。两人吵到了卫生署,最终汤飞凡赢了,陈宗贤辞职,把烂摊子甩给了他。

        眼看日军逼近,政府却连搬家费都没发,汤飞凡当机立断,把防疫处从北平带出来的家当变卖,勉强筹到2000多块银元。他把钱发下去,要求工作人员,立即前往昆明,不得拖拉,不得停留。

        撤离才一周多,长沙就在“焦土抗战”中烧了个精光。防疫处的人马虽然一路颠簸,但到昆明时,不但人一个也没少,连锅炉都带过来了,大家从此对“汤老爷”彻底服气。

        1938年9月到昆明时,账上只剩300银元,该如何白手起家呢?一向清高的汤飞凡不得不拿着岳父何键的亲笔信找到时任云南省省长龙云,借地借钱,用贷款生产出疫苗和诊断试剂。有了收入后,再抵押贷款,买地盖房,1940年4月就建起了新址。

        别看昆明西山新址房屋朴素,却能与周围的天然景色融为一体。为此,汤飞凡还跑到西南联大去找过梁思成,请几位工程师义务画了不少图纸。

        “汤博士的工厂保持了高水平”

        局势虽然动荡,但防疫处内却自成一统。

        汤飞凡在昆明与其说是“重建”中央防疫处,还不如说是“创建”更恰当。他参照纽约州卫生研究所的办法,建立了一套技术管理制度,还调整了产品,到处网罗人才。

        1942年,滇缅边境的盟军中发现了天花病例,调查得知,他们都种过痘但未发痘,因此怀疑是所用的痘苗失效。当时盟军预防接种所用疫苗都是自英、美运来,唯独牛痘苗不能长途运输,故就近使用印度产品。

        发现病例后,他们拿印度痘苗和中国痘苗做了比较试验,结果证明中国痘苗毒力稳定,种痘发痘率更高。由此中央防疫处引起了盟军的注意,经过考察,他们不但采用了防疫处的牛痘苗,而且决定其他疫苗、血清也不再越过重洋运来,全由NEPB(中央防疫处的英文缩写)供应,这块牌子在国际上算是响当当地竖了起来。

        别看“汤老爷”,平时严肃,但讨论起学术问题来却平易近人。每周五在汤飞凡家举行的读书会,不论年龄长幼,不分职位高低,大家轮流主讲。正是通过这样的交流,拉开了我国研制青霉素的序幕。

        青霉素是1941年分离纯化成功,1942年在美国量产,1943年投放战场的。据汤飞凡在《吾国自制青霉素的回顾与前瞻》一文中的自述,读书会是在1942年秋,从医学论文中关注到青霉素,并意识到这种药对战争必有莫大贡献,于是开展研制的,可以说几乎与国际同步。

        青霉素是由一种帚状青霉菌产生的,不同菌株的产量相差悬殊,高产菌株赛过珍宝,在战时更是不会外传。朱既明、卢锦汉等人受云南霉豆腐制作方法的启发,从周围的环境中收集绿毛,涂布到培养基上,寻找纯种霉菌。

        一时间防疫处出现了“寻霉热”,职工见到绿毛就送去鉴别,据当事人撰文回忆,其中以卢锦汉皮鞋上的菌种最佳。分离菌种的工作从1941年冬一直进行到1944年春,经过上百次试验,中国自行研制的青霉素诞生了。第一批出品仅5瓶,每瓶5000单位,其中两瓶送往重庆,两瓶分送英、美两国鉴定,均获好评。

        战时,全世界青霉素供不应求,中国抗日部队和驻滇美军的伤兵,最大的幸运就是能有机会用上青霉素消炎,在昆明诞生的青霉素无疑挽救了无数抗日将士的生命。

        世界著名胚胎化学家李约瑟博士(即《中国科学技术史》作者)1943年参观防疫处后,在权威科学杂志《自然》上刊登了一篇特写,他以惊奇的口吻道出:

        “汤博士的工厂保持了高水平,虽然没有自来水,他的马厩和动物房都非常清洁;他有一个效率很高的培养、分装和检定的系统。尤其使人感兴趣的是,他有一个自己的玻璃厂,能制造各种中性玻璃器皿……若干月来,这个工厂只有一台锅炉,而且漏,不安全,每晚用毕都要修理,幸而没有发生意外。就靠它,解决了所有的器皿消毒和蒸馏水供应等。……没有商品蛋白胨供应,自己制造,胃酶用完了,从自己养的猪里取胃。”

        这段叙述确是当时防疫处的生动写照,但它只能是画龙点睛,还有很多生动的“故事”作者不会知道:那台锅炉确实破旧,“幸而没有发生意外”并非靠幸运,而是全处上下都对这台锅炉担心,保持着警惕。一天夜里,汤飞凡从梦中惊醒,听到尖锐的嗞嗞声,马上意识到是锅炉!他穿着睡衣来不及找鞋,就从卧室的窗户跳了出去,用水浇灭余烬,锅炉才没有爆炸。

        中央防疫处像西南联大一样,在颠沛流离中,创造出了一个发展高峰:不仅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生产出抗战前线急需的青霉素、牛痘苗、斑疹伤寒疫苗、破伤风类毒素、狂犬病疫苗等,还帮助盟军查明了“不时热”是一种立克次体血症恙虫病,魏曦为此获得盟军的“学术性功绩勋章”。

        “爱国的正直科学家”

        抗战胜利,举国欢腾,可中央防疫处在昆明创造的辉煌却未能继续。

        汤飞凡兴冲冲地带着人马回到天坛的中央防疫处原址,实指望能够接收日本人留下的仪器设备,迅速恢复科研和生产,没想到日本人临走时已把所有仪器设备全部破坏。

        又是从头再来,仍然是无米之炊,不过防疫处再次顽强地重建起来,还生产了用于预防结核的卡介苗和用于麻疹、肝炎的丙种球蛋白。

        汤飞凡计划,等卡介苗的生产达到一定规模后,将进行全国性推广接种,但蒋介石一门心思要消灭共产党,顾不得卫生防疫,更顾不上疫苗。这些新设施还没有正儿八经地运转,人民解放军就兵临城下了,蒋介石甚至要求汤飞凡“善后”,也就是把亲手建立的一切都毁了,还把他召往南京商议筹建广州分处事宜。

        蒋介石不稀罕防疫处,解放军却惦记着汤飞凡。北平和平解放后,对卫生战线来说,最紧迫的任务则是控制传染病的流行,尤其是天花、鼠疫、霍乱等烈性传染病的流行。谁可当此大任?在时任华北军区卫生部部长的苏井观心中,汤飞凡是最佳人选。

        北平和平解放后,他亲自到防疫处找汤飞凡,却扑了个空,刘隽湘已被指定为中央防疫实验处代理处长。

        苏井观和刘隽湘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他说,1946年,他在军调处工作时,为了向解放区提供疫苗、血清曾几次来防疫处,每次汤处长都不顾国民党的封锁,满足了他的要求。特别是1946年春天,老解放区张家口一带天花暴发流行,需要10万支牛痘苗,当时防疫处虽然尚未恢复生产,可是汤处长连夜赶制,雪中送炭。最后,苏部长命令保护好汤宅,准备汤处长回来住。

        苏井观到防疫处的时间是2月15日,当时北平是解放区,上海是国统区,交通、通信完全断绝,苏井观如何知道汤飞凡会回来呢?也许,这位老革命凭的是直觉,就像他对刘隽湘所说的:“汤飞凡是一位爱国的正直科学家”。

        在上海,汤飞凡正进行着激烈的思想斗争。他的岳父是湖南军阀何键,作为“剿共”干将,毛泽东主席的第一任夫人杨开慧,就是他下令杀害的。为夫人何琏考虑,汤飞凡决定移居美国,回哈佛执教。

        他在国际上已有声望,不久前还当选为国际微生物学会的常任理事,到美国后自然少不了掌声鲜花。可何琏却发现,他吃不好,睡不安,那出名的湖南辣椒脾气变得更大了,动不动就火冒三丈。

        1949年4月5日,在法租界亨利路的汤宅,大件行李已提前运往香港,只留下几个随身携带的小箱子,去纽约的飞机票就放在何琏的书桌上。一切准备就绪,只等次晨5时上飞机。

        已经很晚了,可何琏和汤飞凡都没有睡意,他们想到各个房间再最后转一圈。到了小书房,何琏请汤飞凡帮她把一张被挪动过的桌子抬回原处。刚刚抬了两步,突然“砰”的一声,汤飞凡把桌子撂在地板上说,“离开自己的国家去寄人篱下,我的精神不愉快!”

        何琏见他这样,便说:“那我们不走好啦!”此时,楼道里的挂钟敲了11下,离他们要乘的飞机起飞时间只有6个小时。

        汤飞凡临时改变主意,与他共同生活20多年的何琏并不意外。在关键时刻,选择为国效力,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在哈佛,著名的秦瑟教授几次请他留下任教,他都没有接受;1937年淞沪战争爆发后,英国雷士德医学研究所通知他必要时一起撤回英国,但他中断研究,走出安静的实验室,报名参加了上海救护委员会的前线医疗救护队,在枪林弹雨中救治伤员。刚从战场上下来,他又接受了恩师颜福庆的委托,去艰苦的大后方重建中央防疫处。这次,汤飞凡仍然选择和祖国在一起。

        中央防疫处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们大都有留学背景,但面对去留抉择,绝大多数都选择了留下。这些科学家后来都成了新中国生物制品事业的中坚力量,汤飞凡、陈宗贤、齐长庆、魏曦等人成为各生物制品研究所所长,这可以说是中央防疫处30年来最宝贵的遗产。

        新中国防疫第一战

        似乎是为了考验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新中国成立当月,与北京近在咫尺的察哈尔就暴发了鼠疫。

        隔离只能阻挡疫情的传播,最后扑灭疫情必须要靠疫苗。可疫苗在哪儿呢?当时的中央防疫委员会可谓两手空空,毛泽东向斯大林求援的疫苗还没运到,从东北紧急调拨的疫苗正在运输途中,火急火燎的卫生部副部长、党组书记贺诚对汤飞凡交代任务:为满足防疫需要,务必尽快生产出100万人份的鼠疫疫苗。

        生产鼠疫减毒活疫苗,即使有国际上公认最安全的菌株,也必须经过试验取得证据之后才能投入生产,但如果按常规程序走,根本赶不上这次防疫需要。汤飞凡大胆决定试验与生产准备同时进行,他让陈正仁筹备生产,自己则与刘隽湘泡在一间由卫生间改装的临时实验室里做高危试验。

        《人民日报》连续报道了天坛防疫处赶制疫苗的情况。11月中旬,天坛防疫处共生产出鼠疫疫苗900万人份,是中央防疫委员会下达任务的9倍。

        有句老话叫“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察哈尔疫区及相邻地区的人民都享受到了注射疫苗的福利。据统计,当时北京市总人口1998756人,共有2057997人注射了疫苗。北京市防疫委员会当时命令:“对其他地区来京的乘客不论具有何种身份,应一律接受鼠疫检疫预防注射”。5万多人就是这么多出来的。

        12月初,察哈尔省鼠疫彻底扑灭。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防疫第一战,因鼠疫死亡共75人,与旧社会动辄数万人的死亡数字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

        卫生部生物制品研究所成立后,汤飞凡为第一任所长。最让他兴奋的是,自1950年10月起,我国实行全民免费种痘,打响了扑灭天花的战役。

        牛痘苗能够保证供应,当然不完全是靠职工群众的觉悟和干劲,还有技术因素。其中最主要的是毒种“天坛株”和汤飞凡的乙醚杀菌处理法,因而能在简陋的条件下,没有高度净化的环境,也能进行大量生产,而且杂菌很少。

        1953年全国建起6个生物制品所,生物制品生产一律收归国营。汤飞凡又向卫生部提出了一项重要建议:设立中央机构,对生物制品进行质量管理。

        疫苗质量,人命关天。昆明时期,汤飞凡就曾向国民政府提过这个建议,可是那时国民党哪里顾得上这些事?建议被束之高阁。现在他又提出了这个建议,立刻被政府采纳了。卫生部委托他筹建疫苗的最高质量管理机构——中央生物制品检定所。

        汤飞凡亲手给疫苗生产加上了紧箍咒,他风趣地说:“这就好比孙悟空给自己带上了紧箍咒。随唐僧去西天取经,甘吃那么多苦头。可是,如果孙悟空没有紧箍咒约束,谁知会闯出什么大祸?所以我们也需要带上紧箍咒。”

        有没有检定机构,情况判若云泥。1958年6月中检所对各生研所组织了全面质量大检查,不合格率为3.6%,较1952年下降了90%。通过检定,阻止了不合格产品流向社会,避免了可能出现的接种事故。

        现在,有的人张嘴就说中国疫苗比外国差了多少年,殊不知我国疫苗的质量标准不仅不比WHO的标准低,在许多指标上甚至比它更高。赵铠院士说:“我国疫苗标准很高,质量水平与欧盟接轨。在安全性和有效性检测项目方面,我国一些疫苗标准甚至高于欧盟。2011年3月,我国药品监管机构的疫苗监管能力正式获得了WHO的认可。”

        衣原体之父

        到1954年,烈性传染病已被控制,汤飞凡再也按捺不住心中的冲动,要做一件中断了将近20年的事情,他的毕生之役。为此,他摆脱了行政事务,重新回到实验室,恢复了中断将近20年的沙眼病原体研究。

        “This is the place I feel really comfortable.”(这才是我真正感到自在的地方。)汤飞凡有一个习惯,在特别高兴或特别生气的时候常常不知不觉地讲起英语来,这一句无疑他的心里话。

        在湘雅学习时,他就曾放言:“日本能出东方寇霍,中国为什么不能出东方巴斯德?”毕业后,有同学邀请他一道开业行医,他说出毕生意愿:“当一个医生一辈子能治好多少病人?如果发明一种预防方法却可以使亿万人不得传染病。”

        沙眼就是一种亿万人得的病,上世纪初,全世界有六分之一以上的人口患有沙眼,中国更是“十眼九沙”。近百余年来,人们一直在寻找沙眼病原体,但进展缓慢。

        1928年野口英世分离出一种细菌——“颗粒杆菌”。他认为这就是沙眼病原菌。这一发现轰动了微生物界,但正在研究病毒的汤飞凡却对此表示怀疑。

        上海实验室成立后,汤飞凡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重复野口的实验。动物实验持续了7个月,却没有产生沙眼症状。此时,恰逢野口以身殉职,汤飞凡的否定性结论一下子激怒了日本人。为了让日本人心服口服,汤飞凡又用三年时间,把美国保存的野口“颗粒杆菌”种进包括他自己在内的12名志愿者的眼睛里,证明它确实不致病。

        野口英世从日本细菌学教材中消失了,但汤飞凡要证明的不仅是他错了,而是要做出日本人做不到的事。

        1954年开始重新寻找沙眼病原体后,他亲自到北京同仁医院采集沙眼患者样品。整整一年时间,一共采集了200例典型沙眼病例样品,同时用恒河猴建立世界第一例沙眼动物模型。

        其后的病毒分离工作非常坎坷,采用了各种技术,无一成功。失败的情绪在所里蔓延, 汤飞凡意识到:不能再重复别人的方法了,一定要走自己的路。1955年,他采用鸡卵黄囊(蛋黄)的第8次分离试验,终于获得了成功。

        20多年的心愿实现了,人们都建议他马上发表,但汤飞凡断然拒绝了,有野口英世的前车之鉴,他坚持要达到三个标准:一定要能重复分离,能体外传代,能在动物中引起病变。

        又经过一年的时间,汤飞凡完成了上述工作,于1956年10月发表论文。他成了世界上发现重要病原体的第一个中国人,也是迄今为止的唯一一个中国人。

        在人体试验阶段,雪片似的申请书飞进他的抽屉,但汤飞凡不忍让别人承担风险,他命令助手李一飞将沙眼病原体滴入了自己的眼睛,并在其后的40天内肿着眼睛,坚持不做治疗,直至收集了可靠的临床资料。

        有了病原体可供试验,科学家们很快就找到了沙眼特效药。一度危害全球的沙眼以惊人的速度减少,如今已经基本绝迹。

        1970年,国际上将沙眼病毒和其它几种介于病毒和细菌之间的、对抗菌素敏感的微生物命名为衣原体,汤飞凡是名符其实的“衣原体之父”。

        信心,从新中国防疫史中来

        沙眼衣原体分离成功后,汤飞凡又将研究重点转向当时对儿童的健康和生命威胁极大的麻疹和脊髓灰质炎。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许多人不知生物制品为何物,包括学医的大学生,当他们被分配到各生研所时,往往闹着要走,吴绍沅就是这样。

        她从武汉医学院毕业刚分来时,所长汤飞凡带着她到北京儿童医院去“参观”。在那里,她亲眼见到很多孩子奄奄一息。家长们围着医生含泪哀求:“请救救孩子!请救救孩子!”吴绍沅在“参观”过程中一直不停地擦泪。从此后,她再也不提要回去当医生了。在汤飞凡的指导下,她分离培育出了麻疹毒“M9”株,是中国本土分离出来的第一个麻疹毒株。

        现在,沙眼、麻疹、小儿麻痹在我国几乎绝迹了,只可惜这种成功后的场景,汤飞凡没能亲眼目睹。在1958年9月的最后一天,这位刚过花甲之年的老教授含恨离开了人世。

        凡是知道他的人,没有一个不惋惜的,李约瑟在唁电里,赞誉他是谚语里所说的“人类的朋友”。1980年6月,国际眼科防治组织(IOAT)决定向汤飞凡颁发沙眼金质奖章,可是IOAT不知道,他们预备推荐申报诺贝尔奖的学者,被认为最有希望获得诺贝尔奖的中国人,早已不在人世了。

        医学科普作家京虎子(笔名)被这个常被前辈提及的名字所吸引,本以为搜索一下会有千百条详细的资料,不料,仅是“有限的干巴巴的几条”。让他感慨的是,野口英世在日本人人皆知,新版的日元上,也印上野口英世的头像,而这场较量真正的胜利者汤飞凡,却逐渐被国人遗忘。

        著名报告文学作家江永红书写了百年疫苗史,他说,疫苗科学家是“治未病”的“上医”,针对的不是个体而是群体,因而容易被人忽视。在这次抗击新冠病毒的疫情中也是如此,临床医学科学家如钟南山、李兰娟等可谓无人不晓,而公众知道的疫苗科学家恐怕只有陈薇院士一个,因为她的项目是最先被批准进行临床试验的。

        疫情期间,江永红曾经几次与一位疫苗科学家联系,对方特别淡定地回复道:“别人怎么宣传是别人的事,我们应该埋头做事,做出好的疫苗来。有人在记者招待会上谈到我们这个疫苗,这不是我们的本意,疫苗最后做成了,用在了防疫上,才算成功。在成功之前,我们要埋头苦干。”

        汤飞凡等“埋头苦干”的疫苗科学家虽然长期存在于公众视线之外,但他们正在以另一种方式被纪念:

        通过计划免疫,我国在1961年消灭天花、从1994年始再无本土脊髓灰质炎病例,还摘掉了“乙肝大国”的帽子。

        脱胎于中央防疫处的国药中国生物(中国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如今仍是疫苗行业的“国家队”,承担着80%以上国家计划免疫用疫苗的生产供应,哪怕其中很多疫苗是不赚钱甚至是赔钱的。

        以身试药,在中国生物最早的是汤飞凡。此后,每研制出一个疫苗新品种,在进入临床研究之前,无不首先在研制者自己身上试验。

        “糖丸爷爷”顾方舟让自己的孩子试服了脊灰疫苗,他死后,这个细节感动了千万人。但在生物制品行业看来,这不足为奇,因为大家都是这么做的。

        试药传统一直保持着,在这次新冠疫苗的研发中也不例外,中国生物的很多研发人员都在试验阶段就自愿接种了疫苗。

        “新中国防疫史表明,尽管遇到过各种挫折,但是在所有的传统传染病面前,中国还没有打过败仗。”江永红说,许多病毒性传染病其实与新冠肺炎一样,开始也是无药可治的,但有了疫苗就有了定海神针。

        谈到对新冠病毒疫苗的信心,他认为至少有三个方面的依据:

        首先是制度优势。我国是全国一盘棋的联防联控机制,疫苗的研制也是全国一盘棋统筹规划,集中优势力量分五条技术路线展开攻关。事实已经证明,这样部署既集中了优势兵力,又避免了同层次的重复和资源浪费。

        其次是综合国力优势。疫苗研制是非常烧钱的,我国一下安排从五条技术路线攻关,依靠的是强大的综合国力。有的国家虽然富有,但疫苗研发是企业行为,不可能像我国这样不计盈利。

        再次是人才优势。中国疫苗科学家是一支非常了不起的队伍,不计个人名利、团结协作的精神也是独一无二的。

        正如江永红所分析的,在这次疫苗研制的全球竞赛中,中国的速度和成果史无前例。

        疫苗行业有一句话,叫“10年,10个亿”,意思是疫苗研制成功一般需要10年时间,投入10个亿。新冠病毒从发现到现在才半年时间,我国就有5个疫苗进入临床试验。

        6月23日,国药中国生物研制的灭活疫苗同时在北京、武汉和阿联酋的阿布扎比举行三期临床试验的启动仪式,如果不出意外,最快今年底或明年初,人们就能用上国产的新冠肺炎病毒疫苗了。

        感谢国药中国生物、汤飞凡家乡醴陵市政府提供的帮助。参考资料:《中国疫苗百年纪实》、《汤飞凡画传》、《医学科学家汤飞凡》、《中国生物制品发展史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