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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三位部长解读政策回应社会关切

        本报记者 武红利 张楠

        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新闻发布厅,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首场“部长通道”开启。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何立峰、财政部部长刘昆和农业农村部部长韩长赋3位部长通过网络视频方式接受媒体采访,解读政策举措,回应社会关切。

        国家发改委主任何立峰:

        中国经济向好趋势没有改变

        如何看待当前的经济形势?国家发改委主任何立峰表示,面对如此严峻复杂的形势,去年我国GDP还能增长6.1%,其他经济指标也很亮眼,说明中国经济发展的基础牢固,有实力也有能力应对各种挑战。当前,各地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下,有力有序有效复工复产复市复业,经济总体较快复苏,还催生发展了一批新产业、新企业,发展势头较好。“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冲击是短期的、暂时的,中国经济基本面向好的趋势没有改变。”何立峰说。

        谈及政府工作报告没有提出全年经济增速具体目标,何立峰表示,相关内容已经融入到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其他相关指标中。不纠结于具体指标,将使我们更专注于不断扩大内需;更加专注于做好“六稳”工作,实现“六保”任务;更专注于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更专注于实现优先稳就业、保民生,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努力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任务。

        今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能否如期实现?“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等目标已提前实现,大部分目标正在推进。”何立峰表示,“十三五”规划中涉及25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内容,到年底一部分指标可以超额完成,一部分可以全面完成,极少数可以基本完成。

        关于今年的投资工作,何立峰说,今年拟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6000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3.75万亿元,比去年增1.6万亿元。今年发行的抗疫特别国债1万亿元,一部分将用于相关地区补短板、强弱项的投资,通过政府作为,带动社会资本跟进。

        财政部部长刘昆:

        今年财政政策既做“加法”又做“减法”

        财政部部长刘昆说,将从质和量两个方面下功夫,既做“加法”也做“减法”,调整结构,有保有压,落实“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的要求。

        “加法”怎么加?刘昆说,我们建议将赤字率提高到3.6%以上,比去年提高0.8个百分点。中央财政将发行1万亿元的抗疫特别国债,还从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等方面调入近万亿元的资金。此外,还将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规模1.6万亿元。今年的一般预算收入预计略高于18万亿元,低于去年;一般预算支出预计将达到24.7万亿多元,高于去年。一收一支,增加了6.76万亿元的资金。

        刘昆说,“减法”方面,今年将继续实施减税降费,预计减税降费的新增规模将达到2.5万亿多元。调结构方面,上级的转移支付将细化到基层民生项目,坐直通车,直接抵达。

        政府将继续带头过“紧日子”。刘昆介绍,今年中央本级压减了非急需、非刚性支出超过50%,但对工资等刚性支出给予保障,能保证机关正常运转。将大力压减一般性支出,特别是“三公”经费,严控会议、咨询培训、论坛展会等方面支出,严禁新建、扩建政府性楼堂馆所。

        农业农村部部长韩长赋:

        中国不会发生粮食危机

        “我可以肯定地说,中国不会发生粮食危机。”农业农村部部长韩长赋说,我国粮食连年丰收,库存比较充裕,口粮绝对安全,饭碗端在手里。稻谷和小麦自给率达到百分之百,库存超过一年的产量可以够全国人民吃一年。

        谈到老百姓关心的猪肉价格问题,韩长赋表示,当前生猪生产恢复势头不错,实现今年的生猪生产目标可以预期,预计猪肉价格不会再大幅度上涨。但生猪生产完全恢复需要一个过程,各方面工作不会放松,将通过努力确保小康之年老百姓的碗里不缺肉。

        关于保证扶贫产业稳定持久发展,韩长赋称,全国832个贫困县,基本上县县都有主导产业。有条件的贫困村还建立了产业基地。三分之二脱贫人口是靠外出打工和发展产业增收。接下来的一年,农业农村部将注重提质量,发挥产业技术专家组和农业产业园的作用,带动农业全产业链发展,形成一村一品、一县一业;抓产销,让贫困地区的农产品不仅卖得出去,还能卖个好价钱;促衔接,把扶贫产业和乡村产业振兴衔接起来,让扶贫产业能够久久为功抓下去;带农户,把市场主体和农户连接起来,带动贫困农户增加收入。

  • 政协委员建言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和民生保障

        本报记者 武红利 高枝

        新冠肺炎疫情既是对防控能力的考验,也是对中国经济的一次大考。政协委员们针对疫情应对中暴露出的问题短板,围绕完善公共卫生体系、加强民生保障、完善应急物资储备等方面提出真知灼见,为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提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贡献智慧。

        李迎新:加强疫情影响下青年农民工就业保障

        针对疫情期间青年农民工返岗就业面临的困难,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民一庭庭长李迎新建议,加大对劳动力吸纳能力强的行业复工复产支持力度,多管齐下帮助企业渡过难关,多措并举帮助低风险地区农民工尽快返岗复工。

        李迎新调研发现,疫情发生以来,吸纳青年农民工就业人员较多的餐饮、娱乐、交通、物流等行业和生产制造业受到较大冲击。她据此建议,进一步加强对中小微企业的政策保障和扶持力度,在信贷、财税、临时资金供给等方面给予更为倾斜的帮扶措施,保企业、稳就业。同时,采取多样化手段帮助农民工就业,采取“点对点、一站式”直达运输服务,有序组织集中返岗,指导企业做好疫情防控期间的生产防护工作。提供职业介绍、就业服务、技能培训及岗位信息提供等方面的服务,帮助待业的青年农民工尽快就业。

        敖虎山:加大互联网医疗推进力度

        “互联网医疗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主任医师敖虎山说,“互联网+健康”是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符合未来医疗发展趋势,应加大推进力度。

        敖虎山建议,研制更多适应互联网医疗场景的设备和器械,鼓励民营互联网医院发展,让医疗市场充满活力。“把现代网络和信息技术发展的成果运用到医疗领域,既有利于患者,也有利于平衡医疗资源。”

        此外,在疫情防控期间,敖虎山调研发现我国高端医疗设备和器械长期依赖进口,医院使用国产化产品程度低,很多卡脖子关键技术受制于发达国家。因此,他建议,重视基础研究,加大卡脖子技术研发投入,为从事高端医疗设备基础研究的人才创造良好的环境,同时加大国产产品在临床中的应用。

        皮剑龙:建立完善公共卫生应急物资储备制度

        疫情初期,不少地方出现医疗防护器材等物资告急,口罩、抗病毒药品、消毒杀菌用品等防疫用品的市场供应短缺,导致了大量哄抬物价、非法经营的违法行为。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金台律师事务所主任皮剑龙认为,我国现有应急物资储备保障机制存在短板,应进一步完善相应法律法规体系,构建政府储备和社会储备相结合的制度。

        皮剑龙建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上位法,构建结构合理、管理科学、运行高效的公共卫生应急物资储备法律体系,明确管理机制、储备目录、职能部门、具体流程和经费保障。

        “除建议政府部门要建立相关制度外,还要引导、鼓励全社会积极参与,指导企业和个人根据实际条件进行相应规模的公共卫生应急物资储备。”皮剑龙认为,在企业支持方面,应明确重点支持企业名单,给予财政金融支持和税收减免。积极帮助企业解决资金、资质、生产场地、设备购置和原材料采购等实际困难,提高全产业链生产能力。

        吴明:完善激励机制 稳定疾控队伍

        “我这几个月一直没闲着,已经提交了十几份关于疫情防控、加强疾病防控体系建设的建议,部分已经被采纳。”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卫生政策与管理系教授吴明履职超过10年,长期关注医药卫生议题。打年初开始,她就积极收集疫情相关信息,深入社区走访调研,并与投身“疫”线的医护人员、疾控中心人员保持紧密联系,在此基础上建言献策。

        “要把功夫下在平常,让疾控体系走出‘病来重视,病去忽视’的怪圈。”吴明认为,部分地区政府对疾控工作的财力保障不完全到位,尤其部分基层疾控中心工资总额偏低,缺乏增长机制,分配存在“大锅饭”倾向,人员积极性不高,队伍不稳定,人才流失较严重,直接影响了疾病防控能力提升。因此,她建议,政府平时要重视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建设,保证投入到位,体现多劳多得,调动人员积极性,增加对人才的吸引力,稳定疾控队伍。政府还应加强统筹,建立专业公共卫生机构、医院和基层卫生机构疾病防控的协同机制,构筑疾病预防的防线。

        董瑞:将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纳入医保支付范围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康益德中西医结合肺科医院董事长兼院长董瑞建议,从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和社区防控纳入医保支付范围着手,完善医疗保障制度建设,解决医疗保险基金使用重医疗、轻预防等问题。

        董瑞建议,将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和社区防控纳入医保支付范围,建立健康守门人制度。制定医防任务清单、细化绩效考核指标,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考核结果与资金分配挂钩,逐步提高基层卫生人员待遇,真正落实强基层政策。“一旦应急事件发生,家庭医生将成为应急管理的第二道防线。”董瑞说。

        “筑牢堤坝,才能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董瑞还建议,将目前以疾病治疗为主体的医疗保险制度向覆盖疾病治疗和慢性病健康管理为主体的健康保障制度过渡,打通医保基金池,合并使用医疗保险基金和公共卫生经费,根据健康管理和预防保健服务结果购买医保基金。如此一来,医疗服务提供方可通过维护公共健康而获益,形成支付方与供给方同向激励相容机制,促进医疗服务向健康管理转变。

  • 加强数据信息安全保护

        本报讯(记者 武红利 孙颖)针对疫情防控过程中暴露出的个人信息泄露风险,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院长连玉明和全国政协委员、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文化与传播学院副院长郭媛媛共同把关注目光投向数据信息安全领域。

        “加强个人信息和数据安全保护刻不容缓。”连玉明说,疫情期间因防控需要,出入公共场所扫码、填写身份证号、住址、电话等个人信息成为常态,而这些收集信息的主体对信息保护能力差异很大。

        连玉明据此建议,加快编制重大传染病疫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中个人信息保护管理指引,明确具有收集与使用相关个人信息权力的机构及工作流程规范。建立统一集中管理机制,运用脱敏技术、去标识化、加密等措施对数据进行预处理,基于大数据关联分析结果,不触达相关人员隐私,防止数据泄露、丢失及未授权使用,并做好疫情退散后的数据处理方案。

        郭媛媛则认为,随着万物互联时代成为现实,未来更广范围、更深机理的巨量物理、生物等信息数据,将一并进入开放共享、全面整体的信息整合分析过程。谁最早重视、认识、占有、开发、部署大数据工作,谁就将拥有建设、发展先机。应站在国家战略层面,将互联网上公民个人社会组织信息、物理信息、生物信息等,一并纳入信息数据资源范畴,制定国家信息数据资源法,为信息数据资源的基础设施建设、开发利用、整理挖掘、生产方式构建提供法律依据。

  • 统筹国内外市场资源
    推动外贸企业“两增”

        本报讯(记者 高枝)面对当前国际形势对外贸发展带来的压力,全国政协常委、民盟中央副主席、北京市政协副主席程红建议,应统筹利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推动外贸企业实现“两增”(即增加内需市场份额、增加产业链供应链本土化程度)。

        程红认为,“两增”不仅有利于稳定企业经营,对冲外需疲弱压力,满足国内高品质消费需求,还可抓住危中之机,将外贸发展几十年积累的优质供应链本土化、内生化,保全和拓展我国产业链,助力经济发展战略转型,实现更高质量发展。

        程红建议,立足综合优势,适时调整完善贸易政策和监管模式。外贸企业应改变过于强调“两头在外”的贸易政策和监管模式,转向内外贸衔接的政策导向,鼓励外贸企业加大国内采购,注重加大本土供应商培养。在跨国公司方面,应突出政策稳定性,不断增强外商长期投资经营的信心。充分尊重跨国公司运行规则与国际资本跨境流动规律,扩大外资企业市场参与度。

        程红认为,对企业进行精准帮扶,应建设专业细分领域的电子商务和信息共享平台,帮助企业寻找合作伙伴,重塑安全可控的供应链,实现“1+1>2”的效果。吸引电商、物流、保险金融企业等更多的利益主体参与其中,为中小外贸企业提供从寻源、沟通,到支付、物流、金融体系的一整套扁平化数字化全链路服务,为企业转型升级提供全方位支撑。

  • “袭医”应与“袭警”同罪

        本报讯(记者 武红利)近年来屡屡发生的袭医事件,不仅让医者寒心,也不利于社会健康发展。如何保护医护人员人身安全?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台联会长高峰建议,与国外先进医护体系看齐,将“袭医”与“袭警”同罪,加强震慑效应,提高犯罪成本。

        高峰说,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事实充分证明,医护人员是战胜疫情的中坚力量,是保障和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的白衣战士。即将实施的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提高了对威胁、危害医疗卫生人员人身安全的重视程度,但在实际中仍存在有效抓手不足等问题。

        “以往案例对袭医惩处过轻,往往行政拘留加低额罚款,震慑不足,暴力伤医有恃无恐。”高峰说,警察是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医生同样也是。我国应与国外先进医护体系看齐,将“袭医”与“袭警”同罪,提高犯罪成本。还应将袭医事件纳入领导考核一票否决制,对负有直接责任的医院、卫健委等各级相关领导督查督导,造成严重后果的,对相关责任人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在补齐公共医疗安检短板方面,高峰建议,在医院设置安检门和安检系统,自动识别通过人员是否随身携带危险物品。增设面部识别系统,对有不良记录的危险人员自动进行警示。还应将医保监管纳入社会信用体系,对于医闹、伤医人员,给予公开曝光、纳入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停止相应医保报销等惩戒措施。

  • “垃圾分类”有助切断疾病传播途径

        本报讯(记者 贾晓宏)当前,我国新冠肺炎疫情虽已得到基本控制,但国外疫情传播形势依然严峻复杂。作为一名医生,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医院主任医师杨杰孚提交了关于做好个人卫生和环境卫生的提案。杨杰孚说,疾病最主要的传播途径包括空气传播、消化道传播和接触传播,保持良好的环境卫生,养成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是防止疾病传播的有效措施。

        杨杰孚说,新中国成立之初开展的“爱国卫生运动”彻底改变了全国公共卫生环境,消灭了当时的大部分传染病。但现在仍然有些人在公共场所咳嗽、打喷嚏时不遮掩口鼻,在生活中不洗手、随地吐痰,不仅为病毒传播埋下隐患,更凸显对自身卫生管理不够重视。他建议提高公众的环境卫生意识,强化社会公德素养,倡导公众养成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并加强宠物卫生管理。

        “目前北京市正在推进‘垃圾分类’就是个好办法!”杨杰孚对此特别赞成。他说,规范投放生活垃圾,实行垃圾分类,可以减少环境污染,有助于预防传染病。杨杰孚建议在垃圾箱周边等卫生“死角”区域落实责任,对垃圾箱定期清洗、消毒,做好周边地面卫生保洁,确保垃圾箱无散落存留垃圾,无污水。垃圾箱要及时清理,减少垃圾暴露时间。

        此外,杨杰孚委员还建议相关方面出台法规促进市民培养文明生活方式,养成良好卫生习惯,建议对随地吐痰、吐口香糖和随地便溺者罚款200元到500元,对拒不清除垃圾、痰渍者,除罚款外,予以通报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