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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求真”与“求用”

        张国刚

        自古以来,良史的标准都是秉笔直书,即刘知幾所谓“良史以实录为贵”。但是,唐宋史学中,能否在史学著作中正确地褒贬得失,成为新的良史标准。皇甫湜提出“是非与圣人同辨,善恶得天下之中”,方才“得良史之体”。在历史书写中做到“善恶得天下之中”,就不仅仅是历史认识论的问题,而是包含了历史价值论的判断,即所谓“求用”的问题。

        “劝善惩恶,正言直笔”,二者完全一致

        为了讨论在经世致用目标下“求真”(实录)与“求用”(资治)的问题,我们以司马光《资治通鉴》为例。

        《资治通鉴》是唐宋史学经世致用的典范之作。司马光的编纂宗旨有二:其一,“编集历代君臣事迹”,成就一部信实的通史,这从其最初的朴素命名——《通志》中可见一斑;其二,撰写一部“专取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的编年体通史,以为资治之镜鉴。前者求真,后者求用,“劝善惩恶,正言直笔”,二者完全是一致的关系。

        为了求真,司马光要求助手广泛搜集资料,依据年月日顺序编纂长编,对于有歧义的史料进行考证,成果就是《考异》30卷。当然,在史料取舍及解释上,也会折射作者的政治态度,从而表现出史家的个性。“司典序言,史官记事,考论得失,究尽变通。所以裁成义类,惩恶劝善,多识前古,贻鉴将来。”“考论得失”之际,终究要讲究变通。这里的“变通”二字,其实就是史家在落笔之际,出于经世情怀的考量。

        《资治通鉴》作为一部重点记述政治史和军事史的史书,其中所蕴含的领导智慧,绝不是不切实际的纸上谈兵。毛泽东称赞说,《通鉴》写战争,神采飞扬,传神得很,充满了辩证法。这就是不搞教条,在解决复杂问题时“行权立断”,应该有随机应变的灵活而果断的决策能力,驾驭复杂问题的谋略和操作技巧。

        东汉末年,何进在袁绍的鼓动下,要诛杀全部宦官,遭到妹妹何太后的反对,于是何进暗中怂恿董卓等军阀进京逼迫太后让步。幕僚陈琳对此很不以为然,因为这样做表面上没有违背太后的懿旨,实际上却是用军阀来胁迫太后,何必绕这么大的圈子呢?陈琳说:“但当速发雷霆,行权立断,违经合道,天人顺之。”《资治通鉴》写作“行权立断,则天人顺之”。他的意思是你军权在握,先诛杀宦官,然后再慢慢与太后解释,这是符合民心、符合天意的事情,为什么要找外军入京胁迫太后呢,不是自欺欺人吗?而且,外兵入京,你能掌控这个局面吗?

        这一段话涉及中国古代政治智慧中的“守经”与“行权”的问题。这个问题的哲学基础,唐人赵蕤《长短经》(又作《反经》)中有系统讨论。其主要观点是,世界上没有绝对的真理,没有永恒不变的治国之道。王道、霸道、强国之道,都是为了构建一种治理秩序,因为时势需要而改变,不可认为有一种永恒不变的治理模式或处事方式。如果片面地“守经”,很可能胶柱鼓瑟,犯了教条主义、形式主义的错误。

        再以《资治通鉴》所记三国时期刘备事迹为例。建安十六年(211年),刘备入川,军师庞统建议径取益州。刘备犹豫地说,现在我全靠与曹操反向操作,才有立身之地,治民理政,“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每与操反,事乃可成耳。今以小利而失信义于天下,奈何?”庞统则说,大乱之时,治民理政,“固非一道所能定也。”意思是,宽与急、刚与柔,要变通运用。

        其实这是《资治通鉴》的一种价值观,不过这种价值观被司马光包装起来,曾国藩独具只眼,勘破了个中玄奥。他说,“窃以先哲经世之书,莫善于司马文正公《资治通鉴》。其论古皆折衷至当,开拓心胸”,“能穷物之理,执圣之权;又好叙兵事所以得失之由,脉络分明”。也就是说,我们读《资治通鉴》,不仅应该读它“正”的一面——大仁大义、社会责任,还应该读它“奇”的一面,通权达变、守正出奇。

        历史经验需要我们认真思考总结

        司马光之后,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朱熹《通鉴纲目》、袁枢《通鉴纪事本末》等模仿、续写和改编《资治通鉴》的史书陆续问世,可见其影响力之大。但是,比较而言,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尚停留在史料编纂阶段,内容繁芜,镜鉴意识不太强烈,而于史料保存诚为有功;朱熹的《通鉴纲目》,立意过度政治化,内容过于简化;袁枢的书则忠实地按照事件原委重新编辑司马光原书内容,不增一字,却成为读者阅读《资治通鉴》的津梁,并且创立了“纪事本末”的新体例。

        王夫之《读通鉴论》说:“旨深哉!司马氏之名是编也。曰‘资治’者,非知治知乱而已也,所以为力行求治之资也。”即读史不仅要知道历史的治乱兴衰,还是实践的指南。但历史毕竟不同于现实,读史者应该知道,“夫治之所资,法之所善者也。善于彼者,未必其善于此也。”需要读史者用心去体察古今之时宜与事势,“以心驭政,则凡政皆可以宜民,莫非治之资;而善取资者,变通以成乎可久。”要对古人有同情的了解,要做换位思考:“设身于古之时势,为己之所躬逢;研虑于古之谋为,为己之所身任”;把自己放在历史场景中去学习历史的智慧,“取古人宗社之安危,代为之忧患,而己之去危以即安者在矣;取古昔民情之利病,代为之斟酌,而今之兴利除害者在矣。”这样,古人的“得可资,失亦可资也”;古今之“同可资,异亦可资也”。“资治通鉴”之“鉴”,就是镜子。镜子照见我们的衣冠颜容,“顾衣冠之整、瞻视之尊”,但是,如何整衣冠、尊瞻视,“鉴岂能为功于我哉!”历史经验需要我们认真思考总结,“其得也,必思易其迹而何以亦得;其失也,必思就其偏而何以救失”,“乃可为治之资”。

        总之,王夫之告诉我们:《资治通鉴》致力于记述历史上家国兴衰、治乱得失,但是历史叙述并不会提供直接的解决现实问题的方案,需要我们根据自己所处的时势、条件加以分析判断。我们今天讨论经世致用的历史学,也应该持这样的态度。

        (作者为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

  • 白宫政客的底色

        李守民

        只要研究一下美国史,就会发现白宫一些政客的“厚黑学”学科得分非常高。答卷的分数是从美国历史的道义黑债中得出来的,也是美国人民或世界人民给评判的。

        美国国旗图案的演变不是设计者的艺术创意,它反映的是美国的领土扩张史,背后还有印第安人、黑人和其他少数族裔的血泪史

        美国现在的国旗是蓝底上50颗白色五角星,13条红白相间的条纹,而1818年的国旗是由13颗五角星和13道条纹组成。美国国旗图案的演变不是设计者的艺术创意,它反映的是美国的领土扩张史,背后还有印第安人、黑人和其他少数族裔的血泪史。

        西进运动打破了自古以来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印第安人的平静生活,政客们对黄金的贪婪迫使迁移法出台,密西西比东部部落的10万人以及佐治亚的1.6万人随着步兵和战车的推进被迁移到俄克拉荷马地区,在这一条被史学家称之为“孔雀泪”的死亡路程上,沉默着数不清的冤屈坟茔。类似这样的“迁移”在美国各地都相继发生,随后发生的多次对印第安的战争以及隔离政策,致使印第安人口锐减。至今没有一届白宫政客出面对印第安人的屠杀表示忏悔,反而与外界争论的焦点转移到是“小屠杀”还是“大屠杀”上,这样的思维逻辑不能不让人大跌眼镜。

        黑奴制度是美国政府无法掩饰的耻辱。黑奴贸易和黑奴制度常常被归咎于美国南方,然而1991年在曼哈顿修建一栋大楼时,挖出了2万多具遗骨。经200多专业人士历时12年的研究考证之后,认为这是黑奴和非洲移民的墓地。研究者认为,墓地中的黑奴多数是被累死的,也有的死于疾病,当然还有另一种情况,就是在生存环境极其恶劣的状态下,几百个痛苦难耐的母亲和孩子一起结束了生命。当这一真相告白于天下之后,引起了有良知者的无比愤怒。人们终于明白,被粗暴对待的黑人血管流出的都是利益获得者的财富,很多富丽堂皇的大厦是黑人的白骨撑起来的。在废奴主义的声浪中林肯总统签署了《解放宣言》,宣布400万奴隶获得解放,不幸的是两年之后林肯总统被暗杀。不曾想,103年之后的1968年4月,高喊“我有一个梦想”的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遇刺身亡。自然而然,人们从中闻到了白宫政客的血腥之味。

        在美国这样一个种族大熔炉里,白人依然是美国的标签,他们也自视为“一等公民”。不要说社会地位,就是连输血都是有区别的。二战时期,后方的黑人和其他少数族裔人为了支援前线,积极献血,救死扶伤,不曾想到的是他们的血浆和白人的血浆是分开储存的,白人的血浆只能输给白人伤员, 白人是贵族血统,血浆是不能混用的。这一规定直到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因白人士兵在惨烈的战争中伤亡过多,白人血浆不够使用时才打破。亚洲人在美国同样受到严重歧视。曾经为修建美国太平洋铁路作出突出贡献的华人和为美国工业农业科技进步展示智慧的华人,在美国受到的歧视和侮辱更是无以复加。

        有目共睹的是,被美国宪法允许的正义抗议运动,却一次次遭到残酷镇压

        南北战争(1861年—1865年)以后,美国用了不到30年时间在经济上超越了英国,以傲视欧洲群雄的姿态踏上了世界霸主的宝座。这时呈现在白宫面前的不都是鲜花和掌声,社会转型期间的各种复杂矛盾凸显,诱发了深层次的危机,继而发展到社会对抗。广大民众和有良知的人士发起的“黑幕揭发运动”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罢工浪潮,从退伍老兵到学生,从矿工到航空调度员,连续不断地走上街头和广场聚会抗议,其主题一次次切换。有目共睹的是,这样被美国宪法允许的正义抗议运动,却一次次遭到残酷镇压。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资本家大发横财,而普通民众生活窘迫。1919年1月纽约码头工人举行罢工,揭开了战后初期民众反抗政府的序幕;2月西雅图发生总罢工,七八月间芝加哥、费城等地铁路工人罢工;9月份36.5万钢铁工人罢工斗争席卷了宾夕法尼亚和印第安纳等10个州50个城市,参加游行示威的人数达400万之多。面对这样的形势,白宫政客们采取了镇压、瓦解和威胁等办法,大批工人遭到被捕和杀害。

        1932年3月,美国参加一战的老兵因退役金得不到及时合理补偿,发起了“退役金大进军”行动,6月已有2万人到达华盛顿并有8000人来到了国会大厦前聚集,表达他们的合理诉求。在谈判无果的情况下,形势一度失控。胡佛总统不知所措,其指令模棱两可。时任陆军参谋长的麦克阿瑟,面对一同漂洋过海浴血奋战的战友,没有半点怜悯和同情,反而穿上将军礼服,把手一扬,吼道:“我要打断这些人的脊梁骨”。接着,麦克阿瑟指挥他的部队开过来,坦克冒着黑烟从首都的大街上隆隆驶过,骑兵的马蹄声、催泪弹的爆炸声和人群的呼喊声交织在一起,华盛顿上空浓烟滚滚,完全一副大劫难的画面。这里是美国首都,此情此景只有在美国才会发生,参加这次镇压行动的还有当时名不见经传的艾森豪威尔和巴顿。

        在西方,有人把政治一词称之为“冒烟的枪”。臭名昭著的麦卡锡则认为,政治就是一伙人搞垮另一伙人。20世纪30年代,美国的经济危机动摇了许多人的价值观与信仰,对进步思想有了更多的热衷者,一些知识分子积极寻找新的反法西斯力量,使罗斯福总统的顾问和一些“新政”人士对全球出现的新思想和新理念给予了更多的理解,但保守和反对的意识蔓延在一些议员中。于是,美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演了一幕丑剧。1940年美国出台的《斯密斯法》规定,任何用语言和文字颠覆美国政府的行为都要受到惩罚,每个14岁以上的外国人都必须书面表达其政治观点。

        白宫政客们利用不同时机一步步把欧洲和亚洲拖进了战争风暴的中心

        华盛顿发表过著名的《告别演说》,告诫美国人始终坚持中立主义政策,把多发生商务关系避免发生政治关系作为处理国家事务的重要原则,反对美国把命运与欧洲任何一部分的命运纠缠在一起,希望美国表现出尊崇正义和仁爱民族的姿态,给人类做一崇高而稀有的模范。这个演说影响了美国几代人的思想,成为美国对外政策的圣经。

        在美国逐渐强大之后,白宫政客们把自己国父的告诫忘得一干二净,华盛顿除了成为一幅画像挂在墙上受到尊崇外,再也没有影响白宫政客的思想力量。美国逐步把拉美事务当成自己的家事来考虑筹划,实施了一次又一次渗透和颠覆行动。在一次次得手的喜悦中,白宫政客们欲望迅速膨胀,继而利用不同时机一步步把欧洲和亚洲拖进了战争风暴的中心。

        一战和二战,先参战各国人民苦难沉重,而后参战的美国的利益集团大发战争横财,赚得盆满钵满。美国正是在这个时期逐渐取代了英国的经济中心地位。

        在美国对外的历次战争中,除了使用常规武器外,美军还采用卑鄙下作的手段,违反国际公法使用违禁武器。

        1950年代朝鲜半岛的绞杀战期间,美军进行了细菌战,造成了疾病横行。1952年联合国组织英国、法国、巴西和瑞典等多国组成的国际科学委员会,经过周密调查,证实了美军在朝鲜使用违禁武器的事实。

        从1955年到1975年,越南在战火中度过了20年,而美国6任总统指挥过对越战争。美军为了打击越共部队,喷洒以橙剂为主的多种化学落叶剂来破坏其赖以隐蔽的丛林。2006年的一份报道称,几百万越南人受到化学污染的危害,在越南南部一些地区的污染物含量超过了安全标准的10倍。至今,美国还不承认橙剂的危害,更谈不上有忏悔的意思。

        美军在战争中使用违禁武器不仅给别国造成重大伤害,同时也给美军带来了危害。从海湾战争中返回美国的许多士兵出现肌肉疼痛、记忆丧失、呼吸困难和性功能减退等症状,有的士兵家中婴儿有严重的智力缺陷或病症。专家通过研究,把这一病症称之为“海湾战争综合症”,尽管各国对此研究结论不一致,但美军在战争中发射了大量贫铀弹产生的辐射是其重要因素。

        历数美国这些年的所作所为不难看出,白宫政客们总是在害人害己的怪圈中恶性循环。2020年,全球遭遇了百年未有的大疫情。起初,疫情在太平洋西岸肆虐时,美国一些政客或指手画脚,或落井下石。当疫情降临到美国本土时,白宫政客们害怕因自己的“不作为”和“不能为”承担历史责任,于是就转移万夫所指的视线,玩起了甩锅大法,习惯于说谎和欺骗的麦卡锡们又开始在舞台上活跃起来。

        (作者为历史文化学者,代表作《另一半美国史》)

  • 宋代如何治“豆腐渣工程”

        吴钩

        宋代距今已有千年,中间发生无数次天灾与战祸,但有一部分宋朝建筑物存留至今,让今人得以一睹千年前的建筑风采,如建于北宋大中祥符年间的浙江宁波保国寺大殿,建于皇祐年间的河北正定隆兴寺转轮藏殿,建于北宋中期的山西长子县文庙大成殿、重修于崇宁年间的太原晋祠圣母殿;等等。当然,并不是说宋朝就没有“豆腐渣工程”,那个时候肯定也发生过桥梁、城墙、楼房、仓库因建筑质量不过关而突然倒塌之类的事故。不过,为了对付此类“豆腐渣”,宋人发展出一套相当完备的工程质量监控制度。

        《营造法式》相当于给宋朝的公共工程建设制定了一个ISO质量标准

        现在,当人们说起中国古代建筑史时,有一部宋人著作无论如何都是无法绕过去的,那就是成书于北宋元符三年(1100年)的《营造法式》。该书由时任大宋“中央工程院”(将作监)总工程师的李诫编撰而成,并于崇宁二年(1103年)刊行。

        所谓“营造”,是工程建筑的意思,“法式”,即规则、标准的意思。这部《营造法式》实际上就是宋朝的公共工程建设标准,对土石方工程(壕寨)、石方工程(石作)、大型木料工程(大木作)、小型木料工程(小木作)、泥水工程(泥作)、制砖与制瓦工程(砖作、瓦作)、装修工程(雕作、彩画作)等13个工种的选料、规格、设计、施工、流程、质量,都作出了详细的规范。其中木料与砖的规格都实现了模数化。宋朝建筑物的斗拱通常由上千个构件组成,榫卯复杂,必须一一对榫精准;宋朝修建城墙的用砖,往往由不同的窑厂烧制。如果不对木料、砖的尺寸加以标准化,很难想象一项大型工程能够顺利完工。材料的模数化,不但可以大大提高工程建设的效率,还能够保证施工的质量。

        对于建筑物的质量而言,地基是极关键却又容易为人疏忽的一个环节,许多建筑物之所以在地震中倒塌,跟忽略了地基质量不无关系。因此,《营造法式》对修建城墙、房屋的地基建设标准也提出严格规定。

        总而言之,从质量管理的角度来说,《营造法式》的发布,相当于给宋朝的公共工程建设制定了一个ISO质量标准,工匠如果严格按照《营造法式》的要求选料、设计、施工,不难建造出可抗击“××年一遇”地震的工程。宋朝负责工程质量监管的部门,也可以依照《营造法式》的标准,对竣工的公共工程质量进行验收。因此,宋政府对建筑质量不过关的工程,也常常以“不如法”“不中程”来表述,这样的用词表明宋政府已经确立了一套验收工程的国家标准。

        宋政府对公共工程实行“保质期”制度

        上面所说是宋朝工程质量监控体系的其中一项制度:公布“营造法式”,设立公共工程建设标准。此外,宋政府还对公共工程实行“保质期”制度,即工程完工、投入使用后,在若干年限内如果发生破裂、损隳、泄漏、垫陷等质量问题,则追究设计方、施工方与监修者的刑事责任。这个“保质期”一般是五年,重要的工程是八年。

        宋仁宗天圣年间,朝廷听闻各地“修盖舍屋”,“多不牢固”,便要求有关部门加强对工程质量的检测,“添差监官点检,须要牢固”,并重申一道立法:“今后所修舍屋、桥道,旧条:若修后一年垫陷,原修都料(工程设计者)、作头(工头)定罪,止杖一百,二年内减一等;未满三年,又减一等。监修者又减一等。如岁月未久,具名闻奏严断。虽差出改转,及经赦恩,亦仰根逐,劾罪以闻。今差监官点检催促,须是尽料修盖,久远牢壮。今后应修盖舍屋、桥道等才了,书写记号板讫,如修后未五年垫陷,并以前条年分下逐年递减一等断遣,遇赦不原。”

        ——意思是说,房屋、桥梁等公共工程,如果在完工后一年内发生垫陷,负责该工程的设计者与工头,将被处以杖一百的刑罚;如果是二年内发生垫陷,刑罚减一等;以此类推,直至满五年。监修者受到的责罚比设计方、施工方又减一等。这些罪罚不得赦免,即使相关责任人已调离原职位,也不得免于追究。

        另外需要提请注意的是,五年的“工程保质期”只是针对“垫陷”之类的一般性质量问题,并不适用于恶性的建筑事故。如果发生倒塌之类的严重事故,问责将不受五年保质期之限,惩罚无疑也会更加严厉。如宋真宗时,由于对“天雄军修城不谨,战棚圮”事故负有责任,一个叫做贾继勋的官员被开除公职,流放汝州;另外两名官员被削职,发配许州、滑州服役。

        宋政府对所有公共工程建设推行“物勒工名”的制度

        那么新的问题来了:如果一个公共工程在使用多年后才发生事故,宋政府又如何确认当初的设计方、施工方与监修者是哪些人?这个问题不难。因为宋政府还对所有公共工程建设推行“物勒工名”的制度。

        所谓“物勒工名”,是指国家强制工匠在他们制造的器物上刻上自己的名字,一旦发现产品的质量问题,即按名字追溯制造者的责任。据说早在春秋时已经有了“物勒工名”的制度,《吕氏春秋》载,“物勒工名,以考其诚。工有不当,必行其罪,以穷以情。”当时的兵工厂,都要求工匠在所造兵器勒刻名字,作为对兵器质量的担保。宋政府将这一制度应用到工程营造中,景德三年(1006年)六月,由于“近日京中廨宇营造频多,匠人因缘为奸利,其频有完葺,以故全不用心,未久复以损坏”,宋真宗下诏申明一道法令:“自今明行条约,凡有兴作,皆须用功尽料。仍令随处志其修葺年月、使臣工匠姓名,委省司覆验。”即要求以后凡兴建公共工程,必须保证质量,竣工后在所修建筑物找个地方,标明建造的时间、施工的工匠与监工的姓名。现在越来越多的建筑工程也开始标明设计方与承建方的名称,这既是国际通行惯例,也算是对“物勒工名”传统的继承。

        需要说明的是,在宋代,“物勒工名”传统已开始演化成“商标”形态。这是因为,“物勒工名,以考其诚”开始只是强制性的责任认定,但在漫长的演进过程中,它使一部分优秀工匠的名字脱颖而出,成为获得广泛信任的品牌。当品牌形成之后,拥有这一品牌的工匠就会一改被动的“物勒工名”,而主动在自己制造的产品上留下独有的标志,以便跟其他人的同类产品区分开来。于是“商标”便产生了。今天我们从出土的宋代铜镜、银铤以及宋版书籍上,都可以看到制造者留下的标志。这些标志,通常都是工匠出于防伪、宣传品牌之考虑而主动留在产品上的,并不是为了应付官方的强制“勒名”要求。

        各个行会组织通常都会对本行的产品质量提出“行业标准”

        工匠所隶属的行会,也会对工匠的作业流程、产品质量提出规范和要求。宋朝是中国历史上结社很发达的时期,南宋时,杭州的行会多达“四百十四行”,其中工匠所组织起来的行会,又叫做“作”,有“碾玉作、钻卷作、篦刀作、腰带作、金银打作、裹贴作、铺翠作、裱褙作、装銮作、油作、木作、砖瓦作、泥水作、石作、竹作、漆作、钉铰作、箍桶作、裁缝作、修香浇烛作、打纸作”等二十几种。

        出于对行业声誉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理性考虑,各个行会组织通常都会对本行的产品质量提出“行业标准”,比如在北宋汴京,“凡百所卖饮食之人,装鲜净盘合器皿,车檐动使(用具)奇巧,可爱食味和羹,不敢草略。……稍似懈怠,众所不容。”这个“装鲜净盘合器皿”,应该就是汴京的饮食行会制定的“行业标准”,“众所不容”的“众”,非指公众,而是本行行众。清代光绪年间,某地泥作匠行业公所订立行规,其中有一条即规定:“泥墙须包三年,如三年内倒塌者,归泥匠赔修”。加入本行会的所有泥作匠,均须遵守这一条款。我相信宋朝的木作、砖瓦作、泥水作、石作,也有类似的行规。

        讲述至此,我们可以发现,宋朝的工程质量监控制度至少包涵了四个层面:国家制定的工程建设标准;政府强制推行的“物勒工名”制;五年“保质期”制;工匠行会自行订立的“行业标准”。无论是哪一种质量保证举措,即使放到今日社会,也未为过时。

        古代尚未发明钢筋水泥混凝土技术,而且古人习惯使用比石料更容易耗损的土木材料,但是,只要严格把好质量关,古人却能建造出比某些混凝土工程还要耐久的建筑物,其中一些建筑物还经受住千年时光的侵蚀,留存至今日,让人不能不对创造奇迹的先人致以崇高的敬意。

        (作者为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