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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二代新青年”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

        潘维

        中国的“第二代新青年”平视中国以外的世界,不再俯视或仰视

        依中国传统,30年代表“一代人”。因为“新中国”,我国的青年称为“新青年”。五星红旗下出生的“第一代新青年”指的是50后、60后和70后;“第二代新青年”指的是80后、90后和00后。

        新中国的“第一代新青年”与更早的中国革命那代青年一样勇敢、勤奋,是创造中国奇迹的脊梁。然而,源于“冷战”中跌宕起伏的不同个人经历,这代人而今对新中国历史存在认知分歧,对西方的认识也有分歧。

        “第二代新青年”基本没有贫困记忆,在接连不断的中国经济奇迹中长大,形成相似的“三观”。他们一如既往的勇敢、勤奋,但关注的问题与第一代已有天壤之别。他们对所谓“自由世界”与“非自由世界”的“冷战”越来越陌生和冷淡,对冷战对抗的“两分”话语——民主与专制两分、法治与人治两分、市场经济与政府干预两分——越来越厌烦。他们既没有对西方的轻蔑或恐惧,也没有对西方的仇恨或崇拜。他们平视中国以外的世界,不再俯视或仰视,不会因为与西方关系改善而欢呼,也不会因为这关系恶化而惊恐。

        “第二代新青年”在意生态环境,在意性别平等,在意讲话礼貌;他们有能力理解外国语言,努力理解中外历史和文化的差别。他们消息灵通,熟练使用先进技术,搜索和判断信息的能力远超上一代人。他们对技术信息特别敏感,热衷于创造性地运用全人类智慧解决具体问题,特别是如何在国内外市场上赚到钱的问题。他们对自己的世界竞争力很有信心,对国家前途也很有信心。

        “第二代新青年”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将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卓越贡献的一代中国人。

        疫情中的中国“第二代新青年”是志愿者的主力

        我国正在经历一场惊心动魄的新冠肺炎疫情阻击战。一度,我国中老年人普遍面临生命威胁,经济和社会生活面临严峻考验。技术封锁、贸易脱钩,一个个欺负中国的“法案”在美国国会被“全票通过”。疫情过后,我国还可能面临更严峻的国际局面。

        在这次大灾难里,如同以往所有战争一样,我国抗疫战的主力军是青年,是我国的新青年。“第二代新青年”大多是独生子女,曾被视为“小太阳、娇宠的一代、垮掉的一代”。但在此次战疫中,他们挺身而出,继承“老吾老、幼吾幼”的中国社会传统,扶老携幼、奋勇接力向前。他们用行动宣布,他们已经是新时代中国的主人翁。

        青年出色,我国的前途就充满希望。“第二代新青年”们充满青春活力却带头禁足,帮助老人们戴上口罩。他们热情洋溢地向全民普及先进科学知识,阻止谣言传播。他们积极寻求解决具体难题的先进技术方案。他们是志愿者的主力,在全国每个禁足社区值守和运送生活物资。年轻的医护人员从全国各地冒险逆行,赶往武汉和湖北,阻击病毒传播,拼全力救助患者。难忘那位大连的公司白领“小强”,去长沙出差却被阴差阳错地“留”在武汉。他没抱怨,跑去一家医院当起了清运医疗垃圾的志愿者,“一个月里做完了二十年的家务”。难忘那位湖北公安县的女青年甘如意,探假期间武汉封城,她骑了四天三夜的自行车回到汉口,履行医院检验技师职责。青年们服从指挥,并相信我党一心为民,坚信全民同心,我国一定能够战胜疫情。后来证明,我国新青年的立场和判断是正确的。

        (作者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 实打实地推进乡村振兴

        刘守英

        我们过去一直以为,只要大量农民工可以去沿海地区打工,能就业,能有工资收入,有钱带着回老家就可以了。这一套城乡模式是候鸟式的。这次疫情冲击的中心,湖北的农民就业去处主要在哪里?在珠三角、长三角。中西部地区农民的就业机会也是在沿海、各省省会。农民的就业、收入、生活来源,和他作为归宿的乡村是隔离的。两者分离在常规年份问题不显,当疫情来了以后,封城封省的结果就是把农民就业的机会堵住了,把原来流入地区的劳动力堵住了。

        在我看来,背后实质是城乡关系问题,最后农民的归宿还是回到乡村,城市长期以来不让他们落户,没有解决他们基本的居住问题、公共服务的提供问题、在城市权利的问题,这是城乡关系里面最值得反思的一件事。我们一直把它当成一个低成本的城市化方式,这次冲击反映出,这种模式的成本是不低的。所以这次疫情的最大教训是,我们一定要认真反思疫情冲击暴露出的已有体制问题。

        一定不要把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当作一般的外生冲击,简单采用刺激政策。我们所有的救助方式一定要落到最需要的群体上。当前,与其采取一些短期经济刺激的办法,还不如找新的经济发展机会去发力。

        第一,这次疫情以后,我们要思考的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未来的农民到底往哪儿放的问题。一定要加快解决农民工在城市的落地和城市权利问题,不能再让农民家庭成员之间分离,农民的职住生活分离。另外,他们基本的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和教育权利仍继续游离在整个城市化进程和体制之外,这是要补的最大短板。要反对的一种主张是,让农民返回去,让他们回去种粮食种地。一定要改变原来农民候鸟式、两栖化的模式。这个政策如果得到调整,中国的城乡关系就会得到重大改变。要把原来农民工只是在城市找就业机会的观念改正,真正让他们举家在城市落地,解决他们孩子的教育问题,解决公共服务提供问题,解决他们的职住和家庭问题。

        第二,要给乡村发展机会。在城市化进程中,我们还有广大的乡村空间。乡村空间可以提高人的生活质量,可以解决人的就业和生活的平衡。但是,乡村产业目前没有发展的空间,乡村产业被极其窄化,这导致乡村衰败。所以,我们一定要考虑乡村振兴如何实打实地推进。实打实地推进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乡村的产业一定要有回报。为什么要素只往城市,不往农村走?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乡村产业的回报低,报酬低,资本、人力就不往农村去配置。要解决乡村产业的回报问题,就要提高乡村产业科技含量,要素组合和配置效率提高,回报率就会上升,乡村产业跟城市产业就一样具有竞争力了,资本就愿意到乡村去。

        二是让整个要素在城乡之间流通,这样资本就会下乡,高素质的人力资本就会往乡村走,土地资源使用在乡村才有回报。城乡之间要素打通以后,乡村和城市之间的发展才能平衡。

        三是对乡村老人的救助。这是我们在这次疫情之后要尽快解决的。我们原来一直讲是留守儿童,留守儿童现在已经有所变化。现在年轻夫妇去城市,一般孩子跟着去城市,孩子回去也是在当地的县城读书。所以现在农村最困难的群体就是乡村的老人,心理、生理、收入等都处于被忽略的状态。对乡村老人的救助,他们的归宿、基本保障,应该是我们发展的重点。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经济学院教授)

  • 积极审慎降低未成年人刑责年龄起点

        刘武俊

        编辑同志:

        您好!近日有全国人大代表建议,以修正案的形式对刑法第十七条第二、三款作出修改,调整我国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的起点,从原来的十四周岁下调为十三周岁。我还注意到,此前也有人大代表建议下调至12周岁。请问:当前刑法相关规定对惩罚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作用有多大?是否到了降低未成年人刑责年龄起点的时机?降低刑责年龄与保护未成年人权益有矛盾吗?可否请专家给予解答。谢谢!

        朝阳区读者 王鹏

        当前,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问题已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处理这类问题本应保护与惩处并重,但在实践中往往庇护有余甚至有姑息放纵之嫌而惩处训诫不足。为了避免未成年人保护法沦为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保护法,有必要高度重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行政拘留乃至适当降低刑责年龄问题,真正实现保护与惩处并重。

        现行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对于“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和“已满十六周岁不满十八周岁,初次违反治安管理的”未成年人,在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时,依照本法应当给予行政拘留处罚的,不执行行政拘留处罚。这一规定的初衷是保护未成年人,避免行政拘留造成其身心伤害。但是,现实中往往对年满14周岁的未成年违法人一放了之,没有后续管束和帮教,也就没有震慑。实际上,很多一放了之的未成年违法人的心理行为偏常问题并没有解决,往往会一犯再犯,甚至走上犯罪的道路。一些未成年人甚至以自己不满16周岁为由,称法律拿自己没办法,不用坐牢,有恃无恐。可以预言,如降低行政拘留年龄下限,可以对包括校园欺凌行为在内的违法行为起到实际有效的惩戒作用,让违法行为付出应有的代价。

        当然,由于行政拘留期限短,可能无法解决未成年人原本存在的心理行为偏常,消除其诱因,难以从根本上预防再次违法或犯罪。但是,若不实际执行行政拘留,则难以彰显对违法行为的惩处原则,难以树立法律法规的权威。建议在对治安管理处罚法进行修改时,可以考虑将帮教措施写入其中。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近年来不断有专家学者和人大代表呼吁适当降低最低刑事责任年龄。我国法律规定,14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犯罪不负刑事责任。《刑法》第十七条对刑事责任年龄规定:“已满十六周岁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现实中,确有少数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实施手段残忍、后果严重、影响恶劣凶残的犯罪却因未达最低刑事责任年龄而没有得到实际刑事处罚。对手段恶劣、影响恶劣的违法犯罪未成年人因年龄不足而从轻处罚甚至免责,从一定意义上讲的确有放纵犯罪之嫌,达不到对更多守法未成年人保护的目的。尽管适当降低最低刑事责任年龄涉及到刑法的修改,已经超出未成年人保护法的范畴,但现行未成年人保护法的大修不能再无视民意和舆论对未成年人保护法沦为“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保护法”的担忧和质疑。

        从世界范围来看,目前关于最低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瑞士、新加坡为7岁,墨西哥、菲律宾为9岁,英国为10岁,土耳其、荷兰为12岁,以色列、法国为13岁。在我国,现在未成年人心智思想和身体生理都普遍早熟,12岁和13岁的少年已具备相当强的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已能够理解其实施行为的性质和意义。有关部门应该综合考虑普遍早熟和主观恶性、恶劣程度、社会影响,特别是认真回应广泛的民意,尽快适当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建议将我国刑法所规定的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下限降低到12周岁。调整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为12周岁到14周岁,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只对性质极其恶劣的犯罪行为承担刑事责任;调整完全负刑事责任年龄为14周岁。

        除从最低刑责年龄上修改相关法律法规外,对未成年人犯罪的事后监管也极其重要。应建立长期追踪机制,司法工作人员要定期及时进行后续跟踪教育,避免因案发后教育不到位而再次误入歧途的情况发生;还应加强社区性保护处分的多样化,包括禁止令、训诫、社会服务令等措施,以期达到对未成年人严重不良行为的矫治与犯罪行为的预防。

        立法既要审慎理性,也要充分吸纳民意,与时俱进;既要认真研究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专家学者等群体的意见建议,也要认真对待广大网民和普通民众朴素的见解,从而真正坚持保护与惩处并重的原则,真正实现未成年保护的“良法善治”。

        (作者为司法部《中国司法》杂志总编辑、研究员)

  • 提高家庭金融安全性

        张冀

        家庭金融风险是金融风险的组成部分,也需要防范和化解

        《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19》指出,我国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攻坚战已取得良好开局,但金融风险正在呈现新的特点并逐渐传导至家庭。家庭金融风险是经济发展和金融稳定的先行性指标,也是我国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尤其是金融风险的重要组成部分。家庭不仅需要面对宏观经济下行压力下的同质性风险,还需要应对死亡、疾病、负债、资产配置不合理等异质性风险,这些风险通过现金流缺口以及偿付能力下降影响家庭金融安全。

        家庭金融安全不仅反映在家庭风险大小上,更体现在家庭应对风险的能力上。长期以来,储蓄是我国家庭应对风险的主要财务工具,但储蓄还不足以应对家庭所有风险,因为我国家庭储蓄不仅要预防未来不确定性支出,如疾病、养老等,还要应对未来的确定性支出,如子女教育、购房等,因此,更应该关注家庭应对风险冲击的能力,即使遭受较大风险冲击,只要家庭应对能力高,就可以降低金融脆弱性程度。反之,如果家庭应对风险能力不足,即使较小风险也会造成较大影响。

        提高家庭金融安全性,需要做到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强化应对能力、引导预期

        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保障和改善民生要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提高家庭金融安全性就是这一要求的具体表现形式,需要做到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强化应对能力、引导预期。

        要坚守保障底线,完善各种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及制度间的衔接,提高家庭应对风险冲击的能力。将城镇职工最低工资制度化、社会救助、社会保险、大病医疗纳入到一个管理体系中,既能精准化解家庭金融风险,又能避免多头管理产生的制度成本,提高家庭金融安全底线。加大社保基金的入市规模,提高个人账户收益率。坚持精准扶贫,既要提高贫困家庭的收入,打赢扶贫攻坚战,又要提高贫困家庭应对风险冲击能力,避免重新陷入贫困。

        要突出重点,优化家庭收入结构。目前我国家庭收入来源主要是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经营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而工资性收入占比过高,这种收入结构的失衡容易形成对工资性收入的过度依赖,造成家庭金融风险的高度集中。其中,工资性收入与宏观经济相关,因此毫不动摇发展经济是根本。据调查,当经济增速达到6.5%时,家庭金融风险降低20%,表明家庭从经济增长中获得的经济红利增加,尤其是低收入家庭的家庭金融安全性显著提高30%。但也要看到,我国家庭收入结构并不合理,家庭对工资性收入的依赖程度过大,尤其是中、低收入家庭。研究表明,收入结构的差异对家庭金融安全的提高作用不同。其中,工资性收入对家庭金融安全性的提高作用呈倒U形,当工资性收入占总收入之比达到50%时,家庭金融安全性最高。因此,家庭收入的多元化有助于提高偿付能力和降低家庭金融脆弱性。在目前工资性收入增速放缓情况下,提高财产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可以有效提高家庭金融安全性。具体而言,完善和健全农村土地流转制度,让一部分农民放弃土地经营权后可以安心从事二、三产业,获得工资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而另一部分农民可以扩大土地经营规模,获得经营性收入。继续提高营商环境,创新政府服务模式、构建政商平台、保持信息通畅。完善资本市场基础设施建设,强化监管,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完善交易制度,防范金融市场异常波动和共振,让家庭投资者从资本市场获得相对稳定资本收入。继续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提高转移性收入的力度。

        要强化家庭应对能力,降低家庭金融风险。偿付能力反映了家庭遭受负向冲击时利用家庭流动性资产(包括储蓄和金融资产)维持现有生活水平的时间。研究表明,我国家庭平均偿付能力为3年,其中,影响偿付能力最大的因素是医疗支出和负债支出。因此,一方面持有更多的保障型金融工具,如保险、稳健性基金,提高应对能力,尤其是加速保障型商业保险的税收递延试点工作,尽快覆盖全国,鼓励家庭持有更多的保障型商业保险产品,不仅能提高家庭金融安全性,也有利于增加家庭服务性消费倾向,改善消费结构,升级家庭消费;另一方面,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通过差异化信贷政策以及公租房制度,保持房价的稳定性,避免房价降幅太大造成的家庭财富损失,又可以避免房价过高带来的财务压力。

        要引导预期,将较高的风险意识转化为较理性的资产配置行为。我国家庭在面对高收益金融产品时,过分重视投资回报率,忽视潜在的风险损失,直接投资股市比例过多,偏好P2P等互联网金融产品。这表明,尽管我国家庭本身具有较高风险意识,但家庭金融素养不足。家庭金融素养是我国普惠金融的重要内容,是一种能综合反映家庭的金融知识库存、风险意识、应对风险及投资行为的能力,并不能靠简单的家庭受教育程度来衡量。良好的金融素养有助于家庭做出更为合理的金融决策,避免盲目参与资本市场,提高金融决策效率。有研究表明,尽管金融知识有助于家庭了解金融产品的特点,降低家庭金融脆弱性,但持有保障型金融工具(如商业保险)以及丰富的投资经验对家庭金融风险的降低作用远远大于仅有金融理论知识的作用。因此,要加大家庭金融素养普及化、常态化和评估机制制度化,积极引导家庭间接参与资本市场,避免由于金融素养不足而面临更大直接冲击。定期开展包含家庭金融素养在内的全国或地区性的普查和跟踪调查,构建高质量的微观家庭数据库,为学术研究提供更为科学的研究基础,也为政策制定和调整提供立论依据。

        (作者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对外开放研究院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