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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新五化”: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引擎

        鄢一龙

        “新五化”将逐步替代“老五化”成为中国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中国经济巨轮已经驶入了一个惊涛骇浪的航道,我们面临着改革开放以来最严峻的经济形势,一季度经济增长率同比下降6.8%,湖北省同比下降39.2%,国内疫情虽然基本上得到有效控制,但是仍然处于一个常态化的控制过程中,经济活动并未完全恢复。从外部环境看,全球疫情大流行还不知道何时结束,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可能进一步恶化,政府、企业、个体都承载着经济下行带来的前所未有的压力。

        中国仍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主要经济体之一,2015-2018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30%。更为重要的是,近年来中国经济巨轮正发生着从高速度向高质量的脱胎换骨转变,中国经济巨轮运行更加平稳、运行质量提高,高质量发展仍然是“十四五”时期的中国发展主题,中国经济的发展从简单的规模扩张,转向更注重质量、效率、效益、效能的发展。

        中国的经济动能近几年已经发生了深刻的转变,新冠疫情无疑将大大加速这种转变,中国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市场化、国际化的“老五化”推动,转变为主要依靠数字与智能化、产业体系现代化、城市群与城乡一体化、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新型全球化的“新五化”推动,“新五化”已经逐步替代“老五化”成为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引擎,同时也是中国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怎样看“新五化”的推动作用

        我们要看到危与机的辩证法,看到危险中蕴藏着巨大机遇,转危为机,化危为机,搭上“新五化”时代快车,促进“新五化”蓬勃壮大,为中国经济别开生面,为中国经济创造更美好的未来。

        第一大新引擎是数字化智能化。以数字化与智能化为核心特征的第四次产业革命浪潮将取代以信息化为主要特征的第三次产业革命浪潮,成为中国发展的最大发动机。历史上世界大国崛起的关键因素在于掌握了新兴产业革命的领导权,与前几次产业革命边缘化、跟随者的角色不同,中国已经成为第四次产业革命领导者、推动者之一。

        我们还处于第四次产业革命的初期阶段,新冠疫情无疑大大加速了第四次产业革命的进程。它将带来人类生产与生活方式的巨变,其深度与广度超过了之前的产业革命,将释放前所未有的动能,推动生产力发展跃上新的台阶。

        第四次产业革命带来的是新基建、新投资、新消费的经济发展机遇。新基建重点在于为第四次产业革命构建基础设施,包括构建各种类型智能终端、构建5G等通讯基础设施,构建城市大脑、行业大脑、国家大脑、数据存储中心、超级计算设施等智能中枢设施。新投资指第四次产业革命孕育着巨大的产业投资机会,这是一个席卷商业部门、生活服务业部门、生产服务业部门、工业部门、农业部门、交通部门、社会治理部门等,贯穿生产、配送、消费整个链条的数字化、智能化过程,而且随着新技术的迭代涌现,将不断创造出新的投资风口。新消费是指第四次产业革命将带来新的消费方式变革,抖音、快手等短视频软件的风靡,实际上已经带动传统电商进入了内容电商时代,而随着5G、人工智能与物联网的结合,将推动人们在线消费的升级,人们的衣食住行游娱学消费方式都会发生重大变革。

        第二大引擎是产业体系现代化。产业体系现代化已经取代工业化成为中国产业发展新趋势,为中国发展注入产业新动能。中国已经由工业主导转变为服务业主导。2018年服务业增加值比重达到了52.2%,对经济增长贡献率接近60%。数字经济、智能制造蓬勃发展,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正成为国民经济的新支柱。经济增长由主要靠投资驱动转向主要靠创新驱动,全员劳动生产率由2015年的8.9万元/人提高到2018年的10.7万元/人,2019年中国PCT专利申请5.9万件,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从中国制造转向中国创造、中国品质、中国品牌,2017年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额相当于美国的4.58倍。

        中国将实现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服务业现代化,向高质量、高效率、高效益、高增加值的现代产业体系转型,完善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构建三次产业结构协调,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相结合,实物经济与数字经济融合共生的现代产业体系。

        第三大引擎是城市群与城乡一体化。城市群与城乡一体化将逐步取代城市化成为中国城乡结构转型的新趋势,为中国发展注入转型新动能。2019年我国的城镇化率已经超过60%,城镇居民户均住房1.5套,中国已经基本上过了摊大饼式的城镇扩张阶段,而城市之间进一步整合形成不同区域互补、竞争优势更为凸显的城市群,将成为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一盘大棋局,中国将建设城市定位优势互补、产业分工协作、基础设施一体化、公共服务均等化、通勤同城化的现代化都市圈。农村广阔天地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新蓝海,城乡一体化过程将加速推进,中国将推动现代化城市与现代化乡村比翼齐飞,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促进城乡要素自由双向流动,推动形成城乡互补、全面融合的新态势。

        第四大引擎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将包括并取代市场化,为中国发展提供新制度供给,注入新制度红利。通过实施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规划,“四梁八柱”改革的全面展开,推动国家治理体系的完善与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形成更具静态效率与适应性效率的中国制度体系,将制度优势进一步转化为治理效能。我们不但进一步发挥市场经济的优势,更重要的是需要进一步发挥社会主义优势,以避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普遍面临的危机,创造比西方国家更快、更可持续的增长。

        第五大引擎是新型全球化。中国作为主动推动者的新型全球化将逐步替代简单融入世界的国际化并为新大势,为中国发展注入全球新动能。旧的全球化无疑正在走向衰亡,冷战结束以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一体化过程正在断裂,美国霸权加速衰弱,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正在加速衰弱,通过融入旧的全球体系能获得的全球化红利将越来越少,外需市场不确定性进一步加强,各国产业链本国化的呼声会越来越强烈,美国对中国的遏制会进一步加码。

        倡导追求共同发展、普遍安全、更加均衡的全球化

        人类不可能再退回到各自为战的孤立城堡,在经历一段时期混乱与失序之后,人类需要直面因全球联系中断,全球信任赤字而带来的全球化重建问题,各国都面临着严峻的困难与挑战,只有团结协作才能共同迎来光明的未来。中国需要积极发挥领导力,引领推动新一轮全球化。不同于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新型全球化将是追求共同发展、普遍安全、不同文明之间相互尊重、发展广泛的地缘政治经济伙伴关系、以人民为中心、更加均衡的全球化,这才是21世纪人类进步的光明大道。中国通过布局国内国际两个生产、两个市场,推动国内国际全球经济大循环,不但为中国产业发展提供了巨大空间,也为全球提供了巨大的中国机遇,实现中国与世界的互利共赢。

        (作者为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副院长、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 “像重视耕地一样重视水面的利用”

        新中国渔业一度处于“可有可无”的副业地位,普通老百姓经常“食无鱼”。1978年,人民日报社论发出了保障水产品供给、解决“吃鱼难”问题的信号。198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像重视耕地一样重视水面的利用”。在向小康社会迈进中,从上世纪80年代末起,我国解决了城乡居民“吃鱼难”问题,至今保持了国内水产品市场的长期稳定繁荣,有效改善了城乡居民营养膳食结构。图为我国繁忙的渔业码头景象。(唐雯)  

  • 流行病学曲线决定经济复苏轨迹

        蔡昉

        经济史上充满了经济衰退、金融危机以及疫情大流行造成的经济灾难,这些事件也成为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的长期热门话题,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成为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孵化器或催生剂。人们习惯于说:千万不要浪费掉一次经济危机。意思是说,由不同起因导致、后果严重程度不一的各种经济衰退和经济危机,终究造成人们不希望看到的或大或小对国家经济和人民生计的伤害,如果不能最大限度地从惨痛经历中汲取教训,这些代价就白白付出了。

        从世界范围看,这场新冠病毒疫情还远远不会完结,因此,我们目前的任务尚不是对之做出总结或者进行反思,而应该从某些角度提出有关问题进行思考,既讨论不同冲击事件之间所具有的共同点(“一样”),也讨论各次冲击之间不尽相同(“不一样”)的地方。

        新冠病毒疫情发展的特点和方向,决定经济复苏的时间、方式、路径和效果。因此需要依据事件发展的进程和顺序,按照宏观政策的类型和手段特点,选择恰当的出台时机。在疫情发生的早期,流行病学倒V字形曲线处于峰值前的上升阶段,为了控制疫情大范围传播,最重要的任务莫过于实施严格的防控措施,包括封城、隔离、取消聚集活动等等,这时不可避免要减少甚至遏止经济活动。而在疫情发展达到峰值之后,倒V字形曲线进入下行阶段,在疫情传播确保可以得到控制的情况下,经济复苏便居于更高的优先序。相应地,宏观经济政策以及其他政策手段也受这个特点的影响,需要选择恰当的时机依次出台,否则不能取得预期的成效。

        例如,旨在刺激居民消费特别是鼓励补偿性消费的政策,在社会尚处于隔离状态时就不能产生预期效果;旨在保持必要且充分流动性的货币政策,可能在不同阶段都是需要的,但是应该与每个时点的主要政策目标相适应,而不应成为一个独立的目标;旨在恢复和刺激投资的宏观经济政策,也不能实施于全社会普遍隔离期间及经济活动开始恢复之前;至于保障居民基本生活的社会托底政策,从一开始便不能缺位,应该以各种形式贯穿于疫情发展及其经济冲击的始终。

        疫情防控与恢复经济活动都是不得不为的硬要求,必须科学处理两者之间存在的取舍权衡和两难决策。虽然新冠病毒性肺炎死亡率低,但是,也正是这个特点使其流传速度快,最终以感染人数巨大而造成生命健康的损失。因此,以全社会动员的方式实行严格防控措施,是不可避免的,也是中国为世界贡献的一个经验,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硬道理。与此同时,在疫情得到总体控制的条件下,及早复工复产也是头等大事,同样是颠扑不破的硬道理。然而,两个硬道理之间的确存在着取舍权衡因而两难抉择的关系。

        总体来看,新冠疫情的全球流行病学曲线,没有像中国那样形成一个倒V字形轨迹,而是在高点上稳定下来,虽然不再持续攀升,也未能很快下降,预计将是一个较长时间处于顶部的情形,形成一个拉长的倒U字形轨迹。实际上,全球新冠病毒的流行病学曲线既具有倒U字形的形状,也显现出明显的倒W字形趋势。相应地,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经济复苏过程中还可能经历W字形的轨迹,甚至,人类很可能将与这个病毒的流行长期打交道,因此,根据中国应对疫情的成功经验和遭遇过的两难处境,可以把这种空间与时间分离的双轨制过渡模型,进一步扩展为时间和空间并行的更新版本,可以在具备必要的检测和收治等条件的情况下酌情实施。

        这个版本的模型有以下几个关键步骤。第一,在具备一系列基本条件的情况下,对于敏感人群尽可能做到全面检测,以便分期分批地把检测后的人群分为两组——安全组和风险组。第二,在确保两组人群充分隔绝因而不发生相互交叉的情况下,让安全组人群随即进入复工状态,同时对风险组人群继续隔离并进行连续排查。第三,随着检测和收治的覆盖面越来越大,安全组人数的比重逐步扩大,风险组人数相应缩小,双轨制加快向安全的单轨过渡。通过采取这种过渡办法,防控隔离与复工复产之间的时间差便可以实现最小化。

        这次新冠病毒疫情大流行及其造成对全球的经济冲击,与历史上的疫情大流行、经济衰退和其他危机事件有着诸多的相似性。例如,疫情本身的不确定性和信息的不充分性、政府对形势的判断不及时致使决策失当、当事人推卸责任的“甩锅”举动、事件导致的市场震荡和经济复苏的徘徊踟蹰等等,都是经济史上耳熟能详的情景。

        同时,此次疫情事件也有诸多独特之处。除了新冠病毒本身演化显现出极端“狡猾”的特点及其造成疫情传播方式的特殊性之外,更重要的是,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已经占有极大的比重,对世界经济的增长贡献独一无二,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供应链占据了中枢地位,中国经济增长正在进行动能的转换,以及世界处于更高全球化阶段的同时,逆全球化暗流也被推向高潮等等,都对中国和世界应对这场经济冲击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此外,这次疫情及经济影响事件的发生及在演变过程中,也暴露出一系列在常态条件下被忽视的问题。例如,公共卫生应急响应体系、全球化条件下国家之间协同合作、紧急物资的储备和调运、制造业供应链的维护与修复等等,都在疫情事件中遭到严峻的挑战。正因为如此,经济学家需要进行更深刻的思考,以便提出对解决所面临各种困境的对策建议,同时能够未雨绸缪预见将来。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学部委员)

        本版供图:古然  

  • 大国要前瞻、主动地塑造时代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研究员杨洁勉在《国际展望》撰文指出:

        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世界形势也正在并将继续发生深刻的变化,国际社会特别是大国在国际形势百年巨变前期以及迎接时代演变的关键时刻,亟须重新审视历史经验教训,进行符合世情和国情的国家再定位。

        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时期,大国的相互定位具有动态发展的特点。一方面,美国在全球事务中自诩代表自由民主,但多数国家认为其霸凌欺人,例如,美国是西方的领袖,但德、法等国认为其导致了“西方的缺失”。另一方面,中、美、俄的大国相互定位也发生重要变化,战略竞争性不断加强,一些地区大国也因此而调整了相应的国家定位。在当代大国中,发达大国的相互定位虽有变化但相对稳定,发展中大国的相互定位变数较多。“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本身存在着政治多元化和发展模式多样化的现实差异,今后很长时间内将无法形成具有政治凝聚力和战略互信的政治集团。”

        大国要前瞻、主动地塑造时代。塑造新时代要有先进、前沿的思想理论,代表新兴和进步力量的发展中大国需要主动承担起与新时代相适应的思想理论建设任务。塑造新时代还要有新制度的保障,其中最主要的是在建章立制中充分体现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大国还要加强东西和南北的沟通、对话和协调,努力避免出现两相对立的机制,从而更加有效地回答乃至解决时代的命题。(宋清华)  

  • “精准扶贫”应相应升级

        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唐任伍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撰文指出:2020年后中国消除了绝对贫困,进入了相对贫困治理阶段。后“精准扶贫”时代贫困出现转型,呈现出若干新特点:

        一是生存性贫困向发展性贫困转型。生活资料匮乏、难以满足基本生存需要的生存型贫困,通过“两不愁三保障”的精准扶贫,2020年将实现全部脱贫,生存和温饱已经不是衡量是否贫困的绝对标准,持续发展成为衡量贫困与否的重要准则。需求五层次理论中的较低层次的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基本得到满足,社会需要、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的需求成为最迫切的需求,后精准扶贫时代面对的主要是发展性贫困。

        二是收入型贫困向消费型贫困转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农村居民的收入大幅提升,基本生存问题解决,对生活品质和生活质量的追求更高,消费需求多样化,消费品质高端化,对服务性消费的需求增大,农村居民迫切需要改善生活质量,再加上农村交通设施日益完善,信息交流日益便捷,人口流动性增加,人们的消费习惯和消费观念产生巨大变化,消费的即时性和非理性问题凸显,伴随有效供给不足及供给方式落后,使得消费型贫困现象凸显。

        三是原发性贫困向次生性贫困转型。原发性贫困是最初的、最早的贫困,次生性贫困则是二次生成的、派生的贫困。例如,异地搬迁集中安置的农民,在失去土地或者安置点远离劳作地点后找不到新的工作,失去收入来源导致生活水平低于其他同类人群,或者一些暂时脱贫的人口由于资产的缺乏和社会保障的强度不高不足以抵御风险,在疾病、自然灾害和教育等其他风险下致贫,这些次生性贫困成为原发性贫困解决后衍生出的一些新型贫困,具有隐蔽性等特点,给后精准扶贫时代的贫困治理带来新的挑战。

        四是农村贫困向城市贫困转移。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大量人口从农村向特色小镇和城市转移,但转移的这批人受到文化水平和工作技能的限制、城乡二元制度的惯性硬约束以及转移人口自身的思维、意识形态等方面的软约束,导致他们难以真正融入城市的主流,阶层隔离现象将逐渐显现,“候鸟式”“钟摆式”的新市民成为最脆弱的一群,他们收入不稳定,劳动风险大,精神上无所寄托,从前的绝对贫困者现在以相对贫困者的新形态转移到城市,成为城市的新贫困者。

        (左明仁)  

  • 疫情下对“生命政治”的反思

        近日,北京师范大学北京文化发展研究院主办“非常状态下的生命政治反思”网络学术会议,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科院、复旦大学等院校的学界名家,围绕“生命政治”这一核心问题展开探讨。

        学者指出,此次疫情的冲击必然引发人们对既有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批判性反思与探索性重构。需求侧的消费态度、价值追求改变或成为未来趋势。有学者将疾病纳入政治范畴进行思考,实际上是对正义、秩序、权力等传统政治问题的重要补充。有学者探讨了“防疫常态化”所产生的现实影响及对生命政治理论的冲击。学者还认为,风险全球化可能使人的生命意识走向两极,一是促进“类生命”意识的觉醒,进一步推动全球化。二是激发“族群生命”意识的生长,形成逆全球化的效应。还有学者强调,通过对疫情的回望和反思,“生命政治”应该以现代文明为取向,以最本真的个体生命为基础。

        (曹夏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