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时新闻

  • 打破妖魔化污名化铁幕

        张俊国

        国民党蒋介石集团自从建立南京国民政府以后,便实行严厉的宣传封锁政策,把各党各派各阶层的政治声音压制到最低点,对共产党进行了歪曲的宣传及宣传的限制,以期造成一党独尊、一己独大的局面。

        就对共产党的歪曲宣传而言,国民党可谓无所不用其极。在国民党当局的眼里,共产党及其领导之下的人民武装力量就是“贿赂”“侵吞公款”“焚烧”“奸淫”“杀戮”“卖淫”“吸毒”“高利贷”“赤匪”“共产共妻”等的代名词。当时,有人曾经发出过这样的感慨:全世界人民都对“红色中国的情况”充满着神秘感。可以想象出来,在国民党这样大肆歪曲宣传的情况之下,对于红色中国的状况,不用说西方人知之甚少,就连很多中国人恐怕也知之不多。

        1945年4月,毛泽东在作《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之时,针对国民党的新闻封锁以及外界并不了解这一问题的实际情况所造成的种种误解,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对此问题的基本观点与政策。他指出,“在国民党统治区,在国外,由于国民党政府的封锁政策,很多人被蒙住了眼睛。在一九四四年中外新闻记者参观团来到中国解放区以前,那里的许多人对于解放区几乎是什么也不知道的。国民党政府非常害怕解放区的真实情况泄露出去,所以在一九四四年的一次新闻记者团回去之后,立即将大门堵上,不许一个新闻记者再来解放区。对于国民党区域的真相,国民党政府也是同样地加以封锁。因此,我感到我们有责任将‘两个区域’的真相尽可能使人们弄清楚。”

        针对国民党的歪曲宣传及宣传限制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在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迫于战争环境的残酷以及开创立身之本的革命根据地的迫切需要,虽然也认识到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歪曲宣传和宣传限制问题,但并没有采取相应的措施。到了抗日战争时期,面对“国民党政府的封锁政策,很多人被蒙住了眼睛”的状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认为必须采取有效的办法,以挽救党在国统区、在国外由于国民党的歪曲宣传及宣传限制所造成的诸多不良影响。

        毛泽东曾形象地称知识分子的一支笔堪比“三千毛瑟精兵”。延安时期,党充分利用《新华日报》这样的宣传平台,一方面不断加大对党的宣言、党的决议案、党的告民众书以及八路军、新四军开展抗日战争所取得的战绩的宣传力度,并将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的重要文章、各抗日根据地的建设成就、陕甘宁边区和晋察冀边区政府所施行的德政、抗日军政大学与陕北公学等学校教育的进步事迹等在该报尽量发表,另一方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与行径、英美等国实行的“东方慕尼黑”阴谋以及国民党保甲制度施行的黑暗、国统区青年运动垄断的不公、抗战书报禁止之无谓、救亡团体封闭之失策和国民党政府与军队内幕之黑暗、军队中下级军官枪毙壮丁、某些地方政府屠杀抗日分子等尽情予以揭露。这对读者辨别是非,判断国民党、共产党孰好孰坏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除此之外,《新华日报》还针对国民党的宣传限制政策,探索了各种行之有效的斗争策略。一方面采用多种增强宣传效果的方法,包括重复宣传,加深读者印象;利用中央社的“权威”,以求“客观”效果;与其它报纸配合;巧设修辞,另一方面则想出种种对付检查的办法,包括推迟送检、暴检(包括留白、开天窗、直接刊登启事)、不遵检、不送检、暗度陈仓、制造新闻检查机关间的矛盾等。

        改变对美英等西方国家记者的态度

        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党已经认识到打破国民党对共产党新闻封锁和歪曲宣传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党认为,在国民党对共产党新闻封锁和歪曲宣传的背景之下,中国共产党要想树立起自己正面的国际形象,就必须尽快物色一些有正义感、可以信赖的外国人来到边区进行采访和报道,以使自己的政治主张和各项政策通过这样的外国记者的努力宣告于世。

        在这样的思路指导之下,中共中央于1936年春天通过上海地下党准备找到这样一位理想的外国人。最后经过宋庆龄的努力和协调,选定了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为最佳人选。埃德加·斯诺于1936年7月到达陕北保安和陕甘宁边区。在这里,他进行了为期4个月的访问,不仅对中国共产党的政党性质、宗旨、奋斗目标等进行了深入的了解,也对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军队将领等的个人经历及在党内的地位与作用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考察,更与陕甘宁边区的普通民众进行了密切的接触。采访结束以后,他将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写成了《红星照耀中国》(原名《西行漫记》),一开篇就指出:“在世界各国中,恐怕没有比红色中国的情况是更大的谜,更混乱的传说了。”第一次将中国共产党和红色政权的真相介绍给全世界渴望了解中国共产党人及其活动的人们。

        正当人们对中国共产党有所了解和有所感悟之时,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埃德加·斯诺于1939年10月21日在英国《每日先驱报》上发表了他与毛泽东的谈话。共产国际主要负责人季米特洛夫看到后,直接致电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询问此事,并提醒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今后最好“不要再向外国记者发表”类似这样的谈话。因为一些西方记者往往会利用这样的谈话内容对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国进行肆意的歪曲或者挑衅。他还指示中共中央对于这样的挑衅必须予以揭露和批判。中国共产党在一段时间之内,采取了对英美等西方国家记者比较冷淡甚至敌视的态度。

        到了1940年,党根据世界各大国关系变动的新特点,明确提出了“坚持独立战争和自力更生的原则下尽可能地利用外援”的对外政策。根据这项政策,中共中央在1940年12月25日发出的内部指示中提出,对接洽来访的英美记者应该采取比较欢迎与热忱招待的态度对待之,不要再像以前那样采取比较冷淡的或者不合理的态度。正是在对美英等西方国家记者态度改变的前提之下,中共南方局积极开展了与英美记者的联络工作。正是在英美记者的积极参与和热情帮助之下,国民党对于1941年1月发生的皖南事变及其造成的严重后果的新闻封锁才终于被冲破。当这一事件的真相公之于国际社会的时候,立即引起了国际舆论的强烈关注和对国民党政府的抨击。特别是有关的国际舆论引起了美国朝野的关注和议论,并终于导致美国政府的直接干预。美国政府的这种态度,对于蒋介石正在推行的反共内战政策是一个比较大的打击。可以说,它是促使国民党当局暂时放弃反共军事行动的主要原因之一。

        1944年,在经过几番力争后,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终于成行,对延安和晋绥根据地进行了长达数月的采访。访问归来后,美联社记者冈瑟·斯坦因撰文说:“在封锁线后面我发现了这样一个热烈的新社会,简直使我目瞪口呆,五年以来,在重庆对共产党除恶意的诽谤而外毫无所闻的我,对着在延安所发现的事物,吃惊的擦拭着自己的眼睛。”“从我所见到的一切证据来看,我的结论是:延安所说的中共领导的战绩,比我在重庆和西安所听到的国民党的战绩可靠得多。”美国合众社记者哈里森·福尔曼说:“过去有人告诉我们:八路军不打仗,现在我们亲眼看到八路军是作战的;过去有人同我们讲八路军没有伤兵,现在我们看到了八路军是有伤兵的;过去有人给我们讲八路军没有捉住俘虏,现在我们看到了八路军捉住了俘虏;在过去有人给我们讲这地方人民害怕并恨八路军,现在我们看到了人民是爱护八路军、拥护八路军的。”

        采取主动与英美国家接触与交往的政策

        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党的对外交往的重点基本上都放在了与苏联的关系上,与英美等西方国家大体上只是保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在这样的关系之下,英美等西方国家对中国情况的了解只能从国民党及其政府与军队等方面获知,再加上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有意回避或者歪曲宣传,这样就十分容易造成他们对中国共产党的偏颇之见。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党适时改变了这一外交政策,采取主动与英美国家接触与交往的政策,以此改变之前已经形成的被动局面。

        基于这样的考虑,党于1941年12月9日在《中共中央关于开展太平洋反日民族统一战线及华侨工作的指示》中提出这样的要求——中国人民与中国共产党必须对英美等西方国家实行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政策。正是在这一新的对外政策的指导之下,“中共驻重庆的八路军办事处在对美统战方面的工作迅速活跃起来”。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的各种人员不仅利用各种场合有意接近美国驻华军政人员和新闻记者,而且还力争与这些驻华军政人员和新闻记者建立密切的关系。党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方法,促使美国驻华军政人员和新闻记者既对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主张有更多的了解,也能够依靠驻华军政人员和新闻记者的作用对美国的对华政策产生一些积极的影响。

        1944年,党利用美军观察组来延安的机会,对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战果做了大量的宣传和介绍,以澄清“国民党统治人士的欺骗政策与封锁政策”。经过我方的宣传和解释,观察组逐步改变了对中国抗战的整体印象特别是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谢伟思在其报告中多次提出调整美国对华政策的意见,建议“有理由把美国的军事援助扩大给予中国共产党军队”。

        主动向外界揭露国民党的反共政策和新闻封锁政策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当局制造了多起反共摩擦事件,但在向外公布事件的来龙去脉或者发生原因之时,却把责任推到了共产党的身上。对于国民党当局这种颠倒黑白、混淆视听的做法,党认为必须予以重视和纠正。

        1943年7月9日,毛泽东在会见苏联塔斯社驻延安记者的时候,特别希望苏联记者不仅能够将他们在陕甘宁边区或者其它革命根据地里面的所见所闻报道出去,而且更能够将当时国共两党之间所处的紧张关系迅速向苏联与前共产国际的领导人予以报告。与此同时,中共中央根据得到的有关国民党军队准备进攻延安的确切消息,立即指示中共重庆办事处,要求他们想尽一切办法,以最快的速度让英美方面尽量知道这一消息。此后不久,中共中央再次通知重庆办事处,为了防止国民党突然进行新闻封锁,要想尽一切办法把有关国共两党关系恶化的资料立即通报给英美使馆。重庆办事处的中共代表据此立即展开行动,一方面迅速加强对外的宣传与联络工作,另一方面又通过各种途径大造舆论以使美英等驻华使馆知晓这一问题及其严重程度。正是在中国共产党进行的种种努力之下,这一时期美英驻华使馆和驻华美军司令部才从中共方面了解到了有关国共危机和中国共产党立场的全部情况,并将这些情况报告给了它们的政府。

        中国共产党卓有成效的新闻舆论工作,迅速在国际上引起强烈反响。有一次,在国民党中宣部举办的记者招待会上,各国记者纷纷质问张道藩有关国民党制造内战危机的情况。张道藩尽管当场矢口否认,但事后不得不承认,“包围边区事,已闹得中外皆知”。7月20日,美国著名评论家汉森在《纽约时报》发表中国问题专论,批评国民党政府对日消极作战,认为国民党政府发表的战报不可信,只是为了骗取美英更多的军事援助。汉森的文章在国民党政府之中引起了“极大的骚动”。8月11日,苏联《战争与工人阶级》杂志发表塔斯社著名记者罗果夫的题为《对于中国政府的批评》的文章。该文对于国民党中顽固派不断制造出来的各种冲突与事变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与谴责,其影响曾经轰动一时。对此,国民党中宣部亦承认,罗果夫对国民党的指责“一时颇动国际视听”。

        (作者为河南科技大学教授)  

  • 中西文化的关键性差别

        楼宇烈

        西方文化是理想主义的绝对观念,中国文化则是现实主义的中庸思想

        二战期间,有一位美国的军事学家到我国的驻美大使馆访问,问武官在军校里读些什么书,读不读《孙子兵法》。

        我们的武官说:《孙子兵法》确实是非常重要的经典,但是已经不太适应现代战争,我们需要学习西方理论。

        谁知这位美国人说:你们把《孙子兵法》读懂了,我们这些著作都可以不读。

        于是他分析了西方兵圣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和《孙子兵法》的差异,指出,克劳塞维茨的军事思想是理想主义的绝对论,是要把敌人彻底消灭掉,而《孙子兵法》则是现实主义的中庸之道,在现实中可以有各种变通的方法,可以“不战而屈人之兵”。

        我认为,这个对比不仅是军事思想的对比,也是整个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对比:西方文化是理想主义的绝对观念,中国文化则是现实主义的中庸思想。

        西方文化的传统,不论是哲学,还是近代兴起的实证科学,都是面对千差万别变动的现象世界,追求背后的本质或本原,追求现实之外的永恒、普遍、统一的真理。这是一种二元分离乃至对立的取向,本质与现象、本原与现实因为对立而无法统一。

        在现实生活中,这种取向会转变成对标准的追求,认为只有建立了一个可定义、普适化、可操作的标准,才把握了事物的本质。用标准来规范个体,常常会导致个体差异被抹平。

        如果认为康德的纯粹理性才是哲学并以此为标准来看,中国没有严密的逻辑推理体系,没有脱离形而下的纯理性思索,所以,中国也就没有哲学。但是,哲学并不就等于形而上学。中国文化的传统从不把现象与本质、形而上与形而下割裂开。

        《周易》讲的是“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与“器”在名义上虽然可以分开,但在现实中是无法分开的。“道”不离“器”,“器”不离“道”。这个特点也可以用宋明理学的范畴来说明。

        宋明理学有丰富的逻辑分析,理学家在形而上层面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但“理”和“气”同样是不可分离的。朱熹就认为,“理,形而上者;气,形而下者”,“天下未有无理之气,亦未有无气之理”,在作理论分析时必须区别“理”和“气”,但在现实世界中,“理”和“气”是融为一体的。

        《论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子游说子夏的学生在洒扫、应对、进退等日常举止上是可以的,但这些都是枝节,根本的道理却没有传授。子夏听说了以后,大不以为然:不从人伦日用入手,怎么能认识天道性命呢?

        理学家对子夏的话非常推崇,认为“圣人之道,更无精粗,从洒扫应对与精义入神,贯通只一理”,又说“凡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为两段事,洒扫应对是其然,必有所以然”。

        真正的道理无所不在,道就在人伦日用中,不是离开现实另外有个道。百姓日用而不知的就是常道,要重在从人伦日用中去体悟,这就很好地贯通了道与器。形而上与形而下,是贯通的还是分离的,这是中西哲学乃至中西文化的一个关键性差别。

        中国文化缺乏逻辑吗?

        有人说中国文化缺乏逻辑,要有也就是先秦名家有一点。这就让人奇怪了,逻辑和语言是联系在一起的,没有逻辑怎么说话?中国人有自己的逻辑,有自己说话的一套规则。汉语是语境逻辑,是在一定语境次序中决定这个词的词性和含义,而不是脱离了语境去抽象地分析某个词,也不是脱离了语境、形式化地由大小前提得出结论。

        如果认为逻辑就是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那么,就会觉得中国没有逻辑。可是,中国人几千年说话都是颠三倒四的吗?中国有中国自己的逻辑,只是我们没有挖掘出来,或者说,因为西方人没有认识到。

        停留在概念、思维的逻辑分析与纯理性,在中国文化里确实没有发展。但中国文化的实践性,不正是中国文化的特色吗?中国哲学有自己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为什么要用西方哲学的标准否定中国自己的哲学呢?

        这就涉及思维方式的问题。举一个例子:《道德经》中的“道”,很多人在分析“道”到底是精神实体还是物质实体。这已经是西方的思维方式了,要去思索一个独立于万物之外的本原。

        如果我们不纠缠于某些具体的用语,从整体上来理解老子的意思,“道”在哪里?不是独立于万物之外有个“道”,“道”就在万物之中,离开了万物没有“道”。“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天从“道”得到清的特性,地从“道”得到宁的特性,“道”在不同的事物上表现为不同的特性。老子最推崇水,“上善若水”,观水可以悟“道”。水是无形的,但又可以随物赋形。如果撇开这些而研究“道”是一个精神实体还是物质实体,就完全偏离了老子最核心的思想。

        再如,有一段时期,人们常纠结于心与物哪个是第一性的,谁决定谁。这其实就是西方思维方式,先认为二者是分离的,再去追求统一的本原。中国哲学重点探讨的不是哪个是第一性的问题,而是二者之间的关系问题,心与物在一起会有什么反应的问题。

        王阳明主张,心外无物,心外无理,过去我们认为是主观唯心主义,以为他的意思是心产生了物,其实并不如此。

        《传习录》记载,有一次,王阳明在外游玩,朋友指着一棵开花的树问,它在心内还是心外,王阳明回答道,“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

        这里的“寂”是指不彰显,但花是存在的。不是说心产生了花,而是说心赋予了花以价值,心与花之间是相互感应的关系。儒家讲天人感应,佛教讲心缘境由,境由心显,都是要揭示心与事物之间的关系与意义。

        我们不能削足适履,而要量体裁衣,真正理解中国文化本身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

        近代以来,由于实证科学的影响,我们已经习惯于标准化的思维方式。不同文化都是人类共同创造的,正因为有类型上的差异,文化的互补才有可能。我们当然也要学习西方文化的优点,但前提是要有文化主体性。

        以西方哲学为标准解读中国哲学,就不可能了解中国哲学自身的特性,结果往往是在解构中国文化。我们不能削足适履,而要量体裁衣。只有转变思维方式,去掉有色眼镜,才能理解中国文化本身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发现中国文化对解决当前人生、社会问题的价值和意义,也才能更好地选择性吸收西方哲学的精华。

        (作者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 历史故事中的分餐制

        郑学富

        目前,各行各业纷纷复工复产,某地市长还带头下馆子,刺激消费。疫情过后如何推行健康、安全、文明的生活方式?分餐制再次成为人们的热点话题。其实分餐制并非西方专利,中国古代就有分餐制,并且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商周时期就席地而坐、凭俎案而食,在汉像画石上,常可看到一人一案的宴饮场面。

        《史记·孟尝君列传》记载:“孟尝君曾待客夜食,有一人蔽火光。客怒,以饭不等,辍食辞去。孟尝君起,自持其饭比之。客惭,自刭。士以此多归孟尝君。”被称为“战国四公子”之一的孟尝君以好客养士、好善乐施闻名于天下。他仗义疏财,专交天下贤士豪杰,宁肯舍弃家业也给他们丰厚的待遇,因此天下的贤士无不倾心向往,各国有志之士以及犯罪逃亡的“鸡鸣狗盗”之徒,纷纷前来投奔,归附于他,最多时食客达三千余人。孟尝君对他的食客待遇不分贵贱,一视同仁,饭食一律与自己相同。但是从食客怀疑饭食不等这个细节可看出当时并不是围在一张大桌子上觥筹交错,山吃海喝,而是一人一案的分餐制。当孟尝君端着自己的饭食与其比较时,结果并无相差,该食客羞愧难当,无地自容,竟刎颈自杀以谢罪。

        广为人知的《鸿门宴》一文出自司马迁的《史记·项羽本纪》。刘邦和项羽本是起兵反秦的两支劲旅,可是在王位之争上互相猜忌,兵强马壮的项羽听信曹无伤之言,欲攻打兵微将寡的刘邦。刘邦得知后,按照张良的计谋,带领100余亲兵从霸上来到咸阳郊外的鸿门,亲自向项羽请罪。误会消除后,项羽在军营中设宴款待刘邦,老谋深算的范增欲借饮酒之机除掉心头大患刘邦。这场历史上著名的宴席在刀光剑影、杀机四伏中上演了。但是从两个细节可看出当时是分餐制:一是座次。文中说:“项王、项伯东向坐,亚父南向坐。亚父者,范增也。沛公北向坐,张良西向侍。”由此可见在偌大的营帐中,宾主是坐在各自的小餐桌前分开而食,相互敬酒。二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项庄拔剑起舞,项伯亦拔剑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庄不得击。”如果是刘邦和项羽并肩坐在同一桌上,项庄则无法靠近刘邦,项伯也不能常用身体掩护刘邦。

        古人之所以分餐,笔者认为首先是体现君臣尊卑和老幼秩序,据《礼记·燕义》记载:“席,小卿次上卿,大夫次小卿,士、庶、子以次就位于下。”是说根据身份贵贱席位的排列也是不同的。《礼记·乡饮酒义》说:“四面之坐,象四时也。”意思是摆成四面的坐席,象征着四季。其次是餐具不适合围在一起坐着,当时都是矮小的案几,人们席地而坐或跪坐在席上,面前摆放一张小案子就餐。再次是物资匮乏,分餐能避免浪费。据一些史家学者考证,唐宋时期开始出现围桌而坐,但是仍然是分餐,从当时的画作如佚人《唐代饮宴图》、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赵佶《文会图》等可见一斑。

        后来,随着饮食文化的发展和物资的富有,为展示厨艺和丰富多彩的饮食文化,大盘盛菜能体现菜的色香味形,人们在一起合餐,猜拳行令,场面热闹,感情交融。然而盘碟互用,筷子交叉,唾液相溶,菌从口入,相互传染。因此,在宴席上还是复古的好,实行分餐制或自助餐。这样根据个人喜好,按量取用,精准节约。更重要的是干净卫生,避免疾病传染,并且没有了宴席上推杯换盏的繁文缛节,有利于廉政建设。有如此诸多好处,何乐而不为呢?

        (作者为历史民俗文化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