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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大数据:公共卫生体系改革的技术支撑

        唐晓彬 王亚男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上对疾病预防控制体系、重大疫情防控救治体系做出了重要部署,并明确指出要“鼓励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数字技术,在疫情监测分析、病毒溯源、防控救治、资源调配等方面更好发挥支撑作用”。充分运用大数据技术和方法,对于加快健全与完善我国公共卫生体系意义深远。

        大数据能够增强公共卫生监测的准确性与科学性。疾病预防控制体系是我国公共卫生体系改革的重要内容。尤其对于传染病的防治而言,预测预警水平的提升可以将预防关口前移,有效维护人民生命健康安全,避免小病酿成大疫。运用大数据技术和方法,能够提升对疾病的预测预警能力。一方面,通过搜索引擎大数据,运用数据挖掘、文本分析方法等技术可以将网络舆情中的相关信息进行有效提取,以此预测和判断相关疾病的发生概率及发展趋势,为卫生部门决策提供借鉴和依据。另一方面,大数据技术通过将电子病历、电子健康记录等信息进行有效整合,可以实现对疾病特征的基本把握,及时掌握疾病机理及发展趋势,为预警防治工作奠定基础。另外,在慢性病领域,通过长期记录与监测病人的医疗数据,能够根据数据的波动情况对病人及时发出健康预警和相关提示,降低疾病反复的可能性。

        大数据能够增强公共卫生工作的追踪与防控能力。对病源的及时准确追踪是疾病应对与控制的关键问题。尤其对传染病而言,只有及时控制住传染病源,才能有效遏制病毒的快速扩散,对于疫情防控工作至关重要。通过大数据技术和方法,能够增强对病源的跟踪与追溯能力,为有针对性地开展疫情防控提供技术支撑。一方面,借助全球定位系统、遥感技术等可以准确掌握人员流向,精准确定病毒潜在的扩散范围,进而为有针对性地实施区域管控、网格化管理提供数据基础。另一方面,基于电子病历和电子健康档案的数据筛选与分析,能够有效识别传染源的共性特征,洞察病毒的种类、特征、发病规律、传播途径与潜在威胁,为进一步确定病毒来源与加强卫生防控提供重要依据。

        大数据能够促进公共卫生领域救治与研发的智能化。一方面,在疾病治疗层面,对于慢性病而言,基于病患的特征数据及其长期诊疗数据,通过数据整合、对比与分析,能够区别与把握不同药物的疗效,进而提高用药的针对性与准确性,提升救治水平。并且,相关诊疗数据库的建立,能够实现疾病间的比对与匹配,进而为医护人员快速、准确地实施诊断与用药提供参考,提高诊断服务水平。同时,远程诊疗作为一种新型的诊疗方式已经得到开展,公众只需通过APP客户端就可以实现相应的咨询与问诊。“线上”与“线下”的相互配合,为提升公众诊疗效率、节省就诊时间提供了重要渠道。另一方面,在医药研发层面,通过大数据算法,可以对病患治疗数据以及其他相关的生物科学信息有针对性地提取和利用,从而充分运用已有生物信息资源,为疫苗及新药研发提供参考,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加快疫苗及新药的研发速度,缩短研发周期。

        大数据能够优化公共卫生资源配置,提高资源调配效率。当前,我国各地的公共卫生资源投入力度差距较大,医疗物资等战略储备相对不足,各地区单位人口拥有的医护人员数量存在较大差异。大数据技术的应用可以直观地识别各地区医疗资源的配置情况,明确哪些地区的资源紧张,哪些地区的资源可以进行对口调配。并且,大数据技术的实时特征,能够快速精准地掌握各地区资源的实时流动情况,从而有利于实现医疗资源在地区间的合理、快速流动,促进公共卫生资源的优化配置。

        必须加强大数据在我国公共卫生体系改革与发展中的重要支撑作用。大数据在我国公共卫生体系改革中的应用前景广阔,必须结合我国现阶段发展实际,完善相应的体制机制建设,充分发挥大数据在我国公共卫生体系改革中的技术支撑作用。

        (作者分别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北京对外开放研究院研究员、统计学院教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统计学院博士研究生)

  • 网络治理在公共突发危机事件中的作用

        何哲

        当前,中国网络信息化建设与发展取得了极大的成就,正在建设覆盖全社会的5G高速移动信息网络。此次新冠疫情,正发生在当前网络社会基本形成时期。除了疫情本身所具有的高传染性等特征外,实际上在整个疫情治理中也体现出了网络社会所具有的高透明性、高信息流动性和高动员性的特点。可以说,此次疫情的传播与治理,体现了疫情的高传播性和防控信息高透明性流动相竞争的特征。

        从高透明性角度看,网络社会的重要特征是整个社会在网络连接下,形成全域范围内的信息高流动性与透明性,从而使得疫情在暴发初期,信息很快能够在全社会范围内进行最大范围的传播。这种传播与传统的疫情信息传播方式形成了很大区别。在传统模式下,对于突发事件的信息传播是沿着传统的科层社会组织进行涟漪状逐渐扩散的,这种传播方式因空间和时间的不同对信息形成了逐级的滞后、削弱和扭曲。网络社会的信息,几乎是在全网络进行同步传播,从而使得信息实现了全网络的同步震荡。这种震荡极大程度提高了整个信息的传播效率,并产生了两个效果:

        一是信息的高效传递和整体式动员。在此次疫情中,关于疾病的信息、规模、强度、传染性、危害以及相应的防范措施等,都第一时间从政府发起而在整个互联网进行传递,从而使得网络中的每一个节点都最大程度被动员起来。这一高效信息网络与中国本身所具有的高度统一完备的治理体系相结合,极大加强了疫情防控治理信息的全域传播,从而使得全社会在第一时间尽可能地为疫情防控做好准备,其最终的效果是极大加强了对整个疫情控制行动的动员和开展。

        二是信息的过度超载和干扰。网络信息的高度透明性,不但带来了防疫信息的有效传播,同时也带来了信息的过载与干扰。也就是说,由于网络所具有的信息多源性,从而使得关于疫情的各种解读、观点、谣言等也会同步在网络上进行震荡。这些信息不仅会与原先有效的疫情防控信息形成交互性的作用和干扰,而且同步产生了各种网络的负面情绪,包括恐慌。适度的恐慌可以有效加强公民的个体保护,然而也会对正常的社会活动产生负面的干扰。

        当然,网络的作用不仅如此,网络所具有的信息高透明性和高效的资源调度能力,对于开展包括远程工作、远程医疗、信息救助、经济交易等都能产生极大的推动作用。可以看到,之所以在如此高传播性和高强度的疫情防控措施下,中国基本的经济体系依然可以保持有效的运转,并且可以很快复工复产,这与来自互联网体系对于整个社会结构的支撑与重构密不可分。这深刻反映出过去三十年来中国信息化建设取得了重大的积极的社会成效。

        通过这次疫情与网络的交互治理作用,可以看出网络治理在公共突发危机事件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我们可以从中得到几点启发:

        一是在重大公共事件中,网络能够第一时间呈现事件的各个方面。因此,政府在处理突发事件时要尽可能第一时间公布事件原貌,从而避免其他来源信息所产生的扭曲而削弱政府权威。要避免信息被动,就要尽快尽全公布信息。

        二是需要高度重视和利用好网络所具有的信息高效传递的作用。网络时代,能够尽可能地形成全网动员的效果,便能极大增强政府本身所具有的信息传递和资源动员能力。因此,要进一步加大整个社会网络信息化与本身政府网络信息化的能力建设。

        三是进一步规范网络传播主体的行为。一方面,要保护好公民合法的信息发布权,既帮助政府有效获取信息,也帮助其他社会主体及早地备灾避险。另一方面,要对各种谣言进行有效处置,避免谣言形成的各种恐慌和对政府的不信任情绪,从而干扰正常的应对行为。在这种平衡的原则下,要同步完善法律法规和对谣言治理的技术能力。

        [作者为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

  • 理顺宅基地制度改革思路

        刘亭

        全面深化改革特别是《土地管理法》修订以后,农村建设用地和城市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以后,前进了一大步,但还远远不够。

        对农村宅基地制度的改革,大的思路可以有四条:

        第一,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相分离。城市里的土地都是国家所有,那怎么住的房子却是张三、李四、王二麻子的?其中核心的一条,就是把“铁板一块”的国有土地所有权,再分出使用权的“一张皮”来。所有权属于国家不变,但使用权可以在“有偿有期限”的前提下,由国家让渡给个人。这个“所有权和使用权适当分离”的动作,不是地方或城市的“自选动作”,而是国家法律经过修订和完善以后的“规定动作”,是有明文的法条和法规加以支撑和保障的。

        买商品房的人都要去办理“三证”,其中一个证就是《国有土地使用权证》。这表明您在交够了国家相关税费的同时,也获得了国家法律保证您权益的70年住房及相应“宅基地”的使用权。不让动地,就没法建设住房;不让卖房,就没法回笼资金。解开这个死扣,就靠法律认可的“两权分离”,这是一条最重要也是最根本的思路。

        第二,城乡土地平权,或谓城乡建设用地平权。为什么城市里公有化水平“更高”的国家所有土地,它的使用权可以最终落到个人头上,而农村里公有化水平“更低(如果有此区分的话)”的集体所有土地,反而就不能落到个人头上?这个道理讲不通。都是在中国政府的管辖和治理范围内,无非就是城乡这么两块建设用地,怎么就这个可以而那个不行,这个合法而那个违法?农民和市民不都是中国的公民吗?这就是因为城乡二元分割和对立的结构体制还没有改到位,仍然是城乡要素流转和变现中“事实上存在的”不平等。

        解决的办法,就是按照城乡土地平权的原则,把城市里大行其道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依法转让的法律规定,同样覆盖到乡村的建设用地上来。耕地的保护是土地用途管制要解决的问题,不要和农村建设用地管理直接划上等号。现在中央已经明确了农民对于宅基地的“资格权”。何谓“资格权”?就是有资格的“使用权”。农村耕地的承包权和宅基地的资格权,其实都是类似城市土地的“使用权”,是一种切切实实的权利。

        第三,浙江省委省政府提出的“三权到人(户)、权随人(户)走”。这个政策最初提出时,我写过一篇短文,叫作“快快把八字方针落实”,认为是农村“三块地”改革的“八字方针”。讲的其实已经是很明、很对路,关键是要落实到位。在我来看,使用权这个东西,如果不比照城市里的“有偿有期限转让”的路子办,农地的商品化、价值化、货币化和资本化,都是无法完成的。这些个“化”到不了位,农村土地产权的“活化”也就无从谈起。

        第四,“有偿转让”要进入规范管理的要素市场,要有“有为政府”的“有效监管”。决心把农地搞活,但不能把农地搞乱。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战略上我们要有足够的改革勇气,但战术上必须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认真对待、小心从事。如果顶层设计不明、执行监管不力给老百姓造成损失,那执政党可能就要付出“塔西佗陷阱”代价。就像毛主席当年说过的:“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作者为浙江大学区域与城市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 老子的“无为”实质是善作为

        马峰成

        个别干部“不作为”“慢作为”,“怠政”“懒政”,而且把老子的“无为”思想搬出来作为理论根据,甚为荒谬。干部不作为,与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背道而驰,也是对老子“无为”思想的曲解。

        老子的哲学充满辩证思想。老子论道,始终是从事物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来认识和理解的,从来不会把任何一方面单独割裂出来、孤立起来看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两两之间都是相互依存、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矛盾共生、相比较而存在的共同体。同样,“无为”也是老子《道德经》的一个范畴,与“为”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是为人处事、治国理政的一个方法论,目的是告诫人们如何在纷繁复杂的困惑中,处理好“无为”与“为”的关系,达到善行、善为、善治。

        老子的“无为”思想,源于所处时代的历史背景,决不是消极的不作为思想,“无为而治”不是不治。老子从“无为”与“为”相互统一、辩证施治的基本思想出发,把二者看作对立统一的两个侧面,如何运用要因时因势因事而择之,不能万变而只用其一。在老子生活的那个具体时空里,针对社会历史现实,老子提出的方案就是止争息战,让百姓回归和谐有序的正常生活,这时在“无为”与“为”之间,“无为”显然成为矛盾解决的主要方面。因此他更多地强调“无为”,指出“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就是让统治者不扰民,让社会回于平静,“复归于朴”,让百姓食甘服美、安居乐俗。因此,老子思想的初衷是要处理好“无为”与“为”的关系,需为时则善为,不为时则不可乱作为。

        “不为”与“为”都是善为、积极作为。老子列举了善为的多种情形,形成了关于统治者作为的完整思想体系。一是“爱国治民”的正确政绩观。“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爱国治民,能无为乎?”都是强调治国者(圣人)要以百姓为念,不能骚扰百姓,让人民过上一种自作自息、恬静自怡的生活。二是从细处、易处做起的方法论。“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统治者要善于做小事、容易的事,以小成大,以易克难。三是持之以恒的作为模式。“治大国若烹小鲜”,统治者做事不能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忌讳朝令夕改,使民无所适从。“慎终如始,则无败事”。成就大业不可半途而废,要做到敬终如始,不获全胜决不轻言成功。四是做事而不出事的衡量标准。“善建者不拔”“善行,无辙迹”,做事要树立实践标准,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不能使今天的成就成为明天的败笔,也不能为做事而搅得鸡犬不宁,影响社会和谐稳定。要做到“功成而弗居”,不贪己功,事遂而身退。五是致虚守静的创新精神。道大、逝、远、反,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致虚极,守静笃”“静之徐清”“动之徐生”“夫唯不盈,故能蔽而新成”,统治者要永远保持谦虚无我的心态,才能走得更远,推陈出新,水流不腐,静久生动,动中守静。

        在全面从严治党的新形势下,我们强调党员干部要习惯于在受监督和约束的环境下工作和生活,但这决不是让干部不作为,而是要明白哪些可为,哪些不可为,处理好“无为”与“为”的关系,做到愿作为、善作为、敢作为。对于党员干部来说,一方面,要守住不为的底线。不能踩“红线”、越“底线”、闯“雷区”,要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从而“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另一方面,要抹亮作为的光线。党员干部应当增强责任意识、使命意识、进取意识,用铁的肩膀担负起该担的责任,决不能搞“爱惜羽毛”那一套,要做战士不做绅士,敢于亮剑,敢于斗争,推动形成想作为、敢作为、善作为的良好风尚。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共产党人担当作为,就是要增进人民福祉,补齐民生短板,“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朝着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不断迈进,“有余以奉天下”。

        (作者为北京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 城市化不能激进

        贺雪峰

        新冠疫情对中国和世界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在新冠疫情下来认识中国国情,可能会更加深刻。

        新冠疫情正好处于春节期间,大量农民工返乡过春节。为了防控疫情,全国各地推迟了返岗上班时间。春节后,随着疫情防控取得决定性胜利,除湖北以外的省市自治区复工复产,尤其是沿海出口企业更是在订单压力下强烈要求农民工返岗。有趣的是,农民工对复工返岗却并不积极,原因当然是复工返岗仍然有被病毒感染的风险和交通通行的不便,更重要的则是农民工在农村生活无忧,他们并不急着进城挣钱。迟返岗几个月,收入当然少了,却也不用支付昂贵的城市生活成本。在农村生活,住自己房子,还有耕地,生活消费支出较少。刚开始复工返岗时,全国复工率始终不高,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农民工不愿意冒险复工。他们不肯冒险,是因为在家乡生活无忧。

        进入三月下旬,农民工开始返岗又遇上欧美国家按下经济社会运行暂停键,取消订单,中国出口导向企业没有订单无法全员满负荷开工生产,进城农民工难以找到合适工作岗位。其中一部分外出务工农民工再次返乡,还有部分未外出农民工继续滞留农村。

        农民工滞留农村,没有务工收入,农户家庭收入就受到影响。不过,农民工滞留家乡,有农业收入,且在家乡住在自己房子里,生活成本很低,他们收入减少了,消费也大幅度降低,他们又没有必须要还的债务。

        换句话说,农民工失去在城市工作机会,虽然并不是愉快的事情,却也不是那么过不去的事情。一个月两个月,半年一年,甚至一年两年三年,日子就是艰苦一点,也可以过得去。

        正是农民工失去得起工作机会,使得中国具备强大的应对新冠疫情的能力:无论是新冠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还是新冠疫情对全世界的影响。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农村再次成为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与蓄水池。

        2001年我提出“农村是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与蓄水池”的观点,认为应当重视农村建设。我一直反对激进城市化方案,认为应当一方面消除所有限制农民进城的体制机制障碍,一方面要限制资本下乡。中国应当在很长一个时期采取“保护型城乡二元结构”,既允许农民进城,同时保护农民返乡权。

        我还认为,乡村建设乃至乡村振兴的核心并不是要将农村建设得比城市更好,而是建设一个不差的农村,为缺少进城机会的农民提供基本生产生活秩序。农村是农民的基本保障和最后退路,基本保障是不应当市场化及不能够效率优先的。

        2008年发生金融危机,当年有2100万以上农民工失去就业岗位,媒体上一片悲观氛围,担心2100万农民工失业会对社会秩序造成冲击。西方媒体更是想当然认为,一个农民工失业,就有一个农民工家庭挨饿,上亿人挨饿还可能维持得住社会秩序?但实际上,几乎所有农民工在家乡有房有地。失去城市工作,他们回到家乡生活,不过是家里“吃饭时多摆一双筷子”的事。

        金融危机造成中国2100万农民工失业,不过是让农民工将返乡平均年龄由之前50岁提前到49岁或48岁。农村有家、有土地、有退路、有基本保障,失去城市就业机会就不是一个事。所以,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并未出现因为农民工返乡造成的社会混乱。

        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农村成为了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农村再次成为了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

        中国现代化之路从来不会太平,经济周期不可避免,只要有农村这个稳定器,中国就有退路,有回旋余地,有办法。无论这个世界上有多么巨大的风浪,中国总可以借助农村这个稳定器率先平息风波,克服困难,在每一次危机之后获得更好更快的发展。对于中国来说,危乃是机也。

        保留进城农民的退路,警惕激进的城市化。农民有了退路,中国现代化就总会有办法。这是中国现代化之所以顺利的基本经验,也是中国战无不胜的法宝。

        (作者为武汉大学社会学院院长、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