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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共抗疫情促进人类政治文明发展

        王义桅

        人类文明史就是一部与病毒不断斗争的历史。抗击疫情是世界历史发展的一个分水岭,客观上催促人类政治文明创新。

        抗击疫情凸显人的全球化

        新冠肺炎疫情对人类卫生健康及世界和平发展构成最紧迫和最严峻的挑战,面对这一挑战,中国共产党同世界上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30多个政党发出共同呼吁,各国应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采取果断有力行动,坚决遏制疫情蔓延。

        疫情是百年一遇的全球公共卫生危机,催生新的全球化。抗击疫情反映了人的全球化,而非钱的全球化。钱的全球化,即资本驱动的全球化,要害在于钱,注重分配的逻辑,产生贫富差距之弊端;人的全球化,事关人命,不存在“你赢我输”,也不再是“双赢”,而是“全赢”或“全输”:人类彻底战胜病毒,否则将被病毒击垮,没有人能独善其身。资本全球化,有钱的人更关注;人的全球化,所有人都关注。

        疫情催促政治反思与改革

        奥地利之前戴口罩罚款150欧元,后来强制戴口罩。这给东西方口罩文化争议画上句号。然而体制-治理模式之争仍在发酵。为什么最发达的欧美国家成为疫情震中?这跟他们应对疫情的态度、理念及体制密不可分。

        第一,幸灾乐祸,对中国发生疫情无动于衷,以为新冠肺炎只针对黄种人,是中国人吃野生动物的报应,甚至借机打压中国,推动与中国“脱钩”。殊不知,疫情是全球性的,只是在中国被发现得早一点而已。有些国家不希望中国好的这种内心阴暗面,导致他们白白浪费了防疫抗疫窗口期。

        第二,自以为疫情是可以经过集体防疫应对的,就像市场一样能起作用。没想到现在是非常时期需要非常之策,需要政府力量强制防疫抗疫。这种过于强调资本主义、个人主义的西方模式,付出了巨大的代价。金融危机如此,疫情亦然。

        第三,以往每次危机都能够安然无恙度过,是因为可拉别人垫背。金融危机通过印钞票转嫁危机,现在又通过甩锅中国来转嫁矛盾,可惜收效不大。因为这是人的全球化,用资本全球化思维逻辑应对是行不通的。

        第四,有的国家和地区有自治传统,中央政府管得少,或者尽量不管。美国是联邦制国家,当初立宪主要是为了限制联邦权力。当需要全国一盘棋、集中优质资源力量办事儿的时候,制度成本就高了。

        第五,生活方式难以改变。美国盛行个人主义,欧洲人倾向于散漫、浪漫、傲慢,这使得他们很难做到团结应对疫情。美国人对气候变化是这种态度,现在包括意大利在内的欧洲人也犯同样的毛病。

        第六,最重要的是为谁服务的问题。资本主义为资本服务,为利益集团服务,不愿意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现在真的要强调人命关天、以人为中心,他们就难免露怯。意大利很多老年人没有足够的医疗设备,自愿放弃治疗,把治疗机会让给年轻人,还有一些人认为这是奉献,其实这违反基本的社会伦理。因为文明的一个标志就是要尊重长者,在这点上不存在东西方文化差异。疫情就是面照妖镜,照出了到底谁是真民主谁是假民主。

        疫情催促西方反思:能否推动政治改革?应然与实然总是存在差距。美国的政治体制病了!“应对疫情表现的关键性决定因素并不是政治体制的类型,而是一个政府的能力,以及更为重要的是,对政府的信任”,提出“历史终结论”的福山写道。

        有的人感慨:美国等西方国家连抄中国作业都不愿意,反而对中国抗疫说三道四!西方的逻辑是:你做得好,这没什么,因为你是“集权国家”,换言之,我们集权不了,做不到是自然的;如果你做得不好,那是应该的,你本来就是一个“集权国家”嘛。所以无论中国做得对或者不对,都是你的制度问题。

        这些人思维方式很简单,光从程序上思考问题,而不是从结果上、更不是从实质上思考问题。因此他们没办法承认,无论是办急事办大事还是办难事,我们的制度都比他们优越,我们的治理更有效。他们对民主、自治传统深感自豪,自认为不会把小事酿成大事,现在危机重重的背景下,大事频发,他们就慌了。

        超越意识形态,建立全球开放科研体系

        欧盟与14个国家近日联名签署倡议信,呼吁学术出版界采取措施促进新冠病毒方面的科研论文和科研数据开放共享,以推动当前正在开展的公共卫生研究工作。

        无独有偶。前欧盟科研创新总司开放科学处处长、布鲁塞尔自由大学的简克劳德·柏洁曼教授在《科学丨商业》杂志上撰文,就如何通过“开放科学”有效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建设全球开放科学体系发表看法。首先,开放科学与国际合作是短板。当前,各国竞相研发有效的治疗方案和疫苗,让全球科研人员共享新冠肺炎病人的健康数据至关重要。应更加积极地开展国际合作,提升科学数据的信任度。其次,超越意识形态。任何一个国家不能凭一己之力战胜病毒。全世界的科学家应该协同合作,减轻新冠病毒造成的负面影响。最后,尊重科学,携手建立卫生预警机制。应避免被意识形态束缚造成疫情扩散现象的发生,可以借鉴股票市场中的指标化体系,建立公共卫生领域的突发事件预警机制,一旦该机制被触发,就启动全球响应系统。在此基础上,建立公共卫生领域的指标体系,还可以考虑围绕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建立开放科学的指标体系。

        超越意识形态,建立全球开放科研体系,推动人类文明创新,乃时代的呼唤。

        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唯一正确选择

        疫情成全球公共卫生大危机,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大变量。法国总统马克龙称当前的新冠肺炎疫情是法国百年未遇的公共卫生危机。默克尔称疫情是德国战后最大挑战。新冠肺炎疫情变成全球大流行,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增加了新的变数,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唯一正确选择。国际政治不应将卫生问题视为传统次要问题,而应将世卫组织放在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一样重要的位置看待。《金融时报》日前报道称,从14世纪以来发生的12次全球公共卫生危机来看,它们的后遗症对宏观经济影响可能持续40年。这表明,疫情影响绝非暂时的,公共卫生变量今后会和气候变化一样,成为人类生产-生活-思维的常量,深入影响全球化逻辑。

        令人忧虑的是,不和谐因素仍然占主导地位,全球远未形成合作抗疫的局面。西方还在纠结所谓民主、专制哪个应对疫情更有效的问题,担心中国模式挑战“普世价值”。其实,不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而是人类为体、世界为用。正如应对疫情我们采取了中西医结合模式,人类政治文明创新必将超越东西、左右之争,开启真正的人类文艺复兴。基辛格博士最近指出,“新型冠状病毒之后的世界将永远不一样。”德国未来学家马蒂亚斯·霍克斯也说:“回顾式预测形成了一个认知循环。在这个循环中,我们将自身以及自身的内部变化纳入对未来的预想中。我们将自身与未来建立联系,在当下与未来之间架起桥梁,由此形成‘未来意识’。世界在‘终结’,但一种内在的、新的存在正悄然而生。人是什么?我们对于彼此意味着什么?新冠病毒是未来的信使。它带来强烈的信息:人类文明已变得过于拥挤、过于快速、过于狂热,正在奋不顾身地冲向没有未来的悬崖。但人类文明可以重塑——系统重置。”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 有了余钱买国库券

        改革开放之始,为了调整和稳定国民经济,财政部于1981年首次发行国库券,总金额为40亿元人民币,其中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单位购买20亿元,城乡人民购买20亿元。从1985年起,国务院根据国家建设及人民生活的需要,改进了国库券的发行办法,方便手头有余钱的人民群众理财和支援国家建设。图为1992年北京市民在中国工商银行南礼士路分理处排队购买国库券。(张悦)  

  • 疫后复苏:聚焦经济核心逻辑变化

        刘俏

        当前,中国经济的核心逻辑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的巨大成功可以按照现代增长理论来解释。根据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索洛提出的“索洛模型”,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最终可以归因于要素(主要包括资本和劳动力)增长和全要素生产率(简称TFP)的增长。

        劳动力方面,过去四十年,大量的劳动力源源不断地投入到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中,对中国经济增长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资本方面,我们通过基建、房地产、土地等投资,形成了大量固定资产,再以这些资产为抵押品形成银行信贷,极大地推进了我国社会信用扩张,加速了中国经济“货币化”和“资本化”程度,为中国经济提供了非常稀缺的资本要素。全要素生产率方面,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因为工业化进程的快速推进,保持极高的增速。

        目前,以大量的要素投入为基础的增长变得不可持续,增长的驱动力正向全要素生产率倾斜。我国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现在相当于美国的43%左右。根据我们的测算,到2035年中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时,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即使只是达到美国的65%,也需要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均增速超过美国1.95个百分点,即未来十五年需要保持每年2.5%-3%的增速水平。这是中国经济面临的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在全球经济史上,我们还没有发现哪个国家在完成了工业化进程之后,还能保持2.5%以上的全要素生产率年增速。

        我们认为,中国在推动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过程中仍有很多有利的结构性因素。第一,中国经济的“再工业化”,即通过“产业的数字化转型”,利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驱动产业的变革,可以带来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空间。第二,“新基建”——“再工业化所需的基础设施”。围绕产业变革、产业互联网所配套的基础设施建设,如5G基站、数据中心、云计算设备等将推动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第三,大国工业。到现在为止,虽然中国已经建成全世界最完整的工业门类,但在关键部件或技术上还无法形成“闭环”,大国工业还有发展空间。未来诸如民用航空、飞机发动机、集成电路等的发展为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注入可能。第四,更彻底的改革和开放带来的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除技术外,“进一步改革”和“更大的开放”能形成制度红利空间,创造出“保持全要素生产率较高增速”的奇迹。

        对于一个现代化的经济体,实证研究显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一般贡献一半以上的经济增长。如果中国能够再创造一个经济奇迹,实现高质量发展,将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保持在2.5%以上,那么我们或许可以实现一个5%左右的长期经济增长率——这是中国经济核心逻辑正在发生的最大变化。

        中国经济的核心逻辑变化还反映在其他方面。例如,中国的产业结构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2019年我们的第三产业比重已经占到了GDP的54%,贡献了将近60%的GDP增长。此外,消费而非固定资产投资,已经变成经济最重要的动能——2019年,消费拉动了57.8%的经济增长,明显超过投资对增长31.2%的贡献。

        比如,我们正面临人口老龄化的严峻挑战。根据我们的测算,到2035年中国65岁以上的人口比重会达到23%,人口老龄化程度恶化,一方面引起消费端的变化,对医疗、养老、财富管理、社会保障体系等提出更多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人口老龄化意味着储蓄率的下降,这对我们未来保持高投资率构成巨大挑战,动摇我们已经习惯的以投资来驱动增长这种模式的基础。

        再比如,收入分配的格局在未来也将发生巨大改变。中国目前基尼系数是0.467。如果我们未来的增长不能实现包容性和普惠性,如果我们不能够让庞大的中等收入群体收入合理增长,让低收入群体从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受益,我们对全球化的认知、对市场经济的认知会不会在未来发生逆转?

        以上中国经济核心逻辑的变化提示我们,在当前考虑制定疫后经济复苏政策时,不应该因为疫情造成的短期冲击而进退失据,从而再走回放水漫灌式刺激的老路;而应该充分吸取这次疫情冲击的教训、反思我国经济体系的核心短板,聚焦我国经济发展的核心逻辑,制定一整套符合经济学激励相容原则的政策组合,既能有助于实现短期决胜小康的政策目标,也能够为长期可持续发展、实现2035年和2049年的伟大战略目标奠定坚实基础。

        (作者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

  • 纪念列宁诞辰150周年学术研讨会召开

        中国列宁思想研究会、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于近日联合举办“开创新时代的源头活水”暨纪念列宁诞辰150周年学术研讨会(采取视频会议形式)。

        与会学者认为,要从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的统一中全面把握列宁主义的历史地位和时代价值。列宁主义在哲学观、时代观、国家观、社会主义观等领域的理论创新,可以凝练为“一个精髓”“两个结合”。“一个精髓”是指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活的灵魂。“两个结合”是指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与时代相结合,与各国国情相结合。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制定出了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这是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取得成功的关键。(李应瑞)  

  • 科技伦理治理的基本原则

        雷瑞鹏

        当今时代,前沿科学领域中产生了一系列新兴科技,例如基因工程和基因编辑、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合成生物学、神经技术、纳米技术、增强现实技术、3D打印、异种移植等。这些新兴科技有四大特点:风险性、不确定性、双重用途,以及可能引发一些未曾有过的伦理问题。因此,我们必须将传统科技管理升级为科技伦理治理。实行科技伦理治理,首先需要考虑的问题是,对在新兴科技创新、研发和应用中采取的行动、作出的决策以及制定的政策提出一个评价其是非对错的标准,即规定科技伦理治理的基本伦理原则。我们可以将新兴科技伦理治理的基本原则规定如下:

        人的福祉

        我们将这一伦理原则置于首位,就是要指出,发展科技的根本目的是增进人的福祉。以人的福祉为首位原则与我国“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相一致。增进人的福祉就是要将科技创新可能引起的对人和环境的风险最小化、受益最大化。由于基于科技创新的干预措施中受益与风险并存,“人的福祉”这一原则要求我们对科研方案进行认真细致的伦理审查,对风险-受益比作出评估,审查科研方案是否体现对人的尊重。“人的福祉”这一伦理原则中的人,既包含现在世代的人,也包含未来世代的人,因而包含代际公正问题;福祉要求人在社会和环境上都处于良好状态之中,因此也包含保护环境、促进社会发展等内容。

        尊重人

        尊重人的伦理原则主要是尊重人的自主性,这就要求将知情同意作为伦理规范,并进一步成为法律规范。知情同意的形式可随干预或科研的情况及其引致的风险大小而异,与科研发展的需求相平衡。尊重人也包括尊重人的尊严,将人看作目的自身,而不把人仅仅看作是手段或工具。尊重人也包括承认人的内在价值,即每一个人的存在本身就是有价值的,反对将人视为仅有外在价值或工具性价值,即对他人或社会“有用”。尊重人也包括保护个人信息,不管是原来记录在案、个人最近提供,还是在干预过程产生的数据,亦即,尊重人也包括尊重和保护人的隐私。

        公正

        公正包括分配的公正、程序的公正、回报的公正和修复的公正。“公正”是一个比较宏观的概念,例如我们讨论社会的公正或制度的公正时,往往使用“社会正义”“制度正义”等术语。公平一般用于微观领域,例如我们讲科研、教育、市场或体育领域的“公平竞争”或“机会公平”。公正的伦理原则也包括公平可及这一伦理要求。在贫富之间存在不平等而且市场正在扩大贫富鸿沟时,用纳税人的公共资金发展的科技成果却往往为少数富人享有,这是一个需要解决的不公平、不公正问题。

        负责

        我们这里的“负责”具有多种意义。一种意义是我们应负责地发展这些科技事业,这是指:其一,我们在创新和研发时必须坚持科研诚信,反对不端行为;同时在涉及到人时我们要保护作为人的受试者和其他利益攸关者,保护人类未来世代的利益,在涉及到有感受能力的动物时要关心动物的福利,在可能影响环境时要保护环境不受污染、破坏和侵蚀。另一种意义是,当发生有伤害人和破坏环境事件时,我们能够追查到何人负责,即能够问责、追责,一直到可根据相应法律规定追究责任人的法律责任。例如,在持续10年的干细胞治疗乱象期间,没有一例治疗成功,医生、医院和生物技术公司赚足亿万利润,而病人却遭受身体和经济上的重大损失,此事至今没有问责,这种情况不能重演。

        透明性

        透明性是防止科研人员违反科研诚信、损害受试者和消费者身心健康或利益等不端行为的最好办法,也是进行伦理和法律治理、预防违反伦理规范和法律规定的有效办法。例如,一些学者建议建立全国注册处,将可能发生重大违反伦理规范和法律规定的科研项目或课题注册登记,便于治理者或监管者以及大众监督。

        公众参与

        “基因编辑婴儿”事件说明一点:有可能决定人类命运的重大决策(例如未来世代人的健康)被少数人在实验室悄悄决定,而不顾科学共识和伦理规范;在市场的诱惑下,科学原来固有的自我校正机制已经失效。因此,应该改变“科学家立项、企业出资、政府批准”的“三驾马车”决策路径,让有专业知识的人文社科学者和公众代表以及关注科技创新的民间组织参与到上游科研决策过程,加强公众对科学的理解和信任。有些对社会和人类有重大影响的研究项目和课题(例如可遗传基因组编辑临床试验)不仅需要科学共同体的共识,而且需要社会共识。

        (作者为华中科技大学生命伦理学研究中心执行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