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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潞河的船灯渔火

        郑学富

        “潞水东湾四十程,烟光无数紫云生。王孙驰马城边过,笑指红楼听玉筝。”这是明代诗人曹代萧描写通州潞河岸边张家湾繁华景象的诗句。潞河也称白河、北运河,它北通北京,东南达天津,与京杭大运河相接,可达杭州;另经海河,可出渤海海口。潞河曾是京都生命之河。

        从“沽水”到“潞河” 

        潞河是一条古老的河流。在秦朝及之前,这条河叫“沽水”。“沽”读作“古”,与“苦”字同义,是“滥恶”之意。这条河流到通州平原地带时,时常泛滥成灾,特别是每到雨季,洪水更是横冲直撞,给两岸人民带来极大灾难,因此得名“沽水”。

        西汉初期在渔阳郡南部的平原区域,设置潞县(今通州),对这条河进行了治理,因其流经潞县全境,所以改称为“潞水”。

        东汉末期和三国魏时,曹操北征乌桓,巩固北方军事重地幽州蓟城的战略地位,要利用这条河运输粮食等战略物资,又把这条河称为“笥沟”(“笥”意为专门盛装饭食的竹容器)。

        隋唐时期,朝廷用永济渠进行漕运,笥沟不再行漕船,于是恢复了潞水的称呼,在民间被叫作“潞河”。当时,河两岸沙滩宽广被称为“潞沙”。在辽、金的正史中,仍然以“潞水”作为正名。到了元代,“潞河”之名销声匿迹,取而代之的是“白河”,因为这条河两岸白沙连片,不长青草。其左河汊在分流之前,汇入高梁河、温榆河、小中河三条河流,因四河汇流而又称“泗河”。

        到了明代,白河与潮河在今密云城区西南的河槽村汇流,汇流后取了二河名称的首字,称为“潮白河”。又因其承担漕运功能,也称“漕河”,明英宗赐名“通济河”。清朝康熙年间,通州城东的运河俗称“通流河”。雍正四年(1726年),怡贤亲王胤祥受命统管京东水利设施并直隶省北部各条河道治理,因潞河位于京杭大运河北端,故将潞河定名为“北运河”。

        从秦至今2000余年中,潞河因其水源、方位、特征、作用等因素,有很多别称,但是以潞河之称最久,至今相沿。

        金代通漕,始为运河 

        潞河正式通漕应始于金代。据姚汉源著《京杭运河史》记载:“金代贞元元年(1153年),迁都燕京,名中都。山东、河北等路春秋两季漕运,所经水道……由此北上大约溯今北运河(当时称潞水)而上。”《金史·河渠志》载:“漕渠,金者于燕,东去潞水50里,故为闸以节高良(同梁)河、白莲潭诸水,以通山东、河北之粟。”这些都记载了金代时潞河通航行漕的情况。

        金代海陵王完颜亮野心勃勃,欲攻打南宋,夺取富庶的江南之地,升潞县为通州。由于永济渠天津至北京一段河道淤塞,不能行船,于是调集军民工匠,大规模治理潞河,开辟新的航道,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潞河真正成为运河。

        海陵王在此督造战船,兴建粮仓,图谋江南。到金世宗大定年间,每年通过潞河运粮米进京70余万石。元朝人欧阳玄曾描写当时漕运的繁忙景象:“舳舻尾相衔,密次若鳞甲。”

        由于潞河两岸白沙较多,草木不生,水土流失严重,常常淤塞河道,金元之后历代统治者不断疏浚整治,漕船来往不绝。金、元、明、清四朝建都于北京,所需各种物资绝大多数途经潞河,水运至京。潞河成为重要漕运河道,对京城建设、经济发展、北陲巩固和民众生活起到了重要作用。

        扁舟画舫多如繁星

        《元史·食货志》载:“元都于燕,去江南甚远,而百司庶府之繁,卫士编民之众,无不仰给于江南。”元代以后,无论海运、漕运,凡进京者必走潞河,张家湾成为南粮北调的集散地,通州发展为漕运沿线的重要城市。明代大学士李东阳描写道:“文皇建都,治必南向,州名曰通,作我东障。高城巍峨,有兵有民,漕河北来,饷粟云屯。储盈庾增,新城是筑。”《京杭运河史》说:“元代南粮北运,每年二三百万石主要由海运至直沽海口(明代始设天津卫),由白河、通惠河至大都……自明永乐迁都北京至清道光咸丰以前,每年大约400万石,都由运河北上,海运已微不足道。”

        潞河还造就了沿岸景色。通州八景多与潞河有关,如“二水会流”:潞河与富河交汇于通州城东潞河端头,此处有一沙嘴,沙嘴峭立,两河相会,浪涌汪洋,烟波浩渺。明人王宣有诗云:“沙头浪起双流合,云际帆来万国同。鸥破暝烟归别浦,雁随凉雨渚高空。”再如“万舟骈集”:通州城东自潞河驿至张家湾长店,河面蜿蜒四十里,“水势环曲,官船客舫,漕运舟航,骈集于此。弦唱相闻,最称繁盛”。(明蒋一葵《长安客话》)入夜,潞河之上船灯渔火,河汉群星,交相辉映,美不胜收。王宣诗云:“河海发源通禹贡,华夷归化拱皇州;凫鹥洲渚晴烟舍,云水帆樯宿雨收。”其他还有长桥映月、碧水环城、漕艇飞帆、风行芦荡、白河涣舟等。除了通州八景,潞县也有白河渔舟、长堤回燕、远浦飞鸿等八景。作家刘绍棠曾写道:“北运河是上京下卫的水路,南来北往的客运和货运大船,多得像过江之鲫,而穿梭打鱼的叶叶扁舟,游览河上风光的画舫,更像满天繁星。”

  • “中山讲堂”见证百年清河毛纺变迁

        董三福

        北五环外的海淀区清河中街南侧,在高楼林立的橡树湾住宅区和现代感十足的五彩城商业中心的掩映下,当地居民称为“中山讲堂”的清河制呢厂办公楼和一块光绪三十四年“购董宅茔地碑”虽然低矮,却显得格外突出。

        这栋饱经沧桑的小楼,是典型的民国砖木混合结构建筑,分为上下两层,柱高7.44米,脊高10.67米,总建筑面积540平方米。2.5米高的石碑上部两面分别刻着“千古遗风”和“永垂不朽”,下部是花纹图案,正面刻着密密麻麻的小字,因年代久远,已经辨识不清。

        这一楼一碑,可是见证了清河毛纺业一段不平凡的发展历史呢。清末时,政府兴办洋务,因清河地区有充足的水源、劳动力和京张铁路清河站,陆军部在此筹建制呢厂,当年共购地160亩,这块购董宅茔地碑就是这段历史的见证。这座1908年建成的办公楼是清末“溥利呢革公司”的办公楼。

        1909年4月18日,公司正式开工,是当时国内第一大毛纺织厂。孙中山先生曾于1912年来厂参观,并在办公楼前留影、演讲。他对工人们说:“你们要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公司)要成为现代化的工厂。”自此,这座办公楼的名称在口口相传中演变成为“中山讲堂”。

        在那个战乱动荡的年代,溥利呢革公司饱经风霜,多次易主停复产。1916年改名“陆军呢革厂”重新开工,1924年完全停工,直到1927年,国民党军政部把工厂接收过来,改名“陆军部第一制呢厂”。1937年7月29日,日寇占领工厂,实施了军事化管理,1938年初正式开工生产,主要生产军毯。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接收建立“华北被服总厂第一分厂”,于1945年10月开工,仍专门生产军毯。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工厂迎来了繁荣发展的新生。1949年6月20日,工厂全面开工,随后改名“北京清河制呢厂”。到1962年,清河地区毛纺“三厂”格局正式形成。

        伴随着市场变化和国企改革,2005年,清河地区的三家毛纺厂开始启动企业搬迁调整的历史性工程,三家毛纺厂彻底离开清河。

        如今的清河地区已经彻底告别工业区特色,而是体现出浓厚的商业氛围。尽管现在的清河已经没有了毛纺生产,但百年“中山讲堂”已经被列为海淀区文物保护单位,毛纺城、毛纺路等地名更是让毛纺印记深深烙刻在清河人心中。

  • 天花上的斑斓彩画

        祁建

        “蜜蜂飞到彩画上——空欢喜”,这句民谚形容的是彩画逼真,连小蜜蜂都难以区分真假。中国传统建筑常常使用彩画,而室内天花上的彩画,色彩斑斓,形式多样,是传统建筑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天花即顶棚、吊顶,可取下来的称为“活天花”,不能取下或平顶画出的称为“死天花”;使用木支条的称为“硬天花”,无支条直接在白樘箅子(顶)上糊纸的称为“软天花”。软天花又称“软作天花”,多用于寺庙或古典园林建筑中;硬天花是将天花板取下,由油作分别完成天花板和支条的地仗,再由画作分别完成刷色和绘画。

        等级高的建筑,室内顶棚常常是装有天花的,有砖石发券的,还有加装藻井的。天花上一般绘制彩画,有的甚至贴金;砖石做的券顶有的雕刻造像,圆形穹顶封口石一般也雕饰花纹。

        天花彩画常见的有“片金龙天花” (仅限于王府)“作染团鹤天花”“攒退活图案天花”“作染百花图天花”等。天安门城楼内部古色古香,大殿内藻井天花画的是团龙图案;故宫乐寿堂木雕天花,是用楠木本色雕刻的卷草图案,富丽雅致。位于北河沿大街的嵩祝寺天花彩画也很有特色,镶嵌着“六字真言”。嵩祝寺藏经楼是一处彩画旧迹集中的建筑,两稍间的天花和梁檩枋彩画至今保存良好。六字真言天花(亦称六字正言天花),源于藏传佛教名词,是明、清两代佛教建筑天花较普遍采用的装饰题材。六字真言天花在画法上、做法上有多种样式,在功能上除了装饰作用,还便于信徒循环诵读。

        彩画纹饰都有一定的象征意义,如龙纹是专用来象征皇权的,所以限定只有帝王之家才可用,庶民是绝对禁用的。飞椽头用的“万”字,椽头用的“寿”字,加在一起称为“万寿”,寓意长寿;如飞椽头用“万”字,椽头用“蝠寿”,则寓意为“万福万寿”;画牡丹和白头翁鸟,寓意富贵到白头;而画博古纹样,则寓意主人有文化、有才学、博古通今,不同于凡俗之辈;画灵芝、兰花和寿石,寓意“君子之交”……彩画纹饰含有吉祥寓意的例子不胜枚举,这些图案主题鲜明,构图巧妙,寓情于景,情景交融,代表着主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