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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病房歌者

        本报记者 刘欢

        “哇……哇……”在首都儿科研究所重症监护室的病房里,护士正准备给5个月大的患儿小晨晨(化名)扎针。似乎早有预感,小家伙儿不断翻身挣扎,奋力蹬着小腿放声大哭。这时,一个身着绿色手术服的“医生”快步上前。令人意外的是,她手里的并非医疗器械,而是一把吉他。她的“药”,就是歌声和旋律。

        她的名字叫陈洛婷,是中央音乐学院音乐治疗专业副教授,同时也是一位音乐治疗师。当天,她和系里几位学生的任务就是协助护士安抚这个小宝宝。

        随着吉他琴弦的拨动,一串舒缓、柔美的旋律轻轻回荡在病房里,轻柔的哼唱如低语、似呢喃……

        “我听见风儿在呼呼吹,吹动我的风车……呼……”很快,小晨晨的注意力就被歌声吸引,渐渐停止哭泣。就在陈洛婷“呼”地吹气那一瞬间,护士麻利进针。孩子还没有反应过来,针已经扎完了。

        陈洛婷是一位从宝岛台湾来的80后女生。一口甜美、软糯的台湾腔,让她的声音充满治愈感。

        自幼学音乐的她,2001年从台湾来到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学习。2003年,她报考了中央音乐学院。从招生简章上看到音乐治疗专业时,陈洛婷眼前一亮:原来,音乐还可以帮助患者减轻病痛。

        那一年,她成了中央音乐学院音乐治疗专业的首届本科生,师从音乐治疗师高天教授。

        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当同校其他专业的同学穿着华美的演出服,登台演奏,被鲜花和掌声簇拥时,陈洛婷他们却常常在医院遭遇白眼和冷遇。

        患者、家属、医务人员,多数人从未听过“音乐治疗”这个词。有的医护人员甚至觉得他们纯属是来“添乱”的;有的患者家属管他们叫“唱歌的”,还有的人甚至会叫保安赶他们离开病房……

        陈洛婷回忆,那段日子,因为怕被一口回绝,他们有时甚至不敢提“音乐治疗”,只说是来“唱歌”,还总要反复强调“不用钱”。尽管如此,能够被允许做音乐治疗的区域,很多时候都只是病房的门口或者是走廊。

        “我们只有一首歌的机会。这短短几分钟时间里,需要让他们明白,我们不仅仅是唱了一首歌,患者的获益也不仅仅是听了一首歌。”陈洛婷说。

        曾经,陈洛婷和学生们在病房里遇到过一个20多岁的脑创伤女生,她在欧洲出差时出了车祸,陷入重度昏迷,对外界没有任何反应。当时,女生的主治医师同意试一试音乐治疗。可女生的母亲对此却表现得很冷淡,不抱希望。

        “她在外企工作,又是去国外出差,有可能会喜欢听英文歌。”在得不到任何有用线索的情况下,陈洛婷来到女孩病床前,为她唱了一首又一首经典英文歌曲,但患者仍旧没有任何反应。

        “很正常。我就知道一定没有反应。”连医生都这样说。

        陈洛婷没放弃,她仍坚持定期到病房为女孩做音乐治疗。突然有一天,患者开始有意识了。起初,她的肌张力很高又难以控制,总会不小心咬破舌头、捏破手指。于是,陈洛婷尝试用一些舒缓的音乐帮助她放松。果然,女生手指可以活动了,还渐渐能拿着一个海洋鼓跟着她打节拍,慢慢开口说话。

        这之后,态度变化最大的,是女孩的母亲。每每陈洛婷到医院,她都会追着问:“你们还有时间吗?可不可以给我女儿再做一下音乐治疗?”

        大学毕业后,陈洛婷又去美国进修。2010年,原本打算毕业后回台湾做临床工作的她,在高天教授的热情邀约下,再次回到母校中央音乐学院,成为了音乐治疗系的一名教师。

        “我想抓住这个机会,在这个不一样的‘舞台’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情。”陈洛婷说。

        如今,随着音乐治疗师不断被大众了解、接受,越来越多的医疗机构开始主动抛出橄榄枝,希望能与音乐治疗师开展临床合作。

        每周四下午,陈洛婷会带着她的学生们,在首儿所的ICU病房,陪小患儿们度过半天的音乐时光。

        安静、冰冷,往往是医院ICU病房给人的第一印象。这里不能陪床,小患儿中不少都是第一次离开父母,在陌生的环境,他们常常会感到恐惧不安,加上身体上的病痛,很容易出现焦躁情绪。新生儿不会说话,表达的方式就是持续地哭闹。

        “这时,音乐治疗会是一种很好的方式。我们要想办法用音乐跟孩子们建立一种连接,进行治疗。”陈洛婷说。

        每一次音乐治疗前,陈洛婷他们都会先跟医护人员沟通患儿的病情,评估孩子对音乐的反应,再制定音乐治疗方案。有时,他们会即兴弹唱一些旋律,再观察孩子的呼吸、心跳频率和视觉、听觉反应,用音乐感染、安抚孩子。

        “除了吉他,还有小鼓、沙锤、碰铃、响板、海洋鼓等便携的乐器。这些乐器都会有不同的声响效果,随着孩子情绪、状态的变化,我们的乐器和旋律也会随时调整。”陈洛婷笑着说,“我们的嗓子,也是很好的音乐治疗工具。”

        10岁的淋巴瘤患儿小婷(化名),本来住在血液科,因为感染而转到首儿所的重症监护室。第一天到新环境,她身体很虚弱,一直沉默不语。

        “你知道自己在哪里吗?平时喜欢什么音乐……”简单的交流后,陈洛婷发现,女孩躺在床上,视角很有限,看不到病房的全貌。不一会儿,病房里响起了童谣《虫儿飞》的旋律,陈洛婷抱起吉他,轻轻唱道:“我们病房里有7张床,有几位护士姐姐,你有什么问题,她们都可以帮助你……”

        很快,女孩的注意力就放到了音乐上,还尝试用手拿着碰铃和陈洛婷他们做一些音乐互动。

        “我们给她定制的是亲切、舒服的音乐交流,目的是带给她更多安全感。这也会有助于她在以后治疗中跟医护人员的配合。”陈洛婷说。

        当孩子们在接受音乐治疗时,病房就变成了一间温暖的“音乐房子”,能够帮助躺在这里的孩子们稳定身心、安抚情绪。

        “我希望更多人能了解,音乐是一种艺术形式,同样也是一种治疗手段。”谈起自己的专业,陈洛婷如数家珍,从胎儿、孕产妇、特殊障碍儿童,到罹患疾病的儿童、成人,再到临终关怀的人群,全都可以是他们服务的对象。

        目前,每年全国音乐治疗专业的毕业生有百十来人,但真正留下的人却并不多。“选择了音乐治疗师这个职业,就注定选择了辛苦,能一路坚持下来的人,一定都是秉持着这对这份职业的热爱。它或许不能让你拥有舞台、鲜花和掌声,但是却可以帮助许多有需要的人。”陈洛婷说。

  • 总是去安慰

        本报记者 王琪鹏

        “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在秦苑的办公室里,挂着这样一条特别的格言。安慰,似乎不是医生的本职,却是安宁疗护的意义。

        秦苑是海淀医院安宁病房主任。从事安宁疗护之前,她在肿瘤血液科工作了30多年。三年前,医院创建安宁病房,她主动找到院长,承担起了这项全新的工作。

        2017年3月6日,这个只有2间病房、6张病床,1间告别空间的病区开始正式运行。这是个特殊的病区,只收治生命末期的患者。根据去年的统计,安宁病房的平均住院时间为12.8天,来到这里,基本上就宣告了生命的倒计时。

        但这里并不可怕。安宁病房里挂着中国结,摆着“吉祥鼠”,还有社工、志愿者制作的各种小手工。有时候,病房里会响起生日歌,有时还会响起婚礼进行曲。生命历程里应有的一切这里都有,只不过速度被调成了快进模式。

        “安宁疗护不是看病,而是去照顾一个生病的人。”秦苑说,注重人的感受,了解人的需求,维护人的尊严,就是安宁病房存在的意义。以往,医学的任务是“生命不息、抢救不止”,而安宁疗护要解决的问题,则是人们常常有意无意忽略的一个问题:当死亡不可避免的时候,如何让病人走得有品质。

        安宁病房里,主要是癌症末期的患者,他们出现痛苦的症状最多。秦苑说,经过社会多年来的不懈努力,“优生”已经做得非常好了,“善终”却刚刚起步。生命教育的这堂课,一直没有人给补课。

        但是,来找秦苑问诊的人并不少,她的安宁病房常年是满的。曾经有两个年轻的姑娘在秦苑的门外等了一个小时。因为不忍生命末期的母亲还要遭受病痛折磨,她们四处寻医,最后来到了海淀医院。她们说,母亲希望少受罪,她们要为母亲完成最后的心愿。

        还有一位老奶奶,是四个儿子把老人送过来的。按照惯例,住进安宁病房,需要开家庭会议,统一家属的意见。往往要开一个多小时甚至两个小时的家庭会议,这次半个小时就开完了。四个儿子的意见非常统一:希望让老人以最小的痛苦离开。三年前,他们的父亲罹患胃癌,他们调动了所有的社会资源为父亲治病,却让父亲在极度痛苦中离世。当再次面对生离死别的时候,他们选择了减少痛苦。

        对于生命末期的患者来说,安宁疗护只是一个选项。但对于秦苑来说,每一位患者的到来,就是一次生命的托付。

        病房里有一位患有大肠癌末期肠梗阻的老先生,住进来时,已经不能开口说话。老人与老伴儿结婚67年,感情很好,但老伴儿因为骨折无法来到医院。了解到这一情况,秦苑立刻联系老人的子女,为二老创造最后的见面机会。当晚,秦苑就把老奶奶接到医院,把二老安置在并排摆放的病床上。一周后,老人平静离世。

        有一位罹患结肠癌的老人家,听力已完全丧失。老人的女儿找到秦苑:“父亲不希望别人替他拿主意,我们也希望能以他期待的方式支持他,直到离去。”每次查病房,秦苑总是带着一块小黑板,通过写字的方式了解老人的意愿。当老人连点头都困难的时候,就改用手指作暗号。动一下表示“要”,动两下就表示“不要”。

        老人安详离世后,他的女儿特意在护士节当天送来了感谢信和一座奖杯。奖杯上刻着“专业温暖,尊重生命”。这句话后来成为了安宁病房的科训。

        安宁病房是一个生命末期的专业照顾科室。两年多来,已经有两百多位患者在这里走完了生命的最后一程。为了让这些已经接近终点的生命圆满告别,秦苑时时和安宁团队一起,也时时和患者家属在一起,彼此温暖,相互支持。只要是能够满足患者的心愿,只要有助于患者安详尊严地辞世,她都会去做。

        秦苑办公室里的那句格言是一位来进修的护士写的。她来北京进修三个月,起初并不知道安宁疗护是做什么的。进修期满,她写了一副条幅送给安宁病房。她说,感谢大家给她上了一课。

        这节课的名字叫做:尊重生命。

  • 防疫“志愿兵”

        本报记者 代丽丽 通讯员 朱志勤

        “作为一名党员、一名退役军人、一名专业人员,我有责任、有义务和社区居民站在一起。”这是丰台区军转干部周艳荣请“战”时说的话。

        周艳荣是丰台区军休3所的一名军休干部,退休前系军事医学科学院生物工程研究所高级实验师。春节前她回湖北宜昌过年,并提前买好了大年初二回北京的机票。没想到的是,才到宜昌不久,武汉就因疫情封城,相隔300公里的宜昌,也受到影响。

        1月23日晚9点,当小区物业接到上级命令要求彻查来自武汉的车辆及人员情况时,小区物业公司经理人在广州,群龙无首。周艳荣挺身而出,她对焦急万分的街道领导说:“我是防疫专业人员,作为一名党员、退役军人,我有责任、有义务和社区居民站在一起。”和街道领导对接后,她义无反顾地挑起了小区防疫的大梁。

        当天夜里,周艳荣和社区、物业工作人员一起,先对小区来自武汉的车主进行排查,查出60余辆车来自武汉。她又拿着对照名单,挨家挨户排查小区住户。小区22座楼、1500余户全部排查完毕,已是凌晨2点。

        回家打了个盹,天不亮她又爬了起来。在此后的每天里,她和社区、物业工作人员并肩作战,宣传、消毒、测温……每天要工作10多个小时,但周艳荣从不言苦,还不断给大家打气加油。

        作为一名有着丰富防疫知识的专家,周艳荣清楚地知道,在疫情防控关键时期,除了医院,人员集中的小区是另一个疫情防控的主战场。为此,她和小区工作人员自觉加大排查密度,织密网、建台账,实行分区、分类管理。

        为了尽量减少居民出行,她建立了一个配送蔬菜的微信群,为有需要的居民配送生活必需品。

        “隔离不可怕,就怕隔离时恐惧的心理状态。”周艳荣发现,人们心理上的恐慌才是最大的敌人,于是她给40多户被隔离人员建立了一个微信群,给大家教授防疫常识,从医学和心理学的角度进行心理疏导和情绪抚慰。

        有人看到网上的报道,在群里问她:“都说空气里都是病菌,是吗?”周艳荣告诉他们:“病菌需要一定的载体才能存活,比如咳嗽时喷出的飞沫。所以不会有空气里都是病菌的状况。”每天早上,她还会提醒大家:“请大家开窗通气10分钟,但要注意保暖,不要感冒啊。”

        军人是用来打胜仗的,在危难之际看到了军人就意味着胜利。周艳荣是一名有着几十年军龄的老兵,大家信任她、依靠她。

        有一天,被隔离的徐某给她发私信,说家里降压药没了,朋友都在武汉,亲戚联系不上,拜托她帮着代买。她想都没想就答应了,跑了四五家药店,才把徐某要的5种常用药买齐。

        周艳荣看到药店排队买药的人很多,担心交叉感染,就建议店家在门口隔一个人放一把凳子,以加大间距、避免拥挤,出来一个人再放一个人进去。店员很高兴,居民也很认同,因为他们知道周艳荣是名退役军官,大家都愿意听她指挥。

        从“战疫”打响以来,周艳荣就在湖北宜昌防疫工作第一线上战斗。她说:“我要继续战斗下去,和全军驰援武汉的战友们并肩战斗,直到战争胜利!”

  • 返程守夜人

        本报记者 孙宏阳

        夜里10点半,北京南站北广场公交枢纽,一个高大的身影钻进一间小小的调度室。“丁师傅,又来这么早啊。”屋里的值班人员热情地打招呼道。“早点准备,踏实。”丁师傅测过体温,走到酒精检测仪器前,把口罩掀开一角,拿起一根一次性吸管放进嘴里,朝着仪器检测口吹气。疫情防控阶段,酒测不再“对嘴吹”,一根吸管架起安全距离。

        丁师傅名叫丁连春,是夜17路的一名夜班驾驶员。此时,距离头班发车还有50分钟。

        “23578,领我的车钥匙。”丁连春报的这串号码,是他固定开的一辆公交车编号。“开的时间长了,什么‘脾气’我都了解。”丁连春说,把车开好的秘诀就是“人车合一”。来到车前,丁连春打开手电筒,绕车一周,外观确认没问题,又打开车后盖,弯下腰探着头,仔细查看机油、防冻液、发动机……

        “好了,没毛病。消完毒就可以准备发车了。”丁连春把车开到站台旁,另一位穿着白大褂、戴着口罩和胶皮手套的同事走上车,对车厢进行彻底消毒。

        夜17路是一条往返于北京南站与北京站之间的线路,一共14站。每年返京高峰,都要服务大批返京务工或者换乘的旅客。

        晚上11点20分,丁连春准时出车,车上只有一位刚下火车、戴着口罩的男乘客。“小伙子,你去哪?”“我去北京站附近。”“得嘞,您坐好吧,终点站下车。”丁连春说,与常规线路相比,夜班司机要更“操心”。

        不管是拉着行李箱的乘客,还是普通乘客,丁连春都会在他们上车时,问一句下车地点。因为夜里坐车,很多乘客都容易犯困,稍不留意就会坐过站。为此,丁连春贴心地提供“叫醒服务”。车辆拐弯时,他也会格外小心,轻踩刹车,生怕稍不留意,把酣睡的乘客晃醒,甚至从座位上摔下去。

        一些代驾常坐丁连春的车,跟他渐渐熟络起来。有一次,一位代驾小哥上车后,递给丁连春一个座椅靠垫,“丁师傅,靠着这个舒服,夜里开车辛苦了。”听得丁连春心里暖暖的。

        15年来,丁连春从不吃夜宵,因为“饿着肚子才不会困”。即使在寒冬,他也会关掉驾驶舱位置的暖风口,开窗吹冷风保持绝对清醒。

        受到疫情影响,外出的人少了,坐车的乘客更少了。“很多时间车厢里只有一两个人,感觉挺孤单的。”丁连春说,但是作为一名公交驾驶员,为了保障市民正常的公共交通出行,他依然要坚守在岗位上。

        “就算只有一位乘客,也要准时准点发车,安全行车,为市民夜间出行提供便利。”丁连春说着,调整了一下口罩,灯光下,他的脸颊上露出一道深深的勒痕。

        本报记者 邓伟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