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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返本开新:中华文明在当代

        吴新文

        近年来,姜义华教授积多年学术研究之功,先后出版了《现代性:中国重撰》《中华文明的根柢:民族复兴的核心价值》《世界文明视阈下的中华文明》《中华文明的经脉》等著作,就中国、中华民族、中华文明提出了一系列整体性、贯通性、创新性的论述。

        准确把握中华文明的“根柢”与“经脉”

        中华文化究竟有哪些最根本的特征?中华文明能够数千年一直延续下来,原因究竟是什么?中华文明的“根”和“魂”,究竟在哪里?经过多年研究,姜义华把“中华文明的根柢”归纳为三点:“首先,是中国传统的‘政治大一统论’的国家治理体制;其次,是‘家国共同体论’下社会自我治理体系;第三,是中国人‘以天下国家为己任’的责任担当和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而中华文明的经脉,主要是指整体性的中华文明所包含的知识体系、价值体系、政治经济和社会实践体系以及话语体系,它与中华文明的根柢是互为表里、相辅相成的。

        中华文明的知识体系、价值体系、实践体系和话语体系,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有机结合,不仅塑造了中国的基本制度,而且深深植根于中国基层,具有极大的稳定性、适应性和自我再造能力,对中国基层人民群众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趣味能产生直接影响,这也是中国的大一统国家能够延续至今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姜义华教授特别强调,理解中华文明,要从基层着手,要多看看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中国人心目中的核心价值,只要看一看春节时每家大门上所贴的春联就知道了。比如‘民富国强、人寿年丰’这八个字,把每个人的富裕和国家的强盛紧密联系在一起,把每个人健康长寿和风调雨顺、年年丰收紧密联系在一起,这是几千年来支撑我们这个文明的中国人最简单、最朴素的核心价值观念。”

        中华文明的返本开新之道

        需要强调的是,姜义华教授的中华文明论述,不仅建立在对中国传统、历史和文化的全面、深刻把握之上,而且也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深刻理解之上。他充分肯定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实现中华文明的“返本开新”上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中国共产党人在近一个世纪奋斗中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成功结合起来,取得一个又一个伟大的胜利,是中国传统文化在批判中继承、在创新中发展的伟大践行者。”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华民族、中华国家和中华文明重新确立了自身独立自主的主体地位,中华文明实现了现代转型,使传统的大一统国家成功地实现再造和新生,传统的精神支柱——中华传统美德得到延续和升华,传统的家国命运共同体获得了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全新经济基础,中华民族一步步走向伟大复兴。

        新中国建立后,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这无疑是一种“返本开新”。“社会主义具有经济性质,更具有文化性质。社会主义是创建一种新的文明,一种新的文化。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是中华文明的精髓。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全新的文明,不仅包含先进的社会生产力、先进的生产方式、先进的生活方式,还包括先进的思维方式、先进的交往方式、先进的行为方式。”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框架中,改革开放具有鲜明的文明论意义,因为改革是关系到每个中国人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全面变革,是以国家现代化为目标的文明运动。这场运动主要是面向西方的,但其底色却是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场和平的革命,“是整个中华文明从物质文明到精神文明、从政治文明到社会文明再到生态文明全方位的提升,是人类文明中一种崭新文明在孕育、在诞生”。

        姜义华教授认识到,中华文明的返本开新,不可能一帆风顺,一定会遇到很多问题和挑战,遭遇各种困难和风险。“近代以来,对传统中华文化共同体真正最大的冲击,其实是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世界化,以及现今影响越来越大的知识化、信息化。”在当代世界,全球经济正在从传统的以工业资本为主导的产业经济转向以知识、文化、科技、信息为主导的新型产业经济,知识、文化、信息的霸权及鸿沟正深刻改变着全球竞争、全球控制、全球治理的态势和方式,文明问题日益凸显。

        要培育一种新理性主义

        在中国“现代性重撰”的过程中,姜义华教授呼吁要培育一种新理性主义,以保持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个性化精神与整体化精神、戡天役物的竞进精神与自然谐适的保守精神、世界化精神与本土化精神的并行不悖、相砺相长,并以此规范人自身,规范人与人的关系,规范人与自然的关系,并使三者相契合而成为整体。他相信:“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历史积淀,以及新理性主义的勃兴,使中国有能力纠正社会大变革中的种种负面效应和种种失序、失衡、失范现象。”在信息化、智能化时代,中国人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正在被重新塑造。中国正在谋求融新型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信息文明、生态文明为一体的新文明,要克服现代性的诸多弊端,就要自觉做到以人为本,“推进工业化进程与生态化的结合,城镇化进程与人性化的结合,市场化进程与社会公平化的结合,世界化进程与民族国家的主体性的结合”。

        中华文明的返本开新,实现世界化进程与民族国家主体性的结合,意味着在继续反对西方中心主义的同时,不能因此转为崇奉中国中心主义。中华文明的主体地位不是游离于世界之外的,而恰恰是在与世界的普遍联系和广泛交往中建立起来的。在中国人看来,文明是复数而不是单数。中国秉承“德施普也,天下文明”的核心价值,继续发扬协和万邦、以天下为一家、四海之内皆兄弟、国与国交往以德以义而不是唯利是图等优秀传统,参与国际经济和政治新秩序的建立,努力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能够有效克服资本主义霸权所造成的世界的二元对立状态,以及世界联系和交往中的极严重不对称性,并努力克服许多蕴含着极大危险性的世界联系的疏远、脱钩乃至断裂。

        对于中国、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未来,姜义华教授表现出了一位已届耄耋之年的睿智的历史学家和哲学家所具有的乐观态度。他预言:“中国今天已深度进入全球化,并一步步从边缘半边缘走向世界性联系的核心。中国将成为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国家。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历史形成的稳定的命运共同体,在整个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将承担更大的责任,也将发挥更大的作用。立足这样一个高度,中国共产党人继续高举马克思主义大旗,对中国传统文化坚持在批判中继承、在创新中发展,将开辟一个前所未有的局面,达到前所未有的新的高度。中国传统优秀文化,也将在应对中国和世界这一全新挑战中谱写出崭新的篇章。”

        (作者为复旦大学哲学院副教授)

  • 梁启超:中国现代法学之父

        喻中

        梁启超是百年前的人物。在今昔之间稍作比较,即可以发现,在百年后的今天,梁启超著作的影响力,已经明显地衰减了。但是,从19世纪末期到20世纪初期,在陈独秀、胡适之前,“新会梁氏”在中国言论界、思想界的魅力,几乎无人堪与比肩。正如黄遵宪所言,梁启超的论著“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

        在世人的印象中,“新会梁氏”是政治活动家,也是启蒙思想家,还是学者。但是,很少有人说他是法学家。确实,梁启超不是专业化学术分工中的法学家,更不是法律技术专家。他似乎也不以“法学家”自我期许。但是,一方面,梁启超写下了大量的法学论著,主要涉及法理学、宪法学、行政法学、法律史学、国际法学。另一方面,他担任中华民国的司法总长,草拟宪法,既是司法者,也是立法者,在其法律生涯中,积累了比较丰富的法律经验。这两个方面表明,梁启超也是一个知行并重的“法律人”。他的法学论著与法律实践,足以构成一个广阔而幽深的法学世界。这个世界尽管只是梁启超饱满人生、丰沛思想的一个侧面、一个组成部分,但依然闪耀着他独特的智慧与灵性。

        在梁启超之前,还有沈家本(1840―1913年)等中国法律史上的著名人物。生活在晚清的沈家本,尽管也善于睁眼看世界,但他的核心身份还是一个传统的律家,当然也是一个学而优则仕的清王朝官员。沈家本做过清王朝的天津知府、保定知府、刑部右侍郎、大理院正卿等官职,为后世留下了《历代刑法考》《律目考》《汉律摭遗》等著作。从他的人生经历、知识结构、法律经验来看,沈家本是传统中国的最后一个律家,是中国传统律学智慧的集大成者,同时也是中国传统律学的终结者。研究沈家本,也许可以写成一部“沈家本与中国传统律学的终结”。

        比沈家本晚生33年的梁启超,走过了一条截然不同的人生轨迹。1895年,22岁的梁启超参加公车上书,并协助康有为成立强学会、创办《万国公报》。1896年,23岁的梁启超出任上海《时务报》主笔。1897年,24岁的梁启超主讲长沙时务学堂,教导蔡锷等更年轻的学子。1898年,25岁的梁启超参与百日维新, 当年9月,百日维新失败,在清政府的追捕中,梁启超随即东渡日本,由此开始了长达14年的海外流亡生涯,直至1912年,才迎来了他英雄般的凯旋,从此在民国的政治舞台、学术舞台上大展身手。这样的人生经历表明,梁启超与传统中国的律学几乎没有关联、没有交集。他的法学著述与法律实践,与传统中国的律学知识、法律实践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断裂,代表着一个全新的开端。

        在新旧交替之际,梁启超作为一个象征性人物,可谓中国现代法学的主要开创者、主要奠基人。汉语中的“法学”一词,就是由梁启超最先使用的。汉语法学中的很多范畴,都是梁启超最先使用的。严格意义上的中国现代法学,就是从梁启超开始的。梁启超的法学著述历程与中国现代法学的兴起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重叠的,是同步展开的。中国现代法学的兴起是一个复杂的、立体的过程,是一个群体性事业,是几代人的事业,甚至是一个民族的事业,当然不可能归功于梁启超一个人。但是,如果一定要为中国现代法学找出一个最具代表性的奠基人、开创者,那么,还有哪位先贤比梁启超更有资格呢?倘若没有,那么,梁启超就是当之无愧的“中国现代法学之父”。

        因此,要理解中国的现代法学,梁启超是一个绕不开的人物。绕开了梁启超,就绕开了中国现代法学的起点,就不能真正理解中国现代法学的兴起。描述梁启超的法学世界,就是在索解中国现代法学的基因密码,就是在回顾中国现代法学的萌生、肇始、由来,就是在建构中国现代法学史的“第一章”。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本书题名为《梁启超与中国现代法学的兴起》。

        在写下这个书名的时候,我想到了恩格斯的名篇《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如果说,费尔巴哈象征着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那么,梁启超代表了中国现代法学的兴起。着眼于此,笔者把相互关联的九篇文字勒为一书,既勾画梁启超的法学世界,也描述中国现代法学兴起的姿态。

        (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 《三体》突破了“霍布斯极限”

        赵汀阳

        关键词解

        何谓“霍布斯极限”

        英国和政治哲学家社会学家托马斯·霍布斯设想了“原始状态”——霍布斯丛林状态,认为在没有国家制度时,每个人都是其他个人的敌人,他想尽办法偷抢人家的财产,也想尽办法不被别人偷抢,在这种没有国家制度的条件下,大量资源被用于从事偷抢和防止被偷抢的活动,因此生产活动不可能发达起来,而偷抢在结成人群的团体之间发生时,就是战争。霍布斯丛林世界属于人类社会内部的无规则博弈游戏,在其中,强者只是谋求对他者的统治权,而不是消灭他者。“霍布斯极限”指的是这种霍布斯丛林状态的极端化。

        刘慈欣的冷酷想象力超越了人类条件,构造了一个可以省略共在问题的恐怖世界。《三体》的意义不在于文学性,而是理论挑战,至少创造了两个突破点:一是突破了“霍布斯极限”,哲学通常不会考虑比霍布斯丛林状态更差的情况;二是提出了人类处于被统治地位的政治问题。由于主体性的傲慢,人类没有思考过强于人类的敌人(神不算,神不是人的敌人)。

        刘慈欣提出的黑暗森林状态意味着:(1)这是一个宇宙社会,其中存在着不同发展水平的众多文明。(2)生存是任何文明的第一需要,文明为了生存而不断以指数增长和扩张,而宇宙的物质总量不变,于是,文明之间的基本关系是你死我活,所谓生存死局。(3)宇宙中存在着具有博弈论的传递性结构的“猜疑链”,即所有文明在“我认为你认为我认为你认为……”的相互结构中无穷猜疑,结果是,没有一种文明能够确定其他文明是安全对象。除了一度无知的地球文明以及类似的其他“童话般的”文明缺乏此种知识,其他文明都知道黑暗森林的可怕事实。地球文明之所以想不到这个宇宙级别问题,是因为人类社会有着足够的信息交流,而交流化解了人间的猜疑链。但在缺乏互相信任条件的宇宙社会里,猜疑链必然导致道德失效,无论善意还是恶意的文明在猜疑链中都只能假定他者是恶意的,否则后果很严重,因此,宇宙是一个零道德社会。(4)文明的发展会出现“技术爆炸”,即短时间内迅速获得技术突破,落后文明有可能通过技术爆炸赶上先进文明,因此,先进文明没有理由傲慢,消灭落后文明以确保自身的长期安全就成为一件时不我待的事情。

        刘慈欣强调,在黑暗森林状态中,不仅善恶价值观失去意义,甚至善恶的概念也是很不严谨的。哲学经常谈论的善恶概念显然不是对每个可能世界都有效的普遍概念,而是属于某些相当好的可能世界内部的概念。即使在人类世界里,人们对善恶至今也没有一致的理解,可见人类也并没有真正理解善恶。在这里,我们接受刘慈欣的定义:善意就是不主动攻击他者,恶意则相反。就概率而言,宇宙众多文明中必定有些是善意的,有些是恶意的;至于地球文明是不是善意的,却很难说。地球文明所以显得是善意的,可能是因为弱小到没有“清理”能力。无论如何,既然猜疑链取消了交流,那么,善意和恶意就不是有效的行为变量,任何一方都只能假定他者是恶意的。这样的极端问题完全超出了传统哲学的思想框架。

        人类最后的自我拯救手段是理性,应该说,除了理性,别无方法。博弈论试图揭示,即使在存在交流困难的情况下,人仍然能够单方面地理性算计一件事情是否值得。但是目前的博弈论有着明显的局限性,这与博弈论所采用的现代理性概念有关。现代常用的理性概念是个体理性,这个设定很是可疑。个体理性始终优先考虑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在选择排序上总是保持逻辑一致性,因此这种算计方式等价于计算机,虽然高效,却不足以分析开放性的问题或悖论性的情形,也无法恰当分析共同利益和共在条件,因此可能出现短视、两败俱伤甚至致命的误判。我试图引入一个有着更大容量的“关系理性”概念,为此设定了一个在人类条件下满足最坏可能世界标准的“模仿测试”,其结论是:即使最强者也无法保持万无一失的安全,个体理性的单独运用必定招致致命的模仿性报复,因此,只有经得起他者模仿而不至于招致报复的策略,才能够建立普遍有效的行为原则。能够经受任何模仿而始终保持对称的有利收益的普遍理性就是关系理性。在理论上说,关系理性是和平合作的必要条件,因此是共在的普遍定理,不仅在人类社会中普遍有效,而且在很多可能世界中或许同样有效。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 书林折枝

        新中国70年

        当代中国研究所著、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的《新中国70年》,运用真实准确的史料、严谨详实的数据和平实顺畅的语言,记述了新中国70年波澜壮阔的历史,及重大事件、重大决策、重大理论、重大实践;展现了新中国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当家作主,建立、巩固和探索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改革开放中找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确道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实现伟大中国梦的奋斗与奋进历程。可作为人们学习党史、新中国史的辅助读物。(宋雨)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权威读本

        何毅亭主编,人民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的《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围绕党的十九大作出的伟大决策和战略部署,从八个方面深刻阐述了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时代背景、历史方位、奋斗目标、重大意义,深入分析了实现这个目标的战略举措、实践要求、主要任务、方法路径。本书系“全国干部学习培训教材”系列丛书之一,具有很强的理论性,是广大党员干部学习相关理论知识的权威读本。(唐枫)  

        汉字与中华文化十讲

        三联书店出版的《汉字与中华文化十讲》,是语言文字学家王宁教授从汉字角度研究中华文化的专著。书中从文明的晨曦与汉字的起源到汉字的性质与特点,从汉字与中华文化的关系到信息时代的汉字规范等,都是令人感兴趣的话题,从而为读者打开了一扇认识中华文化的新窗口。(林素)  

        铃木大拙中国哲学小讲

        铃木大拙著、吾久乐译,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铃木大拙中国哲学小讲》,从哲学、伦理学和宗教三个面向,勾勒出中国思想史中流光溢彩的发轫阶段所产生的思想激荡,儒家的孔子、孟子与荀子,道家的老子、庄子与列子,以至于杨朱、墨子,这一群灿若繁星的哲学家们跃然纸上。(张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