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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两种医生要合作”

        朱鸿召

        1944年,延安曾经出现过严重的传染病疫情。在缺医少药的陕甘宁边区,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面对传染病疫情肆虐,坚持以西医为主体的医疗机构,团结中医能手,将公共卫生等西医防治组织措施,与中医诊治、中药汤剂相结合,综合施策,群防群治,取得抗击疫情战斗胜利,并推动中西医团结合作,用科学改造传统,努力实现建立覆盖城乡的基本医疗保障体系的社会理想。

        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防疫委员会,集中人力物力,组织医生下乡,参与救治病人并指导防疫工作

        1944年元旦刚过,延安郊区农村出现传染病疫情。疫情最初出现在延安东南方向的川口、柳林、金盆等地农村,逐渐蔓延至河庄、丰富等地,并且病势极为猖獗。据延安《解放日报》报道:“从一月到现在病死者已达500人,其中约有半数为最近半月中得病死亡的。川口区死104人,其中有66名为妇女;柳林区病势最为激烈,如圪拉沟一村就病死14人,全区共死229人,其中110人为最近二十天中死亡的;金盆区亦有110人得病而死。河庄、丰富二区虽没有上述三区厉害,但最近蔓延的趋势亦属骇人,如河庄区三乡新窑沟村,在4月25日一天就病死8人。”这是延安县所属几个区的疫情,很快延安市也出现同样的疫情。5月初延安市死亡108人,月底“因疫病而死亡者242人,牲畜的死亡也很大,猪、马、牛、羊死去将近700头”。五个月时间里,疫情导致延安县和延安市死亡人数总计742人,一时间人心为之惶恐。

        经卫生部门统计显示,各地传染病病情大致相同,发病之初多为心痛头昏,上吐下泻,短则两三小时,长则两三天就死去。主要症状是,发病突然,感觉胸闷、胸痛、眩晕、四肢麻木、出冷汗,面色苍白、口吐黄水,或伴有腹泻,不发烧,心音微弱。临死前呼吸困难,神志清醒。死亡者大多是妇女、儿童。从延安各大医院抽调下乡参与疫情防治的西医诊断认为:“病的来源主要是饮水不净,在发病区域内,很多水井旁边的水坑,猪即躺卧其中,水内杂菌很多,加之群众日常喝水并不煮开,因之更易得病。其次因群众不常洗衣,虱子繁生,得斑疹伤寒者亦众”。显然,这是一个浮泛的常态卫生情况判断,并没有对此次疫情作出具体的确切诊断,其救治和解决问题的办法,也就相应地是一般性的卫生防疫措施。

        面对来势凶猛的疫情,陕甘宁边区政府召开紧急会议,专题研究对策,成立防疫委员会,集中人力物力,组织医生下乡,参与救治病人并指导防疫工作。其主要措施有五:其一,组织流动医疗队,由各医务机关、医院,分别组织,划定区域负责治疗。中央卫生处负责延安市西北区、延安县河庄区;留守兵团卫生部、和平医院、医科大学(特放假三星期),负责延安县川口、金盆区;边区卫生处负责延安县柳林、丰富两区。在发生瘟疫地方以急治为主,未发生的地区以防疫为主。凡医务所所在地皆负责为群众治疗。其二,各机关、学校、部队,进行防疫紧急动员,并发动各机关团体帮助所在地区之居民进行大扫除、挖厕所、挖垃圾坑,宣传清洁、消灭虱子、喝煮开的水等防疫知识。县、区、乡负责同志,切实负责防疫,组织疫病区的隔离,勿使疾病蔓延。修理水井,以防病菌传流。其三,边区医院增设床位,收容群众病人。并用拨款炮制大宗药品,救治病员。其四,为了使防疫卫生工作经常、普遍进行,由文协制卫生图画,及编写秧歌及剧本进行宣传教育工作。提倡如延安市创办之民办公助综合性(中西医、兽医,既门诊又收住院)的卫生合作社,于乡间试办,使其成为今后医务、卫生进行工作之中心。其五,在此次急救与防疫过程中,发动医务人员工作竞赛,使医生下乡为群众解决问题,工作优良者得到奖励与表扬。

        为解决延安疫病流行问题,毛泽东提出:中医我们奖励,西医我们也奖励,

        在这次疫情危难面前,中医发挥了特殊有效的诊断救治作用。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同时也是陕北中医名家李鼎铭,邀请延安中医名家毕光斗等人一起研究疫情。“毕先生治病极其慎重虚心,他开方子时,每次回来总要细加研究,考虑用药分量是否适当。他治病的特点不是一下子就开药量很重的方子。他很慎重的先清病源后理病状,对于病情的研究分析十分精确。”他们从中医病理诊治立场出发,经过研究和验证,对疫情作出独立判断,因时因地制宜,确定了针对此次疫情的中医药方,简便而有效,再经防疫委员会委员讨论同意,作为下乡医疗救治方法。实践证明,中医药方在救治传染病疫情上效果显著。据中国医科大学医疗队统计,“在川口区三乡,未经治疗的病人死亡率占98%(60人中仅一人未死),而经过医疗者却只死去20%,其原因尚多由于群众迷信巫神拒绝复诊,或病势稍轻时即参加劳动复发后难以医治而来”。

        在医药短缺的陕北农村,维系群众生命安全的主要医疗保障是中医。当凶猛的传染病疫情发生后,中共中央卫生主管部门和陕甘宁边区政府迅速动员组织机关单位所有医疗机构参与紧急救治工作。但是,受医药条件限制,必须大量采用当地出产的中药制剂,相应地接受中医诊断理念,在群众性卫生防疫工作中实行中西医团结合作,共同对付疾病疫情,维护军民干群生命健康。

        其实,战争年代受长期处于农村环境制约,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队伍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崇尚西医、相信西医的观念;但是在医疗实践中始终接受中医中药,并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中医中药,从而形成一种“西医为体,中医为用”的医疗体系。中医在治病方面的功效,毛泽东等领导人就有切身认识。大约在延安疫情暴发的前两年,毛泽东患肩周炎,限于当时的医疗条件,并且西医对此没有什么快速有效的治疗方法。后来是李鼎铭先生用中医诊治痊愈了毛泽东的肩周炎。毛泽东在与李鼎铭交往过程中,征询李鼎铭意见:“现在延安有些西医看不起中医,你看边区的医药事业应如何发展?”李鼎铭自信地说:“中西医各有长处,只有团结起来才能求得进步。”毛泽东充分肯定李鼎铭的意见:“你这个办法好,以后中西医一定要结合起来。”

        针对如何防控疫情,1944年5月24日毛泽东在延安大学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说:“近来延安疫病流行,我们共产党在这里管事,就应当看得见,想办法加以解决。我们边区政府的副主席李鼎铭同志是中医,还有些人学的是西医,这两种医生历来就不大讲统一战线。我们大家来研究一下,到底要不要讲统一战线?我不懂中医,也不懂西医,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作用都是要治好病。治不好病还有医术问题,不能因为治不好病就不赞成中医或者不赞成西医。能把娃娃养大,把生病的人治好,中医我们奖励,西医我们也奖励。我们提出这样的口号:这两种医生要合作。”

        借着延安附近农村传染病流行之际,动员组织中西医团结合作,开展群众性卫生防疫运动显得特别重要。《解放日报》社论曾强调指出:“目前亟待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要在中西医密切合作打倒巫神的方针下,大批培养边区医药卫生工作干部,以便在最近三五年以内,具体实现毛主席指示,做到每个乡都有医务所,都有医生。”这表明,“中西医合作”已成为共产党领导陕甘宁边区群众卫生工作的一项基本方针。

        延安时期先后出现过鼠疫、伤寒、霍乱等传染性疫情,在抗击疫情过程中,共产党采用“中西医合作”,防患于未然,是逐渐形成的群众性卫生防疫工作的有效良策和成功经验。

        (作者为上海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

  • 不信鬼神 不信巫术

        王宏治

        在人类与自然界的斗争之中,与疾病的斗争是最重要的内容之一。中国是文明发达较早的国家之一,我们的祖先很早就有与疾病斗争的经验,除了医药学的发展外,国家采取法律措施,利用整个社会的资源,有组织地与暴发性的传染病进行斗争也是我国古代战胜流行性疾病的重要方法。

        古代统治者很早就已注重使用法律手段来防治疫病

        据邓拓先生在《中国救荒史》一书中统计,我国在两周时期,仅有一次疫病流行的记载,秦汉时期13次,三国两晋时期17次,南北朝时期17次,隋唐五代时期17次,两宋金元时期32次,明代64次,清朝74次,民国6次。以上仅为见于正史的记载,用挂一漏万来形容,恐不为过,局部性的疫情,多不见史载。

        由于疫病发生的频繁,古代统治者很早就已注重使用法律手段来防治疫病。例如,我国的法律很早就有了保护环境资源,保护环境卫生的规定。《逸周书·大聚解》载周公说:“禹之禁: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长;夏三月,川泽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韩非子·内储说上》载:“殷之法,刑弃灰于街者”;“殷之法,弃灰于公道者,断其手”。有人认为这是禁止向街道倾倒垃圾的规定,用重刑惩治破坏环境的行为。西周时,治国的指导思想是“明德慎罚”,强调“德治”,用礼来规范人们的行为。《礼记·月令》将人与环境的关系全部纳入礼法范畴,秦将其中一些内容编入《田律》。又据《法律答问》可知,秦朝已有专门安置麻风病人的隔离机构,称为“疠迁所”;而《封诊式》则有专门诊断鉴定麻风病的“爰书”。汉代承用秦律,这些规定依然有效。综上所述,秦汉以前基本上是采取保护环境资源和环境卫生的方式,来防止疫病的发生和蔓延。

        东汉末年连续的瘟疫,使执政者认识到,仅仅靠预防,不能对已然发生的疫病有所作为,还须进一步加强对疾病的治疗和救济。对老年人、妇女、儿童进行救济,并适当减免百姓赋税,这是救灾的重要手段。为防止瘟疫的扩散,晋代立制:“朝臣家有时疾,染易三人以上者,身虽无病,百日不得入宫。”说明当时已有对病人及其家属进行隔离的意识,以致在穆帝永和末年(约公元356年),因疫情严重而出现了“百官多列家疾”,不入宫朝奉,“王者宫省空矣”的状况。皇帝派御医,上门为患病的大臣视疾诊疗,并赐以药物。地方百姓染病,诏郡县备医药救治,甚至连监狱里的囚犯有病也要给医药。

        关于医院,早在春秋时,齐国管仲为残疾人和染有疾病的人设立专门的馆舍收养之。南北朝受外来佛教思想的影响,始为“贫病不能自立者”设立医院性质的医疗机构,称为“馆舍”。北魏世宗永平三年(公元510年),颁诏:“敕太常于闲敞之处,别立一馆,使京畿内外疾病之徒,咸令居处。严敕医署,分师疗治。”这是国家管理的医院性质的机构。此外,较大的佛寺也办“悲田养病院”,收治无家可归的病人和老人。武则天时,设专使管理。又有病坊收管病人,国家出本钱,以利息给养之,并派专使设专门机构管理之。宋代以后,病坊制度继续沿用,并且形式更加多样化:安济坊,是佛教寺院开办的,为贫困百姓治病疗疾;养济院,为外来人员患病治疗;福田院,设于京师四郊,专门收养孤、寡、老、病之人;漏泽园,安葬贫困死者及无主尸骨,等等。

        在对待疾病的问题上,医学与巫术总是在斗争的,由于时代和科学水平的限制,二者不免有交叉。古代医学中虽不乏迷信的成分,但因中国古代的正统学说是儒学,而儒学的鼻祖孔子就不迷信“怪、力、乱、神”,因而中国的医学教育也基本上是在儒学思想的指导下进行的,尤其是隋朝实行科举制后,中央设太医署,隶属于太常寺,主管医政管理和医学教育,使巫术的存在就更加有限。唐代虽承隋制,但将给皇室治病的业务归入殿中省的尚药局,太医署成为专门的医学教育部门,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早的医学院。其分科有四:医师、针师、按摩师、咒禁师,皆以博士为教师,此外还有药物学的采药师,学制为九年,在校生有数百人之多,甚至日本、朝鲜的留学生也在此学医。医学教育的发展,对医学医药知识的普及起着重要的作用,进而对于突发性流行病的预防与治疗具有重大意义。地方长官不信鬼神,不听巫术,能断然采取正确措施,使瘟疫的损失降到最低限度。

        中国古代统治者重视以法律手段防治疫病流行

        据历史研究发现,中国古代统治者重视以法律手段防治疫病流行,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注意环境保护,对山林、湖泊、田野等自然资源,以立法的方式,施行保护性开发利用,不能竭泽而渔。如“非时烧田野者,笞五十”;“占固山野陂湖之利者,杖六十”;对于破坏环境卫生的行为,也要惩处,主管者没有禁止,与之同罪,“其穿垣出秽污者,杖六十”;“主司不禁,与同罪”。

        其次,国家直接对医药行业实行强制性管理。晋代已有《医疾令》,唐代进一步发展完善。又如汉代诞生的《神农本草经》,因辗转传抄、增修,经南北朝后,已较混乱。唐高宗显庆四年(公元659年),由宰相领衔,尚药局与太医署共同编纂了《新修本草》,后世又称为《唐本草》,这是世界历史上第一部由国家颁布的药典,分为目录、本草正文、图、图经四部分,载药850种,对药品实行国家管制。后图与图经散失,宋朝仁宗时又组织全国150多个州郡,将各地所产的药物,绘制成图,连同标本送京,完成了我国第一部由政府组织绘制的药物图谱,称为《本草图经》。医学教育除设立教学机构外,国家对学制、教材、教学方式、考试方式等都有具体细致的规定。

        再者,对于突发的瘟疫,国家已有一套较为成熟的应付办法。如太医署每年都要根据时令准备药物,对伤寒、疟疾及金疮之药,必须有充足的备用品,以备不时之需。军队出征及重大工程项目之处,五百人以上,太常寺委派医师一名随队出行。这些都是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所以每有疫情,政府的措施是较快的,局部疫情由地方官直接处理,“郡县给医药”;若涉及的区域较大,则朝廷派朝官出使,视察疫情,派人送医、送药。对于传染病,国家要求采取隔离措施,在京师者,疫情严重时,可以“废朝”。

        最后,当疫情发展到严重影响人们生产、生活时,国家就要采取进一步措施,如减免赋税,减轻徭役,发放赈灾的救济粮款,对死伤损失重大的家庭,给予特殊的补助,如老年人、妇女、儿童往往补贴更多一些。在重大的灾害发生时,国家还要颁布大赦令,对严重犯罪者,减轻刑罚,一般犯罪者则可免罚,这也是让劳动力回到生产领域的措施。同时国家要停止一些重大工程,以减轻民众负担。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古代社会是专制社会,存在着阶级压迫,尽管国家有着相当成熟的法律制度,但官吏的腐败是这个制度的痼疾,好的法律措施,未必就能处处得到认真的执行,贪官污吏往往利用自然灾害,牟取私利,发国难财,使本来应该限制在很小范围内的灾害扩大成为全局性的重大灾害。这也是我们应当注意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

        (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学研究中心教授)

  • 苏轼与“圣散子方”

        郑学富

        北宋元丰三年(1080年)正月初一,苏轼和长子苏迈离开京城,前往黄州。父子两人经过一个多月的跋涉,于二月初一到达黄州。就在这一年,一场瘟疫在黄州大暴发,气势汹汹,迅速蔓延,民众挣扎在死亡线上。身处逆境的苏轼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不是想到自己的利益安危,而是惦念着水深火热中的百姓。他手中正好有一秘方可用,此方名曰“圣散子”。

        苏轼何来此方呢

        原来苏轼对中国医学颇有研究,在医药、养生和防疫方面有很多建树。他在少年时期,不仅苦读经史,而且也读了不少医学书籍,如《伤寒论》《千金方》《别药性论》等。他在进士及第入仕后,利用在京城和各地为官的便利,拜访御医、医学大家和民间郎中、僧道,收集到不少宫廷秘方和民间偏方。他运用所学医学知识,义务为百姓看病,救死扶伤。他在任凤翔府签书判官时,看到凤翔地处偏僻,缺医少药,就把在京城抄录的太医院《简要济众方》誊写出来,张贴于市,供百姓采用,得到民众称赞。

        有一年,苏轼专程到老家眉山拜访当地名医巢谷,寻医问药,恳求防治瘟疫的药方。巢谷有一祖传秘方“圣散子”,但是其家规规定不得传于外人。苏轼言辞恳切,再三请求。巢谷被苏轼的真诚所感动,答应将药方传给他,但是要苏轼指江水为誓永不传人。苏轼发誓后,得到了“圣散子”。《伤寒总病论》记载此方为:“肉豆蔻(十个)、木猪苓、石菖蒲、茯苓、高良姜、独活、柴胡、吴茱萸、附子(炮)、麻黄、浓朴(姜炙)、藁本、芍药、枳壳(麸炒)、白术、泽泻、藿香、吴术(蜀人谓苍术之白者为白术,盖茅术也,而谓今之白术为吴术)、防风、细辛、半夏(各半两,姜汁制)、甘草(一两)。”此方到底有什么作用?苏轼在《圣散子叙》中盛赞说:“凡阴阳二毒,男女相易,状至危急者,连饮数剂,即汗出气通,饮食稍进,神宇完复,更不用诸药连服取差,其余轻者,心额微汗,止尔无恙……若时疫流行,平旦于大釜中煮之,不问老少良贱,各服一大盏,即时气不入其门……真济世之具,家之宝也。”

        苏轼顾不上曾经的毒誓,将药方献出来

        苏轼是政治家,胸怀黎民百姓,他为了挽救千千万万人的性命,也顾不上曾经的毒誓了,将药方献出来。得了瘟疫的百姓用了“圣散子”后,大多数人转危为安。“谪居黄州,比年时疫,合此药散之,所活不可胜数”(《圣散子叙》)。和苏轼同期遭遇贬谪的弟弟苏辙,在任监筠州(治今江西高安)盐酒税期间,也遭遇了一场大疫,苏轼得知后,也将“圣散子”交给子由,救民于倒悬。后来,蕲水名医庞安时到黄州拜访苏轼,二人相见恨晚,结成好友。苏轼将“圣散子”传给了他,庞安时在著作《伤寒总病论》中收录此方,苏轼专门作叙记之。

        元祐四年(1089年)七月,52岁的苏轼得到皇太后的恩宠得以东山再起,到达杭州任太守。赴任后的苏轼也是春风得意,雄心勃勃,准备大干一场。他利用与皇太后的特殊关系,向朝廷争取资金4万贯修缮官衙、城门、粮仓等。没想到天有不测风云,在他上任不久,杭州大旱,颗粒无收,饥民哀号,流离失所。由于饥民食用死掉的家畜家禽,造成疫疾大流行。一时米价上涨,人心惶惶,社会不稳。苏轼立即上奏朝廷,请求免去本路上供米的三分之一,又得到赐予剃度僧人的牒文,用以换取粮米救济饥饿的人,向贫病交加的百姓减价出售常平仓的大米,以解饥荒。这才稳定了物价。他还命令官府做了很多饘粥,救济饥民,又拿出“圣散子”,配成药剂发给患者,并派官员带着医生到各街巷为患病者医治,救活了很多人。苏轼在《圣散子后叙》中说:“圣散子主疾,功效非一。去年春,杭之民病,得此药全活者,不可胜数。所用皆中下品药,略计每千钱即得千服,所济已及千人。由此积之,其利甚薄,凡人欲施惠而力能自办者,犹有所止。若合众力,则人有善利,其行可久。”更难能可贵的是苏轼能从长远考虑,他深知“杭,水陆之会,疫死比他处常多”,于是将朝廷拨付的修缮费节约出来的2000缗钱拿出来,自己又慷慨解囊捐出50两黄金,在杭州城中心众安桥旁,很快建起了一处病坊,取名“安乐坊”。据记载,安乐坊在三年时间里医好了上千个患者。苏轼还未雨绸缪,广蓄粮米、药品,以备急用。

        后来,朝廷充分肯定了苏轼的做法,将安乐坊收归朝廷管理,更名为“安济坊”,聘请道士主持经营,并拨付经费,还赐给该院医护人员“紫袍”,使其具备了“公务员”身份。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年),朝廷开始在各地设置安济坊,专为穷苦人治病。

        (作者为山东省枣庄市台儿庄区委宣传部退休干部、历史民俗文化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