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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重新发现社区

        刘佳燕

        核心观点

        ●今天的社区共同体,不是说要完全回到曾经的熟人社会,而应致力于塑造陌生人社会背景下有公民意识、情感联系和责权共担的社会人。

        ●重大突发事件和利益冲突,是社区共同体营造的试金石,也是营造契机。

        ●当前的疫情防控,在自上而下的行政安排之外,充分发挥自下而上的社区自组织的力量,建立社区自我管理、自我组织、互相支持、互相救助的机制,在平时实现有效组织的常态化,非常时期发挥关键性支撑作用。

        ●安全和健康是千百年来城市建设永恒的核心关注点,安全社区和健康社区营造是实现幸福和谐社会和“健康中国”战略的根本落脚点。

        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全国各地城乡社区成为“严防死守”的阵地,“社区利益”、“集体利益”成为宣传单、横幅上的高频词汇,涌现出一大批放弃过年回家和自我隔离的感人案例,但在部分小区、村庄也出现了特殊地区人群、外地租户人员等被歧视、禁止进入、驱逐,以及个人隐私严重泄露等问题……这不得不让我们深度思考社区治理和社区规划的目标:我们要营造什么样的社区共同体?

        社区共同体的再认识:从利益共同体到命运共同体

        国家推动社区治理,建设社区共同体,不仅是利益共同体,更是命运共同体——不能只依附于对利益的共享分配,更应着眼于对未来命运的共生呼吸;不应成为部分个体锁定小团体既得利益的保护伞,抑或如古斯塔夫·勒庞笔下的“乌合之众”,以群体之名逃避责任乃至各种约束。今天的社区共同体,不是说要完全回到曾经的熟人社会,而应致力于塑造陌生人社会背景下有公民意识、情感联系和责权共担的社会人。

        这次疫情的长周期潜伏、传播面广等特点,决定了防治工作重心很大一部分将从点对点的医疗救治转向以社区为载体的面源管控,意味着不可能完全依靠政府24小时的监管,而依赖于基于共同命运和公民意识的社区共同体建设。重大突发事件和利益冲突,是社区共同体营造的试金石,也是营造契机。需要避免过度内向化、行政化、利益化取向,避免各扫门前雪甚至排斥异者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而应大力宣传和培育理性自觉、互爱互助和责任担当的公民意识,共建良序社区。

        社区行动组织力量:推进自助互助参与机制

        这次疫情防控的一大挑战在于赶上“春运”这一世界每年最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大潮。全球化背景下,高频、高速、高量的流动和交往带来当代社会的高风险特质,传染病扩散更呈现出社会性、系统性的问题,很难通过单向的、垂直化、自上而下的行政力量全面控制,人们集体性合作的作用日趋凸显。面对疫情,涌现出大量的社会力量,包括专业社会组织、临时救援小组、志愿者等,展现出快速反应、整合力量、联合行动的优势,但同时也艰难应对着社会信用缺失的巨大挑战,包括物资质量、交易诚信、临时溢价、三无订单、款项对账等,映射出在传统行政集中供给体系的直接规制之外,应对高度扁平化和流动性的社会网络发展,社会信用体系和信任机制建构严重滞后的现实问题。西非埃博拉病毒的肆虐,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来自国家和社会之间的严重断裂,带来民众不信任、不配合、与地方知识结合不足等问题。

        在国家和社会行动力量之外,还有一类依赖于社区的行动组织力量,展现出小社群、高度连接、熟人网络的优势,在应急行动、信息传递和互助服务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有两类社区行动网的高效展现:一是经历过非典考验,街镇-村社地方行动网络积累了丰富的应急行动能力和居民动员能力,并获得居民的信任和支持;二是社区邻里网络联系紧密,拥有邻里互助、志愿者队伍等多种自组织形式,并与地方行政体系之间建构起良好的沟通和合作机制。这显示出组织化和信任度成为现代社会动员中的关键因素,组织化提升行动能力,信任度降低行动成本,大部分社区社会组织在这两个方面都具有一定的优势和潜力,是社区防控工作的重要潜在力量。

        当前的疫情防控,不仅是一个个患者的救治战役,或是医药研发的战役,更是一场全民动员的阵地战,还得回到社区,在自上而下的行政安排之外,充分发挥自下而上的社区自组织的力量,建立社区自我管理、自我组织、互相支持、互相救助的机制,在平时实现有效组织的常态化,非常时期发挥关键性支撑作用。可依托“楼门-小区-社区”微治理网络体系搭建联防战线;推动既有的社区社会组织从兴趣型向公益互助型的转型升级;积极引导专业社会组织对接社区需求,为老年人、残障人士等弱势群体提供疫情无障碍信息、生活必需品和常用药代购、居家康复和锻炼等支持,为染病或疑似症状患者提供心理疏导、社工支持等心理社会支持;创新和推广社工非面对面干预方法和平台。

        营造安全社区和健康社区:以生活为本

        安全和健康是千百年来城市建设永恒的核心关注点,安全社区和健康社区营造是实现幸福和谐社会和“健康中国”战略的根本落脚点。但目前各地的建设中存在重视硬件环境和设施建设而忽视健康安全意识和健康生活方式的普及,关注慢性病防治而对传染病等特殊事件考虑不足等问题。这次疫情防控中,不少社区暴露出居民在公共卫生、文明养犬、良好生活和锻炼习惯、社区救治能力、灾疫后心理疏导等意识和能力等方面的普遍缺失,进而引发潜在风险和邻里矛盾。由此重点建议:

        一是重视合理良好的社区空间环境塑造。营造良好的采光、通风环境,提供充足的室内外康体健身场所,方便脆弱群体、易感群体下楼即可开展基础性的康健活动,应对重大事件和灾害,或社区需要临时封闭管理时,也可作为居民活动和避难场所。这次疫情防控过程中,部分社区出现了临时砌墙堵路的无奈之举,也显示出在开放型社区规划设计中需要统筹考虑封闭化应急管理的可能。

        二是在社区生活圈中全面融入防灾防疫体系建设。目前很多地方已经将疫情的前期筛查诊疗职责下沉到社区,有限的医疗队伍资源面对前线城市和大医院已经供不应求,如果潜在和疑似患者规模继续扩大,对于社区医疗资源将是巨大的压力。应以基层社区卫生机构为触角,整合线上咨询和会诊平台,为社区诊疗、预防提供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技术支持;特别需要关注老年人等对线上技术不熟悉群体,提供便利操作和使用指导。社区卫生机构规划设计中需要考虑重大安全事件发生时分区、隔离的空间配置要求,以及疫情防控紧急物资储备。

        三是加强社区灾害应急管理机制建设和社区教育。建设和完善社区灾害应急管理的平时预防机制、资源动员机制、参与机制、灾害防救能力建设机制,以及灾害后的伤害评价、安全监测和修复机制;制定社区应急预案,组建社区灾害防救组织和志愿者队伍;加强对于个体、家庭、社区两委、社区(家庭)医生等对于社区灾害和重大安全事件的防控意识、公共卫生伦理意识、应急处理能力、自救互救技能等的基本教育和培训,发放指导手册,将其作为常态化社区教育的内容。

        四是构建健康安全监测和防控管理信息技术平台。面对自媒体时代铺天盖地的信息传播,搭建有公信力的信息监测和传播平台,对于降低社会恐慌、减少不良效应的扩展与传播具有重要意义。从这次疫情防控工作来看,应重点保障疫情、防护、医疗就诊和民生保障这四类信息的定时更新和公开。有条件的地区可以依托网格化管理平台、融媒体中心、云服务平台、大数据等信息技术,整合信息采集与更新、综合评估、病例跟踪、数据预测等功能,加强数据动态监测、风险评估、人员排查、防疫提示和预警管理。

        这次的疫情危机,是危,更是机;有天灾因素,更需要对治理的反思。古埃及尼罗河洪水退去后留下肥沃的河沙土壤,被誉为“尼罗河的赠礼”。台湾921地震、汶川地震、日本阪神地震都带来人们对于自然灾害下寻求自助互助的关注,引发社区营造的浪潮。

        (作者为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

  • 财政政策需要新思路

        刘尚希

        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最新表述来看,财政政策不仅要在经济领域,还要在社会领域发挥积极作用,因此,财经政策既是经济政策,又是社会政策,这已经成为新的基本特点。

        中国现阶段发展面临着诸多不确定性,不仅有需求问题,还有供给和结构性问题。如果按照老一套,仅仅去调整需求,财政政策发挥的作用将远远不够。赤字率、债务率问题的出现,就是因为只用需求管理来认识和理解财政政策,从而产生了一些不恰当的财政主张。

        防控公共风险成为财政政策的基本职能

        从更高层面来分析,财政政策实际上是从需求管理、供给管理转向了风险管理。这里的风险不是市场风险,而是公共风险。它涵盖了发展面临的所有风险,包括经济不稳定的风险、经济动能不足的风险、社会贫富差距加大而造成的社会不稳定等风险。

        公共风险包括经济领域、社会领域甚至环境领域的风险,是现代财政需要关注的基本问题。对公共风险加以管理,也就成为现代财政的基本职能。

        从社会大背景看,我们正处于风险社会,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新时期。风险社会的概念由一位德国社会学家提出。他认为,人类社会从过去的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已经变成今天的信息社会、风险社会。

        风险社会的基本特征是具有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不是体现在某个领域、某个方面或某个环节,而是国家各项发展的不确定性,甚至整个全球发展的不确定性。

        为此,我们对发展需要重新定义,对财政政策也需要有新的思路。如果世界的本质是不确定的,那么发展的含义就是为人类文明构建确定性。财政政策就是要在风险社会的大背景下完成风险管理。风险又是分层次的,包括个体风险、市场风险和国家公共风险。如何防范和化解公共风险,降低发展面临的不确定性,需要合理的制度和政策,这当然就包括财政政策。

        公共风险是未来发展必须着力解决的问题

        中国目前已经处于需要整体性协调发展的阶段,仅靠GDP已经不能解决所有问题。这就如同一个人,既要长个子,也要增长经验、知识和能力,否则个子虽大,但心智不健全,这样的人也不正常。事实上,正是因为缺少整体性协调发展,未来又产生了更多的不确定性。

        面向未来,我们财政政策应该及早从需求管理的框架中摆脱出来,否则必将与现实背道而驰。从需求管理转向供求管理,是财政政策的一个进步,但仍有不足,因为供给侧的问题从根本上还是经济和改革问题,只有财政政策从需求管理转向风险管理,降低生产和生活成本,降低公共风险水平,才能为发展注入更多的确定性,才符合现代财政的基本功能。

        综上所述,财政政策的新思路,应是超越经济和社会领域,用一个综合性的概念来管理公共风险。公共风险是未来发展必须着力解决的问题。只有降低了公共风险,才能构建和提高发展的确定性,否则就可能停滞不前。

        (作者为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

  • 为何形式主义整治难达预期

        蒋来用

        形式主义是一种注重形式而忽视内容、不重视实效因而脱离实际的形而上学的方法和作风,会阻碍和抵制国家法律制度和中央决策的执行。作风建设和全面深化改革息息相关。许多问题看起来是风气问题,往深处剖析又往往是体制机制问题。形式主义之所以反复存在,与制度性的缺陷有紧密关系。只有分析形式主义“制度性缺失”的形成机理,才能找到治理形式主义的药方。

        混淆两种形式主义差别

        按照作用的领域不同,形式主义可以分为思想方法上的形式主义和工作实践中的形式主义。思想方法上的形式主义发生在思想观念和认识思维领域,主要出现在决策环节,导致形而上学的错误认识,往往会导致理论决策严重失误,毛泽东把这种形式主义称作为“幼稚的、低级的、庸俗的、不用脑筋的方法,因为这种方法违背了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则”。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等就是这种形式主义方法指导下的产物。工作实践中的形式主义发生在具体权力运行的办事过程中,是一种不良行为习惯、工作态度和办事方式,具体的表现形式很多,但实质就是贪图虚名,不干实事,不求实效;核心是利己主义,为个人或小集团谋取私利,表面上冠冕堂皇,心里想的却是如何以更省劲的办法显示自己的“政绩”,在社会上扩大“知名度”,以达到利己的目的。两种形式主义产生的原因有所差别,治理的方法和途径各有侧重。但从我们党的历史来看,反对形式主义都是重视运用教育培训的方式解决思想方法的问题,而不太重视制度和机制建设。用法律、党内法规或其他制度对形式主义表现形态、适用情形、认定标准、处罚措施等作出有针对性地规定,这方面积累的经验比较少。

        经常用运动的方式治理形式主义

        正是因为我们党在历史上高度重视反对思想方法上的形式主义,往往将工作实践中的形式主义当作思想方法上的形式主义来对待和处理。因此,常采用整风的方式来进行解决,而不是通过制度等常规方式来解决。如延安整风解决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等作风问题。用整风的方式来解决作风问题,容易将已经蔓延开来具有普遍性的不良党风政风在较短时期内遏制住,但这种运动式的治理也有自己的弊端。运动式治理对作风问题的处理在不同时期处理的力度不一样,往往是紧一阵松一阵。运动一来,有关部门和机构对“顶风违纪”处理很严很重,运动过后则处理相对较轻。运动式治理往往大量采用通知、意见、方案等非规范性方式要求整改,较少通过稳定性制度安排的方式处理。不良之风具有容易复发的特点,由于缺乏稳定性的制度和机制保障,“运动式”治理之后,不良作风可能会复发并蔓延。时紧时松的运动性治理容易造成习惯性依赖,一旦出现形式主义作风,往往总希望发起新的运动来解决。这种依赖程度越深,给形式主义留下的制度性缺陷空间就越难缝合。

        非正式制度对常规性制度的干扰

        形式主义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上下关系不协调。下级职责范围内的事务过于依赖或依靠上级指导和支持,下级工作自主性和相对独立性较差,工作主动性、创新性不足,被动应付。各级党委政府以及部门的工作职责法律法规、党内法规或者制度都有规定。但正式的规定之外,非正式的规定更有效力,对正式制度规定经常进行修改或变更。上级更加看重非正式方式的运用,如领导讲话、工作报告、领导批示、通知等临时性的要求往往是监督检查的重点。正式制度规定中规定的落实往往并不一定是监督检查的重点。有时候临时性的任务布置还与稳定性的制度安排之间存在冲突。这个时候不是先修改制度规定,而是让法律制度屈从于临时性的任务安排,或者干脆就让法律制度闲置在一旁。临时性任务安排在实际工作中具有优先权,岗位任务和职责就容易变化而缺乏稳定性,岗位责任也就缺乏稳定的预期。因此干工作的人内心忐忑,生怕被问责,容易从形式上想办法去规避责任。

        批评和自我批评武器的钝化

        形式主义是演假戏,只重形式而忽视内容、不重视实效而脱离实际,最怕人批评。在批评文化比较盛行的国家,形式主义往往要少得多。儒家文化是中国非常重要的传统文化,有很多优秀的内容,但也有一些负面作用,如受儒家中庸思想几千年的熏陶和影响,不愿批评的好人主义在中国社会根深蒂固。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深深懂得这种文化的弊端,很早就有针对性提出并坚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将其作为党内的法宝写入党章和党内其他制度中,但自愿接受批评、主动开展自我批评并不流行,还没有成为文化。各级党组织要高度重视批评和自我批评,民主生活会、组织生活会等都反复进行强调。但往往越是反复强调的东西,越表明这个方面的工作较为虚弱或者问题较多。因而出现越是反复强调,实践中却往往越不受重视的反常现象,民主生活会经常看到相互表扬吹捧、隔靴搔痒回避批评等现象。党内批评和自我批评难以真正推行。批评的武器一旦生锈钝化,形式主义就可以肆无忌惮,大行其道。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廉政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员)

  • 减少中美贸易
    依存度也有好处

        2020年1月21日,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郑永年教授在全球化智库(CCG)北京总部以“中美关系的现状和未来”为主题发表演讲认为:

        这次中美贸易第一阶段协议的签署,不仅对美国好、对中国好,对整个世界都是一个好事情。在这次的中美贸易战中,有一些东南亚国家因为中国的产业转移而得到了好处,但这个好处也只是临时的,如果中美公开对抗,没有一个国家是会受益的。

        我觉得中美之间的贸易依存度减少一点,相对的“脱钩”一点是好事情,不是坏事情。两大经济体,贸易依存度太紧密了,任何一边一动,大家都感觉到很疼,“脱钩”的过程是非常痛苦的。怎样平稳地“脱钩”是很关键的,现在贸易谈判就是一种平稳的下降。中国从两位数的经济增长到现在的6%,平稳的下行对自己和整个世界都是有好处的。同样,中美间平稳地慢慢减少一些贸易依存度也是有好处的。大家要理性,这样对整个世界都好。

        我们对这次中美贸易战应当有很大的反思。以前我们太理想化了,总觉得自由贸易是天经地义的,一定会存在的,我们向世界市场进行采购就可以了。但现在看来,这样是不行的。中国是一个大国。如果像以前的方式发展,中国可能会变成像拉美那样高度依赖西方市场,高度依赖西方技术,自己永远长不大的经济体。尤其是中国原创性的东西太少,像华为这样中国较好的企业,仍有相当一部分技术仍依附于西方。而哪怕一个东西99%的国产化,1%的核心技术掌握在人家的手里,人家不给你,你还是不行。汽车工业发展那么多年,我们自己原创性的东西有多少?我们的航空工业飞机的发动机是别人的,航天领域的很多芯片也是别人的,但这些又很重要,是“大国重器”。这些东西中国不是说不会做,是会做的,但是没有压力就做不出来。所以,来自于外部的压力比内部的压力更有效。

        其实,美国人现在也在考虑,是不是两国技术“脱钩”,美国就更强大了呢?或者是美国更安全了呢?美国也有头脑清醒的人意识到,如果技术“脱钩”,中国自己发展出一套独立的系统,那么美国就更不安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样大家才比较安全。(左明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