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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与“圣散子方”

来源: 北京日报     2020年02月17日        版次: 11     作者:

    郑学富

    北宋元丰三年(1080年)正月初一,苏轼和长子苏迈离开京城,前往黄州。父子两人经过一个多月的跋涉,于二月初一到达黄州。就在这一年,一场瘟疫在黄州大暴发,气势汹汹,迅速蔓延,民众挣扎在死亡线上。身处逆境的苏轼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不是想到自己的利益安危,而是惦念着水深火热中的百姓。他手中正好有一秘方可用,此方名曰“圣散子”。

    苏轼何来此方呢

    原来苏轼对中国医学颇有研究,在医药、养生和防疫方面有很多建树。他在少年时期,不仅苦读经史,而且也读了不少医学书籍,如《伤寒论》《千金方》《别药性论》等。他在进士及第入仕后,利用在京城和各地为官的便利,拜访御医、医学大家和民间郎中、僧道,收集到不少宫廷秘方和民间偏方。他运用所学医学知识,义务为百姓看病,救死扶伤。他在任凤翔府签书判官时,看到凤翔地处偏僻,缺医少药,就把在京城抄录的太医院《简要济众方》誊写出来,张贴于市,供百姓采用,得到民众称赞。

    有一年,苏轼专程到老家眉山拜访当地名医巢谷,寻医问药,恳求防治瘟疫的药方。巢谷有一祖传秘方“圣散子”,但是其家规规定不得传于外人。苏轼言辞恳切,再三请求。巢谷被苏轼的真诚所感动,答应将药方传给他,但是要苏轼指江水为誓永不传人。苏轼发誓后,得到了“圣散子”。《伤寒总病论》记载此方为:“肉豆蔻(十个)、木猪苓、石菖蒲、茯苓、高良姜、独活、柴胡、吴茱萸、附子(炮)、麻黄、浓朴(姜炙)、藁本、芍药、枳壳(麸炒)、白术、泽泻、藿香、吴术(蜀人谓苍术之白者为白术,盖茅术也,而谓今之白术为吴术)、防风、细辛、半夏(各半两,姜汁制)、甘草(一两)。”此方到底有什么作用?苏轼在《圣散子叙》中盛赞说:“凡阴阳二毒,男女相易,状至危急者,连饮数剂,即汗出气通,饮食稍进,神宇完复,更不用诸药连服取差,其余轻者,心额微汗,止尔无恙……若时疫流行,平旦于大釜中煮之,不问老少良贱,各服一大盏,即时气不入其门……真济世之具,家之宝也。”

    苏轼顾不上曾经的毒誓,将药方献出来

    苏轼是政治家,胸怀黎民百姓,他为了挽救千千万万人的性命,也顾不上曾经的毒誓了,将药方献出来。得了瘟疫的百姓用了“圣散子”后,大多数人转危为安。“谪居黄州,比年时疫,合此药散之,所活不可胜数”(《圣散子叙》)。和苏轼同期遭遇贬谪的弟弟苏辙,在任监筠州(治今江西高安)盐酒税期间,也遭遇了一场大疫,苏轼得知后,也将“圣散子”交给子由,救民于倒悬。后来,蕲水名医庞安时到黄州拜访苏轼,二人相见恨晚,结成好友。苏轼将“圣散子”传给了他,庞安时在著作《伤寒总病论》中收录此方,苏轼专门作叙记之。

    元祐四年(1089年)七月,52岁的苏轼得到皇太后的恩宠得以东山再起,到达杭州任太守。赴任后的苏轼也是春风得意,雄心勃勃,准备大干一场。他利用与皇太后的特殊关系,向朝廷争取资金4万贯修缮官衙、城门、粮仓等。没想到天有不测风云,在他上任不久,杭州大旱,颗粒无收,饥民哀号,流离失所。由于饥民食用死掉的家畜家禽,造成疫疾大流行。一时米价上涨,人心惶惶,社会不稳。苏轼立即上奏朝廷,请求免去本路上供米的三分之一,又得到赐予剃度僧人的牒文,用以换取粮米救济饥饿的人,向贫病交加的百姓减价出售常平仓的大米,以解饥荒。这才稳定了物价。他还命令官府做了很多饘粥,救济饥民,又拿出“圣散子”,配成药剂发给患者,并派官员带着医生到各街巷为患病者医治,救活了很多人。苏轼在《圣散子后叙》中说:“圣散子主疾,功效非一。去年春,杭之民病,得此药全活者,不可胜数。所用皆中下品药,略计每千钱即得千服,所济已及千人。由此积之,其利甚薄,凡人欲施惠而力能自办者,犹有所止。若合众力,则人有善利,其行可久。”更难能可贵的是苏轼能从长远考虑,他深知“杭,水陆之会,疫死比他处常多”,于是将朝廷拨付的修缮费节约出来的2000缗钱拿出来,自己又慷慨解囊捐出50两黄金,在杭州城中心众安桥旁,很快建起了一处病坊,取名“安乐坊”。据记载,安乐坊在三年时间里医好了上千个患者。苏轼还未雨绸缪,广蓄粮米、药品,以备急用。

    后来,朝廷充分肯定了苏轼的做法,将安乐坊收归朝廷管理,更名为“安济坊”,聘请道士主持经营,并拨付经费,还赐给该院医护人员“紫袍”,使其具备了“公务员”身份。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年),朝廷开始在各地设置安济坊,专为穷苦人治病。

    (作者为山东省枣庄市台儿庄区委宣传部退休干部、历史民俗文化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