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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自古防疫无小事

        刘永加

        时下新冠肺炎疫情严峻,抗击疫情刻不容缓,全国上下勠力同心,共克时艰。历史上,北京地区也曾多次发生疫情,每次都是采取各种措施积极应对,渡过难关。

        金 五百里内医者均被征

        金天德三年(1151年),海陵王完颜亮为了迁都,对中都进行扩建,从各地征调了几十万人参与施工。这几十万人负责营造宫殿、修筑城墙,并增建城门十三座,左丞相张浩与燕京留守刘筈、大名尹卢彦伦负责工程的组织实施。

        北京地区土质含沙量大,故而修筑城墙用土均来自涿州。由于缺乏运输工具,全靠人力运输。据元末熊梦祥《析津志》载:“金朝筑燕城,用涿州土,人置一筐,左右手排定,自涿至燕传递,空筐除,实筐入,人止土一畚,不日成之。”由于工期紧,被征调的民工承受着极艰苦的劳役,时逢夏季暑热,生活条件又差,导致患病者增多,最终暴发瘟疫,“工役多疾疫”。

        面对严重的疫情,海陵王一边让宫廷内的医药机构御药院和尚药局积极救治,一边下诏,命中都周边五百里内的医者都赶来支援。据《金史·张浩传》载:“诏发燕京五百里内医者,使治疗,官给药物。全活多者与官,其次给赏,下者转运司举察以闻。”从这个记载可以看出,海陵王推出了一系列奖惩措施。由于防疫得当,疫情终于被控制住,中都城的建设也如期完成。

        元 “医户”发挥积极作用

        元代北京地区也发生过非常严重的疫情。元朝建立之初,河北、河南、山东境内烽火连连,兵荒马乱。为避战乱,大批民众扶老携幼涌向京城,这是造成大疾疫流行的重要原因。据《元史》载:皇庆二年(1313年)冬,“京师(大都)大疫”。

        元时设立了民间的医户制度,“医户”是政府许可从事医疗活动的民户,户籍由太医院管理。瘟疫发生后,朝廷积极组织医户参与疫病的治疗,大大提高了救治效率。政府官员还到疫区巡视,安抚百姓,开仓赈济,分派医生发放药物。地方官府办的惠民药局也在抗瘟疫战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明 皇帝亲自创制防疫处方

        明代北京地区,疫情也是时有发生。据《明实录》载,明成化七年(1471年)五月,北京“荒旱之余,大疫流行,军民死者枕藉于路……特诏顺天府五城兵马司于京城崇文、宣武、安定、东直、西直、阜城六门郭外,各置漏泽园一所,收瘗遗尸”。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四月“都城内外大疫”,朝廷“令太医院发药,户部与锦衣卫宫以米五千石煮粥疗济”。

        万历、崇祯年间,旱灾越来越频繁,更为严重的是暴发了波及山西等华北数省的大鼠疫。万历十年(1582年),鼠疫传到河北宣府(治今宣化)地区,再传入北京。据光绪《顺天府志》卷六九《灾祥》载:“人肿劲,一二日即死,名大头瘟,冬传至北京,明年传南方。”“万历十年春夏大头瘟疫,民死者十分之四。”“京师疫,通州、东安亦疫。霸州、文安、大城、保定患大头瘟症死者枕藉,苦传染,虽至亲不敢问吊。”

        大头瘟病其实就是颈项肿大。万历十五年(1587年)五月,“天时亢阳,雨泽鲜少”“京城内外灾疫盛行,小民无钱可备医药”,政府采取措施,“命选太医院精医,分拨五城地方诊视给药,仍每家给与银六分,钱十文,俱于房号内太仓动支。仍令五城御史给散,不许兵番人等作弊及无病平人混冒重支。”据太医院奏报:“自五月十五日开局以来,抱病就医,问病给药,日计千百,旬月之外,疫气已解。五城共医过男女19590人,共用过药料14668斤8两。”

        明末崇祯十四年起,北京连续三年发生大疫,史载“死亡昼夜相继,阖城惊悼”。特别是崇祯十六年(1643年)二月至七月间,鼠疫再次传入北京城,而且病毒发生变异,造成死亡者剧增,“死亡日以万计”“有阖家丧亡,竟无收敛者”。史载:“夏秋大疫,人偶生一赘肉隆起,数刻立死。谓之疙瘩瘟,都人患此者十四五。至春间又有呕血者,亦半日死,或一家数人并死。”

        “疙瘩”就是现在所说腺鼠疫患者的淋巴结肿大。清代档案也记载了这次疫情:“昨年京师瘟疫大作,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敛者。”郊区的疫情也很严重。在通州,“崇祯十六年癸未七月大疫,名曰疙疽病,比屋传染,有阖家丧亡竟无收敛者”。

        疫病流行时,明政府派遣医官巡视病情,并由惠民药局发给药物。嘉靖、万历时期,这方面措施更为具体。

        嘉靖二十年(1541年)五月,“礼部左侍郎孙承恩会京师疫疠请给散药物以救民困苦。上曰:顷闻疫气流行,民多札瘥,朕甚悯焉。其令太医院差官顺天府措置药物,设法给惠。上又亲检方书制为‘济疫小饮子’方颁下所遵用,仍命礼部刊行”。皇帝亲自检方创制防疫处方,这在古代流行病防治史上还是第一次,这也看出嘉靖皇帝对控制疫情的重视。

        万历时控制疫情的措施也较为得力。万历十五年(1587年)六月礼部题,“奉圣谕施药救京师灾疫,即于五城开局,按病依方散药,复差委祠祭司署员外郎高桂等五员分城监督,设法给散。随于五月三十日据中城等兵马司造册呈报。五城地方郎邓璋仍发本处予备仓及两淮、两浙盐价银十万两给之。”同时,朝廷对疫情较重的京城地区还实行了更为宽松的免税政策,也对抗击疫情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清 未出痘者暂不得升用

        清代北京城内外有十五个年份发生了瘟疫。据《清实录》记载,顺治三年(1646年)正月,“京城痘疹盛行”。六年(1649年)正月:“上避痘,免朝贺。”九年(1652年)正月,“上避痘南苑,免行庆贺礼。”康熙《通州志》载:康熙十九年(1680年),“自春至夏,通州无雨,瘟疫大行”。二十一年(1682年),“京城痘疹盛行”。

        痘疹又叫天花,是一种烈性传染病,清定都北京后开始采取隔离痘患者的措施。顺治二年(1645年)二月,曾令:凡城中之民出痘者,即行驱逐。城外四十里东西南北各定一个村,使其居住。到了康熙年间有了人痘接种术。康熙二十年(1681年),康熙帝命内务府广储司郎中徐定弼求痘医,得朱纯嘏和陈添祥二医,为皇子皇孙种痘皆痊愈。此后,人痘接种术得到进一步普及,痘疹得到了控制。乾隆时期,一方面推行人痘接种术,一方面积极采取措施实行隔离避免感染。乾隆三年(1738年)十一月,甚至还规定在补任官职时,未出痘者暂不得升用。

        除了天花,清代时其它的疫情也是多有发生。对于这些瘟疫的出现,清政府十分重视,也采取了积极的应对措施。康熙十三年至十六年,“疫疠盛行,广施药饵”。康熙二十年(1681年),又在五城设药厂15处,为百姓免费治病。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值大疫,设局施药施瘗……”同时,朝廷还在赈济、医疗、税收等方面出台政策,终于得以渡过难关。

  • 肺鼠疫与伍氏口罩

        武锐

        口罩,成了这个冬天最紧俏的商品。中国人用上两层纱布中间包着吸水棉的加厚口罩,和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前身中央医院的创始人伍连德博士密不可分。

        1910年10月,中国东北暴发严重流行性鼠疫,先后共有约6万人死亡。1910年12月,伍连德受命前往东北调查疫情。到达哈尔滨的第三天,伍连德听说有一位感染者濒临死亡,便急忙赶去患者家中。这是一位嫁给中国人的日本女子,感染鼠疫,不治身亡。伍连德秘密解剖了尸体,从血管、心脏、肺叶等处提取标本做细菌培养,这是中国医生的第一例人体解剖。

        伍连德和他的助手很快发现,这场鼠疫不是常见的经由鼠与人之间传播,而是人与人之间通过呼吸道传播,加上有发烧、咳嗽、肺部感染等症状,他首次提出“肺鼠疫”的概念,区别于已知的“腺鼠疫”。而人与人之间的飞沫传播,是“肺鼠疫”造成危害最主要的传播方式。

        对于人与人接触导致的飞沫传染,当时的人们没有任何防护知识和措施,伍连德用纱布设计了一种缝制简单的加厚口罩,两层纱布中间包消毒棉,要求所有防疫人员和居民必须佩戴,这种口罩后来被称为“伍氏口罩”。

        当时正值年关,为阻止疫情随返乡过年的人流沿铁路传播,伍连德提出了初步的防疫措施:控制铁路、公路交通,以防瘟疫蔓延;隔离疫区;向关内征聘医生。他还组织了庞大的运输队,培训、调动包括邮递员在内的各行业服务人员一起投入防疫活动。他在回忆录《鼠疫斗士:伍连德自述》中写道:“我扮演了一个庞大组织总司令的角色,给医生、警察、军队,甚至地方官吏下命令。”

        为了切断疫源,伍连德提出火葬,这在当时中国人的伦理观念中,是不可能被接受的。经过层层上报,最终由摄政王载沣拍板,同意伍连德的意见。采取一系列措施之后,1911年3月初,哈尔滨肺鼠疫疫情终于得到有效控制。

        疫情扑灭后,满清政府拨款10万两平库银,邀请与中国有联系的各国,前来奉天(今沈阳)召开国际学术会议,研讨总结东北鼠疫防控。1911年4月3日,“奉天万国鼠疫研究会”召开,这是第一次由中国人担当会议主席、第一次在中国举办的国际学术会议。参会者中有33名鼠疫权威和传染病专家,包括独立发现鼠疫杆菌的日本细菌学家北里柴三郎。

        作为抗击此次鼠疫的总指挥,伍连德至此以“鼠疫斗士”之名享誉世界。此后,伍连德联合俄国考察团,在野外寻找鼠疫疫源,发现广布于草原的旱獭,是东北肺鼠疫流行的根源所在。

  • 讲卫生的胡同人

        许志壮

        记得儿时,北京四季分明。冬天是比较寒冷的,连蜿蜒的护城河也是冰封一片,路人可以踏着厚厚的冰面南来北往,孩子们则在冰面上溜冰车,抽“嘎嘎”。

        雪也很多,常常一觉醒来,树冠是雪白的,房顶是雪白的,就连码放在房前的白菜垛、蜂窝煤也盖满了雪花。这银装素裹的雪景,为四合院增添了幽静色彩。更有不贪睡的老人,早早起来扫雪,不但自扫门前雪,也管他家瓦上霜。

        住在四合院里的人们,讲究清洁卫生是由来已久的。每天清早推开房门的第一件事,一准儿是端起洗脸盆接上一盆清水,撩洒到院落中,稍等片刻再扫院子。院子里的人家会自行制作一个小木牌,其上写明“扫除”或者“值日”,小木牌轮流挂在每家每户的窗台上。在窗台上见到小木牌,便可知明早儿的扫除是自家的了。偶尔前家忘了送出,后家又没有见到小木牌,第二天一准儿是前家与后家在说笑中,争先恐后地打扫起来。京城胡同街坊四邻相处,讲究的是和气和睦。

        居家过日子,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十分重要。那时居民洗刷碗筷,还没有洗洁精,大多使用定量供应的碱面去除油腻。更多的时候,煮上一锅开水,碗筷进锅,连蒸带煮卫生又环保。

        夏日里胡同四合院空闲的地块,盛开着向日葵,葡萄架枝叶茂盛,为炎热夏日遮挡出一片荫凉,晚香玉和指甲草招引着蝴蝶蜜蜂在花蕊间翩翩起舞。花花草草也带来了蚊蝇的滋生与繁殖,为此就有了灭蚊蝇总动员。

        家委会的大爷大妈早早将一袋袋熏蚊蝇的药袋下发各家各户,还要千叮咛万嘱咐地捎带一句话:“您一定要存放在孩子够不到的地方。”

        吃过了晚饭,只待约定的号令响起,家中的主事之人便用毛巾、口罩,紧紧捂住口鼻,将撕开的药袋一把火点燃,连同盛放的铁簸箕送入屋内,屋内顿时烟雾腾腾。一时间胡同街巷都弥漫着刺鼻气味儿,人们簇拥在院外蹓跶闲聊。烟气消散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都不会受到蚊蝇的骚扰,可以睡个安稳觉。

        春风里全民大扫除,夏雨中防疫灭四害;秋日里干干净净迎国庆,冬雪中煤球煤灰收拾利落。清洁的胡同、讲卫生的胡同人,就是咱们老北京!

  • 翠鸟入笼,山趣何有?

        户力平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暴发,被高度怀疑与野生动物食用和交易有关,由此引发人们对野生动物保护的关注。查阅史籍,历史上有关北京地区野生动物保护的记载并不少见。

        早在元代,对野生动物的保护已采取了严厉措施。有史料显示:整个元代有关保护野生动物的圣旨、诏书、命令、法律等颁布了五十多次。其中世祖忽必烈颁行23次,成宗铁穆耳颁行8次,武宗海山颁行9次,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颁行4次,泰定帝也孙铁木儿颁行2次。

        据《马可·波罗游记》载,忽必烈大帝曾经颁布法令,禁止所属各国臣民在每年三月到十月间狩猎旱獭、黄羊、野马等。严禁扑杀骑用或驮用家畜,不许用骑行、重荷、绊脚绳和打猎使其疲惫不堪,不许扑杀怀胎、幼小、交媾和哺乳期动物。

        《元典章》记载,元朝诸帝曾下令划定禁猎区,限定狩猎期,规定禁杀动物种类等事项。据《鸿雪录》称:“大都八百里以内……捕兔有禁。以天鹅、仙鹤、鸦鹘私卖者,即以其家妇子给捕获之人。有于禁地围猎为奴婢首出者,断奴婢为良民。收住兔鹘向就近官司送纳,喂以新羊肉,无则杀鸡喂之。自正月初一日至七月二十日,禁打捕,著之令甲。”意思是说,谁敢私下里买卖天鹅、仙鹤、鸦鹘等野生动物,不论买方还是卖方都要被治罪。如果被人抓到,一经查实,便将其妻儿判给抓获者。

        到了明代,朝廷曾发诏禁止在北京周围狩猎。据《天府广记》载:“永乐十四年(1416年)正月谕:凡牧养栽种地,东至白河(今潮白河),西至西山,南至武清(今属天津市),北至居庸(关),西南至浑河(永定河),一应人不许于内围猎,有犯禁者每人罚马九匹,鞍九副,鹰九连,狗九只,银一百两,钞一万贯,仍治罪。虽亲王勋戚犯者亦同。”由此可见,明永乐年间朝廷对违禁围猎者的处罚之严厉,即使是皇亲国戚也不例外。弘治年间,朝廷还多次放生野生虎、鹰、猴等,并禁止各属国进献珍禽异兽。

        《明史·食货志》载:“仁宗初,光禄卿井泉奏,岁例遣正官往南京采玉面狸,帝斥之曰:‘小人不达政大体,朕方下诏,尽罢不急之务以息民,岂以口腹细故,失大信耶!’”玉面狸又称牛尾狸、果子狸,是一种珍稀野生动物,却被当作皇宫馔食,仁宗皇帝得知后厉言训斥,严禁扑杀食用。

        洪熙元年(1425年)闰七月,居庸关都督佥事沈清遣人向仁宗进贡黄鼠,皇帝训斥道:“卿受命守关,当练士卒,利器械,而献鼠何邪?”宣德八年(1433年),宛平县令差人到西山扑捉松鼠数十只,献与大内,“以为皇子之戏乐”。宣宗闻之,斥曰:“鼠山之生灵,本当跃于山中,怎可为宫中之戏物?速还于山林,不可任意扑之,违者不赦。”当即令人将这些松鼠放归西山。明朝设虞衡清吏司管山泽采捕、陶冶之事。明朝规定:“冬春之交,罝(捕鸟兽之网)罛(捕鱼之网)不施川泽;春夏之交,毒药不施原野。”

        清代对京畿野生动物的保护也有禁令,虽然每年皇帝要进行狩猎活动,谓之“木兰秋狝”,但有固定的猎场(位于承德木兰围场),猎场之外严禁捕杀野生动物。

        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五月,皇帝免去了关外猎户向皇宫进贡鹰的“指标”,意在保护被满族人视为动物神灵之首的“鹰神”。此后雍正、乾隆、嘉庆皇帝都颁旨,禁止驻防于京畿的八旗官兵于附近林地、山野狩猎。

        据《清世宗实录》载:雍正皇帝看到各地特别是广东进贡到宫里的象牙制品日盛,甚感不悦,于雍正十二年(1734年)四月谕旨大学士等:“朕与一切器具,但取朴素实用,不尚华丽工巧,屡降谕旨甚明。从前广东曾进象牙蓆,朕甚不取,以为不过偶然之进献,未降谕旨切戒,今者献者日多,大非朕意。”随即禁止各省进贡象牙制品,以示对野生动物的关护。

        据《香山史话》载:乾隆十年(1745年)建成的香山静宜园,为清代“三山五园”之一,以自然景观为主,具有浓郁的山林野趣,野生动物较多,仅鸟类就有数十种。乾隆皇帝非常喜爱这里的山色,时有驻跸。有一年秋日,皇帝幸驾香山,见路边有不少出售山雀、野兔、松鼠、山鸡的商贩,顿感不悦,驻跸静宜园后便让随行的太监到街上买回十几只,有山斑鸠、红嘴山雀、朱雀(靠山红)、锡嘴雀(老西儿)等。乾隆勃然大怒:“山林野趣尽在翠鸟而鸣,捕入笼中,山趣何有?”遂将笼中之鸟放掉,并传香山健锐云梯营掌印大臣觐见,令左右两翼各旗兵丁巡山,查办扑杀山中鸟兽之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