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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总把新桃换旧符

        鼠年就要到了。在不同的年代,北京人的过年方式不尽相同。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人们已经不再满足于大鱼大肉摆上餐桌这样的过年方式,对于如何把年过好有了更高的追求。不断涌现的新过年方式,不仅丰富了节日内涵,也给很多家庭增添了“年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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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晚就这样来了

        1983年除夕夜,第一届春节联欢晚会以直播的形式欢乐登场。

        北京观众对于这一届春晚有着更深的记忆,因为他们可以通过四部专用电话点播参加晚会的演员现场演出自己想看的节目。(1983年2月4日《北京日报》2版,《除夕联欢 电视观众电话点“知音” 新春同乐 幽默大师“月下追韩信”》)

        当晚,四部热线电话响个不停,连续10个小时超负荷工作,电话线路都变得滚烫,电话局值班人员不得不报警,工程技术人员和消防人员在电话局守了整整一夜!

        1983年春晚的最高潮,是李谷一演唱歌曲《乡恋》。之前,《乡恋》被批为“靡靡之音”,尽管受到许多人的喜爱,但在正式场合谁也不敢碰。春晚刚开始不久,点播《乡恋》的电话就一个接一个,点播条装满了四五个盘子。几番斟酌考虑过后,在场的部领导最终决定顺应观众要求。(2008年12月15日《北京日报》9版,《春晚破土——1983年春节联欢晚会诞生始末》)

        1983年的春晚开创了一个新时代。从此,除夕夜看央视春晚,开始成为很多家庭过年守岁时的“新年俗”。

        当时,看春晚可是除夕晚上的一件大事,要是有什么事耽误了看春晚,真能急坏一家老小。有读者就曾特意给本报来信,情真意切地向除夕当天加班为自家修好了电视机的服务部表示感谢,并称这是“最好的春节礼物”。(1989年2月16日《北京日报》2版,《最好的春节礼物》)

        办的年头长了,春节晚会也越来越众口难调。1989年,读者“云中”就在本报发表《春节晚会能不能变个样儿?》,其中提出,这一台“戏”能否分成几台“戏”唱?(1989年2月18日《北京日报》1版,《春节晚会能不能变个样儿?》)

        没想到,后来春节晚会还真分成了几台,比如喜欢戏曲的观众就可以收看专门的戏曲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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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贺岁电影年年有

        上世纪90年代,贺岁电影进入了北京人的视野。

        1994年6月24日本报5版《月末京华有新片》中介绍,香港贺岁电影《大富之家》在首都、大华、地质和中华等影院小厅上映,这是北京市民首次接触贺岁电影这个概念。

        1995、1996年成龙的贺岁电影《白金龙》《红番区》在内地春节电影市场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1997年,刚刚成立不久的紫禁城影业公司与北京电影制片厂联合推出我国内地首部贺岁电影《甲方乙方》。

        对于贺岁片,导演冯小刚的解释是,高高兴兴,热热闹闹,不分男女老幼,不分东西南北,都能叫人接受的喜剧片,在年关前后映出,为过年增加一些喜庆气氛的影片。

        虽然贺岁片不一定都是制作精良的上乘之作,但由于其占了上座率较高的春节档期的“天时”,所以票房收入都是不错的。(1997年12月15日《北京日报》5版,《紫禁城推出〈甲方乙方〉》)

        打这儿起,到影院去看贺岁电影逐渐加入北京人过年的节目单中。

        1998年岁末,北京的电影市场一派火热,一场贺岁片的擂台赛开锣。

        由葛优、徐帆主演的《不见不散》率先推出,北京各影院共放映6千多场,近70万人观看,1200万元的总票房超过了《甲方乙方》。紧接着,《没事偷着乐》《好汉三条半》《男妇女主任》《春风得意梅龙镇》《尖峰时刻》等贺岁影片在北京各大影院展映,都取得了不错的票房成绩。(1999年2月19日《北京晚报》20版,《总票房不会低于2000万元 北京贺岁片擂台赛近尾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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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夜饭去下馆子

        上世纪90年代,随着物质生活的日益丰富,对于很多家庭来说,除夕的年夜饭再不是以前眼巴巴盼望一年的大餐了。一些市民甚至开始抱怨,操持除夕晚上这顿饭实在太累。

        从南方兴起的年夜饭下馆子逐渐传到了京城。在经历了两三年短暂的适应期后,北京餐饮业的年夜饭生意迎来了春天。

        1996年除夕夜,在阿静粤菜馆东四总店,中科院的周先生一家欢聚一堂。周先生兴奋地说:“以往过年我们两口子因不知到哪家过年而左右为难。今年,干脆两大家子人聚到酒楼过年。”

        在老员外豆花饭庄,一位85岁的“一家之长”对记者说:“儿女们劝我到酒楼里吃年夜饭,起初我还觉得破费,今儿一看,饭菜真不错、价格又合适,一年不就这么一次,既轻松又团圆,以后在家吃年夜饭的‘老例儿’我也不提了。”

        这一年,参加当年“百座饭店迎家宴”公益活动的一百多家餐馆,在价格上对市民实行特别的优惠,大都宾客盈门,生意火爆。(1996年2月22日《北京日报》1版,《百座饭店设家宴 迎来百姓千百家》)

        随后,每年除夕,京城各家餐馆“八仙过海,各显其能”。2000年春节,全市500多家餐厅包括老字号就为消费者推出不同档次的“年夜饭”,并配合娱乐活动,延长营业时间,直至送走最后一位顾客,为市民守岁、团聚提供方便。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观念的改变,越来越多的家庭选择到餐馆酒店吃年夜饭。

        2004年,年夜饭预订爆棚。聚德华天的十几家老字号的预订基本翻两番;柳泉居不得不与前来订餐的顾客商量,分场次订餐;全聚德4个直营店的宴会厅、大厅全满,大年三十的营业额达103万元,客流量5466人次。

        2008年除夕,一些餐馆的包间提前2个月就被预订一空。(2008年1月31日《北京日报》6版,《今年流行厨娘上门做年夜饭》)

        2010年,抢订年夜饭更是激烈。能订上老字号年夜饭雅间的顾客是早在2009年年中就陆续“下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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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鲜花贺岁正流行

        春节走亲访友,不能空着手,总得带点什么当礼物。

        多年前,京城曾流行过这样的“礼单”:一盒点心两瓶酒,外加几瓶水果罐头。上世纪90年代,这份“礼单”悄悄发生了变化:传统的罐头、糕点渐渐失去拜年的“统治地位”,鲜花贺岁成为时尚。

        北京市花木公司工作人员介绍,1997年,仅天坛东门北京园林花卉市场一处就售出盆花9800万盆、鲜切花1.2亿枝。其中,春节期间的销售占很大比重。(1998年1月31日《北京日报》2版,《北京人,鲜花做伴过春节》)

        其实,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鲜花对京城市民来说还都是稀罕物,在日常生活中则是“看得起,用不起”。那时候,一个两米高的花篮价格约为800元,少有问津者。业内人士分析,鲜花贺岁之所以兴起,主要受三个因素的影响:丰富多彩的产品、人们承受能力的提高,以及消费观念的转变。(1997年1月28日《北京日报》2版,《春节访亲拜友送啥礼——鲜花表真情》)

        进入新世纪,鲜花贺岁已经成为北京人生活的一部分。2001年年底市林业局提供的统计数据表明,元旦、春节期间,全市贺岁花总量在1000万盆以上。(2001年12月31日《北京日报》5版,《1000万盆鲜花贺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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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到过年越出游

        春节,都讲究合家团圆,就算是在外工作的人,也要在年三十前赶回家。那北京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受春节出游的呢?

        1999年的春节,一些北京人用旅游的方式,度过了具有纪念意义的“世纪春节”。据不完全统计,当年春节,北京有数万人出游,很多旅游热线爆满,游客人数比上一年增加一半以上。其中全家携手出游的明显增多,三四十岁的中青年人居多,儿女尽孝资助离退休父母出游的比例高于往年。

        时任北京旅游街主任的史晓明介绍:“从1996年开始,春节旅游逐渐升温,今年最火爆。各旅行社瞅准了走势,早早就包下十多架次的专机飞海南、昆明,包十多列专列赴桂林、哈尔滨。1月中旬报名者便基本满额。”

        海南当时就已是北京人的热门出游地。当年参加海南春节旅游团的北京人有近6000人。1999年的大年初一上午,家住朝阳区的王女士一家祖孙三代四口人,兴高采烈地登上了飞往三亚的旅游包机。她说:“今年是20世纪最后一个春节,父母辛苦一辈子把我们拉扯大,没有出过远门。带他们到温暖的海南旅游,算是尽份孝心。”

        还有不少北京青年选择北国游,去哈尔滨赏冰灯,到亚布力滑雪。(1999年2月17日《北京日报》1版,《东西南北热旅游》)

        很快,人们春节出游的脚步不再满足于只在国内,很多境外旅游胜地也成了春节出游的目的地。

        虽然提前了40多天报名,很多想在2001年春节期间出境旅游的市民发现:还是晚了一步!多家旅行社出境游的团,从年三十到初二大多已满员。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是当年春节的旅游热门地,东南亚游、港澳游也热度很高。(2000年12月16日《北京日报》5版,《两万北京人筹划出境过年》)

        直到现在,春节旅游热度一直有增无减,春节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旅游旺季。

        本版文字:侯莎莎            

        制图:傅堃 焦剑             

        历史资料:京报集团图文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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