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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荐《回应:关于“一带一路”的十种声音》

        何亚非

        王义桅著《回应:关于“一带一路”的十种声音》按照国内之问、西方之问及“一带一路”参与国家之问三个方面,从学理、心理、事理、情理等维度,有针对性地深入剖析了关于“一带一路”的十种声音,从而探讨“一带一路”如何绘好工笔画的根本问题,令人耳目一新,颇有启发。

        世界进入21世纪第三个十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处在跌宕起伏的前期。“一带一路”倡议自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提出至今,已有八个年头,成果丰硕,前景看好。

        “一带一路”倡议的愿景是中国倡导的新型国际关系的重要内容和实现步骤,它追求在国家间建立更为广泛的合作共赢关系,与当前国际关系中依然存在的丛林法则形成鲜明反差。“一带一路”是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在自身经济发展和国内治理成功经验基础上提出的创新、务实之举,既有中国发展道路的理论基础,又有中国发展模式的实践根基。

        当前,全球化与“逆全球化”博弈处于十字路口,西方经济新自由主义日薄西山,民粹主义和保护主义思潮汹涌,全球治理体系亟须结构性改革。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深刻变化、全球化面临何去何从这一关键时刻,国际社会聚焦中国,聚集东方,而“一带一路”代表的互利共赢思想正在成为全球治理的“新共识”。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创新之举

        201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凸显以中国为首的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重要性,二十国集团峰会机制应运而生,成为全球治理的首要平台。其中,中美都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乃至美国经济学家弗雷德·伯格斯滕提出了“G2”的概念,暗示中美进入共生时代。中美都不赞成这样的提法,尤其在美国对华战略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候,美国不可能将国际体系中的话语权部分让渡给中国。在大国难以达成新共识的当今,全球治理面临重大挑战,缺乏活力和新思想。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创新,“创新”既说明其与之前中国国际合作路径有所不同,更体现了理念的超越。原有治理模式存在典型的西方中心主义和二元对立思维,而“一带一路”强调“共商、共建和共享”,符合古代丝绸之路和如今合作互利共赢的深刻内涵。

        “一带一路”倡议是对现有全球治理体系缺陷的补充。现有治理体系本质上由西方主导,导致了公共产品供应不足和国家间和一国内贫富差距扩大等问题。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旨在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帮助他们发展并共享发展成果。

        “一带一路”倡议表明中国绝不是挑战国际体系,而是考虑如何让发展中国家分享中国的发展成果,通过“创新治理机制”为发展中国家寻找更好的发展道路,以完善现有治理体系。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深入参与全球治理的新路径、新思想

        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理论就是合作共赢,实践就是加强各国包括基础设施在内的互联互通,增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

        现有全球治理体系由西方新自由主义主导已久。美西方国家作为该体系受益者,数十年竭力将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推向世界,现在被世界经济持续下行、危机不断的现实击碎。“一带一路”将中国成功发展的道路、理念和方案注入全球治理框架中,深刻反映中国深入参与全球治理的路径。

        “一带一路”有着非常丰富的中国文化内涵。在西方用坚船利炮推动全球化之前,丝绸之路已存在上千年,促进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是贸易、文化的大动脉,更是和平之路。在中西方交往中形成了“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绸之路精神,“一带一路”倡议就是要继承和发扬这一精神。

        “一带一路”倡议折射的是平等合作理念。现有西方治理体系本质上是话语霸权,强迫发展中国家服从既定议程。“一带一路”追求“共商、共建、共享”,充分考虑主权平等原则,照顾参与国家的关切和诉求,是中国传统文化“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真实写照。“一带一路”是一条开放之路,中国以包容的姿态欢迎所有愿意参与的国家和国际地区组织。

        “一带一路”提升中国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

        “一带一路”倡议自实施以来得到许多国家积极回应,写进了联合国大会决议,提升了中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

        “一带一路”倡议得到广泛支持和认同,是因为广大发展中国家认为中国的发展理念和路径符合他们的诉求。这些国家独立后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诉求,但并没有在国际体系中取得相应的话语权,而“一带一路”释放的“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充分体现了平等参与原则,给予广大发展中国家提升话语权的重要平台。

        “一带一路”倡议满足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

        基础设施建设是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是广大发展中国家亟须的“公共产品”。基础设施建设离不开大量资金支持。以亚洲为例,亚洲基础设施资金需求约为每年8000亿美元,而亚洲开发银行和世界银行拨给亚洲国家的份额仅为200亿美元,无法满足需求。“一带一路”着力提高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并为此设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拓宽了这些国家的融资渠道。中国还努力将“一带一路”与沿线国家的发展战略相对接,提供中国的发展经验和技术。沿线国家感受到和平与平等,得到切实的收益。

        “一带一路”倡议打破西方金融话语垄断。现有国际金融机构,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一直掌控在美西方国家手中,它们对这些机构的垄断体现在份额、领导人岗位及资金流向等方面。

        中国为保障“一带一路”建设的资金供给,先后倡议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为“一带一路”国家基础设施等互联互通项目提供新的融资渠道,并带动私有资本进入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一带一路”倡议实质上是中国力所能及提供的全球公共产品,凸显了中国从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援助到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转变。2016年二十国集团杭州峰会期间,在中国的力推下,发展议题首次纳入全球治理议程。

        世界在发生重大变化和转折,需要更多的符合各国发展的全球公共产品,“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实和延伸将为我们提供全球治理的成功经验。

        (作者为中国外交部原副部长、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副主任)

  • “不能未遂”的可罚性

        刘仁文

        刑法以处罚既遂犯为原则、以处罚未遂犯为例外,而“不能未遂”又处在未遂犯的边界地带,这个问题说小也小,可以小到忽略不计,说大却也大,大到“对于任何致力于对刑法体系的整体方案有所推进的学者而言,又绝对是一个无法绕开的难题”。

        我拜读张志钢博士的《论不能未遂的可罚性》一书,从中得到不少启发。在感慨我国刑法教义学近年来所取得的长足进步的同时,更为作者在这项研究中所表现出来的学术功底和学术风格感到振奋。

        首先,本书为我们展示了一种精细的研究格局,让我们看到刑法学作为一门科学的魅力。如绪论部分所言,不能未遂的可罚性在“刑法理论史上一直是一个跨国别、跨法系、跨世纪的长盛不衰的话题”。作为典型的“小题大做”,本书尽管只是着眼于微观的“不能未遂的可罚性”这一问题,但行文中又无不关切未遂(不法)论乃至整个犯罪论体系的变迁。作者清醒地认识到:“在不能未遂的问题上,不管司法实践如何,也不管立法有无明确规定,都是一个在理论上有话可说、有理可辩的地方,因为它更着眼于体系视角的讨论,而不是就事论事;因此对不能未遂的讨论经常给人以醉翁之意不在酒的感觉,它总是不免会涉及对(未遂)不法论乃至刑罚论的宏大叙事。”事实上,本书也正是在此视角下去展开论述的。具体而言,在宏观方面,作者首先将未遂不法论定为主观不法,然后以未遂处罚根据理论史作为证明;在微观方面,详细论证未遂危险并非当前通说所主张的“客观的危险”,而是主观定向的“计划危险”。宏观立场与微观论证两相对照,既回答了这个“小问题”为什么总是受到青睐,也展示了刑法学作为一门学科的魅力所在。当然,作者并非止于掉书袋式的学说罗列,而是在对学说的破与立中证成其核心观点:考察“未遂处罚根据理论史”旨在证立未遂主观论,整理未遂“危险释义学”是为了否定客观未遂论。

        其次,作者对相关文献的大量占有和详细消化在相当程度上保证了本书的学术水准。例如,通过本书第三章对二百余年来“未遂处罚根据理论史”的梳理,我们得以清晰看到主、客观未遂论的发展脉络和“印象理论”的前世今生。再如,借助第四章对所谓的“未遂危险释义学”的批判性考察,我们可以看到各种未遂危险判断学说的相互纠缠与真相。在这里,我们既看到主观未遂论、客观未遂论、主客观混合未遂论的基本主张以及这些立场各自产生的时代背景及其与立法和司法的互动,也看到在上述各种不同未遂处罚根据立场上所衍生出的未遂危险判断学说。

        再次,难能可贵的是,作者虽初出茅庐却能勇敢地提出自己的见解。本书书名已表明,作者是肯定不能未遂的可罚性的。这与我国日渐成为通说——不能犯不构成犯罪——的观点是针锋相对的。作者指出,不能犯不构成犯罪是近年来受日本刑法理论支配下的产物,在当前理论探讨中占据着主导地位,作者敢于提出与通说不一致的观点,体现了不人云亦云的学风和勇气。事实上,本书质疑通说并提出自己判断之处并不少见。比如,肯定未遂主观论与行为刑法(刑法客观主义)完全可以兼容,与司法实践中的刑讯逼供、暴力取证并无必然关联,理论上通常出现的肯定不能未遂可罚性的主观未遂论容易导致意思刑法,只是逻辑上的滑坡论证而已。可以肯定的是,这种思路本身都是有价值的,而且里面蕴藏着理论创新和理论突破的可能空间。

        最后,从实证法出发,研究中国的真问题。本书紧紧扣住我国当前与未遂相关的刑法条文,从文义解释、体系解释、历史解释等多种解释路径来证明主观未遂论具有充分的实证法根据。就此而言,作者践行了其鲜明的问题意识和本土意识,体现了较强的主体自觉性。诚如书中所言:“学习、吸收与借鉴外国理论并非一定要得出与其相同的理论,更不能为了理论而引入理论。本书的出发点和依归是我国现行刑法的规定。”同时,受德国未遂理论发展与立法和司法的互动关系之启发,作者在作出与我国目前立法相契合的理论选择之后,更是沉潜下来进一步挖掘我国当前司法实务中的做法,以司法实践对照和检验其所主张的理论是否在我国本土具有解释力和生命力。这些都与我所欣赏和提倡的“国际的视野、中国的视角、自己的方案”是一致的。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

        何谓“不能未遂”

        “不能未遂”是指行为人因某些错误认识而使其行为根本无法实现既遂的情形。我国刑法学讨论该情形时所使用的术语并不统一。在传统教科书中通常称为“不能未遂犯”或“不能犯未遂”,后来受日本刑法学影响多出现“不能犯”这一用语。这个名词来源于德文der untaugliche Versuch,可直译为“不能未遂”。尽管讨论的是同一问题,但不通用语可能暗含的结论也就不同。比如,德国刑法中“不能未遂”基本上是可罚的,日本刑法中的“不能犯”意味着不成立犯罪。我国现行刑法并未明文规定不能未遂(犯),但司法实践中不乏处罚不能未遂的案例。(张文)  

  • 一次指谬终身不忘

        石宏亮

        一句善意的提醒、一件在别人看来微不足道的小事可能会影响一个人的一生。周恩来与胡华的直接交往并不多,但他的一次指谬对胡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后,很快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学习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风潮。为满足广大人民学习了解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需要,随华北大学迁入北京的胡华以其撰写的讲义《中国近代革命史讲话》为蓝本,补充修改,并吸收胡绳、叶蠖生、何干之等学界前辈的意见,编写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初稿)》,并于1950年3月由新华书店出版发行。作为新中国第一本新民主主义革命史著作,一经问世便风行全国,广受欢迎。

        由于这是一部开创性的著作,再加之资料有限,书稿不可避免存在一些疏漏之处。为进一步修改完善,胡华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初稿)》前言中诚恳地征求意见。随后,许多学界同仁和读者陆续提出了一些修订意见,胡华十分重视并加以吸收。

        1950年5月,胡华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初稿)》送呈周恩来总理审阅。不久,周恩来总理指示秘书于刚向胡华传达:“书中所写蒋介石暗杀廖仲恺这一说法不确。据他当时了解,刺杀廖仲恺是胡汉民一派的人干的。”周恩来总理还指示胡华多去查阅档案材料,多去访问何香凝等在世的革命老人。后来,周恩来总理两次提起胡华书中史实表述不确之事。1953年,周恩来总理在接见宋国柱等中学历史教师时,提及胡华书中史实错讹的问题,并指示历史教师要多去查阅原始档案、资料。1963年4月10日,周恩来总理在接见阿尔巴尼亚档案工作代表团时,又对陪同的曾三等人再次谈及此事,并指示档案工作要为史学工作服务。周恩来总理能在日理万机之中抽空审阅书稿、提出意见并记挂此事,让胡华十分感动、深受教益。他在1980年撰写的《回忆周恩来总理对史学工作者的关怀》一文中写道:“这是总理对我们史学工作者、教育工作者和档案工作者的最亲切的关怀。总理日理万机,而对我这样一个后辈的史学工作者,一本通俗的小册子,一个具体史实订正问题,十多年还记在心里。总理对我们的工作,是多么的细心和关注啊!每想起总理的关心和鼓励,我总感到自己为人民做得太少,激励自己要奋发前进。”

        1981年5月15日,人民日报第八版上发表《瞿秋白的一首佚诗》,文中写道:“1925年8月20日,廖仲恺先生被刺身亡,蒋介石捶胸顿足大哭说:‘廖党代表是革命的擎天柱,反动派竟敢刺死他,真是罪大恶极,就是把全广州人杀掉一半,也不能抵偿这笔血债!’但是,刺杀廖仲恺的罪魁恰恰就是他本人。”胡华读报后,写信加以指正。1981年6月15日第八版刊登《胡华同志来信》,信中指出:“你报第八版五月十五日周红兴同志所写《瞿秋白的一首佚诗》说‘刺杀廖仲恺的罪魁恰恰就是他本人。’(指蒋介石)。廖仲恺先生不是蒋介石派人刺杀,这一点,周总理在一九五○年请秘书于刚同志转告过我。现在党史研究者都知道,此案的罪魁是胡汉民。”

        时至今日,廖仲恺被刺案的罪魁祸首还存在一些争议。但周恩来总理的提示令胡华铭刻于心、终身不忘,促使他在长期的学术实践中十分注重史料的搜集与考订,坚持论从史出、秉笔直书。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警察大学(广州)]

  • 书林折枝

        不忘初心的力量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奋斗,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担当,总会有那么一群人,在成就自己的同时,也给予了这个时代某种变革之力,而这种力量,不仅能够打破一种格局,更能够擎起一个时代的精神旗帜。王爽著、中国方正出版社出版的《不忘初心的力量:12位时代奋进者的故事》,撷取12位时代奋进者,讲述他们的奋斗故事,希冀能感召每一个读者内心的向往,既仰望星空,又脚踏实地,共同为中国梦的实现凝心聚力。(陈彦)

        真学 真懂 真用

        卫庶所著的论文集《面对世界新秩序的呼唤》近日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作者在完成本职新闻工作的同时,不忘理论研究。本书涉猎的领域较为广泛,并且多是我们这个时代前进过程中的前沿问题,有经济、有政治、有文化、有新闻,还有国际政治等,字里行间流露出作者较为扎实的哲学理论素养,较为清晰的对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坚信,体现了作者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学、真懂、真用。(赵山)  

        培养时代真君子

        牟钟鉴著、中华书局出版的《君子人格六讲》,作者根据四十多年来学习中华经典积累的经验,结合古代贤哲的论述及今日道德教育建设的现实和需要,详细阐述君子人格养成路径,系统提出“君子六有”说,即有仁义,立人之基;有涵养,美人之性;有操守,挺人之脊;有容量,扩人之胸;有坦诚,存人之真;有担当,尽人之责。作者用较多篇幅细讲古今中外的君子在六个方面的人格特质,列举生动的案例,解说蕴藏的内涵,使君子人格培养在现实土壤上具有落地生长的可能性,用真人真事推动道德教化,从不同侧面提炼中华精神,重塑君子人格榜样,推动人文化成,有益于培养时代真君子。(钟书)  

        一个硬汉皇帝的破局之道

        1722年,雍亲王胤禛终于登上帝位。雍正立志成为“一代令主”,力图革除康熙晚年的各项积弊,扭转大清王朝早已隐现的衰亡危机。为此,“硬汉皇帝”雍正展开了大规模的整饬行动,而在如此严重的困难与重重阻力面前,他能否,又该如何打开局面?他能否让大清跳出“盛不过三代”的历史怪圈,为新的盛世奠基?在这一非常时期,田文镜、李卫、鄂尔泰、允祥、张廷玉等或被破格提拔,或连升数级,或被委以重任,他们有着怎样的为官智慧?在雍正的“破局”之路上,他们扮演了怎样的角色?1735年,雍正在圆明园暴亡,死因又是一个难解之谜。欲知详情,请看林乾著、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雍正十三年:一个硬汉皇帝的破局之道》。(郑治)  

        《全球通史》出新校本

        [美]L·S·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吴象婴、梁赤民译,《全球通史》编辑小组审校,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全球通史:从史前到21世纪》(第7版新校本),着眼于全球,侧重于那些有影响的、促进历史发展的历史事件,其中包括原始社会、欧亚大陆的古代文明、欧亚大陆的原始文明、欧亚以外的世界、地区分割后的世界、西方世界的崛起、西方人统治的世界、西方的衰落与成功等八个主要的部分,共四十四个章节,主要讲述了世界历史的进化,世界文明的发展及其对现代社会的影响。本书再版,融入了新的研究成果,收录数百幅珍贵的图片和脉络清晰的地图,在内容和体系上更加完善。

        (李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