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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转战陕北 锁定天下

        石仲泉

        毛泽东一生创造了无数奇迹,成功挑战了一个又一个不可能。就决定中国革命前途和命运的奇迹中的奇迹来说,至少有两个:一是遵义会议后,他成为中央领导的实际核心,用兵如神,使濒临绝境的红军化凶为吉、转危为安,成为中国革命的伟大转折。二是转战陕北,运筹帷幄于山峁沟壑之间,决胜千里于江河湖海之外,使中国人民革命战争达到了国民党反动统治和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如果说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的转折点,那么转战陕北则是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转折点。

        放弃延安是为了收复延安

        毛泽东转战陕北的一年,对于中国共产党具有锁定乾坤得天下的意义。

        1947年春,蒋介石不惜一切代价要占领延安。当时敌我力量对比是十比一,毛泽东决定主动放弃延安。党内外军内外很多同志想不通。毛泽东指出,蒋介石以为占领了延安,就胜利了,但实际上只要他一占领延安,就输掉了一切。因为大家都知道了他破坏和平,不得人心。毛泽东还解释道:譬如一个人,背着很重的包袱,里面尽是金银财宝,碰见强盗要抢他的财宝。如果他舍不得暂时扔下包袱,手脚很不灵便,跟强盗对打起来,就会打不赢。如果他把包袱一扔,那就动作灵活,不但能把强盗打退,还可能把强盗打死,最后也就保住了金银财宝。我们暂时放弃延安,就是把包袱让给敌人背上,使自己打起仗来更主动,更灵活,这样就能大量消灭敌人。到了一定时机,再举行反攻,延安会重新回到我们手里。

        毛泽东阐释了放弃延安是为了收复延安的辩证法。我将它视为非凡之人的非凡之论,这是他一贯辩证思想的升华。

        转战陕北期间的三大奇谋

        毛泽东转战陕北371天,所走之地沟壑纵横,山峁林立,地理环境异常艰险恶劣,生活条件极其艰苦。在这1年零5天的时间里,经常遇到三难:一是行军难,二是吃饭难,三是住宿难。但就是在这样极端艰难险恶环境中,毛泽东不仅充分展现了他非凡之人的非凡意志和毅力,而且显露出令人意想不到的非凡之胆略和奇谋。

        第一奇谋:与敌周旋,不过黄河。毛泽东率领转战的中央纵队800多人,要以“蘑菇战术”,拖垮胡宗南的20多万精兵,粉碎蒋介石的重点进攻。陕北转战,酷似长征。党中央辗转行军,大迂回运动,在强大敌人紧逼追击下跋山涉水、栉风沐雨;在千山万壑中领着敌军从一个沟壑转移到另一个沟壑。有时,两军相距仅四五里路,有时仅隔一个山头。

        最危急的时刻之一,是在安寨王家湾转移到靖边天赐湾那段时间里。一是敌军先头部队距离中央驻地王家湾这个小山村很近,敌军两支大部队向王家湾突袭过来;二是那两天雷电交加,大雨滂沱,山道泞滑,战士们拉着毛泽东等领导人在狂风暴雨中跋涉山峁。敌人在漫山遍野搜索。稍有不慎,就会被发现。任弼时提出,还是过黄河暂避一下好。但毛泽东坚决不同意,说中央留在陕北,首先我要留在陕北,什么时候打败胡宗南,什么时候过黄河。胡宗南正希望我过黄河哩!我不过黄河,就可以拖住他,既使他不能投入别的战场,减少别的解放区的压力,也能在这里消灭他。随毛泽东转战的胡乔木亲历了这场争论。他回忆写道:毛主席一听弼时同志讲“过黄河”就很火,尽量克制地解释道:胡宗南就是想把我们往东赶,即使消灭不了我们,只要赶过黄河就是他们的胜利。现在向东是绝路,会落入陷阱。两人差不多争论了一天,最后还是恩来同志打了圆场,提出先向北走一段,然后再向西北方向转移。毛泽东这样不顾个人安危,以坚韧的毅力和高度的镇定转战陕北一年,既稳定了党心民心,也使蒋介石在河东消灭中共中央的图谋泡汤。胡乔木写道:毛主席力排众议,坚持要把党中央留在陕北,确是一个伟大的战略部署,也是他在书写自己一生历史的辉煌篇章中的“得意之笔”。

        第二奇谋:经略中原,指挥大军千里跃进。毛泽东转战陕北,不仅直接谋划西北战场,而且运筹全国解放战争。他后来说过:在陕北,我和周恩来、任弼时在两个窑洞里指挥了全国的解放战争。周恩来也说,毛主席是在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指挥最大的人民解放战争。

        转战陕北时,全国战场总的形势,我人民解放军是战略防御。但就是在这个十分艰难的时候,毛泽东已在精心策划转入战略进攻。到1947年7月间,人民解放军经过一年作战,歼敌110多万,国共两军兵力对比的悬殊情况有了很大改变。尽管还是敌强我弱形势,但毛泽东决定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把战争引向蒋管区去。他多次调整作战计划,最后下决心实施以刘邓、陈谢、陈粟三路大军挺进中原、开创新的中原解放区为主轴的“三军配合、两翼牵制、中央突破”的战略部署。

        1947年6月底,刘邓12万大军在鲁南强渡黄河,挺进大别山,揭开了战略进攻序幕。在7月下旬小河会议后,毛泽东决定陈谢大军立即从晋南渡过黄河挺进豫西,创建豫陕鄂边根据地。9月下旬,陈粟18万大军分多个地段越陇海路南下,在豫皖苏边创建了根据地。所谓“两翼牵制”,一翼为陕北。小河会议后,彭德怀挥师北上攻打榆林,以吸引胡宗南主力北进,利于陈谢大军挺进豫西。另一翼为山东,毛泽东电令陈粟组织东线兵团在胶东发动进攻,将敌军重兵吸引到海边,配合在山东西线作战的陈粟大军和挺进中原的刘邓大军。这“两翼”配合“三军”逐鹿中原,起到了强有力牵制作用。所谓“中央突破”,毛泽东在小河会议上解释说:蒋介石搞了个黄河战略,一个拳头打山东,一个拳头打陕北,想迫使我们在华北与他决战,可他没有想到自己的两个拳头这么一伸,他的胸膛就露出来了。我们呢?给他来个针锋相对,也还他一个黄河战略,紧紧拖住这两个拳头,然后对准他的胸膛刺上一刀。贺龙指着地图说:太好了!刘邓对着前胸开刀,陈谢打他的肋骨,陈粟击其后背,这不是挺厉害的三把刀么!这个阵势像个品字。

        这样,三路大军近40万人马实施战略展开,纵横驰骋于江淮河汉之间,到1948年5月创建并巩固了拥有3000万人口的新中原解放区。这对于改变战争形势起了决定性作用。毛泽东高度评价中国革命已经达到了走向胜利的转折点。实现这样伟大的历史转变,谁能想到是毛泽东在转战陕北那种极端艰苦而险恶的环境中运筹的。

        第三奇谋:战场形势好转的曙光刚刚升起,就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这是毛泽东在1947年10月到佳县神泉堡后起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提出的。为了实现这个战略目标,他开始以主要精力研究和制定党在各方面的政策和策略,包括土地改革、工商业、统一战线、整党整军、新区工作等。12月下旬,中央纵队转移到米脂县杨家沟,召开“十二月会议”。毛泽东作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书面报告,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他告诫全党:现在敌人已经孤立了,但是敌人的孤立不等于我们的胜利。我们如果在政策上犯了错误,还是不能取得胜利的。因此,他提出了“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万万不可粗心大意的至理名言。

        西北战场在敌我力量对比极为悬殊的情况下,采取“蘑菇战术”,与胡宗南部在陕北高原盘旋打转。经过五战五捷,胡宗南精锐之师遭受沉重打击,陕北形势完全改观。毛泽东决定过黄河,去谋划夺取全国革命胜利大方略。

        一年转战奠定中国革命胜利之基

        解放战争3年多,转战陕北的一年,既是作战最艰难困苦的一年,也是战场形势实现根本转变,奠定中国革命胜利之基的一年。除三支大军逐鹿中原、两翼牵制实现战略反攻外,毛泽东指挥东北战场和华北战场也取得一连串重大胜利,还有解放区土地改革运动的发展和国统区第二条战线的开辟等,从而中国革命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毛泽东在“十二月会议”上说:二十年未解决的我党优势问题现在解决了。这是一个伟大的事变。这个事变所以带着伟大性,是因为这个事变发生在一个拥有四亿七千五百万人口的国家内,它将必然地走向全国的胜利。这个事变所以带着伟大性,还因为它发生在世界的东方,在这里,共有十万万以上人口(占人类的一半)遭受帝国主义的压迫。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由防御转到进攻,将引起这些被压迫民族的欢欣鼓舞。

        转战千里,既使陕北由被动转为主动,又使我全国战局由防御转为进攻,久已企盼的中国革命高潮终于到来。毛泽东在1930年就说过:“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1948年3月下旬,毛泽东东渡黄河,告别他生活和战斗了13年的陕北人民,去迎接这轮光芒四射的朝日了!

        (作者为原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2019年12月下旬,中央党校、军事科学院、中共陕西省委有关部门和中共榆林市委在陕西榆林市共同举办“中共中央转战陕北”高端理论研讨会,作者在会上作了主旨发言。本文由作者据主旨发言补充修改而成)

  • 德慎公勤考核透明公正

        杜文玉

        唐代考课制度在中国历代最为完善,它重视考核官员德行,属于职官管理制度的一部分。唐代考课制度将所有的官与吏均纳入考课范围之内;等级与标准明确、客观,便于执行;制度严密而公正。其以考等定奖惩,有力推动了吏治的改善,使得唐代良吏不断涌现,对于当代社会极具借鉴意义。

        唐代考课制度具有严密而公正的标准

        唐朝的考课每年进行一次,称为小考,每三至四年(指一个任期)举行一次大考。小考考核官员当年的政绩优劣,大考则考核官员任期内的政绩。

        唐朝主管考课的最高机构是吏部考功司,“掌内外文武官吏之考课”,由考功郎中判京官考,员外郎判外官考。京师诸司及地方官府的考簿皆汇总于考功司,由其司人员分类整理登录,进行初步审核,并分别评出考课等级。考功司的工作主要是基础性的工作,内外官员最终考等的审定是由校考使评估的。唐初就规定,以京官望高者二人分校内外官考,称校考使;又以中书舍人、给事中各一人充监内外官考,称监考使,意在保证考课的公平。每年校考工作结束后,要予以公布,并给所考之官发考牒,作为其官职迁降的依据之一。

        唐代官员的考课等级共分九等,即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每个等级都有相应的考课标准和奖惩办法,按标准定等级,按等级定奖惩。唐代官员考课标准分为“四善”与“二十七最”。“四善”是德义有闻、清慎明着、公平可称、恪勤匪懈,这是对官员品德、作风以及工作态度的要求;“二十七最”则是针对不同工作性质,提出对官员职责和政绩的原则要求,比如对谏官、言官,要求勤于“献可替否”,即敢于就政事提出有益的建议;对铨选官员,则要求“擢尽才良”,即要求把德才兼备的人才提拔上来;对考课官员,要求“褒贬必当”,即做到公平公正,等等,此处不一一列举。《旧唐书·职官志》载:“一最以上,有四善,为上上。一最以上,有三善,或无最而有四善,为上中。一最以上,有二善,或无最而有三善,为上下。”以此类推,最后两等是:“背公向私,职务废阙,为下中。居官谄诈,贪浊有状,为下下。”对地方官员考课时,除了按照以上标准外,还要参照土地开垦、户口增减、农业丰欠、赋税征收等情况,进行奖励或者惩罚。

        唐后期实行藩镇制,对节度使、观察使、团练使、防御使、经略使等官员,另外制定了一套考课标准。《新唐书·百官志》中对此有详细记载,即“节度使以销兵为上考,足食为中考,边功为下考。观察使以丰稔为上考,省刑为中考,办税为下考。团练使以安民为上考,惩奸为中考,得情为下考。防御使以无虞为上考,清苦为中考,政成为下考。经略使以计度为上考,集事为中考,修造为下考”。

        可见,唐代的考课制度有三大主要特点:一是覆盖广泛,把所有的官与吏均纳入考课范围;二是等级与标准明确、客观,便于执行;三是制度严密,既有专门负责此事的机构,又有明确的考课时限,既有校考使,又有监校使,相互制约、相互监督。

        以考等定奖惩,有力推动了吏治的改善

        根据考课结果,唐朝制定了严格的奖惩办法,规定获得中上以上等级者,每进一等,加禄一季;获得中中者,保持本禄不变;中下以下等,每退一等,减禄一季。五品以下官员,四年之内,皆获中中者,可以晋升一阶。四考中获一中上考,则可再晋升一阶;四考中获一上下考,则再晋升二阶。由于官员任期内每年的考等高低不同,如果期间有比较低的考等,则“以一中上覆一中下,以一上下覆二中下。上中以上,虽有下考,从上第”。如果有下下考者,则解除其官职。可见官员能否升迁与考课成绩关系密切,这就促使官员不得不做好本职工作,不敢稍有松懈。

        唐前期,地方官员如获上考(指获中下考以上者),除了可进阶外,也有经济奖励。贞观时规定,地方官获上考,给禄一季。因为这一时期京官有禄,地方官无禄,所以才对获上考的地方官额外给禄,以示奖励。对于考绩特别优异的,则直接升其官职。开元中,卢从愿任豫州刺史,考课天下第一,皇帝不仅赐其绢百匹,还将其升为工部侍郎。县令如果获下考,则直接免官。因其为亲民官,直接与百姓打交道,如果无所作为,则百姓受累,故对其格外严厉。对于政绩突出的县令,当然也会给予额外的奖励。如睿宗时任长安令的李朝隐,不畏权贵、政绩突出,获得中上考,进一阶,授太中大夫衔,皇帝还特意赐绢百匹。

        有唐一代,始终鼓励官员关心政事、积极进谏,这一点在考课中亦有体现,据《新唐书·百官志》载:“凡制敕不便,有执奏者,进其考。”对于刺史类的地方大员,虽然也要考课,但却没有进阶的规定,而是在任期满后根据其政绩优劣以确定其官职的改转升降。

        唐朝前期对官员的考课等级控制颇严,最高为中上考,未有获上下以上考者。如狄仁杰,在高宗时任大理丞,一年断案17800件,无一人诉冤,年终考课仅获中上考。即使如此,校考使刘仁轨仍认为其为新官,不可能有多大的成绩,遂将这一考等否定了,经大理卿张文瓘据理力争,于是将其考等改为上下。这在当时已经是了不起的等级了。永徽中,滕王李元婴任金州刺史,骄纵逸游、不理政事,考课时被定为下上考。李元婴乃唐高宗叔父,在宗室中地位尊贵,即使如此,也难以稍获宽纵。直到天宝时期,考课仍然比较严格。韦坚在天宝元年 (742)任陕郡太守、水陆转运使,改革漕运,每年运输到长安的粮米、财宝不计其数,也仅获得了一个中上的考等。

        有唐一代的考课制度本身变化不大,其内容、标准为广大官吏所熟知,便于执行,有利于吏治的改善。开元十七年(729),左丞相张说校京官考,确定其子中书舍人张均为上下考,当时人不以为私。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根本原因就在于考课标准与过程是公开的。卢迈任给事中时,负责监京官考课,由于其能做到公开、公正,当时准备给其上考,但卢迈却认为自己任此职时间不长,政绩不算突出,“不敢当上考,时人重之”。再比如阳城任道州刺史时,由于当地环境恶劣、土瘠民贫,阳城不愿加重百姓负担,以至于不能完成赋税的征纳,受到观察使的指责。于是在考课时,自署其考等为下下,下下是要解除官职的,阳城不等朝廷批准,自行离职而去。阳城为了百姓利益,固然应该得到赞扬,然其举动却反映了当时的官员严于执行制度规定的史实。由于严格执行了考课制度,唐朝的吏治得到了很大的改善,良吏不断涌现。虽然不乏酷吏、贪官的存在,但却从未出现过大面积的贪腐现象。一直到唐朝末年,贪腐现象始终控制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

        唐代考课制度具有鲜明的特点,极富借鉴意义

        其一,重视考核官员德行。唐朝考课标准中的“四善”,可以简化为德、慎、公、勤四字,这实际上都是强调官员的德行。考课标准中的“二十七最”,是对官员工作业绩的要求,排在“四善”之后。在评定官员的考等时,首先强调的也是道德,如上上的标准是一最四善,上中是一最三善或无最四善,上下是一最二善或无最三善。中等以上的考级可以无最,但不能无善,善的多少决定了官员考等的高低,可见唐制对官员德行的重视。

        其二,考课工作透明公正。唐制规定,每年考课由本部门长官初步评议,当众宣读,“议其优劣”。考第的确定,并非出自本司长官的个人意愿,而是由众人共同议定的,这体现了考核的透明公正。唐宣宗六年(852)还规定:考等确定后,要把相关情况悬挂于本部门、本州官署大门外三日,外县要当日通知本县,如果考课不公,必须改正考等,没有异议后才能申报考功司。

        其三,考课主体多元。多元化的考课主体有利于相互监督,避免一个主体说了算的弊端。从史书记载看,校考使并不一味遵从呈报上来的考等,而是有所辨别。如开元中,刑部尚书卢从愿任校考使时,御史中丞宇文融“以括获田之功”,被本司评为上下考,但卢从愿却认为此举加重了百姓负担,遂压低了其考等。

        其四,考等评定呈中等化趋势。唐朝前期的考课标准很严,高者不过中上。自安史之乱以后,被定为中上考的人越来越多,遂使考课的积极作用有所降低。这是因为按照唐制,只要获得中中考就可以保持本禄不变。五品之官,如果四年之中皆获中中,就可以进阶一级,所以这一等级是决定官禄增减以及官阶升降的关键。于是官员遂竭力追求中中以上的考等,在政局不稳的情况下,给予官员中上考的现象便越来越多了。需要说明的是,以上所论只是就整体趋势而言,在唐后期也不乏考课严格的时期或者忠于职守的官员。

        唐后期,随着中央权威的衰弱,各种制度的执行力度有所下降,考课制度亦是如此,出现了各部门按官职高下确定考等的现象。据《因话录》卷三载:“(裴充任太常寺太祝时)年甚少。时京司书考官之清高者,例得上考,充之同侪,以例皆止中考。诉于卿长曰:‘此旧例也。’充曰:‘奉常职重地高,不同他寺,大卿在具瞻之地,作事当出于人。本设考课,为奖勤劳则书,岂系于官秩!若一一以官高下为优劣,则卿合书上上考,少卿合上中考,丞合中上考,主簿合中考,协律合下考,某等合吃杖矣。’”这是唐后期考课流于形式的表现。这种情况并非一时之现象,其历史教训是非常深刻的,需要认真汲取。

        (作者为陕西师范大学教授)  

  • 局内人与局外人

        游宇明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九月,邮传部庶务司主稿孙宝瑄偶得一部《官场现形记》,他好奇地阅读,是夜“夜眠稍迟”。第二天,继续读这本书,“终日不去手”。他在日记中写道:“是书写今日外省官场中内容,可谓穷形尽相,惟妙惟肖。噫,我国政界腐朽至此,尚何言哉!”十月初一,孙氏继续阅读此书,在日记中有如此记载:“余览二集甫终卷。其刻画人情世态已入骨髓。是夜观《现形记》终卷。连阅得数人事,皆笑不可抑。”十月初五,孙宝瑄与友人聊天,论及此书:“《官场现形记》之佳,盖其善写世态,几使凡与世酬接者,一举一动,一语一言,无往非《官场现形记》所有。著是书者,可谓恶极矣!”

        我们不妨注意一下孙氏前后的言行。他开始读这本书时,觉得“穷形尽相,惟妙惟肖”,“刻画人情世态已入骨髓”,过了几天与朋友谈论,虽然前面也有表示欣赏的言辞,后面却接了一句“可谓恶极矣”!为什么孙氏的态度自相矛盾呢?早前几天,他是以读者的身份阅读小说,是局外人,利益相对超脱。过了几天与友人应酬,可能他就还原到官员的身份,看人观事,与作者的立场有了差异。何况孙宝瑄家世极其显赫。他的父亲孙诒经,是前户部尚书,哥哥孙宝琦,曾任驻法大使,当时正做着顺天府尹,其岳父是做过两广总督的李瀚章,他也是李鸿章的侄女婿,就算他本人清廉守法,他的大家庭、他的亲戚里就未必没有《官场现形记》中所揭露的那些事。作为局内人,他对此不满也符合人趋利避害的本性。

        一个人在个人利益的局内还是局外,对同一件事的评价是不一样的。比如笼统地说反腐败,平民百姓几乎个个赞成,可是上头一刹乱开发票、公费旅游之风,某些手头有科研项目的、在福利良好的垄断企业工作的,立即觉得自己的利益受了影响,有人于是发出这样的言辞:“反腐败不要反老百姓”。再比如对付文艺评奖的“瘦身”,那些身居基层的,基本上跟高层次的奖项无缘的,往往举双手赞成,但那些长袖善舞的人则喜欢说:“这个事不宜简单化”。老百姓的立场有局内、局外之分,少数当官的更是这样。比如对待亲属利用自己的影响力谋利,在局外时,官员也觉得这样不合适,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整冠嘛;身在局内,他则觉得自己的亲属也是人民的一部分,为人民服务也包括为亲属服务,于是放任他们胡作非为……

        平民百姓为人处事有局内、局外两种立场并不要紧,他们手中不握有权力,没有能耐动用公家的东西为个人利益服务。但官员不同。官员操纵着大量的公共资源,比如资金、土地、人力,一旦他们凭个人利益来决定行事立场,整个社会的秩序非混乱不同。那些不惜花费大量资金搞政绩工程的,那些在官场上公权私用的,那些疯狂谋取金钱、美色的……有几个不是凭着个人利益的驱动做事?

        对那些过分看重个人利益,并且实施了谋私行为的局内人,一般的提醒、教育是没有多大作用的,最好的办法是设立一种铁的制度早早将其淘汰掉,这样,我们的监督才能真正落地,局内人违规追求个人利益时才有忌讳。

        当官员只能做利益的局外人,而无法靠权力、影响力成为局内人时,权力才能保持应有的清白。

        (作者为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