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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巡视工作尤需重视调动干部积极性

        李炎溪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内国内发生了巨大变化,解决了许多人们长期期盼解决的问题,消除了党和国家内部存在的严重隐患,党内政治生态明显好转,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显著增强,党群关系明显改善。按理说干部情绪应该相应地热情高涨,工作劲头应该大大提升,担当作为应该蔚然成风,但这方面却没有完全按照正常逻辑发展。我们在调研中发现,在一些地方,干部队伍积极性出现了一些应该注意和令人担忧的问题。这种情况的出现当然有很多原因,但是无论从哪个视角分析研判这个问题,都与我们关心信任爱护干部和保护调动干部积极性做得不够到位有很大关系。

        巡视工作作为党的建设的重要承载者,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实践和创新举措,作为各级党组织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生动示范,更应该注意保护调动干部积极性,为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而矢志奋斗。关于如何在巡视工作中注意和处理好这个问题,我有以下几点粗浅思考。

        严管不是把干部管死,而是要激励干部干事创业的精气神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涉及干部管理的多次重要讲话中,总是把严管与厚爱摆在同等重要位置一并强调,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及其全会也一同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从严治党的目的是更好促进事业的发展。严管不是把干部管死,不是把干部搞成一潭死水,暮气沉沉,而是要激励干部干事创业的精气神。落实这一要求,须臾离不开对干部的关心信任爱护。

        从纪检监察和巡视工作职能看,关心信任爱护干部和充分调动广大干部积极性是十分重要的方面。纪检监察工作是政治工作、做人的工作,一个总的原则,就是要把严管和厚爱、激励和约束结合起来。对干部既严格管理又关心信任,是从严治党的核心内容,是干部管理的重要原则,两者相辅相成。关心信任干部是严格管理干部的出发点和根本目的,严格管理干部是以关心信任干部为基础的,所采取的任何严格措施都是为了惩恶扬善、扶正祛邪,把党员干部队伍建设好,充分调动广大干部积极性。巡视机构担负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任务,在实际工作中应认真学习、深入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论述精神内涵,真正把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全面落实到工作中去。

        巡视工作方方面面与干部积极性调动息息相关

        由于党中央对中央巡视组赋予的职权重要而特殊,加上前些年巡视成果丰硕,巡视组无论到哪里,都会使有些干部感到无以名状的紧张感,工作难以放开手脚。这种情况对形成震慑确有一定助推作用,但对全面落实巡视工作方针也会出现一定局限性。巡视发现问题的目的是解决问题,巡视组是为帮助被巡视党组织解决突出问题去的,是为推动被巡视地方和单位改革发展去的。巡视组下去后,被巡视党组织应该欢迎,好干部应该高兴,压力只能留给有问题的干部。

        巡视工作方方面面与干部积极性调动息息相关,每一项安排、每一件事情处理都牵涉到干部情绪。这就要求我们准确把握巡视工作方针核心要义,把“发现问题、形成震慑”和“推动改革、促进发展”作为一个整体来认识,在工作中全面贯彻落实好。通过扶正祛邪、正风肃纪,保护调动干部积极性,激励干部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要依靠被巡视党组织开展工作,充分相信和依靠他们,认真处理信访中的相关问题,尤其要依靠他们整改问题。要与被巡视地方和单位认真沟通,请他们提供一段时限内想解决而难度较大、一直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的属于政治巡视范围的问题,推动这些问题尽早解决。要尊重他们的工作安排,按照中央和上级党委的决策部署推进工作。要聚焦巡视重点,内容不要发散,严格按规定的任务进行。

        巡视是政治巡视而不是业务巡视

        十八大以前的巡视,内容比较发散,十八大以后,把巡视定位扭过来了,就是围绕全面从严治党去巡视,起到了警示震慑作用。党的十九大报告突出强调要“深化政治巡视”,这是十九届中央对巡视工作的定位。中央巡视工作五年规划提出了“六个围绕、一个加强”的具体要求,是对政治巡视的深化和具体化。我们应该深入领会其中蕴含的核心要求。它明确告知我们,巡视是政治巡视而不是业务巡视,要求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上聚神、在加强党的建设上聚力、在推动全面从严治党上聚焦,要求我们抓大事、解难事,抓住重点、难点问题发力,真正解决问题。这是总的要求。坚持政治巡视,一般而言,巡视一个地区、部门和单位,应以领导班子政治是否坚定、“四个意识”“四个自信”“两个维护”是否自觉、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和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是否到位、用人是否公正、执纪是否恰当、对群众痛恨的事情处理是否及时等为重点。对领导干部应以政治上是否过硬、工作上是否担当、廉洁上是否干净、品质上是否纯洁等为重点,其他问题应相信被巡视党组织会处理好。

        要较好处理干部积极性不高问题,重要的是坚持实事求是原则

        做好巡视工作要坚持实事求是,有多少问题报多少问题,是什么问题反映什么问题,不能把小事说大,也不能把大事说小。要较好处理干部积极性不高问题,重要的是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在具体问题的处理上,掌握政策和执行标准一定要体现准确性,做到合规合情合理,是什么就是什么,不能人为拔高,更不能扣大帽子。这是对巡视工作者的基本要求。现在有的地方对干部追责问责过频过重,弄得干部心理压力很大,让干部感到工作干得越多,被追责的概率越大。干部工作不负责,出现重大失误,恰当追责既可以警醒本人,也可以教育大家。但一些问题与干部失责并没有直接联系,为了完成上面定的追责指标而追究干部,是极不严肃的。在目前情况下,对干部追责务必慎重,要看是重大责任、直接责任还是其他情况,当追则追,不当追的不能追,追错了的应及时纠正。各种严的措施和处理办法一定要严得有据、严得有理、严得有度、严得经得起历史检验。

        (作者为中央巡视组副部级巡视专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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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查样本

        在脱贫攻坚专项巡视专题调研中,我们个别访谈了省委书记、省长等22位省市主要领导干部,召开了30多个不同层级干部座谈会,访谈、座谈的200多位干部几乎都谈到了干部积极性调动问题,呼吁全党高度注意这一问题,拿出有效办法很好解决这一问题。

  • 不是终点是起点

        冯丹萌 陈洁

        打赢脱贫攻坚战,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是党中央、国务院的重大战略部署。与这项战略部署密切相关的一项工作就是有效巩固脱贫成果。围绕着贫困地区脱贫摘帽及有效巩固成效主题,本文对三省四县422户农户进行调研,重点研究贫困地区脱贫后的成效巩固问题,并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贫困地区脱贫后面临的主要问题

        从调研看,贫困地区脱贫后主要面临以下问题:

        第一,如何巩固“两不愁三保障”政策。2020年全面实现脱贫后,“两不愁三保障”政策如何继续巩固,住房条件如何维持,医疗、教育等相关的临时性扶持政策如何上升为制度,都是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第二,如何提升产业发展水平。虽然贫困地区脱贫摘帽了,但是产业发展基础仍然薄弱。存在经营主体弱、产业规模小、市场不稳定、价格波动等问题,直接影响农民生计。

        第三,如何从源头制定返贫干预政策。随着绝对贫困的消除,未来更多面临的是一种返贫风险的防控,更需要从源头出发制定干预式措施。因此,政策制定的出发点发生变化,必然需要“以防为主”制定相应的防范式政策。

        第四,如何解决脱贫人口返贫问题。贫困人口刚刚脱贫,还处在临界线边缘,非常容易再次掉入贫困陷阱,因此“脱贫摘帽”只完成了第一步,第二步则是实现稳定脱贫,即不再返贫。

        脱贫摘帽是新的起点

        脱贫摘帽是我国贫困地区走出的坚实第一步,但并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针对调研发现的问题,现提出以下建议。

        增强政策的延续性和制度化。贫困县脱贫摘帽后,在一定时期内国家原有扶贫政策保持不变,支持力度不减,留出缓冲期,确保实现稳定脱贫不返贫。对于实施效果好且有助于脱贫地区长期发展的政策要进一步常态化、制度化,尤其是教育扶贫、健康扶贫相关政策。

        完善贫困地区农业保险体系。对于自然条件较弱、自然灾害发生率高的贫困地区加强农业保险覆盖范围和强度,降低理赔流程,提升理赔效率,使农户受灾后得到及时赔付,加强因灾返贫的保障力度。发展特色优势农产品保险,通过中央财政以奖代补等支持贫困地区特色农产品保险发展,提升贫困地区特色产业发展保障力度。

        提升脱贫产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一是培育主体。加快培育新型服务主体,积极发展多元化多层次农业生产性服务业,提供全程社会化服务。二是延长产业链。重点强化对产业发展加工、销售环节的支持力度,增强贫困地区产销结合发展水平。三是要加强农业产业化发展水平,提升脱贫摘帽地区的“造血”功能。加强贫困地区特色产业的精准选择和质量提升,重视发展有特色的一村一品产业,因地制宜加快发展对贫困户增收带动作用明显的产业,加大市场竞争力。四是要促进产业融合,发展生态、文化、农业多种资源多业态发展路径。拓展贫困地区的发展渠道,降低单链条生产模式带来的高风险。五是要加强劳动力转移、提升劳动技能培训。六是要增强利益联结,达到互利共赢。七是脱贫不脱政策,摘帽不摘监管等。

        将低收入人口纳入相对贫困监测系统内,防止新生贫困出现。脱贫摘帽后,不仅要防止贫困户返贫,同时还要防止产生新的贫困,而这“新的贫困”既包括了原有的贫困户,也包括处在贫困线边缘的低收入人口。

        增强脱贫攻坚

        与乡村振兴的衔接

        战略规划的衔接。充分吸收脱贫攻坚的经验和成果,并将其融入推进乡村振兴的顶层设计和政策措施之中,着力在巩固提升、提质转化上下功夫,同时要注重防返贫、防新生贫困两大问题出现。项目规划方面着重在生态产业、重大基础设施、人居环境整治、生态修复治理等方面向相对贫困地区倾斜。

        资金的衔接。确保扶贫资金继续投入到乡村振兴建设中,对于扶贫过程中未完成的部分项目应继续在乡村振兴规划中完成,内容要有高度衔接,避免造成“两张皮”现象。同时,部分基础设施投资可用于非贫困村,确保贫困村与非贫困村均衡发展。

        工作机制的衔接。巩固脱贫地区的发展后劲,通过广泛听取群众和基层干部意见,对政策需求较高的贫困地区或脱贫地区可以相应延长帮扶干部队伍的巩固期;而对于发展条件较好的脱贫地区可以减轻帮扶队伍的投入力量,节省基层干部队伍的人力财力。

        (作者单位: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

  • 积极应对老龄化的四种模式

        景军

        中国为老龄化社会服务的准备时间比较短促,和西方国家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时间相比,我们的老龄化过程来得太快,因而我们面临的养老事业,任务十分艰巨。对此,我们做了四个积极老龄化的模式研究,调查研究中发现的问题和解决思路,对我们应对老龄化问题有一定启发意义。

        “幸福守门人”模式

        第一个研究是我们和哈佛大学、中南大学在科技部、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支持下完成为期六年的研究,是有关“幸福守门人”模式的研究。

        我们走到村子用量表做心理危机筛查,发现实际上大多数农村老人的第一大危险是孤独,而不是严重的抑郁。为了防止大多数健康的老年人走到临界点,为了防止临界点人群变为高危人群,我们设计了“幸福守门人”的金字塔模式,与地方政府人员配合起来划片,在每个地区都设有帮助农村老人的精神科大夫,动员乡村医生、社区积极分子、社工一起来关心他们。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总结出模式的基本原则,即防止老年人心理的危机,需要做到:老年人之间能够互动,能够互助,还可以做到情感互助。互惠互助是人类学非常古老的命题。因为我们人类社会在进入市场经济之前,所有的物质交换都是通过互助和互惠形式完成。从互助到情感互惠非常重要。

        “时间银行”模式

        第二是“时间银行”模式。最早发明时间银行的人是美国律师爱德华·科恩。他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看到自己住的社区有很多人失业。他就琢磨怎么把这些人组织起来,他想起了劳动时间的交换方式:大家兜里虽然没有钱,但是有时间去完成所需要的劳动。日本人水岛旭子在上世纪70年代开始倡导老年互助会,她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在比较老的社区里,年轻的健康老人可以帮助高龄的、体弱的老人,用劳动时间去计算工作量。

        我们国家跟日本相似,比如苏州的杨枝模式,也是以劳动时间计算,洗衣服的时间、送水的时间、谈心的时间、帮助交水电费来回走路的时间、烧饭的时间、探望的时间、买菜的时间等等,甚至一部分守护的时间都可以计算在册储存,存到时间银行账户,将来可以兑换成别人对自己的服务。最重要的是,杨枝的经验证明,实际上到最后很多人没去兑换,因为它形成了一种文化,年轻的老年人帮助高龄的老人,代代相传,再不需要去记录,因为已经在这个社区里形成一种文化,可以传递下去了。

        另一种时间银行模式是广州南沙模式,是政府牵头做的。南沙是一个陌生人社会,怎么做好时间银行?政府利用的一个方法,是用年轻的老年人帮助高龄的老年人,它用实物勋章形式,比如用一桶菜籽油和一个勋章来奖励100小时的奉献。实际上这种奖励和勋章全部加起来的实物价值是低于劳动的市场价值的,即这种劳动还包含着奉献。

        “老人会”模式

        第三个模式是“老人会”模式。在中国传统中更多的是白帽会、祝寿会、长寿会这些老人会。老人会在历史上主要是敬老、贺寿、举丧。我拿到了杭州老人会支出的清单,看到比历史上增加了一个内容,即福利探病,将近一半会费用来探病。

        “病友会”模式

        最后一个在养老过程中非常重要的组织就是中国历史上就有的“病友会”,它既是积极养老,又倡导互助、互惠、互动。在现代医学进入中国之前,中国没有医院,病人得病之后在家住。随着现代医院在中国的普及,“病友”一词开始流行。有学者分别完成了抑郁症患者QQ群研究、糖友会研究以及抗癌乐园研究。很多城市都有糖友会,糖尿病患者在一起相互学习,相互鼓励,坚持锻炼。

        以上是我们对积极老龄化模式的探索,梳理总结其经验可以为解决我国面临的养老困境、发展我国的养老事业提供有益的借鉴。

        (作者为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公共管理学院社会政策研究所所长)

  • 破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题的突破口是什么

        黄益平

        近年来,中小企业融资难已经成为一个老大难的问题,几乎是“年年治理年年难”。大概每隔二到三个季度,政府都会出台政策试图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这样的政策普遍地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监管要求金融机构,特别是银行,增加对中小企业的贷款。银监会以前有一项政策叫“三个不低于”,其中最关键的一条就是金融机构每年给中小企业贷款的比例必须上升。二是整治乱收费,目标是降低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其中包括把贷款利率往下压。这两条政策有非常良好的用意,但是对金融机构来说,却是一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的事情。

        首先遇到的一个难题是金融机构很难做市场化风险定价。风险定价的基本原则是成本要覆盖风险,通俗地讲,就是风险有多高,资本成本就有多高。比如对一家大型企业而言,业务相对比较稳健,风险也比较小,这样贷款利率就可以低一些,处于基准利率甚至更低的水平。反过来,比如对一家中小企业,可能项目不错,但风险比较高,这样,贷款利率就得高一些,才能充分地补偿所承担的额外的风险。现在政策强制要求银行降低对中小企业的贷款利率,就会将银行推入一个两难的境地,一方面需要响应政府的号召,大力增长对中小企业的贷款,另一方面因为贷款利率太低,很可能增加潜在的金融风险,这样就会降低银行增加中小企业贷款的积极性。

        银行在服务中小企业时还面对一个问题,就是如何降低信息不对称的程度,也就是怎样深入、全面地了解中小企业,具体看,银行面对两个难题:一是获客难,二是风控难。中小企业的基本特征是数量大、规模小、在地理位置上比较分散。银行要找到所有这些客户的难度比较大、成本比较高,这就是所谓的获客难。风控难就是银行往往不知道如何对中小企业做风险评估。传统银行做风控的办法是看财务数据、固定资产或者政府担保,但大部分中小企业是“三无企业”,既没有完整的历史财务数据,也缺乏固定资产做抵押品,更没有政府提供担保。所以银行面对中小企业往往有束手无策的感觉,发放贷款必然需要做风险评估,但对中小企业不知道如何下手。

        那么究竟应该如何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办法还是有的,就是中央提出的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体而言,可以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适当降低准入门槛,增强竞争。第二,让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与风险定价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第三,改善监管框架,平衡创新与稳定、效率与风险之间的关系。比较迫切的是两项工作,一是真正完成利率市场化的改革,让银行能够按照市场化的原则进行金融风险定价。二是鼓励银行利用线下软信息、线上大数据的方法,创新风险评估模型,一些地方性的中小银行以及新型的网络银行已经在这方面积累了不少好的做法,下一步可以推广到整个银行部门。

        (作者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