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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以制度软实力提升制度竞争力

        胡 伟

        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的最大优势,制度竞争是国家间最根本的竞争。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是为全面建设现代化强国所作的一个重大战略部署。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要真正成为一个现代化强国,必须把制度建设提到更加重要的议事日程。能否实现制度现代化和提升制度软实力,是决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途和命运、关系中华民族能否实现伟大复兴的重大历史课题。

        制度现代化是一个国家的核心竞争力

        纵观世界历史,国家间竞争从表层上看是经济的竞争、科技的竞争、军事的竞争,而从深层上看则是制度的竞争。对于这个问题,中国近代史不啻是一个生动的例证。中国最初的现代化探索始于鸦片战争时,第一批“睁眼看世界”的中国人认识到了大清帝国“船不坚,炮不利”,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由此产生了洋务运动,致力于中国的器物现代化。甲午战争的惨败客观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又一批睁眼看世界的中国人痛定思痛,看到中国的落后不仅在器物,更在于制度。日本“明治维新”后迅速成为新的强国,而清王朝依然是腐朽的专制统治,从中切身感受到制度竞争的关键意义,由此引发了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这是近代中国从器物现代化走向制度现代化、提升制度竞争力的努力。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2000多年的君主制统治,但并没有解决中国的制度问题,帝制复辟、军阀混战、政治腐败、独裁专制接踵而至,一个制度上衰败的中国又遭到日本全面侵华,再次揭示了国与国之间竞争的实质。

        我们常说“落后就要挨打”,问题在于究竟是什么导致了落后。近代中国史充分说明,是腐朽的制度造成了中国的落后,制度落后是最大的落后。理论和现实表明,制度现代化是一个国家的核心竞争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提出,针对的就是制度现代化和制度竞争力。一些人称之为中国的“第五个现代化”,实际上这样的认识高度还不够,因为以往提出的“四个现代化”——工业、农业、国防、科技的现代化都属于“器物”层面的现代化,而国家治理现代化则是把我国的现代化从“器物”层面提升到“制度”层面,是中国现代化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从量变到质变的大飞跃。

        国家间的竞争最根本的是制度上的竞争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在制度建设上进行了艰辛探索,也有过惨痛教训。邓小平同志在1980年深刻总结新中国的经验教训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时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我们今天再不健全社会主义制度,人们就会说,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所能解决的一些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反而不能解决呢?这种比较方法虽然不全面,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不加以重视。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

        二战以后社会主义阵营同资本主义阵营的竞争之所以遭受惨痛的失败,根本原因是什么?苏东剧变、苏联解体,症结何在?单单用西方敌对势力“和平演变”能够说得通吗?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深刻揭示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制度问题,是因为当时的苏联和东欧与资本主义相比未能显示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再次说明了国家间的竞争,包括社会主义国家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竞争,最根本的是制度上的竞争。

        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意味深长地指出,纵观社会主义从诞生到现在的历史过程,怎样治理社会主义社会这样全新的社会,在以往的世界社会主义中没有解决得很好。马克思、恩格斯没有遇到全面治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列宁在俄国十月革命后不久就过世了,没来得及深入探索这个问题;苏联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了探索,取得了一些实践经验,但也犯下了严重错误,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党在全国执政以后,不断探索这个问题,也发生了严重曲折。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进程中,我们党不断思考应当建立什么样的国家治理体系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开始以全新的角度思考国家治理体系问题,强调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大历史任务,就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为人民幸福安康、为社会和谐稳定、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

        以打造国家制度软实力提升国家制度竞争力

        上述分析表明,国家间硬实力竞争固然重要,但软实力竞争更加深刻。目前人们往往把软实力理解为文化的力量,并且经常以“文化软实力”等同于“软实力”。实际上,最早提出软实力概念的约瑟夫·奈把制度也作为软实力的重要内容,提出软实力包括“有吸引力的文化、意识形态和制度”。中国要提升国家软实力,一方面要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尤其是民主、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等政治价值观,使之成为国民的牢固信念和国家的行为准则;另一方面,要高度重视与这些核心价值相适应的一套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的《决定》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顺应时代潮流,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新期待,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挑战,必须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下更大功夫。”必须认识到,在目前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下,在世界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同时并存的历史条件下,在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挫折的特殊情况下,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开展的不仅是硬实力的竞争,而且是软实力的竞争,尤其是政治制度的竞争。社会主义中国要在21世纪立于不败之地,中华民族要实现伟大复兴的梦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具有世界感召力,不仅要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物质文明,而且要建设高度的政治文明,以打造国家的制度软实力来提升国家的制度竞争力。

        中国要具有强大的制度优势,关键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这是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原则,也是新中国成立70年来政治发展的一条基本经验。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我们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制度体系,而改革开放后则在此基础上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力图使一个“强国家”与民主政治和法治国家形成良性互动,这不仅符合早发现代化国家政治发展的一般时序,也显示出了建立在这一发展逻辑上的制度优势。这些优势包括:国家能力强,特别是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总体效率高,能够实现超常规、跨越式发展;国家自主性程度高,在较大程度上维系一个“中性政府”,基本不受利益集团的绑架。这些特点往往是西方国家所不具备的。弗朗西斯·福山曾说:秩序良好的社会离不开三块基石:强大的国家、有效的法治和民主问责制。按照这一分析框架,西方的长处在于具有较好的法治和问责体系,但政府不够强大。而中国的优势正在于具有能力强、自主性高的国家,同时不断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唯有如此,中国才能在国家制度竞争中胜出,从而显示出强大的制度软实力和制度竞争力。

        (作者为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共上海市委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工程首席专家)

  • 进一步认识高质量发展战略价值

        陈文玲

        2019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一个总基调,一条主线,两大动力,三大攻坚战,六项任务。六项任务中的第五项,就是着力推进高质量发展。放眼世界,这项任务具有特别重要的战略价值。高质量发展不是一时的战术选择,而是一个重大的战略选择,也是历史发展阶段的必然选择。

        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重大部署

        在2020年经济工作部署中,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没有公布GDP增长目标这个经济指标,我认为这是一种导向,强调经济增长保持在合理的运行区间。从“十一五”时期开始,GDP就变成了一个指导性的指标,约束性指标则变成节能降耗减排等等。所以,这体现了一种战略替代,从现在开始到整个“十四五”期间,中国经济增长会实现几个转型:一、中国经济会从速度型转向质量型;二、中国经济会从规模型和外延型转向内涵型和结构型的优化;三、中国经济会从粗放型增长转向集约型增长;四、中国经济会从全球产业链垂直分工转向水平分工。

        赋能高质量发展,“十四五”期间会持续发力,使中国从总体上的垂直分工走向水平分工。中国是最早承诺哥本哈根协议的国家,是引领全球落实巴黎协定的国家,是实行绿色发展理念并作出成就的领先国家。所以,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战略替代中,我认为赋能高质量发展就是一个无缝衔接的转换桥,是中国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资源、能源承载能力形成硬约束后的必然选择,也是中国真正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在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在这样一个战略替代中,中国的区域结构、产业结构、金融结构、贸易结构、人口结构都会发生重大的调整和优化布局,而2020年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这种结构性调整步伐会大大加快,会创造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

        赋能高质量发展,是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大环境下,中国走向时代前沿的战略抉择

        我们面临的世界发生了深刻变化与调整。中国已经被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当作最大的战略性竞争对手。其目的只有一个,遏制中国,阻止中国前进步伐。但从历史的长周期看,未来中国经济总量肯定会是世界第一位,几乎所有的机构作出的预测都是如此。

        在这样一个历史长周期中,中国仅是经济总量排在世界第一位行不行?显然不行。要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要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就必须是在国际比较中的强国,必须是在国际比较中具有引领性的国家。

        中国前进的步伐、发展的框架、中国的道路已经迈出来、建起来、走出来了,我们有充分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但是中国经济的发展质量,经济发展的素质,还不足以成为世界引领者。

        我们现在的短板是什么?短板不是我们的经济总量,不是制造业总量,而是经济发展质量和制造业水平。过去,中国制造业总量和美国没法比,二战时美国制造业产值曾经占全球50%,现在占15%左右,而中国制造业产值已经接近30%。目前美国制造业产值已经没有办法和中国比。美国国际贸易总量和市场总量也没法与中国比。中国从2013年开始货物贸易总额一直是全球第一位,是第一大出口国,第二大进口国。

        但是,美国用于基础教育、基础研究的经费比我们多得多。美国用于基础研究的经费和中国目前的财政补贴完全是两个概念,美国是采用政府招标采购方式,以商业合同即契约委托给企业,委托给研究机构。签订商业合同的机构,必须完成政府有关部门委托的项目,是需要交账的,是商业化的,市场化的,是采用商业合同形式来进行制约的。美国每年用于基础研发的经费要几千亿美元,相当于约4万亿元人民币。美国为什么能够在科技领域走在世界前列,它有它的一套举国体制。

        所以,中国要在大国竞争博弈中胜出,就必须实现高质量发展,建立高素质的人才队伍,推进高水平的管理,提高国家的现代治理能力,提高政府管理现代国家的能力,落实十九届四中全会重大部署。赋能高质量发展,就能通过补上发展的短板,使我们在这一轮的科技革命、产业革命和经济全球化中,成为时代的宠儿。

        中国已经具备了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我们有庞大的人力资本和人力资源。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总结了我们具备的特殊优势。我们具备了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所以在无缝衔接的两个百年宏伟目标中,产业可以稳步迈向中高端,可以稳步迈向高收入国家行列,可以稳步迈向高水平的开放,可以稳步迈向高效率配置国际资源的世界市场,中国发展前景是非常好的。

        中国高质量发展实际上已经有了重要进展。比如,世界知识产权组织2019年7月24日发布对全球各国创新能力的评价,中国现在已经上升到了第14位。比如,《财富》世界500强企业排行榜,最新的一次评价,中国500强企业129个,美国500强企业121个,中国首次超越了美国,成为世界500强企业最多的国家。比如,福布斯研究院做的全球独角兽企业评价,共评出494家独角兽企业,其中中国206家,美国203家,欧洲35家,印度21家,英国13家,法国7家,日本2家。再比如,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关于世界知识产权保护情况报告指出,中国的专利申请、商标申请和工业外观设计均占世界第一位,其中专利申请占全球46%,工业外观设计占全球54%。

        赋能高质量发展,最需要的是高质量的思想品和优质制度供给,必须提高现代国家的治理能力

        “理念是行动的指引”。高质量发展必须要有理念指引,必须要有高质量的思想品和优质制度供给。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要求,要研究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还要研究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未来趋势。要总结中国发展的成功经验,同时要总结中国发展的教训,继续探寻中国发展未来的道路,这比我们停留或者沉醉在过去的成绩中更为重要。

        未来已来,当我们的思想没有跟上发展的趋势,当我们的政策没有跟上实践活动需要,当我们思想还没有真正解放时,很多未来已来的新经济、新业态、新商业模式就会受阻,新旧动能转换就会受阻。但我们的政府管理还不适应,我们的学者对此的理论诠释还没有到位,没有跟上实践的发展和需要。高质量发展,需要高质量理论,需要高质量的思想引领。

        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特别提出,要反对形形色色的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现在确实需要从形形色色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中解放出来。要使我们基层政府解放出来,要使我们的企业解放出来,要使我们的公务员解放出来,使他们真正能够全心全意地抓经济工作。下功夫研究中国经济如何高质量发展,要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研究,一个短板一个短板补上,而不是坐而论道。我到一些地方去调研的时候,当地同志告诉我,一年五分之四的时间都在开会,得利用业余时间抓本职工作。这叫什么状态呢?这怎么可能推动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呢?中国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够推动经济快速发展,就在于生产力释放,推动了生产关系变革;就在于思想的解放和微观主体的活力,推动了上层建筑的革命;就在于整个中国从上到下都在全力以赴地抓经济工作。所以,我认为这一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反对形形色色的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非常准确,直面问题,但要落实。各种名目繁多的形式主义,会给基层带来无限的麻烦,这不是推动高质量发展,而是在降低经济发展质量,同时降低发展速度。

        赋能高质量发展,中国要成为世界高质量发展的典范,不是没有基础和条件。比如,深圳已经成为一个创新型的国际化城市,据说日本人组团旅游到深圳学习创新。中美贸易战打得最激烈的时候,美国第一批要制裁的企业,就是深圳南山区粤海街道办事处开发区的企业。到目前为止,美国制裁中国的216个企业中80%是民营企业,民营企业中80%是高技术企业,因为它们有可能对美国产生威胁和超过其高科技企业。这其实是我们的骄傲。

        赋能高质量发展,在当前的中美大国博弈中,中国可以抓住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已经站在了时代的前沿。同时,中国经验、中国方案、中国思想、中国主张,包括“一带一路”倡议和建设,也都给世界带来了希望。

        (作者为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本版供图:古然  

  • 把握中国制度体系内在逻辑

        顾保国

        问:在学习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的过程中,如何理解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一整套相互衔接、相互联系的制度体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制度体系中,起四梁八柱作用的是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的第二板块,聚焦坚持和完善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共安排了13个部分详细明确了各项制度必须坚持和巩固的根本点、完善和发展的方向,高屋建瓴剖析了我们的国家治理体系要“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这一重大问题,坚持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相衔接,统筹顶层设计和分层对接,统筹制度改革和制度运行。

        问:从制度的相互衔接关系来看,如何理解把握“三大制度”间的逻辑?

        答: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党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必须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进行,科学谋划、精心组织,远近结合、整体推进,要以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特别是根本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主轴,增强以改革推进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建设的自觉性,突出制度建设这条主线,继续全面深化改革,既要排查梳理已经部署的各项改革任务的完成情况,又要把四中全会部署的重要举措及时纳入工作日程,抓紧就党中央明确的国家治理急需的制度、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新期待必备的制度进行研究和部署,进一步完善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实现改革举措的有机衔接、融会贯通。

        问:从制度的顶层设计和分层对接来看,如何理解把握“三大制度”间的逻辑?

        答: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不仅系统集成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全面深化改革的理论成果、制度成果、实践成果,而且对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勾勒出更加清晰的顶层设计。要处理好顶层设计和分层对接的关系,在坚持好、巩固好已经建立起来并经过实践检验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的前提下,搞好上下左右、方方面面的衔接,确保改革整体联动。把握主次关系,区分轻重缓急,不断推进制度创新,对关系改革全局、涉及体系运行关节、有利于提升人民幸福感获得感的改革,要放在突出位置,优先抓好落实。抓紧制定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急需的制度、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新期待必备的制度,把解决体制性障碍、结构性矛盾、政策性问题统一起来,确保顶层设计和分层对接相互衔接、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深刻理解把握三大制度间的逻辑,对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有利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作者为《红旗文稿》杂志社社长)  

  • 经济发展与环境是“牺牲”关系吗?

        北京大学教授、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在第三届气候变化经济学对话中发言指出:

        对于中国而言,改革开放之后,经济发展速度非常快,但环境恶化程度也相当严重。国内理论界和舆论界还由此产生一个说法,把中国环境问题的严重性归因于改革开放以后的发展速度太快,是以牺牲环境来换取的经济快速发展。

        我认为这个说法未必正确。环境恶化当然与经济发展有关。改革开放初期,我国81%的人生活在农村,以农业为生,采用的也是传统技术,比如耕地大多是人力和畜力,所以当时真是青山绿水。后来随着经济发展,制造业崛起,农村也开始用拖拉机和化肥,排放密度和污染程度加重。

        但我们是不是可以就此得出结论:因为牺牲了环境,所以才取得了快速的发展?为此,我们不妨比较一下中国与印度。

        印度1978年的人均GDP比我国高30%,如今只有我们的20%。也就是说在过去40多年,印度经济发展速度比我们慢得多。如果按照有些人环境换发展速度的逻辑,印度的环境应该比我们好得多才对,但事实并非如此。不管按世界银行还是其他国际组织的标准,印度的环境指标都比我们差很多。所以上述简单的归因未必科学。

        如果按照前面的逻辑,为环境就得放慢经济发展速度,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会放慢进入高收入阶段的速度,延迟进入以服务业为主的低耗能低排放阶段,结果恰恰是我们在以制造业为主的中等收入阶段要停留更长的时间,延缓重污染阶段的时长。不仅如此,因为延缓进入高收入阶段,我们的收入水平就相对低,用来治理环境的能力也会相对弱。

        因此,我们首先要认清经济发展、结构变迁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和规律。否则,良好的愿望可能使治理的代价更高,问题存在的时间更长。

        (曹仁 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