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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让历史虚无主义无所遁形

        王进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要警惕和抵制历史虚无主义的影响,坚决抵制、反对党史问题上存在的错误观点和错误倾向”,并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阵地建设和管理,注意区分政治原则问题、思想认识问题、学术观点问题,旗帜鲜明反对和抵制各种错误观点”。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提醒我们,反对历史虚无主义,不仅要理直气壮、旗帜鲜明,而且要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审视有关基本问题:历史虚无主义也存在另一种形式,即将虚假历史“真实化”

        历史虚无主义是一种以否定客观存在的历史、罔顾历史事实为基本特征的社会思潮。历史虚无主义的一个基本问题即表现形式问题。人们通常认为,历史虚无主义即“虚无化”真实历史,其实并不尽然。历史虚无主义也存在另一种形式,即将虚假历史“真实化”。关于“虚无化”真实历史,是个人、群体或集团,在不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上,“污名化”地否定真实历史,不予真实历史以应有的尊重和肯定;虚假历史“真实化”,则是个人、群体或集团,以自身的历史为对象和以自身的需要为取向,依据片面的不实之词,人为制造伪史。

        这两种表现形式,尽管看似绝对相反,但都是为了混淆是非,否定历史,性质和作用如出一辙。无论面对哪种表现形式的历史虚无主义,都要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严加抵制和反对。

        实事求是看待有关学术问题:一看范围大小、二看真实与否、三看主观态度、四看政治立场

        反对历史虚无主义,要正确看待有关学术问题,把政治问题与学术问题、思想认识问题分开。学术研究中出现的某种失误和不同见解,大多是因为研究者的理论、方法、史料和认识的不同,并非是历史虚无主义的结果,更不能一概视为历史虚无主义。学术研究中出现不同见解是正常的现象,历史虚无主义在本质上却是一种政治思潮,带有强烈政治倾向和政治意图,并非一个学术流派或一种学术观点。

        那么,如何区别正常学术研究与历史虚无主义?一是看范围大小。历史虚无主义者对所要虚无和美化的历史,是以历史的全部为对象,而绝非局部的事件或仅仅某个历史节点。二是看真实与否。学术研究尤其是历史研究者视历史的真实为生命,一旦发现背离历史的真实,会立即自我纠正。与此不同,对历史虚无主义者而言,历史的真实在他们的臆想之中,缺乏客观证据。三是看主观态度。有意而为的历史虚无主义者,目的是动摇人民的信仰,搞乱人民的思想,实为自私自利。正常的学术研究者是为了追求真理,揭示真相,增长学问。四是看政治立场。是否迎合和呼应国内外的敌对势力及其所鼓动的社会思潮,是否损害党的领导、国家领土完整、主权和人民利益。要而言之,判断有关学术问题到底是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要始终坚持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解决有关真相问题:要把正确认识历史、客观评价历史、科学研究历史纳入制度化、法治化轨道

        抵制和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是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关系着党的领导和国家政权安全,必须高度重视。那么,到底如何抵制和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实事求是地解决有关真相问题是关键。

        首先,反对历史虚无主义要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政治立场。具体来说,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立场和维护党、国家、民族团结的立场;牢牢把握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深刻揭示历史发展的主流和本质。简言之,就是要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增强政治定力,坚定政治立场。除此之外,反对历史虚无主义,要把正确认识历史、客观评价历史、科学研究历史纳入制度化、法治化轨道。《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等均对反对历史虚无主义作出明确规定。

        其次,反对历史虚无主义要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学术立场。要着重把握历史整体研究原则、历史辩证法、历史主义原则、客观性原则等几个基本原则。要把历史结论建立在翔实准确的史料支撑和深入细致研究分析的基础上,坚持用唯物史观认识和记述历史。不仅如此,反对历史虚无主义,还要注意多管齐下。“敬畏历史,追求信史”,抛弃偏颇狭隘的管窥之见和一孔之见,坚持从历史大势与战略大局出发,做出实事求是的客观叙事和科学解释。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研究员)

  • “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的由来

        李少军

        最近,笔者拜读了贵报发表的石仲泉先生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建设具有统帅意义》一文(《北京日报》2019年12月23日13版),感觉此文对于我深入认识党的领导很有帮助。不过,文中关于“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相关表述有不准确之处。这里,笔者结合文献对这个重要论断的由来略作梳理。

        从党的历史文献看,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阐述“八个明确”的最后一条中,作出了“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的重大论断。这是对新时代党的领导地位作出的全新概括,充分彰显了我们党高度的政治自信和政治担当。

        党的领导地位,涉及党在事业发展及各类组织中的定性定位问题。对这个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不同历史条件下作了不尽相同的表述。

        1850年3月,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政党“应该使自己的每一个支部变成工人联合会的中心和核心”。列宁在创建新型无产阶级政党过程中,明确提出无产阶级政党是工人阶级的先进的有组织的部队,是“无产者的阶级联合的最高形式”。革命胜利以后,他又强调“党的任务是对所有国家机关的工作进行总的领导”。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同时又是全民族的先锋队,并提出“党领导一切”。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1954年9月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指出,“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强调了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力量。党的八大通过的党章规定:“党是阶级的最高组织,它必须努力在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发挥它的正确的领导作用和核心作用。”

        改革开放后,党的十二大把“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写入党章,并对“党的领导”作出明确界定:“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的领导。”后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多次强调,党要“总揽全局、协调各方”,这也成为改革开放以来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的重要原则。

        2016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同年10月,他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重申了这“两个最”,并强调党的领导是“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不断取得胜利最根本的保证”。从“两个最”拓展到“三个最”,这进一步丰富了党的领导地位和作用的内涵。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可以说,这个“最”是对上述党的领导地位各种表述的集大成和升华,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功实践的深刻总结,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党的领导理论的新贡献,突出了党的领导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根本保证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作出这一新概括,源于他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逻辑和近代以来中国人民长期奋斗实践逻辑的准确把握。2018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重申这个重要论断。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再次强调了这个重要论断,从中可见这个论断蕴涵重大政治意义。

  • 官员任免与考选:从秦到清的演进

        张晋藩

        中国古代自战国起,实行由国君任免文武官吏的制度。任官时发给印玺,免职时收回,同时建立了酬劳官吏的俸禄制度。

        秦始皇吞并六国,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统一的官僚制度。凡能“辟地”“胜乱”“力农”者,可以仕进为官。睡虎地云梦秦简《为吏之道》所载:“审民能,以任吏”,表明秦代任官的标准。除皇帝掌握对官吏的任免权外,官吏之间也可以荐举,但须负连带责任,以示慎重。《史记·范雎蔡泽列传》记载:“秦之法,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

        至汉代采取察举和征辟两途任官。察举是两汉选拔官吏的常设制度,始于高祖十一年(公元前196年)求贤诏。惠帝、文帝也先后下诏求“孝悌力田”“贤良方正”“直言极谏”。武帝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征辟始于西汉而盛行于东汉,除皇帝下诏征辟外,公卿、州郡长官也可以征辟士人为官,但如举非其人,也要负连带责任。

        此外,博士弟子经过考试为官的,称为“郎选”。两千石以上的高官,任满三年还可以保举子弟一人为郎,称为“任子”,所谓“子弟以父免任为郎”。汉武帝时,为了解决战争的经费支出,实行“赀选为官”,实际就是卖官鬻爵。

        汉代无论中央和地方官吏都按品级由国家统一发给俸禄,而且免除各种赋役。西汉铨选官吏很少有籍贯的限制,如朱买臣以会稽人任会稽太守。但有身份限制,商人不得为官,宗室子弟也不得担任公位高官。两汉官吏皆重久任,无限期,如于定国任廷尉十七年。

        汉初,为了加强皇帝集权,虽百石小吏也由皇帝任命。其后,随着权力关系的演变,丞相也握有高官的调任权。汉代任官的方式有“假”,即代理之意;有“兼”,即兼摄;有“领”,即兼领,如领尚书事;有“行”,是以本官代行缺额官职务;有“试守”,即以一年为试用期,称职再正式任命。从任官方式中反映出,一者表示慎重,力求授官得人;再者防止官僚队伍增长过快,造成财政的危机和百姓的负担。至东汉时期,政治腐败,使一度盛行的察举制度,完全流于形式。葛洪在《抱朴子·审举》篇中说:“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

        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族门阀享有法定特权,由此而产生了九品中正的选官制度。其制始于魏文帝时吏部尚书陈群所立九品官人法,即在州设“贤有识鉴”的大中正,郡设中正,由他们按门第将本地人物评定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品,凡出身上品,可以任高官,由此出现“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现象。

        隋朝建立以后,废除九品中正制。隋文帝建立秀才科,令诸州每年选定三人。炀帝时建立进士科,科举取士制度开始确立。

        唐朝适应封建经济与官僚政治的高度发展,改进了科举选官制度,以便广泛吸纳各阶层的才学兼优者参加政权。科举考试比起保证门阀特权的九品官人法,具有民主性,是历史的进步,因而扩大了中央集权的统治基础,选拔了一批寒门出身的士人,如马周、孙伏伽、张应素等。凡是科举及第取得出身者,须经吏部再试宏词拔萃入等,方可入仕、授官。不应此试者,可由吏部按期召集,试以“身”(取其体貌丰伟)、“言”(取其言辞辩证)、“书”(取其楷法遒美)、“判”(取其文理优长),合格者注授适当的官缺。除中央掌握铨选权外,地方州县长官也有任命僚属的权力。一经地方任用,吏部即给予铨选合格的待遇。此外,五品以上的京官和诸州总管、刺史,均有荐举人才的义务,但如“贡举非其人”,或“应贡举而不贡举”,均要判处一至三年徒刑。

        为了培养官僚的后备力量,中央和地方大兴学校。唐玄宗时期,将国家教育法制与学校体制正式编入《唐六典》中,详定各类学校的教师、学生员额,招生对象以及学习内容、教师和学生待遇等。唐代学校对于官僚预备队伍的教育、培养,起了重要的作用。对于专业性强的官职,设有特定的选官程序,譬如技术专业官职由本部门机关诠注委任,而后送吏部备案。司法官的委任,吏部须与刑部尚书共同研究决定,然后注拟。太常博士的委任,须与太常卿商拟决定。

        任命官职以“告身”为法定凭据。按唐制,“告身”一般由中书省中书舍人起草,有一定的规格。但中叶以后,官爵冗滥,有权任官者手握空白“告身”,视贿赂多少而随时填写。

        宋初,仿唐科举制每岁一举,从英宗起改为三年一举,自后遂成常法。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扩大统治基础,积极网罗人才,增加了科举录取的名额,而且一经录取便可为官,按名次的高下,定官品的等级。除科举外,还实行恩荫法,凡皇族宗室和高官的子弟、亲属都可按恩荫授官,数量多而滥。

        洪武十五年(1382年)定制每三年开科取士,考中进士即授予官职。除科举外,荐举和充当吏员,也是任官的途径。文臣有功还可以任子,武官亦可世袭。从明代宗起,捐纳草、粟也可得官。至穆宗,又实行纳银入监,即所谓“例监”,使得吏治大坏。

        清朝仍以科举为选官“正途”。正科之外,有时增加特科,如“博学鸿词科”“经济特科”等。有些官职如詹事府、翰林院、吏部、礼部各司郎官,必须科甲正途出身始能充任。凡由皇帝直接任命的官员称为“特简”,由大臣互推称为“会推”,功臣或殉难官员的子弟可以袭荫得官。贤能廉洁之士也可经荐举入仕,乾隆时曾多次下令命廷臣密举贤能。

        清朝还广泛实行捐官制度。康熙十三年因平“三藩”叛乱,实行捐纳,以补军费之不足,三年内捐纳知县五百余人。为了防止冗官扰民,规定:“捐纳官到任三年,称职者具题升转,不称职者题参”,但实际上无法贯彻。捐官制度虽然为清政府补充了一项临时财政收入,但却使封建官僚机构恶性膨胀,而且“官不安于末秩,士不安于读书,众志纷然,群趋于利”,进一步败坏了吏治。

        清朝官吏任用的方式有:

        署职:初任官试署二年(后改三年),称职,再实授。兼职:大学士例兼尚书,总督兼兵部尚书、右都御史。护理:低级官兼高级官。加衔:于本官外另加品级稍高的官衔。额外任用:是皇帝对个别官的优渥。

        清朝不仅禁止本省人在本省为官,即使不同省但距离原籍五百里以内,也须回避。地方官员中不归吏部铨选者,由督抚选拔,报请批准。清代内外官可以相互升转,并有一定的任期。

        (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法律史学研究院名誉院长)

  • 兵儒互补论

        黄朴民

        《左传·成公十二年》有言:“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西汉陆贾也说:“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可见,文治与武功,是构成国家政治生活的主体内容,而《论语》与《孙子兵法》所代表的正是文治与武功方面的理论指导之典范。它们既彼此独立,又相互补充,“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遂使得中国古代的经国治军活动能够长期稳定有序地顺利进行,并为今天的人们从事各类活动提供了弥足珍贵、足资启迪的历史文化资源。

        西周末年史伯尝云:“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如果将《论语》与《孙子兵法》放在一起作通盘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它们之间的差异,恰好能够体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而不同”的优势互补。这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点:

        崇尚道德与追求事功的统一

        儒家“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作为其代表作的《论语》,其主导的价值取向自然是崇德尚仁,耻于言利。所以它主张“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强调“放于利而行,多怨”,反映出较为强烈的道德至上的倾向。而《孙子兵法》的主导价值取向则是承认功利,追求功利,主张以尽可能小的代价去换取最大的利益,“利”就像一根红线一样,贯穿于孙子的整个用兵指导思想,成为其指导战争的根本动机,为此,其汲汲提倡“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合为变”;主张“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把“兵不顿而利可全”视为从事战争的理想境界。应该说,《论语》宣扬“仁德”与《孙子兵法》鼓吹“功利”,两者均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但也不无其思维方法上的偏颇性:于前者不免乎“博而寡要,劳而少功”,“迂远而阔于事情”之讥诟,于后者,则多少有只求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的局限,无怪乎后代有些人要斥责《孙子兵法》为“盗术”,认为“武称雄于言兵,往往舍正而凿奇,背信而依诈……故《诗》、《书》所述,《韬》、《匮》所传,至此索然无余泽矣”。话虽偏激,但多少言中了《孙子兵法》本身所存在的问题。所以只有将两者有机地加以结合,取长补短,让它们“相灭亦相生”“相反而皆相成”,方能使经国治军的实践活动得到最好的理论指导,始终保持着健康发展的方向。

        实施德治与推行法治的和谐

        儒家“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是它的重要特色。因此推崇德治、王化,主张教化民众,使广大民众归心于仁,提倡通过道德修养来规范约束人们的思想行为,最终实现天下大治,乃是其学说的必有之义。这种治国驭民的基本理念,在《论语》一书中有着非常集中的体现。所谓“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云云,即是这方面的突出主张。而古代兵刑一体,《汉书·刑法志》具体叙述兵制与法律之由来,称道:“圣人因天秩而制五礼,因天讨而作五刑。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钺;中刑用刀锯,其次用钻凿;薄刑用鞭扑。大者陈诸原野,小者致之市朝。”说明兵学与刑法同源,兵家必定讲求法治。所以,《孙子兵法》基于兵刑同源一体的文化渊源,从敌我双方生死角逐的层面考量,十分注重法治的地位与作用,将“法”与“法令孰行”列为决定战争胜负归属的“五事七计”之一,强调“修道而保法”,“治乱,数也”;主张“令素行以教其民”,从而在治军和作战中凝聚军心士气,达到克敌制胜的目的。

        《论语》与《孙子兵法》对“德治”与“法治”关注侧重点的不同,结合在一起,恰好完整地体现了经国治军所应遵循的正确方向,既立足于“法治”,又补充于“德治”。道理很简单,没有以“法治”为手段的“德治”,往往会流于形式,不能产生实质的效用,用孟子的话来讲,就叫做“徒善不足以自存”;而没有以“德治”为基础的“法治”,则往往会失去正确的方向,同样不能发挥积极的功能,“徒法不足以自行”,即所谓“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

        讲求中庸守恒与推重诡诈权变的协调

        中庸守恒是儒家对待事物运动规律的一般看法。对儒家而言,讲求原则性,注重稳定性,是其积极追求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旨趣所在,即所谓“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作为儒家学说的奠基之作《论语》,自然要充分反映这个重要特色。因此,它一再强调凡事要坚持大经大法,做到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所谓“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吾道一以贯之”;“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云云,就是其“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具体写照。《孙子兵法》则根据军事斗争的特点,而合乎逻辑地推重奇谲权变,主张兵不厌诈,计出万端,灵活机动,因敌制胜。强调“兵者,诡道也。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善动敌者,形之,敌必从之;予之,敌必取之。以利动之,以卒待之”;“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与此相联系,对“经”与“权”侧重点关注的不同,使得《论语》更致力于德行操守的养成,而《孙子兵法》尤其热衷于谋略智术的修炼。应该说,这两种倾向都是人生大智慧的表现。因为,坚持原则,“允执其中”,是经国治军走向成功的基本前提;而因时变化,“因利而制权”,则是经国治军走向成功的必要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说,《论语》与《孙子兵法》的相辅相成,浑然一体,可谓是原则性与灵活性的有机统一。

        总之,《论语》与《孙子兵法》,一文一武,构建了中国古代历史上经国治军的最好方略,它们并存而共荣,相形而益彰,成为人们体认智慧的不竭源泉,追求成功的高明向导。这种价值,并不因时光的流逝、社会的变迁而有所减损,所以,在今天重温这两部不朽之作所蕴含的文韬武略,正确地认识两者之间的异同并加以恰当合宜的互补,依然是十分富有意义的一项工作。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