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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合成谬误”并非市场失灵

        王东京

        经济学家研究发现,现实生活中存在大量事与愿违的现象:从局部看人们的某种行为是对的,而加总起来的结果却是错的。萨缪尔逊称此现象为“合成谬误”。毋庸置疑,“合成谬误”的确存在。美国学者哈丁提出的“公地悲剧”便是典型的例子:假设有一牧场,对某个牧民来说,养羊越多赚钱会越多;可当所有牧民都争着多养羊时,结果却导致草场退化,最后谁也无法养羊。再比如从单个农场主看,粮食增产可以增收,但若全球粮食都增产,粮食供过于求导致粮价下跌,结果增产反而不增收。

        这样的例子多,举不胜举。而我写这篇文章是要讨论两个问题:第一,应该怎样看待“合成谬误”?第二,“合成谬误”应该怎样处理才对?我的观点,“合成谬误”并非错误,而是供求规律作用的必然结果。或者说,“合成谬误”本身就是经济规律,规律只能利用、不能改变。

        我曾说过,对经济学的概念不可望文生义。比如“价格歧视”一词并无贬义,但却容易让人想到“不公平对待”;“合成谬误”也如此,明明是经济规律,却让人以为是某种需要纠正的错误。说来也难怪,萨缪尔逊当年提出“合成谬误”,目的是要证明市场失灵,因为市场失灵,所以需要政府干预。今天的凯恩斯主义者力主国家干预,正是基于“合成谬误”假设。

        可应当追问的是,“合成谬误”真会导致市场失灵么?我认为不会;相反,“合成谬误”恰恰证明了市场有效。读者不要误会,我这样讲并非否认市场有可能失灵,在国家安全、社会公正、公共服务等领域,市场确实会失灵,但不能说“合成谬误”也是市场失灵。道理很简单,若不存在“合成谬误”,供求规律就无法起作用。

        经济学讲得清楚,供求规律有两层含义:一是供求决定价格;二是价格调节供求。举个例子:某纺织厂为了追求利润扩大生产,而若所有纺织厂都扩大生产,产品一旦供过于求,价格会下跌,企业会减少生产;若企业都减少生产,产品慢慢供不应求,价格上升,于是企业会增加生产。显然,这个过程正是市场(价格机制)引导资源配置的过程,怎能说是市场失灵呢?

        据我所知,人们将“合成谬误”视为市场失灵,理由是产品过剩会造成资源浪费。这种看法其实是一种误解。不错,产品长期滞销压库是资源浪费,但却与“合成谬误”无关。经济学说,价格若由市场供求决定,产品供过于求价格会下降,只要价格足够低,最后市场必能出清。由此推理,如果某个企业产品长期积压造成了资源浪费,那么一定是未按供求规律定价。

        转谈第二个问题吧。“合成谬误”应该怎样处理?事实上,“合成谬误”可分为市场主导与政府主导两种类型。上面我们提到的“公地悲剧”与纺织品供过于求,显然是属于第一种类型。对市场型“合成谬误”,我认为应交给市场调节,政府只需做三件事:一是界定产权,二是让企业自负盈亏,三是照顾低收入者。只要做到这三条,其他政府不用管。

        设想一下,牧民在草场养羊,假若草场产权有明确界定,你认为会发生“公地悲剧”么?当然不会。再有,纺织品供过于求,若企业是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纺织品会降价么?当然会降价。然而令人奇怪的是,前些年国内有些企业产品大量压库却不降价,甚至成为僵尸企业也不关门,你道为什么?经济学的解释,是此类企业并非真正的市场主体,背后有政府财政给补贴。

        对政府主导类“合成谬误”的处理,关键是要合理确定政府作用的边界。前面说过,在国家安全、社会公平、公共服务等领域市场会失灵,政府在以上领域就要主动发挥作用。如某地发生地震灾害,食品、服装、帐篷等会严重短缺,若由市场自发调节,价格飙升会危及社会稳定。在此情况下,政府不仅可通过行政调拨增加供应,对价格也可直接管制。

        这是一方面。但同时要指出的是,政府调节也可能导致“合成谬误”。有前车之鉴,20世纪末国内一度出现卖粮难,为避免谷贱伤农,当时就有地方政府出面调结构:有的要求农民将耕地改为水塘养鱼;有的则要求农民大面积种蔬菜,结果鱼和蔬菜严重供过于求,令价格大跌。有农民抱怨说:政府调结构是“你调我调大家调,调来调去卖不掉”。

        问题就在这里,既然政府调节也存在“合成谬误”,我们怎能靠政府去纠正市场“合成谬误”呢?从逻辑上讲,政府主导调结构至少应具备三个前提:政府要能预知未来怎样的结构是合理结构;政府官员要比企业家更懂市场;行政手段要比市场手段更有效。可现实中这三个前提并不成立,这样就决定了政府不宜主导调结构。

        综上分析,本文的结论是:市场主导型“合成谬误”并不是失误,而是经济规律。规律不可能改变,即便要照顾穷人,政府也只能利用规律,不能违背规律。以猪肉为例:前段时间猪肉供给短缺,肉价上涨,若肉价过高影响到了民生,政府可补贴低收入者,但不能管控肉价。要记住:价格是市场调节供求的信号,信号扭曲会加剧供求失衡。

        [作者为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副校(院)长]

  • 激发活力 解放人才

        协同发展

        杨开忠

        京津冀协同发展正在进入新阶段。在新阶段,京津冀协同发展应重点培育发展创新驱动经济增长新引擎,营造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高精尖区域产业体系,意义重大。

        首先,深入贯彻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根据2015年中央发布的《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整体定位有四个,这就是“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区域整体协同发展改革引领区、全国创新驱动经济增长新引擎、生态修复环境改善示范区”。同时,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战略一个主要战略意图就是实现京津冀优势互补,打造现代化新型首都圈,促进环渤海地区发展,带动北方腹地发展。因此,赋予京津冀地区创新驱动经济增长新动能,培育发展全国创新驱动经济增长新引擎,是深入贯彻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重大举措。

        其次,更有效地引领全国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进程。集聚提升创新效能。以首都为核心的京津冀地区是全国创新最为集中的地方,是中国最具全球影响力的创新中心,是全国创新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引擎。以此为基础赋予京津冀地区创新驱动经济增长新动能,能够最大限度地获取创新效能,是实现全国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最有效的空间选择。

        再次,有利稳增长有利平衡南北分化。当前,我国经济一方面是经济增长速度出现下滑,另一方面南北加剧分化,稳增长和平衡南北分化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从地域角度来看,北方经济相对衰落既是全国经济增长下滑和南北分化的主要表现所在。京津冀地区是北方地理位置最适中、人口和经济最集中、国内外经济结合最紧密的地区,是北方经济兴衰的关键之一。因而,结合黄河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东北振兴和渤海大湾区发展,赋予京津冀创新驱动新动能,培育发展创新驱动经济增长新引擎,是稳增长和平衡南北方的必然选择。

        营造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高精尖区域产业体系,更加着力发挥全国创新驱动经济增长新引擎作用,最近几年已经取得一定进展,协同创新正在取得突破,公共服务共建共享正在稳步推进。特别重要的是,以中关村为核心,以北京城市副中心、河北雄安新区为“两翼”,以天津滨海新区、北京“三城一区”、国际枢纽空港经济区等为战略支撑的区域创新体系格局趋于奠定。

        创意、速度、灵活性是创新活力之要,人才是创新活力之根本。更加着力发挥全国创新驱动经济增长新引擎作用,必须最大限度激发创新活力、解放人才生产力。发展是硬道理。改革开放是为发展服务的,不同发展方式需要配套不同核心的改革开放。新阶段京津冀实现区域整体发展改革引领区应该服务全国创新驱动经济增长新引擎,把激发创新活力、解放人才力放在核心位置,让京津冀成为以激发创新活力、解放人才生产力为核心的改革开放引领区。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探索自由贸易港。笔者以为,把创新驱动经济增长与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结合起来,打造以激发创新活力、解放人才力为核心的改革开放引领区,可以考虑把京津冀建设全球科技创新中心、人才发展高地的战略与自由贸易港结合起来,在总结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北京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天津和河北自由贸易试验区经验的基础上,借鉴国内外先进做法,探索京雄滨(天津滨海新区)科技自由港,为创新主体焕发活力、创新要素自由配置、创新过程高效敏捷创造更具全球竞争力的优越环境。

        (作者为中国区域科学协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 创造新的集体感

        王磊光

        原子化已经成为今天的乡村社会基本现实。个体的崛起,使得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一代——在私人领域的权利意识极大增强,比如强调个人的利益,在公共领域也没有表现出对于他人权利应有的尊重,没有表现出对于公共生活和公共规则的维护。笔者认为,实现乡村振兴的根本动力就在于创造出积极的文化感觉,而集体感便是积极的文化感觉的指归。

        笔者认为,在当下讨论新的农村集体文化,有两种日常生活实践需要特别重视。

        其一,打造新的公共空间,重塑人的交往方式和公共感。梁漱溟有过这样的深刻论述:“我们必须启发乡村人的自觉,因为乡村问题虽然很严重,能让农村人难过,可是他们缺乏大家同在问题中的自觉。对于大家齐心合作的要求不够。”梁漱溟的解决途径是:通过设立乡农学校来提供“聚合的机会”,让乡村领导人与群众、群众与群众间产生交流,谈论痛苦和问题。梁漱溟其实提出了创造交流空间的重要性,只有在这样一个空间中,大家才可能获得“同在问题中的自觉”,并且增进彼此的团结和集体行动力。我们认为,在网络虚拟化时代,通过打造公共空间,开展面对面的活动来重建人们的交往方式和公共精神,显得越发重要。空间不是空洞的,也不仅仅只是一群人聚集的场所。空间充满了生产关系和文化,具有强有力的文化再生产能力。例如,在韩国新村建设过程中,拓展村庄内部道路时遇到了一个极大的困难,就是土地的问题,但是国家资金不能用来补偿土地占用、房屋拆除等,这些问题只能依赖村民们自己商量解决。类似问题都需要召开村民大会进行商讨。冬天村民们开会找地方遇到了困难,因为没有哪一个家庭的房子能满足50人以上来开会。最后,村民就商量着建立村会堂。村会堂在新村运动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成为草根民主的培训地,通过参加会议,村民们懂得了民主决议过程和会议效率的重要性。

        其二,反思概念,建立一套新的语言。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间,农民对于自然、劳动、天气、中医、传统民俗的知识,甚至他们对于农村日常生活、对于传统养育子女方式的基本认知,往往被认为不是知识。城市人以及已经实现城市化的农村人,对于农村和农民表现出的知识上的优越感、权力感和宰制性的态度,是随处可见的。农民生活的原初意义和价值观,往往处于被贬抑的状态。很多观念逐渐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比如:农村是落后的;农民没有文化;养牛是落后的;种田是没有前途的,出路在于去城市打工;北京、上海比武汉好,武汉比L县好……这些认知构成了他们的文化自卑心理和感觉方式,并指导着他们的日常生活,使得他们把“逃离乡村”当作人生努力的方向。

        活生生的文化是一套生活实践,需要通过语言和情感起作用。如果我们把创造新的农村集体也看作是某种意义上的革命,看作是新时代农村的发展方向的话,那么,这个过程也必须要创造出自己的语言。在乡村振兴的实践中,我们需要从启发农民反思概念、解放知识的维度入手,从而创立一套新的语言,这也是帮助农民树立文化自信、创造新的文化感觉、推进团结和民主的重要之举。假如未来某个时候,“互助”“合作”“集体”“共同富裕”“人民的幸福”“乡土是根”“在农村大有可为”等词汇能够成为人们对于文化感觉的日常表达,“地方性知识”能够成为农村人的骄傲,那么,笔者确信一种新的生活理想和生活方式也会在乡村静悄悄地展开。

        (作者单位: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 司法潜藏的偏见损害公正

        陈光中

        公正是司法的灵魂和生命线,司法公正对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具有重大意义。现代司法制度的基本立场,是以实现司法公正为宗旨,反对司法不公,特别是防止出现错案。然而,司法实践中错案屡屡发生,折射出司法在公正的外表之下,潜藏着鲜为人知的制度偏见。这种潜藏的制度偏见,非但不易察觉,而且难以消除。唯有正视司法潜藏的制度偏见,摆脱传统司法的教条和迷信,才能祛除司法公正的制度痼疾。

        刑事程序在起始环节,就容易埋下偏见的种子。我们加于被害人的身份标签,可能会严重影响案件的处理方式。对于不同身份的被害人,办案机关的司法优先级、初期处置模式和程序标准,都可能呈现出内在的差异。当一视同仁的司法承诺,在实践中变成因人而异的差别对待,公正就无从谈起。与此同时,一旦我们给某人贴上身份标签,就会努力寻找证据确证这种身份,并选择无视或者轻视与之相反的证据。有些情况下,办案人员可能并非基于偏见寻找线索,而是仅仅关注那些选择性收集的证据,并坚信最初的先入为主之见,同时摒弃与已有假设不符的事实和证据。这种确证偏见的心理动机,以及看似客观、实则主观的办案模式,可能对司法程序的运行和结果产生实质性影响。

        有人认为,无辜者不应该认罪,虚假供述简直不可思议。还有人主张,随着刑讯逼供等非法讯问策略得到有效遏制,规范的讯问方法得以推广,虚假供述已经没有存在空间。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例如,盛行美国的雷德讯问方法,非但难以纠正警察对犯罪嫌疑人说谎的错误直觉,反而可能助长讯问过程的心理强迫。在有罪推定观念驱使下,那些容易受到强迫影响的犯罪嫌疑人,一旦遭遇令人精疲力竭的疲劳讯问,就很容易出现被迫认罪的司法悲剧。讯问程序中隐性的强迫,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一旦犯罪嫌疑人作出有罪供述,诉讼过程中的所有参与者,包括警察、律师和法官,都会基于有罪推定心态看待整个案件,以致错误判断在案证据的证明价值。鉴于此,为了防止无辜者被迫认罪,应当坚持透明的司法、免于强迫的自由和建立在证明基础上的公正。

        检察官为何隐匿无罪证据?这究竟是个体职业伦理缺失,还是制度偏见使然?如果了解人们对欺诈行为作出合理化解释的动机,就会认识到,许多检察官不是故意欺骗被告人,只不过是非常善于欺骗自己。从心理学角度看,与故意制造虚假证据等“作为”相比,隐匿无罪证据等“不作为”,更容易作出合理化解释。在对抗制诉讼模式下,检察官还可能以实现正义为由实施不法行为,这种以恶制恶的心理很容易扭曲司法公正。换言之,检察官越是关注诉讼输赢而非实现正义,就越容易实施不法行为。

        法官在更衣室中披上法袍,并不能免除各种偏见的影响。实际上,法官很容易受到各种潜在的偏见影响,例如年龄、种族、性别等因素,都会影响他们对客观事实和法律的认知,也影响着他们最终的裁决结果。例如,法官在早晨所作的裁决与午休之后作出的裁决可能存在差异;法官的前一个判决可能对后一个判决产生影响;法官对法律条文的解释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和猜测性等等。这些影响法官决策的偏见非常微妙或者极其隐蔽,很难被人察觉。问题在于:法官极少承认自己存在偏见,并且坚信自己能够摒弃偏见因素。此外,那些旨在克服司法偏见的职业准则等因素,反过来也可能会固化法官客观公正的迷信。但毋庸讳言,法官和警察、检察官、律师一样,也有职业思维定势,也习惯于依靠直觉作出判断,也会受到知识、偏见和信念的影响。一言以蔽之,怀疑并不是正义的敌人,盲目确信却能导致非正义。

        反思现有的刑事程序,有些程序规则非但未能实现实质正义的目标,反而可能损害这一目标的实现,还营造出一种安全和公正的假象。有些程序规则并不能真正限制办案人员的违法行为,而是沦为徒有其表的纸面上的法律。更加令人担忧的是,一旦遵守规则本身成为唯一的要求,变相规避规则的做法就在所难免。毋庸讳言,如果随意利用程序和规则玩弄司法,那将是一种更大的不公正。只有洞察司法制度隐藏的不公正因素,才能保持对正当程序的自觉,铭记正当程度的实质。

        (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

  • “美好生活”与“软治理”

        何哲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那么,“美好生活”究竟意味着什么?从复杂与全面性而言,“美好生活”既包括基于需求底层的物质文化产品的基本需求,也包括社会安全、社会信任、自我实现等复合的较高层需求。因此,美好生活既是一种客观的生活标准,更是一种个体的主观判断。

        从系统性而言,由于社会本身的复杂性,不同群体对于国家提供的公共服务诉求也是不同的,要同时提高绝大多数个体的生活质量乃至到“美好生活”的层面,就不再是对社会全面增加物质文化产品那样相对简单的治理输出,而是涉及到复杂的利益平衡与调整,也涉及到不同维度公共服务的提供兼顾。

        当“美好生活”成为一种生活和社会建设目标后,就意味着全社会的普遍需求向更深远的社会复合满足迈进。这种复合需求包含的面非常宽广,除却基本的物质需求外,还包括个体的自由发展,良好的情感归属,对社会公正的依赖,对前途的信仰等。

        因此,可以肯定地说,社会基本需求转向“美好生活”意味着全社会对一种与传统治理方式迥然不同的新的治理方式的需求,相对于传统“硬治理”的方式,可以将其称之为“软治理”方式。“软治理”体现出软和新的特征。从供给产品来看——从有形的硬公共产品转向无形的软公共产品供给,从以物质供给为主转向包括精神供给的全面供给转型。

        什么叫从有形的硬公共产品转向无形的软公共产品供给?主要就是指政府以及全社会各种供给主体将逐渐从以物质为主转为更为复杂丰富的供给组合,而其中,精神产品的供给将越来越占据更多的比重,我们可以将精神类的公共产品称之为软公共产品。

        从物质供给向包括精神供给的全面供给转型则意味着社会整体的需求重心的转移,并不是物质供给不再重要,而是其比重将逐渐降低。同样,随着物质需求的不断满足,社会整体需求将向更为深远广阔的精神世界迈进。这种精神世界的公共服务大体包括以下几类:

        一是对精神问题的恢复需求。伴随着社会发展和心理健康知识的普及,精神问题将越来越被重视,从而对精神问题的治疗和恢复将逐渐从社会隐性需求转为显性需求,并且需求量会逐渐增多。

        二是对各种精神娱乐产品的需求。伴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人类整体上用于生产性劳动的绝对时间将减少,这意味着更多的时间可以从事非生产性的活动,而精神娱乐将成为重要的基本需求,包括各种图书、影视作品、艺术品、文艺演出等各种精神性产品的需求量将越来越大。

        三是情感和良好社会关系的提供。虽然情感和社会关系更多而言是个体的私事,但并不意味着社会就无所作为。良好的情感和社会关系需要普遍的社会信任和良性行为规范的引导。否则,人们就会因为先天性的自我而陷入互相伤害之中。

        四是知识、科技、艺术、信仰等心灵的训练与探索。精神娱乐只能满足较浅层面的精神需求,在精神娱乐满足后,社会需求就会向更深远的需求探索。这就包括对知识的获取、对科学技术等前沿未知领域的探索、对艺术的学习以及对信仰的追求等。这种越来越普遍的精神需求的供给,将成为全社会公共产品的供给方向。

        五是道德与至善的实现。知识的探索和心灵内在体系的塑造,最终的目的是为了实现整个社会的道德规范的塑造与人类内心道德体系的统一,最终达成“至善”。在这一过程中,普通个体通过自我善的达成而实现作为个体的精神解脱,并且通过对社会善的建设,而实现对社会公正的评价和获得感。两者的共同作用,将最终实现个人自我实现与社会群体进步的统一。只有真正实现了全社会普遍的道德和善,才能实现“美好生活”的个体与群体评价的统一。

        [作者为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

        本版供图:古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