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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性知识”若能成为骄傲,那么新生活方式也会在基层悄悄展开

创造新的集体感

来源: 北京日报     2020年01月13日        版次: 18     作者:

    王磊光

    原子化已经成为今天的乡村社会基本现实。个体的崛起,使得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一代——在私人领域的权利意识极大增强,比如强调个人的利益,在公共领域也没有表现出对于他人权利应有的尊重,没有表现出对于公共生活和公共规则的维护。笔者认为,实现乡村振兴的根本动力就在于创造出积极的文化感觉,而集体感便是积极的文化感觉的指归。

    笔者认为,在当下讨论新的农村集体文化,有两种日常生活实践需要特别重视。

    其一,打造新的公共空间,重塑人的交往方式和公共感。梁漱溟有过这样的深刻论述:“我们必须启发乡村人的自觉,因为乡村问题虽然很严重,能让农村人难过,可是他们缺乏大家同在问题中的自觉。对于大家齐心合作的要求不够。”梁漱溟的解决途径是:通过设立乡农学校来提供“聚合的机会”,让乡村领导人与群众、群众与群众间产生交流,谈论痛苦和问题。梁漱溟其实提出了创造交流空间的重要性,只有在这样一个空间中,大家才可能获得“同在问题中的自觉”,并且增进彼此的团结和集体行动力。我们认为,在网络虚拟化时代,通过打造公共空间,开展面对面的活动来重建人们的交往方式和公共精神,显得越发重要。空间不是空洞的,也不仅仅只是一群人聚集的场所。空间充满了生产关系和文化,具有强有力的文化再生产能力。例如,在韩国新村建设过程中,拓展村庄内部道路时遇到了一个极大的困难,就是土地的问题,但是国家资金不能用来补偿土地占用、房屋拆除等,这些问题只能依赖村民们自己商量解决。类似问题都需要召开村民大会进行商讨。冬天村民们开会找地方遇到了困难,因为没有哪一个家庭的房子能满足50人以上来开会。最后,村民就商量着建立村会堂。村会堂在新村运动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成为草根民主的培训地,通过参加会议,村民们懂得了民主决议过程和会议效率的重要性。

    其二,反思概念,建立一套新的语言。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间,农民对于自然、劳动、天气、中医、传统民俗的知识,甚至他们对于农村日常生活、对于传统养育子女方式的基本认知,往往被认为不是知识。城市人以及已经实现城市化的农村人,对于农村和农民表现出的知识上的优越感、权力感和宰制性的态度,是随处可见的。农民生活的原初意义和价值观,往往处于被贬抑的状态。很多观念逐渐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比如:农村是落后的;农民没有文化;养牛是落后的;种田是没有前途的,出路在于去城市打工;北京、上海比武汉好,武汉比L县好……这些认知构成了他们的文化自卑心理和感觉方式,并指导着他们的日常生活,使得他们把“逃离乡村”当作人生努力的方向。

    活生生的文化是一套生活实践,需要通过语言和情感起作用。如果我们把创造新的农村集体也看作是某种意义上的革命,看作是新时代农村的发展方向的话,那么,这个过程也必须要创造出自己的语言。在乡村振兴的实践中,我们需要从启发农民反思概念、解放知识的维度入手,从而创立一套新的语言,这也是帮助农民树立文化自信、创造新的文化感觉、推进团结和民主的重要之举。假如未来某个时候,“互助”“合作”“集体”“共同富裕”“人民的幸福”“乡土是根”“在农村大有可为”等词汇能够成为人们对于文化感觉的日常表达,“地方性知识”能够成为农村人的骄傲,那么,笔者确信一种新的生活理想和生活方式也会在乡村静悄悄地展开。

    (作者单位: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