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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切要有数目字”

        黄道炫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能力和领导艺术日臻完善,贯彻机制的效能日益凸显。在革命理念和政治文化的范导下,会议、巡视、检查、突击、竞赛、群众路线、数目字管理这些具体的落实机制交相影响,共同打造着一个效能优先、有令必行的落实体系。抓中心、定方向,是中国共产党革命重视原则、讲求效能的一极,与之相对的一极则是精细化管理。

        晋察冀的

        相较于中国传统政治的粗放管理方式,无论是组织,还是具体的管理者即干部,中国共产党都以精细管理为取向。早在1938年初,黄敬在晋察冀边区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就谈到:“今后工作必须有计划性,不要一、二人包办,手工业工作方式,而要把党的机构现代化。”要求建设现代政党,不独黄敬为然,时任晋察冀军区政治部主任的舒同也提出:“把手工业方式,包办主义转变到集体的分工与现代化产业的工作方式。”

        当年中国共产党的自我要求中,不约而同都提到数目字管理。数目字管理思想的源头,和苏联五年计划的影响不能分开。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主任宋绍文的讲话里透露了这样的源流:“我们以后一切工作都要用数目字表现出来,如苏联五年计划里边的数目字。”对于数目字的重视,宋绍文的讲话里表达得很清楚:“适当的分工,积极的负责,一切找原则、找体系、找数目字。一切工作都用统计表表现出来。……‘一切要有数目字’‘一切要具体’,这是我们今年提出来的两个口号。”具体而言,各级政权应该对区域内的各种数字有详尽的掌握,“村里边的人口数目,人的好坏,耕地面积,土地分配情形,产粮数量种类,村中副业,消费与运销,参加部队的人数,抗属人数,负担数目,文盲数目,学生数目”等。

        晋察冀对数字的注重,被更高一级领导者所注意,杨尚昆在北方局召开的黎城会议上提到来自晋察冀的“一切要有数目字”,促进了数目字理念的推广。对数字的注重,在中国共产党党内成为风气,八路军干部王紫峰在日记中自省:“今天赴军区政治部开会,八点到达,饭后就开会了。会上,首先由一分区政委罗元发做工作报告,他的报告准备充分,数字具体。这使我感到,我在工作中有时确实有些主观主义,不注意搜集数字和材料。”整风运动中,也要求“用统计的方法调查各种份子的比例、变化情况,指导各阶级的份子运动”。苏联五年计划的影响更直接地可以在根据地的年度生产计划中看到,1941年晋冀豫边区确定的农业生产计划为:“增加粮食10%,副产20%至30%”,“种棉花50万斤到60万斤”,其中更具体规定“平均要做到1人养1鸡,3人至5人养1猪”。

        管理要精细化,干部培养的计划处处可见数字

        管理要精细化,有计划,纵的方向是要数据,横的方向则是健全制度和机构、加强干部培养。战争年代,尤其是游击状态下,像财政经济这样的领域,严格制度化确实存在困难,中国共产党制度化要求更显著的推进还是在干部的培养和选拔上。精细化管理要落实到人,数字和制度,都需要人去贯彻,如中国共产党自己所说:“只有上级正确的决议,下面如没有贯彻决议的干部,决议总是要落空的。”体现精细化管理原则,干部培养的计划处处可见数字:“两小时学习制度……干部一月能举行五次的集体读书,大多数排以上干部有日记和笔记,各直属队的集体学习比较好一些,一般每月能做到20次以上。……此外并在各种会议中进行测验,军区曾在几次大的会议中进行了测验。”风气所及,中国共产党干部养成精细统计的习惯,1944年张玺总结自7月26日到8月24日个人的生活流水,不厌其烦地统计出如下数字:“学习共4次,15小时,平均每日半小时,每次约4小时。开会共28次,166小时,平均每日约5个半小时,每次约6小时。……上课共8次,8小时,平均每日不足半小时,每次4小时。”这些数字虽然枯燥,却可以让我们看到当年他们都在干些什么,及其对时间的计划和分配有着怎样的自觉。

        干部培养应该有目的、有计划,中国共产党文件专门谈到“带徒弟”式的培养办法:“确立培养干部制度,如逐级培养及‘带徒弟’制度;坚持与固定中心干部。提拔制度,有计划地设副职,逐级提拔,从战争、中心工作及日常工作中提拔干部。坚持各系统培养制,干部一般不作系统的转移。”“带徒弟”的方式、副职制度、系统培养,充分显示中国共产党在培养干部上所花的心思,背后则是精细化管理思维的作用。

        精细化分工不仅体现在机构的设置上,还要求到日常事务以及同事之间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中,能不能按计划展开工作成为讨论的重要内容,《战斗报》记者铁冲在日记中自我检讨道:“对工作多是热情,缺乏计划,……对自己的许多样的工作有计划的逐步的去完成还作的不够。”《解放日报》1944年刊出的一个典型家庭,重要经验就是“家庭内部实行了精细的分工”。

        毛泽东对推进数目字管理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4年,毛泽东表态:“现在各方面的工作都注意计算数字,实事求是,联系群众。”事实上,注重数目字管理的思路和毛泽东一直倡导的调查研究直接相关,当时的文件明确把数目字管理和调查研究联系在一起,提出:“一切工作要有数目字,一切工作要经过统计调查。”对数据的重视,是中国共产党一系列工作和思维方法中的一环。

        为保证调查研究落到实处,中国共产党中央决定,“在中央下设中央调查研究局,担负国内外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社会阶级关系各种具体情况的调查与研究”。按照中央的要求,各根据地政府也成立相应组织,晋冀鲁豫边区政府要求“行署在民政处设统调科,专署与县级民政科应责成专人负责统调,区级由行政助理员负责”。不同级别调查机构职司不同任务,县级以上主要负责研究统计,区级以下则主要负责调查,提供材料。各部门都要编制系列统计资料,形成完整的数据链条。只有掌握了充足的材料和数据,政策的制定和落实才有扎实的依据。

        调查要有一套落到实处的办法,中国共产党中央决定中讲到调查的七种办法,包括收集报刊资料、开调查会,写名人列传、口头询问、收集志书加以研究等。高鲁日记记载了调查村子富户的具体方式:“方山一区某村有一老财藉口没粮食不能献军粮,我们利用从前在他家受苦的雇工,知道了老财的粮,使老财被迫交粮。”当然,毛泽东也提醒:“怎样使对方说真话?各个人特点不同,因此,要采取的方法也各不相同。但是,主要的一点是要和群众做朋友,而不是去做侦探,使人家讨厌。群众不讲真话,是因为他们不知道你的来意究竟是否于他们有利。要在谈话过程中和做朋友的过程中,给他们一些时间摸索你的心,逐渐地让他们能够了解你的真意,把你当做好朋友看,然后才能调查出真情况来。”

        1941年,陕甘宁边区党委秘书长高克林写出关于边区组织运盐的调查报告,被毛泽东赞誉为“用简洁文字反映实际情况”,加按语在《解放日报》发表。读一读这篇报告就知道毛泽东为什么会欣赏它:“城关区去牲口二十八个,人十四个,沿路自做自吃,每顿共需米七升(约二十五斤,大家一致感觉‘出了门吃得多’)给店里柴钱多则八元,少则三元(完全看你和掌柜的关系弄好或弄不好来决定)。走路时唱戏,说古今——说相公招姑娘很多,大家很高兴,满不觉苦痛,牲口的草是轮的割,草很多,吃不完。”该文简洁、着实,介绍的主人公城区副区长鲁忠才可谓中国共产党努力培养的干部类型:“有经验、灵活、负责(每到一地遇一事即开脚户大会讨论——连每个驴应驮多少盐都讨论过)。”

        中国共产党重视数目字,体现的是认真、负责、耐心、细致的工作作风,背后则是社会政治的现代化追求。中国共产党能够做到这些,和严密的制度、有令必行的贯彻体系又息息相关。数目字管理的成功,提供了中国共产党理念和实践圆融交汇的有力例证。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 “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

        杨益茂

        民族融合是世界历史趋势。在一个多民族国家内,民族融合不仅是国家政权稳固的重要条件,更体现着人类共同的发展趋向。清王朝曾是一个空前强大而稳定的国家政权,同时也是一个民族融合的熔炉。其中,满洲“汉化”则是一个重要现象。尽管当时的满洲统治者讳言此事,后世有的研究者也各执一端,但是历史事实却不可辩驳地证实了这一趋向。

        清王朝得以崛起东方,占领中原,与学习汉人文化,成功采用“以汉制汉”政策息息相关

        在清王朝夺取政权、入主中原的历史上,人们往往看到的是满洲八旗的骑射武功,而忽视他们对待汉人的政策及其对汉文化的利用。这显然是重要的缺失。

        《孙子兵法》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是战争的基本规律。实际上,满洲在崛起东方之际,人员不多,地域不广。为了发展壮大,他一方面积极与蒙古联姻,取得蒙古贵族的同情与好感,争取了一支颇为强大的同盟军;另一方面则不得不打“汉人”的主意。因为,无论从地域或人数比较,汉人比满人都占有绝对的优势。何况明王朝是在推翻蒙元王朝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以汉人为主体的政权呢?为了进军和统治中原,清王朝的统治者不得不对他的主要对手采取“模仿”“利用”乃至“学习”的政策。

        如果说,努尔哈赤在世时,已经感到汉人及其文化的重要,但在政策上还只是一味对汉人奴役、掳掠的话,那么在他的儿子皇太极执政时期已经开始大幅度调整对汉政策。皇太极当政后,开始采用“参汉酌金”“开科取士”,广泛招纳汉人知识分子,“以汉制汉”,协助其研究和制定对汉政策。诸如,翻译汉文化典籍,学习汉人统治经验,逐步改变较为原始的满洲旧习等。

        当腐朽的明王朝处于人民造反,风雨飘摇之际,清王朝当机立断,采用范文程、洪承畴等汉人谋臣的建议,利用李自成等占领北京、推翻明王朝政权的时机,打着为朱氏明王朝“复仇”的旗号,迅速出兵,占领北京。在一定程度和时机上采纳了缓和满汉矛盾的政策和策略:礼葬明王朝皇帝,暂缓对汉人“剃发”;争取汉人人心,最终打败李自成,出兵西进追剿、南下攻掠,占领南京等江南地区,迅速站稳脚跟。因此,如果正视历史,不难看出:清王朝得以崛起东方,占领中原,与学习汉人文化,成功采用“以汉制汉”政策息息相关。

        学习与整理汉文化典籍

        满洲从占据东北一隅到入主汉人为主的中原,以至控制全国;从专事战争掳掠到经邦济世,力求社会稳定;从一个人数不多的部落到成为统治全国的统治集团。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一次巨大变革。为稳定政权而应对这种激烈的、全面的巨变,满洲统治者逐步采取汉人可以接受的思想和方式进行统治。

        在文化方面的重要标志,是对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学及其政治制度采取极为尊崇的态度,将其作为极为重要的“精神武器”和文化“法宝”。清入关前的满洲,长期处于较为原始的生产、生活处境,其统治民众的方式,仍然是以血缘为中心,以家族、部族或出猎队伍的方式进行,远没有中原地区文化建设的长久与深厚,更没有专制统治方式及经验的成熟与完整。因此,当满洲统治者入主中原,取代大明王朝的时候,以明王朝为代表的统治文化和统治方式,就自然成为了他模仿、学习的对象。为此,他们自然而然地将学习中原地区的儒家文化及其专制制度作为重要课题。

        早在满洲刚刚成立“金”政权时,统治者已经开始对孔子和汉人文化表示出极大的兴趣。据《清实录》记载:崇德年间,皇太极曾遣大学士范文程祭祀孔子,并以颜子、曾子、子思、孟子配享,表现了对于孔子极大的尊崇。其后,清廷统治者历代不衰。清军入关后,清廷进一步在政权建设、宫廷建设、财政、文化、宗教、民俗等诸多方面,较为全面地采用和学习汉人经验和文化,并长期将汉字作为清王朝官方的主要文字,重要文献如奏疏、碑文、档案等一般都要用满汉文字或满汉蒙三种文字书写,足以说明清王朝对汉文化和汉文字的重视。为他在中原站稳脚跟,再向各方扩展打下了基础。

        特别重要的是,存留至今,保存完好的汉字文化典籍——《四库全书》等,是清代满洲最高统治者——皇帝亲自组织搜集、编撰和刊行的。这无疑体现了清代最高统治者的文化导向。

        适应中原生活环境

        就满洲族群整体而言,入关以后,生存、生活环境发生巨大变化。尽管满洲统治者进入北京,将原来居住的汉人等赶走,自己单独居住;尽管清王朝在全国军事要地设置八旗驻军,对各地民众,特别是汉人予以监视;尽管清王朝统治者费尽心机在各地将“满洲”与汉人居住区实行区域隔绝,建设“满城”。特别是满洲统治者不仅强调要将满洲民众与汉人隔离,并一再宣称要满洲保持“满语骑射”的传统。但是,历史证明,这一切都是徒劳的。

        实际上,满洲民众是生活在中原“汉人”的“汪洋大海”之中。他们入主中原,需要汉人的理解和帮助,才能得以生存和发展。为此,他们不得不了解和熟悉汉人传统习俗和文化、加强与汉人的交流。例如,他们需要的大量粮食,要依靠汉人,也要逐渐懂得“农耕”。这就迫使他们逐步抛弃以往的所谓渔猎、抢掠等“传统”习惯,学习和熟悉农业,采取中原汉人的生活和管理方式。尽管当时清统治者对满洲和八旗人口采用“国家”供给制度,予以“豢养”,但事实证明终归不是长久之计。

        此外,满洲人在日常生活中,几乎是时时刻刻不得不同汉人打交道。从日常生活所需要的粮食、蔬菜乃至柴米油盐,到实现统治所需要的汉语、文字,再到军事装备所需的各类军用物资,几乎都需要汉人。因此,汉人的生产、生活方式,乃至服装、观念、宗教信仰等等,无一不在影响着入主中原的满洲。他们依据自己的需要,择善而从,也就不断调整和改变着自己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乃至观念、习俗等。尽管统治者一再强调并费尽心机要保持满洲的“满语骑射”等传统,但是在现实生活面前,却显得那么“苍白无力”。

        民族融合是历史发展趋势

        以上记述,展示了一种趋势。尽管清王朝最高统治者想用各种权势及方法反对、阻止,但生活在中原地区的“满洲”仍然在“潜移默化”中汉化。有些人企图抗拒、阻止乃至否认这种变化,是不符合实际的。事实上,清朝统治期间,正是中国各民族加强了解、沟通,相互影响、渗透、加强融合的时期。期间,清王朝依靠强大的军事、政治实力,实现了空前的统一。当时,各民族之间,不排除有矛盾、冲突甚至征战,但是在清王朝控制和主导下,民族融合还是主流。其中,满洲统治者,极力想保持自己的传统,强调“满语骑射”,强迫广大汉族民众剃发、易服乃至要求汉族官员学习满文,适应“满洲”统治方式和生活方式等,使不少汉人“满化”;另一方面,广大满洲民众也在积极、主动、普遍地学习汉族及其他民族文化。满洲汉化只是其中的一种表现。各族民众整体上是走向新的融合。在这种民族融合中,民众“择善而从”,其中中原地区“汉族”文化则占有巨大优势。尽管“满洲”统治者一再强调保持自己的文化传统,企图以此保持政权的稳定和长久,但是社会的发展,人类的进步则是不以某一民族或统治者的主观意愿为转移的。

        马克思在1853年7月22日撰写的《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一文中预言:“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的文明所征服,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满洲汉化的过程,再次呈现和验证了这条规律。

        民族融合不是单向的,而是相互的,双向的或多向的。经常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借鉴和学习。其结果,一般是较为先进的文明取得优势,得到较多的共识和采纳。事实上,清代满洲汉化的同时,汉人也在汲取满洲文化。同样,其他的民族也在这个民族熔炉中得到熏陶。

        应当指出,在“满洲”“汉化”过程中,其统治阶层及其统治的支柱——八旗确实在逐步“腐化”,逐渐失去往日的“朝气”。他们日益贪图权势、追逐声色犬马和骄奢淫逸的生活享受,加深了与广大民众的矛盾,日益失去民心,特别是广大汉人的信任。尽管有的满洲统治者,如早期的努尔哈赤和中期的乾隆皇帝,都一再将满洲统治阶层的腐败、无能,归罪于满洲的“汉化”;否认专制体制和专制权力造成“腐化”的作用。他们实际上是将满洲“汉化”与“腐化”混为一谈。既不符合事实,也极欠公允。应当看到,正是满洲统治者的腐化、堕落,加深和激化了官民矛盾,最终导致了人民起义,埋葬了清王朝。这是在研究满洲“汉化”时应当予以分辨的。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 

  • 政治与友谊

        莫砺锋

        北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七月初二,众大臣在朝中商议役法。宰相司马光主张废除王安石变法时确立的“免役法”,恢复从前的“差役法”。时任中书舍人的苏东坡认为免役法利弊参半,而且已经实施多年,只要革除其弊端即可,不一定要彻底废弃。司马光执意不听。东坡觉得司马光过于固执,散朝后气呼呼地回到家中,连声呼曰:“司马牛!司马牛!”司马牛本是孔子弟子之名,但是东坡此时并非用典,而是指责司马光脾气倔强,有如犟牛。此事的是非曲直究竟如何呢?

        司马光本是与东坡同进同退的政治盟友,也是识拔东坡的前辈大臣。早在熙宁二年(1069),司马光就推荐“文学富赡,晓达时务,劲直敢言”的东坡为谏官。两年后,司马光又上书神宗,自承“敢言不如苏轼”。东坡终生与司马光保持着亲密的关系,尤其是在旧党失势之时,两人互通声气,以节义互相勉励。

        可是,东坡反对新法,完全是出于公心。当新法正在势不可当地推进时,他力挽狂澜坚决反对。但一旦时移势异,新法遭到全面废除时,东坡又挺身而出,呼吁保留其中的合理部分。元丰八年(1085),新党失势,司马光东山再起,就像当年王安石雷厉风行地推行新法一样,司马光也以同样的热情和效率废除新法,从本年七月罢保甲法始,至次年八月罢青苗法止,一年之内,新法被全部废除。东坡就在此时离开黄州贬所返回朝廷,并升任中书舍人。按理说久遭贬斥的东坡应该额手以庆了,可是他却力主对新法也要择善而从,反对司马光废除免役法。

        当年王安石的新政把差役法变为免役法,废除以前按户等轮流服役的劳役制度,改成由官府出钱募人充役,原来承担差役的人户则按等缴钱,称为“免役钱”,就样做于公于私,都方便易行。但是免役法同时又规定,原来不承担差役的城市坊郭户、农村里特别穷苦的未成丁户、单丁户、女户以及官户、寺观等也要缴纳数量减免一半的“助役钱”,这就对社会上最穷苦的若干人户有所损害。长期担任地方官并曾贬居黄州四年多的东坡对此洞若观火,所以他认为“差役、免役各有利害”。既然如今免役法已经施行近二十年,吏民都已习惯,东坡就主张“尽去二弊而不变其法,则民悦而事易成”。可是司马光根本听不进任何不同意见。最后免役法还是被废除了,但东坡这种一心为公、不阿权贵的凛然风节则永垂史册。

        与东坡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蔡京。蔡京当时任职开封府,当他获悉司马光有意废除免役法时,便看准机会进行投机,竟在五日之间命令开封府属县的百姓千余人以充差役,以此证明差役法之可复,来向司马光献媚。司马光未察其奸,称赞蔡京说:“使人人奉法如京,何不可行之有?”司马光做梦也不会想到,八年之后支持新党恢复免役法最力的也是蔡京,而十六年后诬称司马光为“元祐奸党”之首恶,且亲自书写“元祐奸党碑”碑文的也正是蔡京!

        东坡与司马光的交谊建立在共同的政治信念的基础上,他们之间的争论堪谓君子之争,政见的分歧并未损害他们的友谊。就在二人争论免役法之后两个月,司马光病卒。东坡不胜悲痛,先作祭文曰:“呜呼,百世一人,千载一时!”又作行状,除了缕陈司马光的政治功绩外,特别表彰其崇高品行:“公忠信孝友,恭俭正直,出于天性。自少及老,语未尝妄,其好学如饥渴之嗜饮食,于财利纷华,如恶恶臭。诚心自然,天下信之。”又作神道碑,叙司马光东山再起的晚年事迹曰:“公来自西,一马二童。万人环之,如渴赴泉。……为政一年,疾病半之。功则多矣,百年之思。”三篇哀吊之文都对司马光的功绩、人品给予极高的评价。所谓“司马牛”者,不过是二人交往过程中转瞬即逝的一个小插曲而已。

        (作者为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

  • 治国理政的历史启迪

        近日,中国历史研究院历史研究杂志社新刊发布会在京举行。据介绍,《历史评论》是在中央领导同志亲切关怀和指导下创办的新时代第一份全国性史学刊物,着力于对重大历史问题的评论、对历史难题的辨析、对历史话题的引导,突出思想性、争鸣性和引领性,在认清历史事实、揭示历史规律、把握历史大势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历史学知古鉴今、资政育人作用,为新时代治国理政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提供历史启迪;不仅面向专业学者,也面向历史爱好者和各级党政机关干部。《历史研究》创刊于1954年,自2019年1月《历史研究》划归中国历史研究院以来,历史研究杂志社对该刊进行了改版。《中国历史研究院集刊》是中国历史研究院组建方案中的重要内容之一,该集刊为半年刊,创刊号将于2020年1月正式出版发行;该集刊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贯彻“双百”方针,突出原创性、厚重性、系统性和思想性,主要刊发学术积累深厚、不乏思想创见的专题研究成果,单篇论文可达10万字。《中国历史学前沿报告(2019)》是历史研究杂志社2019年度启动的历史学评价项目,该前沿报告的评价内容涵盖中国历史、世界历史、考古学等各领域;同时利用大数据分析、专家评审等方式,评选年度优秀论著及中国历史学研究年度十大关键词、十大研究热点和十大学术事件。(俞武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