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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应对“门槛效应”的挑战

        蔡昉

        何谓“门槛效应”

        关键词解

        发展中国家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通常会遭遇各种各样的障碍,其中一些就是与阶段性跨越相关的门槛效应。从经济史的观察看,不仅存在长期徘徊在中等收入阶段困境的情形,更有着大量未能摆脱低收入均衡陷阱,堆积在中等收入门槛前的情形。在落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而难以摆脱的案例中,更为典型的实际上是那些处于中等偏上收入阶段的国家,特别是接近乃至刚刚跨进高收入国家门槛的国家,遭遇到难以逆转的经济增长减速,人均收入水平从而停滞不前,不再能够向更高的分组地位攀升。在这个意义上,不妨把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概念转化为高收入门槛效应。(蔡文)  

        把国家在中等收入阶段通常会遇到的增长瓶颈问题,进一步聚焦于临近高收入门槛时的特殊挑战,对于认识中国经济增长可持续性问题具有更为现实的意义。在这个特别的发展阶段,长期形成的发展经济学理论与新古典增长理论也恰好形成交汇。围绕着“门槛效应”,特别是中国面临的可持续增长挑战,需要在看似对立的经济学文献及其政策含义之间架设一座桥梁。虽然这并不是说需要做出经济学范式的转变,但是,经济增长源泉的变化要求政策关注点有所转变。在此基础上,对中国改革开放发展的政策建议才更有针对性。

        无论是否明言,早期关注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通常从二元经济发展理论出发,结合结构变革理论和人口红利假说,因而更有说服力地解释了中等收入阶段的经济增长源泉。除了关于人口红利的实证研究外,还有经济学家专门以亚洲经济体为对象,研究了产业间资源重新配置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通常得出:劳动力和其他要素在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之间的流动与重新配置,是二元经济发展阶段生产率提高的主要源泉。另一方面,研究企业间规模变化和要素重新配置的文献,通常得出:制造业和服务业企业的成长与萎缩以及进入与退出,是超越中等收入阶段之后生产率提高的主要源泉。

        这两类研究之间其实是有内在关联的。按照经济发展规律,伴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从而二元经济发展阶段趋于结束,一个经济体要保持全要素生产率的持续提高,必然要回归到熊彼特式的“创造性破坏”模式上。

        微观组织有消有长、有进有退、有生有死,是一个经济体健康成长不可或缺的生物机制。在增长源泉“低垂的果子”所剩无多、效率改善不再具有帕累托改进特征的情况下,这种创造性破坏机制尤其不能回避。因此,针对中国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和面临的挑战,应该按照“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要求,以各种经营主体公平而充分竞争、易进能出、优胜劣汰为机制建设的目标,以改革红利显著性为优先顺序的确定原则,在以下方向上深化改革开放和加强社会政策建设。

        首先,探索市场机制“无形的手”与政府作用“有形的手”内在有机的协同作用,需要把竞争理念嵌入产业政策内核之中,化有形于无形。为此,经济体制机制改革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是建立创造性破坏环境,改革的总体设计要不同于强化相关部门工作的部署,真正确立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地位。为了把创新发展理念转化为激励创新的体制机制,最重要的是在竞争领域让所有经营主体平等进入、公平竞争,同时让生产率低于平均水平、没有生命力和可持续发展潜力的经营主体容易退出,从整体经济层面上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以新动能支撑中国经济增长。

        其次,进一步对外开放的一个重点,是把中国的投资者和企业推到国际竞争环境之中。国际经验和教训表明,保护可以使企业暂时避免竞争,为培育幼稚产业赢得时间,因此在一定的发展阶段,实施得当有其必要性。但是,这种政策持续下去却不利于形成创新激励,还会造成缺乏自生能力的“巨婴”企业。因此,在新的发展阶段,通过提高生产率形成经济增长新动能,必须依靠充分竞争形成创新的激励和可持续动力,越是在更广阔的舞台上平等竞争,创新成果越会充分涌流。为此,要扩大自由贸易试验区政策的适用范围,按照全面开放原则逐渐形成自贸试验区政策的全覆盖。要在所有竞争性领域对国内外企业和投资者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依法清除所有妨碍公平竞争的局部政策和做法,维护对外开放和国内市场统一。

        再次,对那些已经取得共识,能够创造立竿见影、真金白银红利的改革措施,应该按照合理的红利分享和成本分担原则,着力突破既得利益的阻挠和拖延,以缓解潜在增长率下降的压力,同时推动改革向更加深入的领域拓展。改革与增长不是非此即彼或者此消彼长的关系,相反,改革红利即通过改革提高生产要素供给能力和配置效率,从而提高潜在增长率,既有利于稳定增长速度,还能以卡尔多改进的方式支撑进一步的改革,形成改革与增长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最后,加大政府再分配政策力度,织密社会政策托底的安全网。增长动能越来越依靠创造性破坏带来的创新、推进改革中帕累托改进性质减弱、国际竞争中与发达国家的互补性减少和竞争性增强,以及经济全球化逆风和国际宏观经济不稳定,都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更多的风险。与此同时,为了确保发展方式转变和增长动能转换,不应该寻求避风港,而要坚定不移改革开放,在提高竞争力的基础上适应在更高发展阶段上的新角色。在创造性破坏中,僵尸企业必须处置,传统产能需要淘汰,甚至传统产业的就业岗位也应该更新,但是,劳动者必须始终受到保护。因此,旨在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再分配政策力度需进一步加强,社会政策托底是创造性破坏环境的题中应有之义。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成员)

  • 确认和保护“数字人权”

        马长山

        随着网络技术、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加速融合发展,人类已经从工商业时代跨入了数字经济时代,开启了智慧社会,“其影响力足以与工业革命相媲美”,这必然会促发人权的发展与变革。事实表明,既有的“三代”人权发展格局被逐渐打破,“第四代人权”应运而生,如何加强其法治化保障已成为一个迫切而重要的时代课题。

        数字经济有两个质的飞跃:一是传统生产要素(如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等)及其相应的基础设施越来越多通过数字化来展现和发挥作用;二是出现了全新的生产要素,那就是时刻都在生成的生产生活数据,它已成为驱动经济增长的核心生产要素和新型基础设施,并加速推进了信息数字化——业务数字化——数字转型的发展进程,从而引发“从机械思维到数据思维的转变”。为此,适应数字时代的客观发展要求,推动从物理世界人权观到数字世界人权观的转型升级,就显得重要而紧迫。

        立足数字化加持

        我们知道,前三代人权内容主要是物理世界中的公共参与、生活水准和公平发展,涉及的是物理意义上的人、财、物及行为,几乎没有数据和信息的概念。而如今数字时代的到来,从个人隐私到公共生活,从衣食住行到公共安全,一切都在信息化、数字化的加速进程之中,纯粹的线下活动越来越少,“‘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之间的分野正在失去以往的意义”,“每个人的数字生活将更加细节化”。这样,包括生命财产、政治参与、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文化教育等在内的各项人权,要么受到了信息化、数字化的解构和重构(如隐私与人格、智慧政务与公共参与、虚拟财产保护、网络言论自由等),要么遇到了全新的挑战(如数字鸿沟、算法歧视、算法霸权、监控社会等)。此时,数据和信息不仅成为人们数字化生活所不可或缺的珍贵资源,也成为新时代人权日益重要的新型载体和价值表达。无论是人权属性、人权要素、人权内容,还是人权形态,都正在从前三代人权的物理加持方式,转向当下人权的数字加持方式,进而构成了“第四代人权”的发展动力和基础。此时,只有从智慧社会的客观需要来增进人权的数字加持,才能更有效地保护“数字人权”。

        认同数字化人格

        在人权理论上,“并非任何促进人类的善或人类繁盛的东西都可以算作人权的对象,唯有人的资格所需要的那些东西才可以成为人权的对象”。在当今数字时代,每天都在产生的海量信息,既是生产生活的运行轨迹和交往图式,也是人们身份数据、行为数据、关系数据和言语数据的具象展示和情景再现,从而塑造着人们的数字属性、数字面向和数字生态,构成了人的资格所需要的一种核心资源。首先,消费者若不具备基本的数字素养,将无法正确地运用信息和数字化产品和服务,成为数字时代的“文盲”,故而,数字素养不仅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要素和重要基础之一,也是人格所需的必备要素,并被联合国认为是数字时代的基本人权。其次,无论是公共领域还是私人领域,都已突破了传统的物理空间意义和范围,不断地向虚拟空间进行拓展和延伸,而且,人们的行为和社会关系也在虚实同构中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在普通情形下对数字监视器非法的或未授权的侵入,被认为是侵入他人的私人领域或空间”,因此,数据和信息承载着重要的主体价值和人格权益。再次,日常生活领域中的自动化算法决策会越来越多地取代人脑决策,算法黑箱、算法霸权、算法歧视等问题也会随之凸显并普遍化,为此,“工业时代为契约自由和财产权而斗争,算法时代则为了数据的收集、传送、使用和分析而斗争”。此时的核心问题不再是契约自由和财产权,而是数字化人格,包括“保护个人的电子信息的知情权、个人的电子信息不受非法泄露、篡改、毁损等权利,都是个人人格权的重要内容”。由上可见,认同数字化人格是保护“数字人权”的必然选择。

        重塑人权价值观

        近代人权观念的生成及其制度实践,一直是以启蒙精神为价值来源和支撑的,其核心是基于人之尊严的普世道义。因此,前三代人权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存发展等领域得到了积极的“目标性”保护,但面对数字时代的人权挑战,这种传统保护模式就难以为继了。因为启蒙时期的价值理想是现代性的产物,反映着工商业社会的生产生活规律;而如今人类迈进了智慧社会,人格尊严、自由平等、公平正义、劳动就业、生存发展等项人权难以再恪守启蒙价值。例如,英国新实施的《数据保护法案》规定,任何公民都有权禁止企业对其任何个人信息进行利用。“不过,如果有公民打算行使此项权利的话,那么在贷款、办信用卡甚或找工作时,他都可能会摊上一大堆麻烦。”同样,欧盟GDPR旨在捍卫启蒙价值,但无疑会对信息技术发展和数字经济带来巨大阻力。因此,我们要充分认识到,颠覆性的技术革命既可能控制我们的生活,也可能服务我们的生活,而关键的问题是,在这个数字化世界中,“针对哪些信息流是可以被允许的或被阻止的,哪些是需要鼓励或打压的,都需要在制度、激励、法律、技术或者规范方面进行清晰的设计和规划”,从而按照数字社会的生产生活规律来重塑人权价值观,确认和保护“数字人权”。

        (作者为华东政法大学教授)

  • 推进中国发展的第五台发动机

        刘奇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走出了人与人、人与物、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四大发展关系的陷阱,一个让世界瞠目的神话被中国人创造出来。一次次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的变革使经济社会的发展不断生成新的动力源,这个新的动力源就是四台威力巨大的发动机。

        第一台发动机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制度的实施是对公有制实现形式的突破性探索,亿万农民被解放出来,极大地推进了农业农村的发展,农村改革的经验,引发裂变效应,进而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体地位并付诸实践,它带来的是让上十亿中国人一举解决温饱,迈向小康。

        第二台发动机是恢复高考。让千千万万聚集在乡村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有了深造机会,引领中国社会重新回归对知识、对人才尊重的优秀传统,促进社会阶层因才智、学养向上流动,使民族智慧得以充分涌流,从而为经济社会的发展做好了人才储备,奠定了人才基础。

        第三台发动机是打开国门。从闭关锁国走向全面开放,引进300多年来人类工业文明的先进理念、先进技术、先进管理,选择近道,少走弯路。使各技术领域跨越几个台阶,从观念到设施,现代要素直追世界先进水平,一些领域已经由跟跑、并跑走向领跑。

        第四台发动机是民营经济。打破公有制一统天下的格局,民营经济从小到大,由弱变强,成为市场经济中最有活力、最具潜力、最富创造力的重要主体。大批新型经营主体应运而生,做出了“56789”的突出贡献,即占国民经济50%以上的生产总值,60%以上的税收,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力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

        在四台发动机的强力推动下,中国神话便在短暂的历史瞬间横空出世。党的十九大把乡村振兴作为实现两个百年目标的重大战略举措,这将是推进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五台发动机。

        建设现代化强国,短腿在“三农”,“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习近平总书记早在2013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就深刻阐述了中国强富美与“三农”强富美之间的关系。乡村与城市相比,不仅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更具有无可比拟的生态价值,同时又是基础产业的依托、生态宜居的空间、传统文化的载体。八亿多农村人口的消费市场,是中国在世界上独具竞争力的战略储备。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就是要把乡村与城市摆在平等的地位上,创新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体制机制,实现高强度、高频率的城乡相互作用,促使农村、农业和城市、工业有机结合,缩减城乡差别,建立更加可持续的内生增长机制,实现城乡融合发展。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蓝图已经绘就,目标正待实现,强弱项、补短板、增活力,各级各地一系列举措掷地有声;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责任明确,乡村振兴正成为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行动。

        脱贫攻坚目标即将实现,在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上,我们这一代,将成为摆脱贫困的第一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代,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第一代!我们相信,九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乡村振兴之日,便是中华民族建设现代化强国的梦想实现之时!

        (作者为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中国农业经济学会副会长、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

  • 社区矫正法:宽严相济和刚柔相济

        刘武俊

        近日,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我国首部社区矫正法,将于2020年7月1日起施行。这是我国首次就社区矫正工作进行专门立法。

        社区矫正是与监禁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是指将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在判决、裁决或决定确定的期限内,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并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

        社区矫正的社会意义,既在于使被矫正者能够在良好的社会环境中接受改造,免受狱内其他罪犯的“交叉感染”,从而提高改造效果,有利于其重新顺利回归社会,也在于更广泛地利用社会资源,降低行刑成本,同时避免被矫正者个人家庭的稳定性遭受太大影响,有利于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

        2003年,社区矫正工作首先从天津等地开始试点,此后由点到面,逐步在全国推开。十多年来,全国累计接受社区矫正对象达478万,累计解除矫正对象411万。近几年每年接收矫正对象50多万,解除矫正59万,正在列管的有126万;社区矫正对象的再犯罪率一直维持在0.2%的低水平。

        新亮相的社区矫正法具有诸多立法亮点,诸如: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手段,提高社区矫正信息化水平。社区矫正法就信息化核查、使用电子定位装置等作出专门规定,为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加强对矫正对象的监督管理和教育帮扶提供了法律依据。根据社区矫正法第二十六条规定,社区矫正机构可以运用手机定位、视频通话等信息化核查方式掌握矫正对象的活动情况。根据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对不服从管理的五类特定情形的矫正对象,可以按照规定的批准程序和期限,使用电子腕带等不可拆卸的专门电子定位装置加强监督管理。

        社区矫正就是不使服刑人员与社会隔离,积极利用各种社会资源、整合社会各方面力量,对罪行较轻、主观恶性较小、社会危害性不大的罪犯或者经过监管改造、确有悔改表现、不致再危害社会的罪犯在社区中进行有针对性管理、教育和改造的工作。

        充分利用社会各方面力量,是社区矫正的重要特征之一,也是社区矫正区别于监禁矫正的重要特点。广泛利用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矫正工作,具有彰显社区矫正社会参与特点、节省刑罚执行资源、提高社区矫正效率、促进社区建设等诸多作用。实践证明,社会力量介入社区矫正,以一种平等主体的身份帮助矫正对象,通常会更为尊重和体谅矫正对象的感受,工作方法也是互动式、说服性、接纳式、建议性的而非强制性的,容易使矫正对象接受和认可,减少矫正对象潜在的抵触和戒备心理,往往可以收到良好的矫正效果。

        社区矫正语境中所说的“社会力量”,是指在社区矫正工作中可以利用的社会人力、组织和设施、技术、资金等的总称。在社区矫正队伍建设上,要注意充分吸收利用社会资源弥补矫正力量的不足。从一定程度上讲,对社会力量的有效吸收利用是社区矫正工作成功的关键。

        这次社区矫正法立法尊重基层首创精神,注重将社区矫正工作实践中一些成功有效的做法固定下来,上升为法律制度。例如,总结吸收了各地社区矫正工作充分依靠基层组织和社会力量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的经验。社区矫正法规定,社区矫正机构应当根据社区矫正对象的情况为其确定矫正小组,负责落实相应的矫正方案。根据需要,矫正小组可以由司法所、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的人员,社区矫正对象的监护人、家庭成员、所在单位或者就读学校的人员以及社会工作者、志愿者组成。

        一言以蔽之,新出台的社区矫正法生动彰显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和刚柔相济治理原则,要积极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矫正,让社区矫正工作真正成为社会广泛参与的大合唱而非司法行政机关的独角戏。

        (作者为司法部《中国司法》杂志总编、研究员)

  • 新时代能源战略与创新发展

        近日,为探讨新时代全球能源战略、能源转型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等重大问题,中国石油大学(北京)主办、中国石油大学(北京)经济管理学院承办的“2019能源战略与创新发展高峰论坛”在京举行。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的专家学者和企业界人士百余人参加了此次论坛。

        与会者认为,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是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环节,能源消费、供给、技术、体制革命意义重大。我国能源消费结构不断优化,能源体制机制改革稳步推进,能源民生保障持续改善,但是在保障能源安全、提升清洁能源比重、解决关键核心技术瓶颈、完善能源市场结构和市场体系、能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面仍存在挑战。推动能源高质量发展,要立足我国基本国情和发展阶段,多元发展能源供给,全面提升能源利用效率,推动清洁能源消费,充分发挥技术创新和体制机制创新的重要推动力。

        除主论坛外,还设“企业管理与高质量发展”“能源环境系统发展管理与政策”“能源经济与金融”三个分论坛,并组织召开了“人才培养与学科建设”研讨会。与会人员针对学术热点,分享了最新成果,开展了交流研讨。(徐若岚)  

  • 公共管理学者应回应国家治理现代化重大问题

        为了更好地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为构建中国特色的公共管理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贡献力量,中国人民大学联合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全国公共管理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近日召开了“国家治理现代化与新时代中国公共管理学科发展研讨会”。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等高校的公共管理学者出席了本次会议。

        与会学者认为,从制度层面全面深入地研究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时代赋予的使命,公共管理学界责无旁贷。公共管理学者应回应国家治理现代化重大问题,促进高质量公共管理研究产出。与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国家治理现代化与新时代中国公共管理学科发展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研讨。

        本次会议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承办,人大出版社出版了大量研究国家治理问题、反映中国国家治理成就的著作,包括“国家治理研究书系”“国家治理与政府改革译丛”“政府治理丛书”等多套著作。(张芸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