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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民营企业迫切待解的几个问题

        厉以宁

        为什么民营企业最迫切要求解决的是产权保护一视同仁问题

        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要求产权保护一视同仁,是同他们的切身利益有关的。他们认为,如果自己创办一个企业,有了产权保护就可以直接受惠。如果参与了国家投资为主的国有资本企业中,对民间投资者的产权保护,至多只能是间接受益、打折扣的受益。即使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不参与国企改革,不向国企投资,他们同样迫切需求保护自己的产权。国企欠民企的,是商业纠纷;民企欠国企的,则是侵占国有财产——这种观念绝对错误。千万不能认为,民企只顾个人利益。因此,在如今国家需要民企时,对民企的政策就松一些,将来等国家经济发达时,民企就应受限制。这种观点非常错误。应认识到,民营企业同样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法律面前,国企和民企是平等的,产权都受到法律的保护。

        民营企业迫切要求解决的另一个问题:市场交易规则的公开化、透明化

        在市场竞争中,一切按法律、法规、市场规则进行,这是给予民企和国企的同样的权利。民营企业不要求国家给与更多的照顾,只要规则平等,它们就满意了。然而一些地方政府,总想把项目留给地方国企,形成地方国企的垄断,至于民企则受排挤。这种机会不平等现象,或“玻璃门”现象,很多地方都有。

        民企和国企在市场竞争中,都需要政府监管到位。如果监管不到位,国企、民企都可能违规违法,它们适用同样的处置,而不应因所有制而异。同时,无论国企还是民企,都应具有社会责任感,把握两条底线:一是法律底线,二是道德底线,不可突破。突破的结果,无论国企还是民企,都应受到同样的处理。

        民营企业的职业经理人制度、产权激励制和员工持股

        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共同创造财富的理论应当兑现:不能让利润全部给物质资本投入者,而让人力资本的投入者只从成本中的工薪部分取得报酬。

        职业经理人制度是国企改革中的难题,但民营企业可以先行。民营企业要摆脱家族控股和掌权的老模式,先采取职业经理人制度。产权激励制度在民企中的推行也比国企推行容易得多。每一个民营企业都可以采用产权激励制度,因行业和企业状况而定。同样的道理,民营企业实行员工持股制度也比国企容易些,因此可以先推行。

        民营企业,包括小微企业“抱团”,既有经济意义,又有社会意义

        在遇到经济下行或市场销路紧缩时,民营企业(包括小微企业)通常采取“抱团”的做法,这是可行的。民间通常采取这种互助协作的方式,这一传统已继续多年。“抱团”有多种形式,如“抱团取暖”“抱团过冬”“抱团外出”“抱团抢市场”等,无论哪一种形式,都体现了民营企业、小微企业的“共同命运感”和“社会责任感”。互信、互助、互济将在“抱团”行动中体现出业主们的精神,这就是认同。在这里,认同是最重要的。“共同命运感”和“社会责任感”都是以认同为基础的。

        当前都在谈改革,最需要的改革是什么呢?最急迫的改革是什么呢?最急迫的改革是社会主义体制要赋予企业自主经营的权利,取消所有制歧视,打破行业垄断,缩小审批范围,这是最重要的,把这个东西一改,其他就很容易推进了。比如财政体制怎么改,金融体制怎么改,资源价值怎么改,最要紧的就是让企业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者。

        (作者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

  • “聚万众智慧,成伟大法典”

        王利明

        自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编纂民法典”以来,学术界尤其是民法学者们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这项国家立法工程之中。民法是“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市场经济的基本法,民法典的编纂,牵动每一位民法学者的心。“法典编纂之举是立法史上一个世纪之大事业。国家千载之利害、生民亿兆之休戚,均依此而定。”民法典编纂这一浩大的工程,涉及许多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尤其是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深化,对民事立法提出了许多新问题,需要民法典回应。随着民法典编纂进程的推进,我国民法学也应在内容和体系上进一步完善。借助于民法典编纂的契机,积极回应民法典编纂中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并在学习借鉴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基础上,努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法学体系,助推民法学的繁荣和发展。

        在此背景下,四川大学法学院与《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编辑部策划了“民法典编纂”专栏,以专题组稿方式向专家进行约稿,针对民法典各分编中的重大疑难问题展开了讨论。现我们将这一学术策划的研究成果根据各分编最新草案(二审稿)进行了相应修改,并以本书的形式呈现给各位读者,既是对广大民法学者参与民法典编纂这一事实的肯定与记录,也是为了将这些疑难问题提供给学术同仁探讨,从而为立法草案的完善与未来民法典的适用提供相应思路。本书所收录论文具有如下四个特征。

        研究积极回应社会发展对立法所提出的新要求,展现了当代中国民法学人追求正义的学术品格与学术担当

        继承编专题的相关论文集中展现了学者们因应社会发展的立法建议,比如,郭明瑞教授的《论继承法修订应考虑的因素》一文明确提出,应当协调未来民法典继承编与民法典总则编之间的关系,“凡私有财产均可为遗产”、应当扩大继承人范围、认可继承协议协力、扩大遗嘱方式等,这些学术观点都体现了人文关怀的精神。杨震教授在《我国法定继承人范围与顺序的历史检视与当代修正》一文也基于计划生育政策的现实困境以及四世同堂等情况,提出了扩大继承人范围的立法建议。杨立新教授的《孙子女外孙子女等继承权的保障制度改革》一文则专门针对孙子女、外孙子女应当纳入法定继承人范围的必要性以及具体立法建议展开了详细的论证。

        研究既关注学术热点,也重视基础理论

        就跨越民法典物权编和合同编的共同担保问题,谢鸿飞教授的《共同担保一般规则的建构及其限度》一文及杨代雄教授的《共同担保人的相互追偿权》一文,均对共同担保的追偿权问题予以了明确回应。程啸教授《未来民法典侵权责任编中用人者责任制度的完善》一文,针对第三人侵权赔偿责任与工伤保险赔偿之间关系、雇主责任的归责原则以及用人者的追偿权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常健教授在《论人格权法(编)中的个人信息权的制度完善》一文中,就个人信息是否是权利、个人信息如何与隐私权相区分等争议问题做了探讨。除此之外,本书所收录的论文还关注基础理论性极强的民法学问题的研究。

        研究既关注学说理论,也紧密结合司法实务

        例如,王轶教授的《论我国合同法中的“胁迫”》一文,就胁迫构成要件的司法认定详细考察了裁判立场。再如,张素华教授在《论姓名权纠纷的裁判乱象与类型梳理》一文中,通过对司法实务中裁判规则的考察,对姓名权保护范围、姓名权侵权类型、姓名权与个人信息权等具体人格权的规制范围等进行了研讨;石冠彬教授的《姓名权行使纠纷的裁判规则及应然路径》一文,则在考察姓名权行使纠纷的裁判立场的基础上,认为命名权、变更权和行使权的规则设计应尊重姓名权的私权属性,离异夫妻就未成年人子女的姓氏变更应遵循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而非双方同意;王雷副教授则在《借款合同纠纷中的举证责任问题》一文中,针对围绕司法解释与司法实务中与借款法律关系紧密相关的若干疑难案件中的举证责任问题做了类型化分析;王叶刚副教授《论肖像的可识别性及其判断》一文,则从最高院公报上的判例着手,针对肖像可识别性判断所涉及的主体标准、判断依据以及其他需要考虑因素等展开了全面论述。

        研究既关注本土问题,也具有宽阔的国际视野

        就本土问题的研究,本书所收录的韩松教授《我国民法典物权编应当界定农民集体所有权的类型属性》一文最具有代表,该文基于我国特色土地制度的现实考量,主张应当将农民集体所有权界定为体现农民集体公有制的所有权类型。与此同时,本书的研究也具有宽阔的国际视野,比如,王竹教授的《论〈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的监护人责任设计》、周友军教授的《民法典中的违法阻却事由立法研究》、张良教授的《我国民法典合同法编格式条款立法研究》等文,均结合域外立法例的规定就相关问题展开了论证。

        “聚万众智慧,成伟大法典!”让我们共同努力,制定出一部立足我国国情、面向21世纪的、科学的民法典,并使其成为21世纪民法典的典范!(作者为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常务副校长)

  • 文明互鉴中的“误读”

        张国刚

        思想文明的互鉴始终是中西文化关系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除了物质文化的交流之外,思想文明的互鉴始终是中西文化关系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所谓文明互鉴,不仅仅是物质层面的取长补短,更重要的是思想文化领域的借鉴与启迪。概括地说,思想文化领域西方对中国的影响,汉唐时代主要是西域的佛教;宋元时代至于明初,传入中国主要是伊斯兰文化。至于近代早期(1500-1800年),则是欧洲的基督教文化通过传教士入华。

        中古时期佛教的入华是亚洲两个伟大文明交流的盛话。释迦牟尼创立的佛教早在汉代以前就已经传入西域地区,新疆地区的考古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正史记载两汉之际佛教传入中土,而且是以朝廷准许的方式传入中国的。但是,真正大行其道是在汉末魏晋南北朝时期。早先是胡僧入华传教,支娄迦谶、竺法护、佛图澄、鸠摩罗什是其彰彰著名者;后来也有中土僧人西行求法,朱士行、法显、玄奘、义净是其成就卓著者。大量佛教经典翻译成汉文,使得汉传佛教成为迄今世界上最重要的佛教宝藏。佛教音乐、雕塑、绘画等丰富了中古世俗文化与艺术。宋代开始,印度的佛教已经衰退,中国禅宗则以独行其道的方式广为传播,程朱陆王理学思想更是因为吸收了佛教的精华而得以充沛博大。

        16-18世纪承担中西文化交流使命的主要是耶稣会士,耶稣会士既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对于基督教的观念,也深刻地影响了欧洲人对于中国的看法。耶稣会士所塑造的整体中国形象,成为这时期欧洲人认识中国的起点,是欧洲人勾画自己心目中“中国”的基础。

        率先入华传教的利玛窦,不仅传播了西方知识,而且试图把《论语》等中国经典介绍给欧洲。他与中国士大夫广结善缘,与明朝科学家、政治家、官居文渊阁大学士的徐光启合作翻译欧洲数学名著《几何原本》,这是西方科学名著首次被译为中文。其后徐光启还与熊三拔合作翻译了《泰西水法》等著作。徐光启的农学名著《农政全书》,传承了中国古老的农业科技知识的精华,也吸收了一部分西洋科学知识。

        历史上的误读比比皆是,误读也是一种创造性转化

        历史上的文化交流,郢书燕说式误读比比皆是,误读也是一种创造性的转化。因为在不同文化相遇之时,每一种文化都希望完全展现自己,同时又“以己之心度人之腹”,接触的双方都不由自主地试图透过自己的眼睛审视对方,试图把对方收入自己麾下。这个打量的“眼光”就包含着自家的视角、自家的价值、自家的需求,“相对论”者和“不可知论”者都在这里找到了驰骋思想的话题。

        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最著名的因误读而成功涵化的例子,就是印度佛教变为中国佛教。佛教初入中国时,佛教伦理与儒家伦理有重大分歧,主要是佛教违背孝道和构成儒家礼仪之外的政治秩序。“格义”佛学就在早期佛教徒为适应中国人的思想观念与思维方式,与士人在学术层面主动融合。从慧远到慧能,佛教逐渐获得官方承认,其简化教义,积极世俗化(比如“二十四孝”就是佛教人士编纂出来的宣传册)等一系列措施,获得了中国社会的接纳,进而又发展成中国文化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晚明前清时期,耶稣会士也试图利用由文化误读而产生的诠释,让中国人接受基督教,利玛窦就是主要代表,所谓适应政策被康熙称为“利玛窦规矩”,迎合了中国统治者的需要,而罗马教廷和其他修会则因为害怕涵化出一种失却基督教纯正性的中国式基督教而命令终止这种做法,结果基督教文化在中国的渗透始终遭遇强大阻碍,在中国也终究未能产生一种如中国佛教那般融合中西两种智慧的新文化。

        另一方面,在基督教得以立足的中国个别地区,基督教其实依然未能保持自己在欧洲的纯粹形态,它以一种与儒家文化的基层相妥协调和、甚至与某些民间信仰相妥协的形态存在,仍然成为混合式信仰。

        反过来,在启蒙时代的欧洲也发生过针对中国文化的误读式创造。耶稣会士传入欧洲的中国知识既不系统,又充满因语言障碍和传教需要而导致的歪曲,而欧洲的知识分子们在利用这些知识时又完全着眼于自己眼前的需要,将中国知识作为捍卫自己论战观点或知识体系的证据,使得同样的内容产生各式各样的解读。这样看起来启蒙时代许多新学说都与中国产生了联系,实际上很多是误会中国文化的性质所致,然而这种误读促使他们更深刻地反思自己的文化,他们把中国文化诠释成证明自身理想的根据。更令人感受到文化误读不可思议之效果的是,在对中国文化的歪曲、猜测、幻想之上竟然诞生了一些对中国接近真实的认识,继而促成汉学诞生。

        从中学西传的单向流动到西潮汹涌

        明清时期中西文化关系,基本上是一个中学西传的单向流动过程,虽然经耶稣会士之手,有部分西方科技与基督教思想传入中国,但与中学西传的规模和影响相比,可以说很不起眼。相反,汉唐时期佛教入华,无论是东来传法,还是西行取经,也几乎是单向的自西向东。中国以“四大发明”为主体的工艺性文明则在唐宋时代传到西方世界。

        19世纪是西方殖民主义向全球扩张的帝国主义阶段,像中国这样不曾如印度那样完全沦为殖民地的主权国家,也因为鸦片战争而被迫打开了国门,脚步沉重地迈向了近代;西学东渐日益强盛,以致出现西潮汹涌的另外一种单向流动的局面。

        (作者为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 书林折枝

        跨越“修昔底德陷阱”

        刘建武著、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的《跨越“修昔底德陷阱”: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世界历史上出现的“修昔底德陷阱”现象出发,深刻分析了现象背后的历史原因,得出“修昔底德陷阱”并非铁律的结论,在此基础上系统阐述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价值和重大意义,探讨了跨越“修昔底德陷阱”之道。本书对于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深入理解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让世界充分了解中国,都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林枫)  

        经济的逻辑

        《经济的逻辑》,樊纲著,东方出版社出版,是作者的经济杂文集。书中提到从20世纪90年代末至今20年间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化。20年前作者提出人口的流动可以让东西部地区发展平衡,20年后人口自由流动已经是很普遍的事情。20年前作者用发展经济学来解释中国的发展,而20年后发展经济学为何还可以解释中美贸易战等。人们是需要经济学杂文的,它起到了普及经济学知识,帮助大家理解各种经济与社会现象的作用。  (如辉)  

        五四的另一面

        《五四的另一面:“社会”观念的形成与新型组织的诞生》,杨念群著,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本书引入了五四的社会改造面相,指出当时涌现出的各种“社会改造”构想是五四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作者将五四看作一场具有多维试验角度的社会文化运动,同时,通过把五四发生及延续的时段拉长至20世纪40年代,深度考察了五四一代成长起来的“新青年”面对各种时势变迁做出的反应和抉择。(夏鸿)  

        一字不识

        《雅活书系:一字不识》,林之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一个汉字是远古真实生活场景的再现,虽历经几千年演变,与我们今日的生活依然密切相关,如表示方位的东、南、西、北,如区分季节的春、夏、秋、冬,如家,如畜,如花,如月……这些看似普通的汉字,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古老故事和生活场景?它们最初的本义是什么?又如何演变成今天的样子?作者在书中一一作了生动、有趣的讲解。在作者的讲述中,这些汉字仿佛有了生命般,穿越历史长河,在纸上跃动了起来。(孙莎莎)  

        叶澜随笔读思录

        叶澜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俯仰间会悟:叶澜随笔读思录》,是作者随笔、散文和读书笔记的首次公开结集出版。全书包括三个部分:随笔,书序、刊首语,读书笔记。其中,随笔又包括四个子部分:生活启示录、与自然对话、纪念抒怀和学术随笔。全书内容是从叶澜教授私家笔记本里“海选”出来的,是她几十年“阅读”两类书——“无字之生活与自然、有字之文理与史传”,滋养学术心灵与人格的精神实践,也是其研究创建背后的思想生活。(肖文)  

        晚清日记笔记中的曾国藩逸事

        《曾国藩逸事汇编》,朱树人著,岳麓书社出版。曾国藩一生律人律己,礼治为先,是近代中国举足轻重的人物。本书编者从晚清各种史料和笔记小说中搜罗关于曾国藩的逸事,如从落花春雨巢日记、能静居日记、郭嵩焘日记、水窗春呓、日知堂笔记等文献资料中选取可读性强、趣味性强的部分,以扎实的文学素养,汇为一编,以飨读者。本书不仅富有故事性,而且言必有据、杜绝“戏说”,从而还原了曾国藩的真实形象。(左明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