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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勾勒中华民族五千年的“长征史”

        何毅亭

        中华文明走过了五千年漫漫历程,是世界几大文明中唯一生生不息、绳绳相继、延续至今并不断发扬光大的文明。正如党中央和中国工农红军走过两万五千里长征落脚陕北而迎来伟大前途一样,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走过了五千年长征路,其间有艰难险阻,有苦难辉煌,随着新中国的成立,随着40年改革开放的伟大历程,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迎来了伟大复兴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

        韩毓海教授这部《龙兴:五千年的长征》,分“开辟”“稳定”“复兴”三个篇章,以殷周之变、周秦之变、魏晋隋唐之变、唐宋之变、晚清“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等为“路标”,从制度建设、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变迁的角度,为读者勾勒了中华民族五千年的“长征史”。其中蕴涵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重要密码,就是历代先贤们对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不断探索、反思和完善。但是,旧中国建立在封建专制基础之上的国家治理体系,在19世纪尤其是鸦片战争之后遭遇全面挑战,再也无法维系下去。无数仁人志士不懈求索,各种救亡图存方案悉数登场,然而都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有中国共产党登上政治舞台,中国人在精神上才由被动转入主动,中国革命的面貌才为之一新,建立促进发展和进步的新的国家治理体系才找到了正确道路。

        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就把自己的前途命运与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掌握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中国历史和国情有透彻把握,在成长发展中形成了独特的理论优势、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制度优势和密切联系群众优势。中国共产党这样的特质和优势,使她在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中逐步形成了科学而且不断完善的治理体系,保持了强大而且不断提高的治理能力。中国共产党担负人民幸福和民族复兴的初心使命,在推进伟大社会革命中不断推进自我革命。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专门研究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体现了中国共产党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以科学治理推动民族复兴的高度自觉。

        走得再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当代中国的治理思想和智慧,从一定意义上说,是对中国五千年治理思想和智慧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处于关键时期之际,在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际,从国家治理角度写这么一本著作,帮助读者回顾我们来时的路、瞻望前行的路,这对于坚定“四个自信”,对于满怀豪情朝着民族复兴目标迈进,无疑是很有益处的。

        韩毓海教授写的,是他经年的思考,是他独立的见解,角度新颖,视野宏阔,上下五千年,纵横两万里,议论风生,卓见迭出,不知不觉把读者带入沉思,使读者从中受到启发。所以,我愿意把这本书郑重推荐给读者朋友们。

        【作者为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常务副校(院)长。本文为《龙兴:五千年的长征》序言】

  • 为当下的法政学术增一份历史意识

        喻中

        《梁启超与中国现代法学的兴起》一书的写作,始于2010年,终于2015年,历时六年。六年之间,我在教书之余,反复研读《梁启超全集》《梁启超年谱长编》及其他相关文献,也曾多次凭吊北京植物园内的梁启超墓园,还曾寻访梁启超的北京故居与天津故居。在此过程中,我对于梁启超的法学世界及其背后的精神世界、情感世界,逐渐获得了一些个性化的理解,把自己的理解分章记录下来,就有了这本《梁启超与中国现代法学的兴起》。

        写作这本书,既是在走近一代先贤,同时也想借此回望那个特殊的时代。因为,梁启超在中国历史舞台上初次亮相的1895年,正是甲午战败、马关条约签订之际。这个时间节点对于当时的中国士大夫来说,意味着天崩地裂、乾坤颠倒。这不仅仅是一场战争的失败,更是从根本上动摇了中国士大夫数千年来一直坚挺的文化自信、思想自信、精神自信。1895年的剧变让这种自信全面跌落了,中国开始成为“弟子国”。到日本留学,向日本人学习;到西方留学,向西方人学习,开始成为那个时代的普遍风气。数千年来一直引以为豪的华夏文明,突然之间变成了一笔沉重的负担,变成了一笔亟待清除的负资产。正是在梁启超出场的1895年,中华文明迎来了它从未经历过的低谷时期。

        在这样的文明低谷时期,中国向何处去?对于中华文明从未遭遇过的这个根本问题,很多人都在思考。其中,梁启超的思考与回答,最具代表性,也最具影响力。从1895年至民国初期,梁启超的文字风靡了一个时代,梁启超发出了那个时代的最强音。按照我的理解,梁启超写下的上千万字的著作,几乎都是在回答彼时的“中国向何处去”这个紧迫的、根本性的中国问题、时代问题。

        有人可能认为,梁启超的有些观点前后不一,梁启超的有些著述芜杂浅显,在学术层面上,这些都体现了梁启超的局限性。我承认,按照专业学术的标准,梁启超有他的局限性。但是,谁没有局限性呢?再说,梁启超本来就不是学院派的教授或博士,梁启超是中华文明处于低谷时期的探路人。梁启超的多变、反复、矛盾、上下求索、左冲右突,正好反映了那个“过渡时代”的精神实质。因为,那个时代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寻找方向、不断校正方向的时代。在那个神殿空寂的时代,旧的已经坍塌,新的尚未搭建,身处其间,几乎没有哪个人的步履是从容不迫的。梁启超的著述,既是他一个人的创造物,同时也记录了那个时代的中国步态。

        在百年之后的今天,从法政学术的立场上重新阅读梁启超的著述,重新思考梁启超提出的问题,重新回顾那个时代,既有助于接续前贤学思,同时也希望为当下的法政学术增添一缕历史意识。

        (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 一部全新的人类命运史

        史钧

        当前大历史阅读风头正劲,很多读者都对英雄人物在关键时刻扭转历史的故事津津乐道。其实除了人为因素之外,还有许多不为人知的力量在暗中左右着人类的历史进程,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超越英雄的作用。有些学者认为,英雄的价值仅仅在于顺势而为,真正创造历史的重要角色却大多深藏功名,从不喧嚣。《老鼠、虱子和历史:一部全新的人类命运史》这本书,就用独特的视角为我们揭开了推动历史车轮的另一个力量,那就是老鼠、虱子以及它们所携带的致命病原体。

        这本书视野广阔、雄心勃勃,从科学到艺术、从生命起源到人类的文明、从政治到军事,都被整合进一个有机的系统里。在这个系统中,人类与老鼠或者虱子等生命之间并非格格不入的独立单位,而是共同进化的生命共同体,它们会用奇特的方式相互影响——我们无疑会努力消灭老鼠,而老鼠也在黑暗之中默默支配着人类历史的走向。至于寄生在人体上的虱子,则更是与人类不离不弃,一直是人类历史的旁观者与参与者。尽管我们对它们往往不屑一顾,而它们对人类历史的影响却客观而真实。从这种意义上说,人类的历史从来都不属于人类自己,而是与各种生物共享的历史。

        作者汉斯·辛瑟尔是著名的微生物研究专家,在传染性病原菌研究领域作出过巨大贡献。在这本书中,辛瑟尔立足于专业领域,而又跳出了专业之外,以宏观的视角审视动物、病原菌以及人类之间的复杂关系,特别是将瘟疫与罗马帝国的衰落联系在了一起,这在20世纪40年代是相当新颖的观点。书中关于瘟疫对于政治以及军事的影响进行了认真梳理。比如在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时期,远征军刚刚离开君士坦丁堡,军中就暴发了一场可怕的黑死病,导致十字军没能到达耶路撒冷。作者在书中列出了大量此类历史事实,而每个事件都可以看作是对历史的一次微调,给历史学家留下了大量想象的空间,并大大激发了后来学者的研究兴趣,比如麦克尼尔在1976年出版的《瘟疫与人类》,其主题就与辛瑟尔的观点密切相关。事实上我们从麦克尼尔的其他大历史著作中,也都能看到辛瑟尔的影响。在辛瑟尔之后,相关研究迅速成为一个重要的领域,比如探讨瘟疫与基督教崛起的关系、瘟疫与欧亚大陆东西方文明交流的关系等,都成为横跨人文历史与科学史研究的热点。

        文献表明,西罗马帝国曾先后发生过四次大规模瘟疫,每次都造成了极大的伤害。罗马城一度每天有五千人死亡,甚至皇帝都不能幸免。在巨大的死亡威胁下,罗马帝国的局面极度动荡,人们迫切需要一种强大的心灵安慰。令人失望的是,罗马信仰的所有宗教对此都没有任何解决办法。此时基督教对瘟疫给出了一个全新的解释:因为罗马人残忍地将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血腥迫害基督教徒,所以受到了上帝的惩罚。基督教许诺,只要相信上帝,死后就可以复生,而且犯过错误的人允许悔改,这种世俗化的许诺让人类的生命变得有意义,而不是任由瘟疫摆弄的动物,让处于绝望之中的人们看到了希望,所以相信基督教的人越来越多。而且基督教徒积极扶助病人、埋葬死者,并为死者作最后的祷告,给死人以安息,给活人以安慰,于是归信者日众,无助的穷人对基督教产生了狂热的崇拜。基督教就此在西方站稳了脚跟。

        不过,瘟疫并没有随着基督教的兴起而消退。传染病的阴影始终笼罩在亚欧大陆上空。“五胡乱华”之后,不只是中国,欧洲也陷入了混乱,当时东罗马帝国正在从非洲进口象牙,顺便带回了鼠疫。在此后的100多年间,鼠疫在欧洲爆发了十几次,东罗马帝国在鼠疫的袭击下人财两空,根本无力对抗北方游牧民族和波斯军队的攻击。波斯在攻击罗马的同时,也带回了鼠疫,随后波斯也遭到了鼠疫的沉重打击,波斯帝国就此陷入混乱,伊斯兰教顺势崛起。

        数百年后,蒙古军队包围黑海港口克法城时,用投石机把患鼠疫死亡的死尸射入城内,城里的病人在短时间内爆发高热、咳血、身体呈黑紫色,形状十分可怖,被当地人称为黑死病,这个名称一直沿用至今。

        欧洲黑死病的阴影从此再也没有消散,有人从城里逃往西西里,黑死病也跟着传播了出去。当时恰逢欧洲进入小冰河期,气候恶化,阴雨连绵,谷物坏死,农业歉收,英法战争早已让人民身心疲惫,苦不堪言,从而成为黑死病的温床。特别是英格兰,终年温和潮湿,易于病菌繁殖。加上当时的城市缺少环保意识、没有完善的排污系统、生活垃圾随意堆放、环境污染随处可见,而且中世纪住房主要是木质结构,适合老鼠在其中繁衍生殖,鼠疫得到了快速传播。同一条街或同一个村庄,若有一人染病,其他人便在劫难逃。欧洲有一半人因此而死亡。

        事实上,有学者认为,正是在黑死病的推动下,西方才出现了文艺复兴,大大开拓了人们的文化视野,同时也开启了人们的科学思维。当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与自然神学结合之后,现代科学已经呼之欲出了。在所有这些历史进程之中,都隐隐可见病原菌的巨大影响。

        辛瑟尔正处于现代科学发展方兴未艾的伟大时代,人们迫切需要理解宇宙、生命、人类以及人类社会运作的一般规律。辛瑟尔深受这种思潮的影响,他在微生物研究工作的基础上,把视线也投向了更为广阔的人文领域,开始有意识地探索微生物与人类文明的命运之间的联系,正是在这个宏大主题的推动下,才有了这本书,并立即对读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辛瑟尔在书中不但展示了科学家的严谨,而且表现出了文学家的想象力。他文笔流畅,而且充满了独具魅力的幽默感。书中既有对科学成果的介绍,也有对历史进程的思考,饱含着浓浓的悲悯情怀。

        (作者为安徽科技学院生命与健康科学学院生物科学系副教授)

  • 人文社科精品书榜

        中国经济发展的世界意义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从“一穷二白”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创造了令世界瞩目的“中国奇迹”。中国的发展不仅造福了本国人民,也产生了深远的世界意义。蔡昉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经济发展的世界意义》,尝试把中华人民共和国70年的经济发展,特别是40余年的改革开放发展放在中国历史的纵向维度和世界经济的横向维度中进行考察,揭示改革开放发展的关键时刻、关键环节,分析影响人们对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进行理解的关键问题,并揭示中国经济发展的特色和一般意义。(王鹏)  

        一位被严重低估了的社会学家

        李景汉先生是一位在中国社会学历史上被很多人严重低估了的社会学家,他有着明确的方法论自觉意识,有着深刻的理论洞见,在深入调查基础上提出了大量具有原创性的学术观点,有力地支撑了当时的乡村建设实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李景汉文集》,为李景汉先生多年从事社会调查及相关研究所出版作品的文集,以“北京社会调查”“定县社会调查”“社会调查总结”等主题为线索,以时间为轴进行梳理,共六卷。(黄蓉)  

        地球上最伟大的变革

        中国的变化引起了世界上原创观点之间的重要辩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巨变:地球上最伟大的变革》,是英国资深中国问题观察家休·佩曼深刻剖析新中国70年巨变的力作。该书认为,现在是时候“看中国”了,中国在应对和管理变革方面提供了新的路径,这是中国成功进行经济与社会转型的关键所在。该书在探讨中国变革时,从哲学、历史、经济、商业、政治、前景和影响等维度提供了理解中国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新视角,实现了历史的深度、哲学的高度和现实的温度的有机结合,使人们对中国变革的理解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琳菲)  

        再现鲜活的“解放故事”

        陈虎著、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的《一九四九:解放的故事》,以日记体的形式,讲述了1949年有关解放战争和新中国成立的故事。这些故事来源丰富,既有当年的国内外报刊,如《中央日报》《大公报》《申报》等;又有各种私人日记,如解放军将领的日记、蒋介石父子的日记、外国驻京学者的日记;还有各种解放战争史料和老一辈革命家年谱。通过这些鲜活的历史素材,本书再现了1949年这个开辟新纪元的历史年份里发生的伟大历史变革,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碎旧世界建立新中国的非凡气概。(刘可)  

        中国学者独立诠释“英帝国史”

        鉴于国内学界对英帝国研究的相对滞后和满足新时期国人了解世界的迫切需求,钱乘旦教授带领多位学者开启了这项艰苦研究工作,积20年之功精心编著的《英帝国史》(八卷)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本书从启动、形成、发展、转型、巅峰、危机、衰落、终结等八个方面,对英帝国历史做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创建了中国学者自己的诠释体系和研究模式,提出了不同于西方主流观点的研究框架,深刻分析了英帝国几百年中经历的多次变异,揭示了各阶段的本质特征和内在逻辑。(钟蔓)  

        一部大型抗日战争通史著作

        步平、王建朗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抗日战争史》(全八卷),是一部大型抗日战争通史著作,全面展示了抗日战争的全过程。全书分为8个专题,即局部抗战、战时军事、战时政治、战时军队、战时外交、战时经济与社会、伪政权与沦陷区以及战后处置与战争遗留问题。与以往的研究相比,本书从中华民族的角度考察抗日战争,强调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枢纽”;突破了以往在研究过程中将抗日战争历史作为单纯的战争历史来研究的局限,从而使读者对抗战有更全面的了解、更深入的认识和更准确的把握。 (许灵)  

        本版供图 季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