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时新闻

  • 唐朝都城长安社会流动管理特征

        杜文玉

        有唐一代,在社会治安的管理方面积累了十分丰富的经验,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管理制度,取得了良好的治理效果。长安是唐朝最大的都市,流动人口多,情况复杂,社会治理难度很大,其举措最能反映唐朝在社会治安管理方面的特点。

        长安城人员复杂,维护治安难度较大

        长安城内的人员构成十分复杂,影响社会治安的因素同样也比较复杂,其程度大大地超过了唐代其他城市。

        官僚贵族子弟及其奴仆是最难整治的群体。比如鄎国公主的儿子薛谂及其党徒李谈、崔洽、石如山等,公然抢夺他人财物,动辄杀人。唐代宗时的宰相元载,其诸子游手好闲,聚敛钱财,争蓄妓妾,收罗了一大帮轻浮闲散人员,为非作歹,被京师之人称为“牟贼”。类似这样的情况,在长安大量存在。此类人员追逐时尚,斗鸡、炫富、掠财、宿娼、寻仇,往往结伴滋事。其中不少人因父祖余荫,还有卫官身份,因此他们是相关部门最为头痛、最难整治的一个群体。

        胡族商人与外国使者也是影响社会治安的一大隐患人群。一般来说,这两类人员还是比较守法的,但是在一些特殊情况下,会成为社会治安的隐患。安史之乱后,由于回纥曾出兵协助唐军平叛,自恃有功,在长安横行霸道,甚至公然杀人。他们“殖赀产,开第舍、市肆,美利皆归之,日纵贪横,吏不敢问。或衣华服,诱取妻妾”。胡族商人由于资本雄厚,不少禁军将领向其借贷以贿赂宦官,求取节帅之职,遂使得他们又与军队势力结合在一起,更加有恃无恐。

        自唐朝中期以来,宦官专权局面越来越严重,他们不仅与南衙朝官争夺权利,而且也危害到长安的社会治安。比如唐德宗时期出现的宫市,执行的宦官不付钱或者以极少费用强取货物的现象比比皆是,引起百姓的不满。唐后期的神策军是中央政府唯一依靠的军事力量,由宦官统率,待遇优厚,故骄纵异常。其将士横行街市,欺压百姓,甚至借钱不还,地方官不敢过问,也激起了极大的民愤。

        此外,还有一些社会流动人员,如进城务工的农民,流浪的艺人,退伍或退职的军人及其家属,乞丐群体,职业化的妓女,从事服务业的各类人员,辞退的胥吏、杂任、杂职掌等人员,进京告状的外地人员等。这些人当生活无着落时,也会危害坊市,成为社会不稳定的因素。

        负责社会治安机构较多,但职能各异,分工不同

        唐长安城负责治安的机构主要包括京兆府、长安县与万年县、左右金吾卫、御史台等,部门虽多,但职能各异,分工不同。其中京兆府为长安最高行政机构,以尹、少尹为正副长官,负责整个京畿地区行政管理与社会治安。由于京师人员构成复杂——王孙公主、权贵豪强、宦官禁军、恶少宿奸,所谓“俗具五方,人物混淆,华戎杂错”,所以自古以来号为难治。长安与万年县均为京县,县署就设在城内,两县以朱雀大街为界,东为万年,西为长安所管,分别负责各自管区的行政与治安事务,《唐六典》卷30在记载京县令的职责时说,“养鳏寡,恤孤穷,审察冤屈躬亲狱讼,务知百姓之疾苦”。具体负责社会治安的官员是县尉,京县设置6名,史书往往将其称之为捕盗吏。

        左右金吾卫置有大将军、将军等职,《旧唐书·职官志》述其职能是:“掌宫中及京城昼夜巡警之法,以执御非违。”具体执行巡警任务的是其下属的中郎将府,《唐六典》卷25说:“中郎将掌领府属,以督京城内左、右六街昼夜巡警之事。”后又专门设置了左、右街使之职,仍隶属于金吾卫,或以金吾将军充任,或以他官充任,掌“分察六街徼巡”。唐长安实行坊市制度,全城共划分为109个坊、两个市,坊市四围皆有墙,四面开门,暮闭而晨启。唐初坊门关闭时,由骑卒沿街传呼,后改为日暮击鼓800而门闭,五更二点时击鼓3000而坊门开启。在左、右六街皆置有鼓,鼓声先从皇城开始,六街之鼓依次而击,达到规定的次数后停止。唐朝在长安的坊角、城门设置了武候铺,各辖有数量不等的军士,分别是大城门百人,小城门20人,大铺30人,小铺5人。夜间实行宵禁时,街使率领骑士沿街巡行,并且有武士暗探分布各处。一旦发生治安事件,则由武候铺负责抓捕,大事则由街使负责上奏。

        御史台本来是国家最高监察机构,由于御史台承担着受理天下冤状与案覆囚犯的任务,因此难免要与赴京上访民众打交道。此外,其还负有分知京师左、右巡的任务,即把京城划分成不同的区域,由左巡使巡察城内,右巡使巡察城外,每月交换一次,任务是查处各自巡区内的不法之事。月底则巡视大理寺、刑部、东西徒坊、金吾狱、县狱等部门。

        左、右街使与左、右巡使是有分工的,前者主要负责街衢,后者负责坊内。在长安的东、西市也置铺,驻有军士负责维持治安,至于交易事务则由市署负责。此外,在坊内发生的一般治安事务或纠纷,情节较轻的,由坊正负责调节处理,不一定惊动府县官员。坊正掌管坊门管钥,负有督察奸非的责任。

        多种举措维护长安治安

        有唐一代维护长安社会治安的难度很大,其中最难整治的是上面所说的前三类人员,因为他们都具有很深的社会背景,有着强大的保护伞,仅仅依靠相关部门是不行的,往往需要皇帝下决心整治。对于宦官与禁军的扰民行为,虽有一些强硬的官员予以打击,但由于皇帝的偏袒,并不能得到彻底解决。唐顺宗即位后,宣布罢去宫市,这一问题就彻底解决了。关于回纥使者横行狂暴的问题,由于皇帝一味姑息,一直没有很好的解决。公元840年,黠戛斯击溃了回鹘(回纥),随着其势力的衰落,这一问题自然也就不存在了。总之,对于作为国都的长安来说,由于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比较复杂,仅靠地方官府和一些相关部门是无法彻底整顿的,在这种情况下,最高层的整治决心往往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相关制度的健全是维持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关于长安的坊市及其宵禁制度前面已有所论及,坊市门关闭后,有擅自翻越门墙者,按照唐律的规定要给以杖七十的处罚。如果不按时开闭坊市之门,则以越墙之罪论处。在坊内实行5家联保制度,相互监督,“以搜奸慝”。城内士庶之家不许藏匿器械。夜晚负责巡警的军士皆持有兵器,凡宵禁开始后仍然行走的人员,皆视为犯夜,要受到法律的惩罚。特殊情况可以例外,比如上元节可允许狂欢三夜,还有就是奔丧或寻医求药,紧急公务和追捕人犯等,均不受禁夜制度的约束。

        对于长安城中黑社会性质的闲杂人员,唐朝政府大体上采取两种措施加以整治和消解。一种是针对其中的犯罪分子,采用镇压的手段。史籍中记载了不少这样的京兆尹,如杜中立、薛元赏、窦潏、刘栖楚、杨虞卿、柳公绰等,他们采取的手段大都是“棰杀”“杖杀”,目的就在于震慑这些恶少,所谓“辄杀尤者以怖其余”,即诛杀首恶,以儆效尤。但也有一次杀数千、数百人的情况,如黄巢进攻长安时,京中闲人恶少乘机剽掠坊市,将军高仁厚关闭坊门,一次诛杀了数千人。这是在特殊情况下所采取的特殊行动,并非通常做法。《唐律疏议》卷27规定:“诸在市及人众中,故相惊动,令扰乱者,杖八十;以故杀伤人者,减故杀伤一等;因失财物者,坐赃论。其误惊杀伤人者,从过失法。”说明制定于唐前期的这部唐律已经不适应变化了的社会情况。唐后期颁布了不少编敕,其具有优先于唐律的法律意义,就是针对变化了的社会情况而制定的。

        另一种措施就是采取将这些社会闲杂人员收编入军的办法加以化解。这样做既解决了此类人员的生活之虞,也满足了有人想建功立业的愿望,在神策军中此类人员尤多。公元763年,吐蕃攻入长安,郭子仪部将王甫“聚京城恶少齐击街鼓于朱雀街”,吐蕃人不知唐军虚实,仓皇退出长安。这些人后来都被收编入军中。不过在唐代挂名军籍的人不少,到了宋代遂大规模地收编入军了。

        唐初建立了严格的户籍制度,随着土地兼并的日益严重,到武则天时期已经出现了严重的逃户问题,其中不少农民流落入城市,流入京城的更多,构成了一个社会问题。对于逃户最初是严厉查禁,但却屡禁不绝,于是改为一种比较宽松的政策,尤其两税法实施后,“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即允许流入城市的农民落户,有利于其在当地从业。故调整政策、改革制度,无疑是从根本上解决社会问题的一大良策。

        唐朝在城市社会治安方面的这些举措并非十全十美,尽管如此,其历史借鉴意义是明显的。

        (作者为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 传统家训立德树人方法

        安丽梅

        我国从先秦时期开始逐渐形成了重视家庭、重视家教、重视家风的家训传统,形成了源远流长的家训文化。在长期的教化实践基础上,传统家训注重运用日复一日的日常训诫、身教示范、奖惩激励、家风熏陶、家训制订等方法,有效促进了古代核心价值观的传播。

        循理化之、积诚感之的日常训诫法

        重视在衣食住行、冠婚丧祭等各种家庭生活中强化对子孙的德育训导与告诫,是传统家训教化活动的一大特色,也是最为普遍的方法。在严慈相济基本原则下,传统家训主张通过“循理以化之,积诚以感之”的说理方法训示教诫子孙。一方面,注重采用生动化的说理方法训示教诫家人族众。传统家训往往以“远采古圣,近揆行事”为基本说理原则,循序渐进阐明义理。依据说理论据的不同,可大体将传统家训说理方法分为三种。一是采纳古代圣贤嘉言懿行以勉励家人族众的以古论今法。尧舜禹汤、文武周孔是古人推崇的圣贤代表。二是借鉴当时典型人物和事例以训诫家人族众的以今论今法。三是运用日常事例向教化对象阐述人生哲理的以小见大法。

        以身作则、率先垂范的身教示范法

        家长与家庭成员之间的血缘关系决定了家庭成员之间人际关系、利益关系的紧密性,而家人之间朝夕相处、同居一室的家庭生活则使家人之间的相互影响高度相关,这就使得言传身教的教育方法尤为有效可行。一方面,在言传与身教的问题上,传统家训在肯定言教的作用的同时,更加突出身教的重要性,“凡人有训人治人之职者,必身先之可也”。另一方面,传统家训主张教化主体以身作则,以自身的实际行动教化家人,正所谓“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家训教化主体作为“一家之长”需要提高自身的素质、加强自身修养才能治理好家庭家族,“一家之中,要看得尊长尊,则家治。若看得尊长不尊,如何齐得它!要在尊长自修”。家训主体以身作则的一般性特征具体表现为仁爱严明、谨守礼法、言行一致。家长的以身作则首要体现为具有仁者爱人的品质和严明教子的特征。其次,家长需率先垂范,自身首先做到谨守礼法。司马光强调“凡为家长,必谨守礼法”,惟此方能总治好一家大小之务。家长谨守礼法表现为自觉主动遵守儒家伦理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并在言行上率先践行,还需公正无私,遇事秉公持正、爱憎不偏。

        奖以劝善,罚以惩恶的奖惩激励法

        传统家训在家庭治理中主张以奖惩激励法引导家人族众向善向上、知非改过。一方面,注重采用奖以劝善的正面激励法。奖励是家长为家人族众树立正面榜样,激发他们向上向善的意愿,勉励他们见贤思齐。概括说来,传统家训奖善以劝善的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在践行孝悌忠信等儒家伦理道德方面。二是嘉奖杰出妇女方面。三是在读书仕进方面。家族多会资助本族贫寒子弟解决读书费用问题,若通过科举考试考中秀才、举人、进士,入朝为官,家族会有不同程度的奖励。四是有功于家族者。对于修建祠堂、建立义学、拓广义田等有贡献者,皆进行奖赏。此外,恪尽职守完成家族任务等行为也会受到相应的奖励。在奖励方式方面,可大体分为两类,一是精神性奖励,一是物质性奖励。精神性奖励包括家长族长的口头表扬、书面表扬,给家族杰出人物优待礼遇,撰写传记或个人优秀事迹载入谱牒、刻石刻碑,上请官府进行表彰等。口头表扬是给予族内人员精神性鼓励最为普遍的形式,书面表扬则较为正式,一些家族专门制定《劝惩簿》,造“劝惩牌”,将族人的善言善行记入《功簿》和“劝牌”,昭示族众,给予族众孝子贤孙、杰出人才等以一定的优待礼遇。物质性奖励包括奖钱、奖物等。另一方面,注重采用惩以罚恶的负面激励法。对违反家法族规或者违反社会行为规范的家庭家族成员予以一定形式的惩罚,是家训教化的又一有效方法,与奖以劝善的方法相辅相成。

        父祖提倡、子孙践行的家风熏陶法

        家风是在父祖倡导与践行、子孙传承与发扬的基础上形成的以伦理道德教化为主要内容,用以涵养个体品德、规范个体行为的一个家庭中的传统风尚。传统家训重视建设和传承各色优良家风,主张在无形的熏陶感染中开展家庭教化。第一,孝友家风。孝友家风注重培养子弟孝顺父母、尊敬长辈、友爱兄弟的德性,使其在日常生活中尊老爱幼、为人友善。第二,忠信家风。忠信家风重视子弟精忠报国、与人为善品德的培养,使其在社会生活中忠贞报国、处世忠厚。第三,勤俭家风。勤奋家风勉励子弟勤于学业、勤于耕作、勤于经商等,以此立身丰家。第四,耕读家风。耕读家风又称农士家风,教诫子弟饱读诗书时也知稼穑之事,手秉耒耜时亦知诗书之义,从而使其在读书耕作的过程中强身健体、涵养德性、增长知识。第五,清白家风。重视家声,不为子孙留过多田畴邸肆、粟麦金帛是传统清白家风的首要内涵;严以修身、不为自己谋私利,严以治家、不为家人谋私利则是传统清白家风的重要内涵。

        撰写修订、刊刻重刻的文本制订法

        为“提撕子孙,整齐门内”,传统家训制订主体往往根据社会主流规范、祖上遗训、自身经验专门撰写、修订、重刊家训,利用家训文本教诫子孙,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第一,撰写家范是传统家训制订主体阐释自己的教育理念以训诫子孙的教化活动,在规训程度上有言行劝导、规制、禁止三个程度的区别。依据社会主流规范、古代嘉言懿行、祖上遗训以及个人经验,将对家人的训诫撰写成多种体裁的家训文本以训诫家人族众,是家训活动行之有效的教化方式。第二,修订家范是传统家训制订主体对家训文本的拾遗补缺和与时俱进的重新解读,是一次意义深远的家庭教育活动,是对家训活动的推崇和强化。第三,重刊家范,即重刊本族家范、其他家族优秀家范、历史上的优秀家范,这是广泛性的社会教育活动,从而促进了古代主流规范的民间化。苏轼曾说“药虽进于医手,方多传于古人”。若已经效于人间,不必皆从于己出,清代黄书琳在重刊《颜氏家训》序中进一步引申了苏轼的观点,认为“父兄之教子弟,亦犹是也,以古人之训其家者,各训乃家,不更事逸而功倍乎”。这也就是不断重刊本族家训、其他家族优秀家训、历史优秀家训的重要原因。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阅读延伸

        古代家训之“最”

        ●最早的一部家训是周公的《诫伯禽书》。周公对儿子的谆谆教诲,可谓用心良苦。伯禽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没过几年就把鲁国治理成民风纯朴、务本重农、崇教敬学的礼仪之邦。有道是“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最著名的家训名言是诸葛亮写给儿子诸葛瞻的《诫子书》里的一句话:“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

        ●最完整的家训是南北朝颜之推的《颜氏家训》,以传统儒家思想教育子弟,讲如何修身、治家、处世、为学等,其中不少见解至今仍有借鉴意义。

        ●最大公无私的家训是包拯晚年为子孙后代制定的家训:“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包拯的这则家训足为世人风范。(简言)  

  • 孟子与廉政建设

        陈来

        怎样从孟子思想出发谈廉政建设?在我看来,孟子思想是从完整人格的追求来切入的,虽然孟子直接讲到廉政的并不多,但是他的大部分思想都与廉政教育有关。其中最重要的是孟子对理想人格的推崇、倡导。

        “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恒心就是指稳定的价值观体系,有没有稳定的价值观是“士”与庶民的不同。庶民无恒产则无恒心,所以一定要为老百姓置民之产,让其有稳定的产业和生计,才能使他们有稳定的价值观。所以庶民的首要问题不是思想教育问题,而是保证其产业和生活温饱,使其道德观念有物质和生活的基础。士的恒心和价值观则不因产业有无而有无,不是直接依赖于生产生活质量,也不是直接依赖于环境变化。这样理解的“士”及其价值观特点,既描述了当时的社会现实,也寄托了孟子的理想。

        孟子又讲,“故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士”和其坚持的道义,在今天来讲,就是强调党员领导干部的基本觉悟。这是孟子对“士”的一般性强调。

        孟子还讲,“士何事?”士到底是干什么的,“穷”时无事做,“达”时事情做不过来,但孟子回答是“尚志”。何为“尚志”?《尽心上》有曰:“仁义而已矣”。“志”代表主观思想状态和动机。“尚志”就周易所说的“高尚其志”,追求心志高尚。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不断提升我们的思想境界,这就是尚志。“士”的特点不同于百姓,其恒心不依赖于产业和环境,而且是以尚志为目的,不断提高自己的思想境界。所以,我们今天讲孟子与党风廉政建设的关系,我觉得重要的一点就是把孟子关于对士的人格的尊崇和修养,转变为我们今天一种自觉的政德和修养。

        孟子除了讲“士”,还讲“君子”。“士”有时与“君子”相通,可以说,“君子”就是达到高度自觉的士。

        一般讲,党风廉政建设往往强调在一个基本的教育层次,就是让他不敢腐,要了解哪些是禁令,哪些是纪律不许可的东西。这个层次很重要,是基本的。但孟子更强调人的高度自觉,这个觉悟状态应该是党风廉政建设更加根本的保障。它不是讲几条禁令,而是综合的觉悟,综合的人生观,人格的提升。

        孟子讲君子,“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君子对仁义基本价值的践行,如同我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他不是把仁义看作外在的规范,一种律令、外在的要求,强迫自己去履行、贯彻和实行,而是把仁义看作是人类内在的本性。我做这件事不是被外界社会强迫去做,而是顺由我自己的本性,自主地去实践它,这种状态才是达到君子的水平。所以,孟子对廉政的解决,不是从一个个别的德行(比如说廉洁这么一个德行),而是从人格整体、士的整体要求、君子全德的方面,整体提升人的品格和觉悟,包含廉洁奉公和廉政建设。如果从党风廉政建设的角度说,孟子的特点不是从一件具体事或一个具体德行,像只讲廉洁主题,它是更注重通过整体思想觉悟的提高来解决。我个人体会,这是孟子思想对当前党风廉政建设的一个启发。

        孟子强调:“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达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三天下”和“三不能”,集中体现了士君子宏大和弘毅的境界,“三天下”可见其胸怀广阔,“三不能”可见其士君子所代表的凛然正气。

        孟子所讲的人格,不仅包含我们今天讲的强调自由独立的人格,而且还强调正大的人格、道义的精神,应该说这二者互为一种补充。仅仅讲自由独立的人格,虽然也是很珍贵的,但那还是不够的;同时我们还要有“三天下”、“三不能”、正大的心胸和道义的力量,这是孟子思想的特点。有了这样的心胸,士君子才能有浩然之气。这样的人所体验到的身心精神状态是一种至大至刚的气,能够塞于天地,也就是文天祥所讲的“天地有正气,于人曰浩然。”正气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社会正能量,所以,孟子思想里充满了道德正气,有满满的正能量,这一点永远富有时代意义。

        文天祥说“士气所磅礴,凛然万古存”,孟子思想里凛然大义的心胸和人格,应该说是孟子对儒家价值观人格精神表达的重要贡献。

        (作者为清华大学国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