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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之治”新方向

        王义桅 张鹏飞

        核心观点

        ●当前,世界进入到一个“穷”的阶段:传统的治理方式穷尽了,路径依赖不可持续。在这个时候,中国治理的成功显得愈发可贵。

        ●“中国之治”不仅是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重大命题的回答,更使得中国有更大力量为全球治理作出贡献,照亮了国家治理新的方向。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之治”在二十一世纪正散发着耀眼的光芒。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向世界宣示了“中国之治”的成就与担当。进一步理解“中国之治”的内涵、特点及其发展路径,对于探索世界发展的新模式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之治”的内涵

        “中国之治”可以从四个方面去理解:

        “中国之治”根源于政党之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担当是“中国之治”的最基本保证。一方面,作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领导核心,没有成功的党的建设,也不可能有成功的国家建设,所谓“中国速度”其动力就在于党的引领。我们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增强忧患意识,不断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从而保证党始终带领全国人民走在复兴之路上。可以说,党的自我建设与中国的治理成功密切相关。

        “中国之治”体现在大国之治。《决定》提到,中国的制度和治理体系,是“推动拥有近十四亿人口大国进步和发展”的制度和治理体系。“中国之治”正是实现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中国作为一个世界性大国的腾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实现良好的治理,就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正确性的最佳证明。

        “中国之治”本质是人民之治。“中国之治”的一大优势是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发展人民民主,密切联系群众,紧紧依靠人民推动国家发展。一方面,“中国之治”是以人为本的治理,目的就是为了人民的幸福与利益。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我们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另一方面,人民是“中国之治”的参与者、贡献者,“中国之治”在于使各方面制度和国家治理更好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可以说,“中国之治”是“来自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的治理。

        “中国之治”承载着文明之治。“中国之治”不仅是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更意味着对一个文明的治理。“中国之治”实际上承载着一个古老文明的现代化命题,这是中华民族的一次革命性飞跃,这种革新精神正是中华民族延绵数千年的秘密所在。中国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是中国的第五个“现代化”,吹响了“源于中国而属于世界”的当代政治文明话语体系建设的号角。中国的治理模式激励着广大发展中国家探索自己的治理模式,也启迪西方社会走出治理困境,为人类文明演进贡献中国智慧。

        “中国之治”的特色:三个统一

        中国文化是“和合文化”,讲求在不同的概念之中寻找中庸之道,这超越了西方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成为“中国之治”成功的关键,也是其不同于西方治理模式的特色所在。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创新性与制度化的统一。传统观点认为,创新与制度化是对立的。因为创新要求变革,而制度化在于固定。现实中,西方智识上的僵化正是导致其政治衰败的一个根源:自以为自身制度设计天衣无缝,墨守成规,不能适应国家、世界出现的新变化,最终导致其治理模式失灵。中国一直根据内外部环境变化,不断深化改革,创新治理模式。《决定》指出,“中国之治”依靠的制度是在不断探索实践,不断改革创新中建立和完善的。一方面,我国在探索中以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根据中国国情,创造性地建立并完善了中国特色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提出“一国两制”伟大构想,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另一方面,中国治理的制度化水平不断提高。经过实践探索,中国形成并完善了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法律体系,并不断完善各方面的制度建设。同时,中国共产党也一直注重提升自身制度化水平。党自身建设的制度化与国家治理的制度化两者在协调并进中逐渐完善。

        全局性与灵活性的统一。治理中国这样一个广阔、多元大国,全局与局部的协调至关重要。必须将宏观规划与微观政策结合起来,既要总揽全局,又要激发各层面活力。在一些名义上的分权国家,这反而很难实现。例如,美国政策的特点就在于提出一套事无巨细的法案,然后要求全国一致地执行,例如医保法案。这种模式的结果就是政策解释权被法律精英垄断,也使得许多地方不得不削足适履,政策难以实现初衷。而在中国,“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通过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确保全国向着一个目标走,从而可以在稳定的基础上,高效地协调动员各方面力量。在此前提下,中国的治理模式调动了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引导社会市场参与治理,在基层社区和行政村实行基层自治,激发了治理的活力与各方面的积极性,使国家治理在顾全大局的基础上保持灵活性。

        特色性与普适性的统一。《决定》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植根中国大地、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拥护的制度和治理体系。“中国之治”依托的是对普遍规律的认识,也是对中国特殊国情的把握。从实践来看,它是中国特色的;从路径来看,它是普适的。“中国之治”是基于国家建设的普遍逻辑,依据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有序进行的。中国的治理中注重国家能力提升、有坚强核心领导、注重中央与地方的协调等诸多经验,都是能适用于世界不同地区的。“中国之治”更是立足中国国情讲治理的结果。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依据国内现状,建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既确保了民主,团结了各方面力量,又根据基层的现实和传统的治理方式,建立了基层群众自治制度。这一切制度创新都来源于对中国历史现实的准确把握,正是这种符合国情的治理路径创造了“中国之治”的奇迹。

        “中国之治”的发展路径:中国历史与世界未来

        党的十九大报告向全世界宣示:“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彰显的,正是中国共产党的世界初心和天下担当。“中国之治”不仅要解决自己的问题,更应该为推动全球治理的改革,为世界各国的治理提供新的路径与启发。

        “中国之治”是大历史的有机统一。“中国之治”首先是立足于改革开放前三十年与后四十年的有机统一。在旧中国社会一盘散沙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成功建立了强有力的国家机器,树立了有强大凝聚力、号召力的政治权威,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以及完整的工业体系,提高了医疗与教育水平,而这些正是改革开放四十年发展的基础。改革开放后,中国进行经济政治体制改革,激发市场与社会的活力,协调各方面力量,推动现代化建设。进入新时代,中国在加强党的统一领导的同时,提出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推动了国家治理理念与实践的进一步提升。

        “中国之治”更是五千年历史的有机统一。中国早在汉朝就建立了强大的国家,是世界政治史上的先驱。“中国之治”重要的创新来源,便是中国历史传统智慧。儒家传统深深根植在中国政治与中国人思想深处,其以德治国、以民为本、小康社会等思想不断为中国的治理提供启发。“中国之治”是中国本土治理能力的一次复兴,而非简单的对西方治理模式的引入与内化。“中国之治”实现的,是“传统中国”到“现代中国”的转型,打通了“现代中国”到“全球中国”的可能。

        中国之治要引领“世界之治”。有学者提出“孔子改进”,即在自我利益提升的同时提高他人所得,正所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认为中国的政治思维根本不同于西方的“个人-共同体-国家”模式,中国的政治起点是天下,是一种“天下-国-家”的没有外部性的秩序。“中国之治”就是在实现“孔子改进”,在发展自身的同时,“改变自己,影响世界”。如今,中国通过推动建设“一带一路”、亚投行等方式,为世界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为世界的发展赋能。“中国之治”以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的双重合法性超越西方单一的“自由民主”合法性,以“国内治理、地区治理、全球治理”三位一体治理观超越国内国际二分法式治理观,为世界各国探索新的治理路径,为“世界之治”的实现贡献中国智慧和方案。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当前,世界进入到一个“穷”的阶段:传统的治理方式穷尽了,路径依赖不可持续。在这个时候,中国治理的成功显得愈发可贵。正如《决定》中所指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经过长期实践检验,来之不易,必须倍加珍惜。”“中国之治”不仅是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重大命题的回答,更使得中国有更大力量为全球治理作出贡献,照亮了国家治理新的方向。

        (作者分别为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2019级硕士研究生)

  • 经济有周期,更有机遇

        姚洋

        很多人都非常关心当前的经济形势,不少企业家认为今年可能是未来十年里最好的一年。这样的看法未免过于悲观,虽然这两年(2018年、2019年)确实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形势比较严峻的两年,但我认为,未来一定会比现在要好。简单回顾一下中国经济在过去十年走过的结构调整之路,就不难作出这个判断。

        为什么从2018年起有些人又感觉经济形势紧张

        2010年之前,中国的经济增长由三驾马车推动:出口、房地产和其它。现在出口已经不再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房地产投资也降下来了。

        从2012年开始,我们进入经济结构调整期,之后总结为“供给侧结构改革”。所谓的供给侧结构改革,就是“三去一降一补”。在“三去”里面,我认为去库存、去产能做得不错。虽然也有一些问题,但总体而言,煤炭、钢铁等产能过剩行业是去得相当成功的;去库存也做得比较好,特别是到2016年,房地产的库存基本去掉。剩下的就是去杠杆,在2016年之前,去杠杆做得比较少,这为去年以来的去杠杆埋下了伏笔。降成本方面做得不错,连续几年一直在降税降费,特别是今年增值税、个人所得税有很大的下调,有人测算总体能降2万亿元的税负。补短板需要长期下功夫,不能一蹴而就,中央政府为此做了很多事情,包括“放管服”改革,都是在补短板。

        事实上,中国经济从2010年开始出现增速下降,但政府在2016年采取了刺激措施,非常见效。2016年中国经济有所好转,2017年经济表现非常好。很多企业家对此有实际感受。但为什么从2018年起有些人又感觉经济形势非常紧张,2019年好像更严峻?这值得思考。

        有人将其归因于中美贸易战,我的观点是这方面的影响确实有,但比较小。虽然中国对美国出口下降了10%,但对欧盟出口增长了10%以上,对东盟出口也增长17%-18%。总体而言,以人民币计算,2019年前三季度出口增长5%多一点,全年算下来有3%-4%。2019年全世界的贸易增长率估计在2%-3%,中国能保持3%-4%的增长率已经相当不错。当然,如果以美元计价,这个增长率会略低一点,但仍然没有负增长。所以,如果把中国的经济下行归因于中美贸易战,在数据上无法解释。

        还有一种说法:中国的经济结构改革还不彻底,结构调整还没到位。我认为这种说法也有点片面。中国从2012年开始调整经济结构,到2016年产业调整已经基本到位,该去的产能、该淘汰的企业在那一阶段见到成效。比如房地产行业,中小型房地产企业大量关门,剩下的都是大企业。所以也不宜把中国经济形势紧张归因于结构调整不到位。

        究竟是什么原因?我的看法就是去杠杆太猛、太快、太严厉。去杠杆的初衷和方向正确,目标也正确:一是控制风险,二是打击金融诈骗、金融犯罪。虽然去杠杆方向正确,但做得太快、太猛,导致金融机构没有任何调整的时间。尽管监管部门给了三年时间,但政府只要一声令下,没有人再敢做此类业务,至少此类新业务无人再敢接。这样一来,就产生了两个后果。

        一是切断了银行资金流向实体经济的通道。无论怎么说,银行业务都倾向于保守,在全球都是如此。银行不优先给中小企业贷款,背后的原因就是中小企业的平均寿命只有三到五年,风险极大。银行给中小企业贷款,不仅风险很高,而且分摊下来的运营成本也很高。中国的资金主要还集中在银行体系中,尽管之前的影子银行业务存在问题,但不能一棍子打死,因为它们至少在银行和实体经济之间架起了桥梁。如果一下子断桥,银行的钱没法再流到实体经济。

        二是金融机构失去了组合风险的能力。尽管资金池有问题,但也不能不让这些金融机构一点风险组合的能力都没有。目前看到的结果是,整个经济体系的流动性紧张,但这并不是因为金融系统没有钱。特别是今年以来,财政和央行都花了很大力气,可是成效不快也不大,不如2016年立竿见影。

        我们已经看到,去杠杆受到影响最大的是民营企业,因为民营企业大多数都是中小企业。2018年A股市场指数整体下降30%,但很多民营企业的股价下降达到70%,不少企业家被迫清仓,出让控股权。这对民营企业和企业家的信心打击很大。

        从长期来看,我对中国经济仍然有信心

        去杠杆虽然已经过去,但存在某些后遗症。中国经济连续下行两年,使很多人的投资信心不足,这会加剧经济下行。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应该加大反周期措施,但仅仅有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还不够。我建议,监管当局要重新考量资管新政。我不是说一定要把资管新政收回去,但是这项政策从2018年4月开始到现在,施行了约一年半时间,到了该总结和评估的时候。

        就改进的方向而言,我建议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建立一些正规的渠道,让银行资金流到直接融资机构去;二是允许市场机构进行项目风险组合。

        如果资管新政不做改变,在这种局面下,如何展望中国经济的未来?我个人认为,如果去杠杆政策不改变,恐怕去杠杆政策的后遗症至少还需要两三年时间消化。简单地说,一方面,银行成立了资管子公司;另一方面,老百姓也要改变自己的想法,不能想着买个理财产品会有人保本,而且银行已经不再直接销售理财产品,改由资管子公司做,这中间是有风险的。老百姓转变观念需要时间。另外,银行和实体经济之间少了一座桥梁,重建也需要时间。

        从长期来看,我对中国经济仍然有信心。有些人说中国经济各种不行、各种问题,我认为问题都是发展带来的,也是发展能解决的。我们可以放眼世界去观察。过去这些年,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和企业发展速度在全世界依然是快速的。2008年,中国只有35家企业进入世界500强,2019年已经达到119家,接近美国的水平。

        下一步中国经济是怎么个走势?中国经济总量已经全球第二,不可能总是在速度上领跑世界,应该明白中国经济的增速趋缓是必然的。未来5-10年,只要中国的政策不出现大的失误,保持4%-6%的经济增长速度没有问题。很多人可能觉得4%-6%的速度太低,但想一想中国GDP总量2019年就要超过13万亿美元,这么大的经济体量增长4%,增量就相当于一个中型国家一年的GDP。因此,要一直保持之前那么高的增长速度,不现实。

        做企业要看得长远,要相信经济周期,并积极为新的周期做好准备

        企业应该怎么办?我的看法是,在短期内现金为王,要保护好自己的现金流。如果现金流断了,就没法再谈宏伟的理想,就像A股市场上很多被收购的企业一样。没有现金流就只能等死,在经济下行期必须要有现金流。如果还有一些钱,或者能得到他人投资支持,那么现在是买资产的最好时机,因为现在很多人在急售资产,其中肯定会有好的资产。

        一家企业要想做得比别人好,自己一定得熨平经济周期。在大家都疯狂投资的时候,要HOLD住,不要盲目跟风。别人20%的投资增长,你可以慢一点,比如10%;在经济下行时,别人不得不卖资产时,你就可以买进资产,为下一波的经济周期做准备。中国的经济基本是5-7年一个周期,如果手里还有可以运转的资金,现在正是为下一波经济周期做准备的好时候。

        做企业一定要看得长远,不能只盯着当前,觉得今年的形势很紧张,就简单推定未来比现在会更坏。一定要相信经济周期,并积极为新的周期做好准备。

        (作者为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博雅特聘教授、长江学者)  

  • 如何全面建立资源高效利用制度

        问:《决定》强调,要“全面建立资源高效利用制度”,有何重要意义?

        答:这是一个关乎全局和长远的顶层制度设计。人类对资源的开发利用既要考虑服务于当代人过上幸福生活,也要为子孙后代留下生存根基。我国当前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归根结底是一个时期以来在快速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对资源过度开发、粗放使用、奢侈浪费造成的。改变传统的“大量生产、大量消耗、大量排放”的生产模式和消费模式,把经济活动、人的行为限制在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能够承受的限度内,使资源、生产、消费等要素相匹配相适应,用最少的资源环境代价取得最大的经济社会效益,形成与大量占有自然空间、显著消耗资源、严重恶化生态环境的传统发展方式明显不同的资源利用和生产生活方式,是我们党既对当代人负责、又对子孙后代负责的体现。

        问:全面建立资源高效利用制度,有哪些基本要求?

        答:全面建立资源高效利用制度,要求树立节约集约循环利用的资源观,紧紧抓住促进资源利用更加高效这个目标,推进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法治化、规范化、标准化、信息化,健全自然资源产权制度,明确各类自然资源产权主体权利。落实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全面建立覆盖各类全民所有自然资源的有偿出让制度,严禁无偿或低价出让。实行资源总量管理和全面节约制度,完善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土地节约集约利用制度,完善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建立能源消费总量管理和节约制度,建立天然林、草原、湿地保护制度,建立沙化土地封禁保护修复制度,健全海洋资源开发保护制度,健全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管理制度。

        全面建立资源高效利用制度,要求强化约束性指标管理,实行能源和水资源消耗、建设用地等总量和强度双控行动,建立目标责任制,合理分解落实。研究建立双控的市场化机制,建立预算管理制度、有偿使用和交易制度,更多用市场手段实现双控目标。按照污染者使用者付费、保护者节约者受益的原则,加快建立健全充分反映市场供求和资源稀缺程度、体现生态价值和环境损害成本的资源环境价格机制,促进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

        问:全面建立资源高效利用制度,还有哪些要求?

        答:还包括以下要求:全面建立资源高效利用制度,要求按照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降低资源消耗、减少环境污染的部署,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开展能源节约、资源循环利用、新能源开发、污染治理、生态修复等领域关键技术攻关。强化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充分发挥市场对绿色产业发展方向和技术路线选择的决定性作用。建立绿色循环低碳发展的产业结构和经济体系,采用先进实用节能低碳环保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大力发展节能环保产业。

        全面建立资源高效利用制度,要求完善资源循环利用制度,实行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推动生产者落实废弃产品回收处理等责任。完善再生资源回收体系,实行垃圾分类回收,加快建立有利于垃圾分类和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处理的激励约束机制。推进产业循环式组合,促进生产系统和生活系统的循环链接,构建覆盖全社会的资源循环利用体系。加大绿色金融支持,落实好促进节能减排相关税收优惠政策,加快建立用能权、排污权和碳排放权交易市场。

        全面建立资源高效利用制度,要求倡导合理消费,力戒奢侈浪费,制止奢靡之风,把住资源消耗的最终关口,在生产、流通、仓储、消费各环节落实全面节约。深入开展反过度包装、反食品浪费、反过度消费行动,推动形成勤俭节约的社会风尚。(钟兴)  

  • 村干部职业化利与弊

        贺雪峰

        村干部正规化和职业化的必然前提是不再能兼职家庭产业,村干部就必须要有比误工补贴高得多的工资收入。过去村干部不脱产,误工补贴多少不是问题,现在全脱产当村干部,工资高低就成为关键,太低就没有人来当村干部了。

        中部某省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规定村支书(一般兼村委会主任)工资与乡镇副职干部同等,大概每年村支书可以拿到3.5万元工资,比过去每年一万多元误工补贴高得多。不过,因为财政能力不足,该省只能提高村支书报酬,其他干部报酬没有提高。结果,在村支书没有提高报酬时,村干部报酬相差不大,村里工作是由村支书领着村干部完成的。现在村支书报酬比其他村干部加起来还多,村里工作往往成了村支书一个人干,其他村干部在一旁看。因此,各地顺理成章地采取两个办法:一是通过合村并组和干部相互兼职来减少村干部职数,二是逐步提高所有村干部的报酬而不是只提高村支书的报酬。

        一旦村干部不再是不脱产干部,不再只拿误工补贴,而成为正式的拿工资的干部时,村干部真正成了自上而下行政体系的一员,他们是上级政府在基层的代理人,上级政府通过村干部来面对每一户农民。上级政府给村干部发工资,必然要对村干部工作情况包括工作考勤和任务完成情况进行考评,并以此考评为基础进行奖惩。即使村干部为村民提供服务也是纳入上级考评范围内的。对村干部来讲,凡是上级考评的事项都是必须无条件完成的事项,凡是上级不考评的事项,就是不重要的。因此,在村级治理中,村干部一切围绕上级指挥棒来转,而上级指挥棒与农民实际需要可能不同频甚至有较大差异,村干部对农民实质性的需求有可能视而不见,却用很多形式主义去应对上级检查考评。

        (作者为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