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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李斯到底是儒家还是法家?

        张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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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始皇巡游南方时病死沙丘,秘不发丧。胡亥得赵高、李斯之助,矫诏即位,却登基不过三年便身死国亡。这段载于《史记》、流传千年的史实,近来竟因西汉竹书《赵正书》的出土而备受质疑。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辛德勇从解析《赵正书》的形制入手,通过对读《史记》与《赵正书》,一方面论证了《史记》等传世文献的信实性,另一方面则揭示了《赵正书》作为小说的性质,进而重新定义了汉代及其以前的“小说家”。与此同时,本书展现了以“焚书坑儒”而留下千古骂名的秦始皇,其重视儒生与儒学的一个侧面,梳理了这天下第一位皇帝的姓、氏与名,破解了决定秦朝命运的宦官赵高的身份之谜……在提出并解决了一系列常人习焉不察的“小问题”之后,秦王朝波澜壮阔又众说纷纭的兴亡大历史随之露出了真容。

        辛德勇教授的史学著作,将专业的历史研究与通俗的表达融为一体,扎实的考据蕴涵着深厚的学术底蕴。以他的新作《生死秦始皇》为例,无论是开篇关于古书书名、篇名的叙述,还是秦始皇采用李斯主张,禁止以古非今等内容,乃至关于秦始皇姓氏的考据,均颇为精彩,令读者受益匪浅。唯书中关于李斯是儒家的部分,虽所占篇幅很小,但这一判断似可斟酌。

        在先秦思想家中,孔子和孟子都主张“法先王”——孔子推崇的是西周的周公,他理想的制度是周代的制度;孟子继承了孔子思想,有非常理想主义的一面。

        但是,儒家思想到荀子那里就有了一个变化,荀子是“法后王”。在《生死秦始皇》一书中,北大历史系教授辛德勇认为,荀子生活的战国末期,孟子的学说已经完全不能适应列国诸侯实际的政治需求,被君主们认为迂阔难行。而战国诸侯对学者及其学说的需求,主要是在群雄纷争中强兵胜敌,这是帝王的根本欲求,就是所谓的“帝王之术”。

        孟子一味侈谈“唐、虞、三代之德”,生前处处碰壁。荀子想要实施儒家根本的社会理想,就必须做出适应社会的调整,因此提出“法后王”。辛德勇认为,“法后王”的实质,是直接面对各种具体的社会问题为当世的帝王提出施政和制度建设的理念。为这一目的,荀子就将孟子对人性的假设“性善说”变成了“性恶说”。既然人性本恶,那就必须用严格的法制来予以约束。因此,荀子强调礼、法并重。荀子虽入齐“三为祭酒”,适楚又一度出任“兰陵令”,但时间都不长,未能充分施展自己的政治理想,这与他学说还带有更多儒家成分有关。

        在辛德勇看来,荀子的学生李斯在秦国展开了这样的政治实践。其“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那一段话,正是荀子“法后王”思想的具体表述。而类似的话,此前在秦始皇二十八年“颂秦德、明得意”的琅邪台刻石铭文篇末从臣附记中已有清楚表述,即恣意贬抑“古之五帝三王,知教不同,法度不明……实不称名,故不久长”。

        昔宋人苏轼初怪李斯从学于荀子,却“大变古先圣王之法,于其师之道不啻若寇雠”,后来“观荀卿之书,然后知李斯之所以事秦者,皆岀于荀卿而不足怪也”。李斯在施政上所获取的比老师荀子更大的成功,就在于他更加突出法治,奖励耕战,而这正是当时列国君主所迫切需要的。与李斯一同受学于荀子的鲍丘子,德行虽高于李斯,却终生“伏隐于蒿庐之下,而不录于世”,所学所述不合时宜,应是导致其不遇人主赏识的主要原因。

        陈寅恪先生论李斯的学术与实践,尝有语云:“李斯受荀卿之学,佐成秦治,秦之法制实儒家一派学说之所附系。《中庸》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即太史公所谓‘至始皇乃能并冠带之伦’之‘伦’),为儒家理想之制度,而于秦始皇之身,而得以实现之也。”这是对李斯儒家身份的清楚认证。

        古今大师这些话,可都不是随便说的。看到这儿,大家就能明白了:李斯本是儒家的人,如果再借用一句元人马端临的话来讲,那就是“其初亦自儒者法门中来”。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李斯列传》中清楚评议说“斯知六蓺(艺)之归”,此又非儒家门生而何!

        以上就是辛德勇教授观点的提出和论证过程。他还引用了西汉前期人晁错的经历。《史记·袁盎晁错列传》中一系列记载,确切无疑地表明了晁错的儒者身份。可是,在《汉书·艺文志》诸子略的“法家”项下,我们却清楚看到著录有“《晁错》三十一篇”,即儒生写出了法家重要的著述。这愈加清晰地体现出儒家政治实际上很需要法理学或法治的学说,而法制与礼制正是儒家政治的两个不同侧面,需要相辅而行。

        但是,辛德勇教授的观点和论证(包括陈寅恪先生的观点),尚有几处似可商榷。

        首先,孔子、孟子的“法先王”与荀子的“法后王”有着本质的不同。“法先王”是效仿此前那些贤明的君王,它强调和张扬的是这些君王的美德和善政、善治。这既包括施政的政治原则和操守,也包括君主自身的修养和素质。“法先王”意味着主张当代的君主学习这些方面,因此这种道德说教不免迂阔和不切实际。但是,“法后王”则意味着无论这个君主多么暴虐和荒淫,谋臣都要为他提供富国强兵的策略和措施,助其取胜。李斯效力的秦始皇和秦二世都是暴君。因此,孔、孟的“法先王”是价值理性,而荀子、李斯的“法后王”则是工具理性。从短期效用来讲,荀子、李斯的做法更有效,但统一后的秦国实施的是暴政,与儒家的德治、仁政等理念根本对立。从价值追求来说,孔子、孟子所追求的德治、仁政等等无疑更为可贵。另外,陈胜、吴广起义之后,孔子的后代孔甲率领一批儒家人士加入,以及后代儒家对秦代的抨击都可说明,至少秦朝的统治方式不符合儒家的基本理念。李斯所效力的,恰恰是儒家反对的暴政。

        其次,强兵胜敌固然是“帝王之术” 的一部分,但这一部分为儒家和法家共享,两者都致力于此。另一方面,在“法后王”“性恶论”的基础上,“帝王之术”必然包括君主驾驭民众和官吏的权术,以及巩固自己权力基础、维护君主统治的手段和机心,而这是法家最为擅长的,商鞅、韩非子都是如此。因此,辛德勇教授对“帝王之术”的定义似不全面。

        第三,从思想上说,虽然荀子保留了儒家的理想,但已与孔、孟有了很大的不同。另外,《荀子·臣道》提出“从道不从君”,与他最主要的主张“法后王”和“性恶论”存在不可调和的逻辑冲突。“法后王”和“性恶论”几乎必然导致君主大权独揽,并可一念决定臣民的生死,在这种情况下,“从道不从君”就难乎其难。如果荀子是儒家,称他为法儒或许更为准确。

        第四,正如辛德勇教授所说,在先秦时期,诸子百家的分野并非泾渭分明。葛兆光在《中国思想史》中强调,现在无从考证荀子在多大程度上受到“法”的思想影响,不过我并不认为儒法之间有不可逾越的鸿沟,相反,可以认为从“礼”到“法”,是当时关于社会秩序重建的思路的自然延伸,自觉的“礼”不足以惩戒人心、整顿社会,就自然要用强制性的“法”。表面上看,儒者多属礼制主义,而实际进入社会治理的所谓法家多属法制主义,其实他们的思路往往是一致的,都关注社会秩序,都基于对“人性”的基本估计——只不过前者多从人性善的角度,后者多取人性恶的立场;前者多从人文主义的思想家视角,后者多从实用主义的政治家眼光。只要秩序混乱到了无法依靠人心自觉来整顿道德崩溃,到了无法凭借礼仪象征来维持的地步,只要坐而论道的前者真正进入了实际管理者的行列,他就很容易改变自己的立场。

        所以从荀子到韩非、李斯的传续,不仅仅是师承关系,也是思想史上的理路延续与伸展。因此,荀子这样注重法制的儒家,也可以教出法家的弟子——例如法家的代表人物韩非子。既然韩非子可以从儒入法,那么李斯也同样可以。这也意味着,他们更强调荀子注重法制的侧面。正如葛兆光所说,这在学术理路上具有延续性,在逻辑上也具有合理性。

        第五,李斯在秦国的施政一味用强,法家的一面更为突出。李斯提议将包括儒、法在内的百家著作都予以烧毁的做法,显然不符合儒家提倡的行为准则。另外,李斯在《行督则书》中公然主张君主权势独操、决事独断:“夫贤主者,必且能全道而行督责之术者也。督责之,则臣不敢不竭能以徇其主矣。此臣主之分定,上下之义明,则天下贤不肖莫敢不尽力竭任以徇其君矣。是故主独制于天下而无所制也。能穷乐之极矣,贤明之主也,可不察焉!”“是以明君独断, 故权不在臣也。然后能灭仁义之途, 掩驰说之口,困烈士之行, 塞聪揜明,内独视听, 故外不可倾以仁义烈士之行, 而内不可夺以谏说忿争之辩。故能荦然独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李斯这些言论和主张,与孔子、孟子的理念相比,已经是背道而驰了。

        综上所述,荀子基于当时君王强兵胜敌的需求,提倡“法后王”“性恶论”,并注重严刑峻法,已经从孔子、孟子这样的儒家转变成礼、法并重的法儒。荀子所传的帝王之术几乎必然地包括君主驾驭臣民的权术和手段。李斯在《行督则书》中已经把这一点表现得非常明显。无论从言论和具体的施政来说,李斯都是法家。

        以上愚见,均一己阅读所得。无论错对,都无损于《生死秦始皇》一书的优秀。

  • 女性的时代处境与自我打开

        吴佳燕

        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有很多让人印象深刻的青年形象,《创业史》里的梁生宝、《人生》里的高加林、《涂自强的个人悲伤》里的涂自强,他们身上凝结着作家对当时的时代现实和青年命运的深切思考,并且主要是男性青年的奋斗及其有效性考察,是“失败者”之歌。而付秀莹的长篇新作《他乡》关切的是当代女性青年的奋斗与成功,注重个体内部的心路探寻和精神成长,因此更具独特性和当下性。从芳村到小城、从省会城市到首都北京,翟小梨的奋斗轨迹是一个由乡而城、从下到上的突围过程,更是一个农村孩子通过读书求学、勤奋打拼终于改变命运的成功典范。翟小梨的奋斗历程也因此具有一种普遍性和励志性。

        多重视角中展开

        对比、对话与对峙

        《他乡》的叙事更像一种倾诉体,仿佛那个讲故事的人夜深人静在围炉边缓缓坐下,追昔抚今,细腻琐碎,自我剖析。这来自内心的遥远回响与浅吟低唱,有女主无尽的“顾影自怜”与怀疑自审。是在追溯与辨认的过程中身临其境,把以前的生活种种重新经历体味一遍。追溯过往、敞开自己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曾有的伤害与痛感,亦会在隔空的想象对比中愈加强烈。《他乡》于是在多重视角中展开对比、对话与对峙——

        一是城乡之间的对比。翟小梨从生命的起点不断往外走,从故乡走向“他乡”、从芳村走向城市。在这一进程中,尤其是在对婆婆一家人的观感中,她真切地感受到了城里人的体面、风雅、自如,以及他们的市侩、冷漠和距离感,这些对应着芳村人的朴素、实诚与温情。

        二是现在与过去、现实与想象之间的对照。在对翟小梨生活情感经历的追忆中,有无数的“多年以后”与“假如当年”,这是作者情不自禁地反身打量与跳出感慨:在对过去的重温想象与代入感中,作者付秀莹对翟小梨充满了无尽的怜悯、疼惜、伤感,以及反复地自我辩解、怀疑与反思。“多年以后”是马尔克思《百年孤独》式的宿命意味,“假如当年”是时不重来的无从选择。翟小梨在与过去的反观对话中,更加认清了来路与自我。

        三是主体与插入部分的互文性。小说主体是以翟小梨为视角和线索,讲述个人经历感受,另外还插入了7个短篇小说:以翟小梨身边的人物为视角,讲述各自经历及跟翟小梨的交集,从而与主体之间形成某种对话或对峙,补充或消解。自我体验与他人视角带来的复调性和多声部,文本参差对照形成的叙事张力,让人物与故事变得更加立体丰满而有层次感,也增加了小说叙事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感受蜕变,也逼视内心

        《他乡》与其说是对女性的内心情感进行艰难的自我检视与暴露,不如说是对女性的时代处境有着刻骨铭心地感受体察。它让我们看到一个农村孩子,一个知识女性,在城市里、在男性社会,奋斗与成功的殊为不易,看到一个女人在工作、家庭、两性情感及精神追求上的各种困境。芳村出来的翟小梨是一个好学上进、蓬勃热情的女孩,然而高考失利,她以灰败的心情到一所不知名的大专上学,遇到了自己的初恋——来自省城的男孩章幼通。大学毕业后,为了爱情,也为了城市户口,她和幼通结婚,并要因此忍受来自城市家庭的种种冷遇与漠视,傲慢与偏见。贫贱夫妻百事哀,城市与婚姻生活的新鲜劲儿过后,翟小梨很快陷入生活的各种泥淖:找工作的不易、丈夫的消极无为、经济的困顿、孩子带来的忙乱,以及经常性的寻求资助与相伴而生的屈辱感。这个多处求告无门甚至给丈夫下跪的女人,完全是在现实生活的倒逼下凭着一股不服输不认命的狠劲儿,咬牙挺身而出,为家庭和自我蹚一条出路。她考上了北京一所大学的研究生,把自己从人生的泥泞中拽出来,也赢得了家人对她的刮目相看。重回大学校园生活翟小梨感到单纯而美好,然而内心的孤寂与找工作的压力倏然而至。她开始跟社会上各种人士交往,潜意识里也是想为留在北京和内心的情感寻找出口。于是有了跟老管之间的婚外情,并因之与幼通发生抵牾撕裂。然而除了短暂的欢愉与慰藉,这段感情最终带给翟小梨的只有苦涩和伤害:她不知道这个精明、上进、老谋深算的上海男人有没有真正爱过她,她终究接受不了他在职位晋升中不择手段的真相……小说的最后,翟小梨凭借自身才能终于在城市站稳脚跟,饱经生活沧桑、内心千疮百孔的她选择回归家庭,与生活和解。这时候的她已然拥有了中年心境:成熟、理性又心平气和。

        《他乡》是关于女性的精神叙事,是女性意识的成长以及对自身弱点的审视。翟小梨是一个多么坚韧好强的人,有人生的梦想并为之百折不挠,这是她在城市生活中的制胜法宝。她怀揣着法宝上路,不断沐风栉雨,又不断发现自我;感受蜕变,也逼视内心。比如女性的依附性,当翟小梨踏上城市旅程,陷入一个个人生困局的时候,总是把男性作为抓手或救命草,然后又发现其不可靠;比如翟小梨自私、势利、沾染城市恶习的一面,在身边人的镜像中得以显现;比如女性隐秘的内心欲望:疯狂、冒险、放纵、不管不顾,这主要体现在她与老管的婚外情上,像是一个憋屈太久、溺水太深的人,要急于浮出水面大口喘气。还有章幼通的姐姐,持久地活在家里的阴影和对婚姻的恐惧之中;幼通的母亲一生都以仰望顺从的姿态围着丈夫打转,都是丧失自身独立性的体现。只有在经历了物质和精神的双重锤炼,翟小梨才滋生出真正的女性意识,在男性社会里自强自立,甚至改变了整个家庭的命运。

        在茫茫人海中寻找知己

        回头再看付秀莹的“他乡”用意,它是城市化进程中无数背井离乡者奋斗打拼的现实场域,也喻指城市生活带给无数人心灵的无所归依和精神上的漂泊无根感,它更深刻揭示了无论是物质生活还是精神追求上女性始终难以逃离的“他者”处境。所以,最终获得世俗成功的翟小梨,内心的苍凉感不言而喻。现实生活遇到的各种难题只是一个方面,最重要的还有她一直不被理解的内心孤苦和无法满足的精神需求。换言之,翟小梨孜孜以求的,是要找一个真正懂她的人、一份真正的寄托,否则她情感无所依靠,灵魂无法交付,精神无从慰藉。可是好难,无论亲人、爱人、朋友,总会有这样那样的误会、隔膜、嫌隙。翟小梨一路寻寻觅觅、磕磕绊绊、声嘶力竭,最后归于云淡风轻,仍然要在这偌大的世界、熙攘的人群中喊一嗓子。

        小说结尾那封给“亲爱的某”的信,正是女性情不自禁的心声袒露和强烈呼唤:给亲爱的自己,给无数的同伴,给理想的读者,给生命的过客和心灵的树洞,给“无数的人们和无穷的远方”。就像付秀莹自己所说的,“要在茫茫人海中寻找知己”,在一切不可能中寻找可能。

        “他乡”处境及“他者”命运

        作家如何在小说中打开自己,是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尤其是对于要把自身血肉打碎、融入其中的“内转”小说,尤其是在充满各种提防的时代。一方面他要运用自己全部的经验、认知和储备,满足个人倾诉、暴露与省思的冲动;一方面又出于种种考虑,要把这打开变得曲折、隐晦和矫饰,要借助虚构与想象为自我的融入与呈现披上神秘的面纱。小说是一扇虚掩的门,作家把自我隐藏在门内,等待有心人去发现、走近和打开。詹姆斯·伍德在《最接近生活的事物》一书里认为小说“被用来保护有意义的真相”“小说来自于历史的缺陷。小说想要拯救那些历史从未能记录下来的私密时刻”,它“增加了所有虚构生活的双重性:见证另一个人拥有那种自由,就是有一个同伴,就是有其他人向你吐露心声。我们在相互分享的同时也相互审查”。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小说是多么必要而丰富的存在,作家可以藉此安全地说出真相与隐私,把难以启齿的内心体验袒露或伪装于人。

        而女作家在小说中的自我投射与敞开会更加艰难:不仅要承受读者对文本呈现与作家自身之间的直接对应与虚实揣测,还要承受性别所带来的被窥视、猎奇、欲望化,从而有可能沦为被观看的他者命运。以此反观付秀莹在《他乡》的自我投射,以及接受现状,就可以明白为什么读者的阅读兴趣和关注焦点会放在作者与女主的关系探究上了。《他乡》接受上的重心偏移,对主人公身份的追问,对“是”与“不是”的无尽纠缠,其中所内含的文本张力、读者趣味抑或宣传策略以及个中微妙之处,已经溢出了文本之外。它成为一个饶有意味的接受现象,亦让人再一次为文本内外的女性处境无限感叹,就像《月亮与六便士》开篇所说的:“把灵魂的秘密呈现出来,像一份标准的献祭”——献祭给过去的自己,献祭给自我的成功和逝去的爱情,也献祭给女性的成长和这个置身的时代。

        不管付秀莹在小说中如何自我投射与检视,敞开与掩饰,撕裂与整合,翟小梨都已经不仅仅是她自己,也不是她一个人的翟小梨了。她是时代之下的我们每一个女性,以及女性始终难以逃离的“他乡”处境及“他者”命运。因此,付秀莹的真诚和勇气、无奈与痛苦,都让人深深敬服并感同身受。

        (吴佳燕,《长江文艺》副主编,出版有评论集《不一样的烟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