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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李洱:我期许知言行三者统一

        舒晋瑜

        早在问鼎第十届茅盾文学奖前的差不多一年里,李洱的《应物兄》就伴随着各种争议一路横扫各类文学期刊的年度奖项。

        至于为何选用“应物”这个名字?李洱解释说,“应物”二字在中华文化中屡有提及,指这个人和世界打交道、与世界交流的过程,“身上既有传统文化,又不断吸纳新的文化,在与外界交融的过程中,空间会被慢慢地打开。”

        一如他本人。2001年,李洱在《花腔》的《卷首语》中写下:“葛任是一块魔毯,既能将你送上云端,也能将你推下幽谷。”那块魔毯一路飞行,直到18年后,裹住的是《应物兄》。有人给它贴上“当代《儒林外史》”的标签,还有人认为这是“一本专门写给评论家,以至于可以让评论家借题发挥自己理论知识的小说”。而最本真的事实是,李洱为写这部长篇13年间用坏了多部电脑。或许,这正是李洱式的幽默、戏仿和反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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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李洱非彼“李洱”

        上世纪90年代,李洱写了一部有自传性质的中篇《中原》,小说里面有一个人叫李洱。他后来经常想起这部寄了出去却石沉大海的中篇,就用书中主人公的名字做了笔名。

        他的处女作《福音》是个短篇小说,署的原名“李荣飞”。当年在先锋文学圈子里影响颇大的《关东文学》主编宗仁发至今清楚地记得,大概是1987年的某一天,收到一位叫李荣飞的作者发来的短篇小说,它记述了一位87岁的老奶奶讲述的荒诞不经的故事。结构完全不同于传统小说,语言也十分特别,几乎可以说是诗意化叙述,故事内容也不再写实,而是变形和虚幻的。

        随后,李洱发表了第一个中篇《导师死了》。这篇作品是格非推荐给《收获》杂志程永新的。程永新觉得有点意思,让他改。“当时我已经离开了上海,又到上海改稿子。格非帮我找了个宿舍,每天下午5点钟会过来问我的进度。他经常会提一些很委婉的意见,你得仔细听才能明白他到底是什么意思。程永新有时候晚上也会过来谈稿子。后来,改来改去,就变成了五万多字的小说。最后定稿是在郑州完成的。”

        那时,李洱还写过一篇小说《加歇医生》。他先寄给《上海文学》没有音讯,直到很多年后,他才看到当年编辑留下的稿签:“刊物已发过写知识分子的小说了,不宜再发。建议作者转寄他刊。”后来,格非把作品寄给了《人民文学》。等李洱回到郑州,在传达室看到《人民文学》的信封,用手一摸,很薄,不是退稿。他感觉到心头一颤。信中说:“我是李敬泽,看了你的小说,准备发在第十一期。你不要再投寄别的刊物。若还有别的小说,也可寄我一阅。”

        李洱手头并没有别的稿子,就又写了一个中篇《缝隙》寄了过去。李敬泽又发了这篇小说,还约著名作家、当时的河南省作协主席田中禾先生写了一篇评论,在《人民文学》同期发出。李洱至今觉得,任何一个作家的成长,都不仅是他个人的事。改稿的过程,与好编辑交往的过程,对作家最大的意义,一是让你找到自己,二是帮助你丰富自己。

        回忆早年的写作,李洱喜欢的作家有博尔赫斯、马尔克斯、胡安·鲁尔福。相对而言,早期受博尔赫斯影响更大一点。但是,他也觉得,直到现在,理解博尔赫斯的人并不多。博尔赫斯并不是一般中国读者眼中的博尔赫斯,比如他改良了西班牙语,他的小说与拉美现实也存在着极为紧张的关系。李洱后来的写作,与博尔赫斯关系不大。他早已走出了博尔赫斯。

        和同时代的作家一样,李洱受外国文学影响至深。当被问到最希望和哪位作家对话,李洱说:“我很想问加缪,如果默尔索的母亲只是病了,如果默尔索结了婚,《局外人》该如何写?我也想问帕斯捷尔纳克,如果他写叶夫格拉夫的生活,他该如何写?后者是小说中编辑出版《日瓦戈诗选》的那个人。这样的一个人,阿赫玛托娃不会注意,曼德尔斯塔姆不会注意,所以帕斯捷尔纳克不仅是诗人,还是小说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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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非虚构方式写虚构作品

        大学毕业后,李洱回到郑州,在郑州教育学院(现郑州师范学院)任教。十年后,被调入河南省文学院做专业作家。当时,张宇担任《莽原》主编,提出借用李洱两年,让他出任副主编。张宇说,借用一下“李洱的审美”。但李洱在《莽原》一干就是十多年。多年后张宇写了一篇文章《李洱的光芒》,他对李洱的印象是:聪明而诚实,幽默而温暖。

        “不夸张地说,我是个很有眼力的编辑。哈金最早在国内发表的小说、红柯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周洁茹的代表作《你疼吗》,都发表在《莽原》上。《莽原》推了很多作家。这是一份格外低调的刊物,非常实在,可能过于低调了。”李洱说。

        2001年,李洱出版《花腔》。他写得很慢,虽然写作时间只用了三年,但他说,他其实“与这本书相伴十年”。他很早就想写一部书,由正文和附本构成,有无数的解释,有无数的引文,解释中又有解释,引文中又有引文。就像从树上摘一片叶子,砍下一截树枝,它顺水漂流,然后又落地生根,长出新的叶子、新的树枝。他说:“或许人的命运就存在于引文之中,就存在于括弧内外?”

        如果熟悉李洱创作的话,会发现他的小说是相互关联的,没有《饶舌的哑巴》就没有《午后的诗学》,没有《午后的诗学》就没有《花腔》。它们是衍生关系,一篇小说的停滞之处,是另一篇小说的开端。《花腔》写的是各种文化力量、历史惯性所构成的复杂关系中,一个人如何存活、如何死去;《应物兄》主题亦与《花腔》有某种连贯性,但主人公有自己的梦想和使命,他们是传统文化的象征,构成了很多不同层面的争论或讨论,“一个人和别人争论,产生的是废话;一个人和自我争论产生的是诗学;一个人与自己争论又和别人争论,产生的是一个世界。”李洱说。

        《应物兄》的出现并非偶然。在写《花腔》的时候,李洱就已经写下了一些关于《应物兄》的笔记,当时这部预想中的小说还没有定下题目,但《花腔》中关于葛任与儒家的关系已经有一些讨论。这种关联性,还体现于他的风格。《花腔》中有这样的细节,在最后发现葛任那首诗的报纸上,李洱写道:“在同一天的报纸上,还有关于物价上涨,小偷被抢;车夫纳妾,妓馆八折;日军推进缅甸,缅滇公路被关;小儿路迷,少妇忤逆等报道。关于葛任的那篇短文,发表在仁丹广告和保肤圣品乳酪膏广告之间。”看完之后,你会忍不住反问,这是真的吗?你真的查阅了当时的报纸吗?李洱会告诉你:一半是史实,一半是虚构。

        《应物兄》中也涉及很多类似的“史实”,比如“早在1743年,《纽约时报》就在头版位置刊登了一篇关于孔子的文章,题为‘孔子的道德’”,还有709页注释中应物兄改定后的文字,“见于《从春秋到晚清:中国的艺术生产史》第108章”——我竟然真的去搜索验证真伪。然而,李洱坦率地说:关于海内外儒学家的主要著作,他确实看了不少,包括一些自传、对话录。倒不全是为了写这部小说,他对此本来就有兴趣。有一点需要说明,就自己视野所及,还没有一本从春秋到晚清的艺术生产类史书。

        之所以真真假假虚虚实实,是因为李洱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在大众传媒时代,人们对虚构作品的兴趣大为减弱。这时候,小说修辞学需要做出某种应对。用非虚构的方式写出虚构作品,是他这些年的一个探索方向——小说修辞学的要义,就是直抵真实的幻觉。在他看来,小说就是各种知识的对话。中国的现实语境比任何国家更为复杂,比卡尔维诺所处的时代、那个国度要复杂得多。这种更为复杂的语境刺激作家去做出叙事上的调整,它就会出现这种“百科全书式”的小说,就是会出现“对话主义小说”。在他看来,“对话主义”是小说在中国的特殊意义。

        记得《花腔》完成的时候,李洱感谢主人公葛任,因为带给他反省的力量,并给他一种面对虚无的勇气。李洱在后记中说,希望在生命结束的那一天,家人能在自己的枕边放上一本《花腔》,“使葛任先生能听到我和他的对话,听到我最后的呼吸。”

        应物兄和葛任一样,在李洱生命中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意义。因为当问及“如果您可以扮演一个文学人物,您想演谁?”的时候,李洱毫不犹豫地说:“《花腔》里的葛任,他至今仍是理想人物;还有一个就是应物兄,他是现实中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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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怀疑主义者

        阎连科曾经建议,如果李洱出文集,就在封面上标明“一个怀疑主义者的文集”。

        李洱在《夜游图书馆》自序中打了个有趣的比方:“日常生活中有人告诉我公鸡会下蛋,我肯定会说,对,会下蛋,运气好了还会下双黄蛋。但同样的事情放到小说里,我就要怀疑了。不光公鸡下蛋要怀疑,连母鸡下蛋也要怀疑了。母鸡下蛋?难道是只母鸡都会下蛋,都必须下蛋吗?既然上帝允许有些女人不生孩子,为什么就不允许有些母鸡不下蛋呢?”所以,具体到某篇小说,即便已经写了一多半,李洱仍会怀疑:这个故事到底有没有意思?故事中的那个家伙真的值得一写吗?这个故事到底有没有人写过?中国人没写过,外国人也没写过吗?

        别的作家是“下笔如有神”,李洱是“下笔如有鬼”。所以,当同时出道的作家著作等身的时候,他形容自己依然“著作等脚”。这大概也是《应物兄》姗姗来迟的原因。李洱多年的老友、评论家王鸿生曾经体贴地感慨:“一个在海内外颇具声名的作家,正值盛年,又处在文学圈漩涡,要承受多少难产的焦虑和被嘲笑的尴尬——我们不知道。”这时候,《应物兄》来了,王鸿生没等看完,就给李洱发了一条微信:“这一次是真正的成了!”

        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有番话代表了评论家的感觉:“我觉得中国当代批评家有一个苦处,苦之久矣,是什么呢?批评家浑身配备了世界上最精良的武器,但老找不到敌人、目标,并没有那么多的文本值得批评家用那么多精良的武器,去围攻、阐释。所以《应物兄》一出,批评家们兴奋了,因为只有在这样的作品面前,批评家的才智、本事才能充分地淋漓尽致地发挥出来。”他觉得,《应物兄》的出版,将是对论文生产市场和学术生产力的重大推动。

        在《应物兄》里,李洱写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李洱熟悉笔下的这一群人,熟悉他们就像熟悉自己的脸,熟悉自己的心跳。所以,他很自然地,带着挥之不去的感情去写他们。“写他们有如写自己。他们那些荒谬的境遇,那些难以化解的痛苦,那些小小的欢乐,那些在失败中不愿放弃的微薄的希望,我自己都感同身受。”李洱说,“如果我对他们有嘲讽,有批判,那就是在嘲讽、批判自己。他们的爱之深、责之切,他们的历史感,他们与现实的摩擦系数,都与我们的历史、现实和未来有关。”

        各类知识出场是李洱小说最为典型的特征之一,《应物兄》更为突出。小说中承载了太多的信息和思想。比如济州大学的学术报告厅取名“巴别”。巴别,即巴别塔。据《圣经·旧约》,古巴比伦人齐心协力建造通天塔,为扬自己的名,耶和华不愿意了,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巴别塔因此功亏一篑。其实,不用上帝来干预,人类的交流、文明的沟通也是无比艰难的。程济世先生将济大儒学院取名为“太和”,本指歌唱的人相互应和,后引申出平衡、相辅相成、多样性统一等意思。“巴别”与“太和”,是小说所喻指的两条道路,也是济州大学从文化自卑开始转向文化自觉的道路。

        《应物兄》不仅是一部呈现、探索当代知识生活的百科全书,而且可以被视为一个关于当代文明困境的隐喻。河南作家张宇了解李洱和他的创作,他评价《应物兄》不仅展示了李洱的才华横溢,也是知识分子写作的典范,像曹雪芹、鲁迅一样知识分子写作的典范,站在知识分子的立场来解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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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墙内开花墙外红

        《应物兄》获奖之前,看上去在国内并不显山露水的李洱,在国外的名声很响。

        2008年底,德国总理默克尔来华,将李洱德文版的《石榴树上结樱桃》送给时任中国总理温家宝,点名要与李洱对谈。德国媒体评价《石榴树上结樱桃》说“谁想了解中国当代文学的现状的话,就应该阅读李洱的小说。”

        李洱的作品在德国广为人知,最应该感谢翻译家夏黛丽。她在没有找到出版社的情况下,自己买下了《花腔》的德文版权。但夏黛丽首先译完的却是《石榴树上结樱桃》。李洱后来去德国参加了这两本书的朗诵活动,一位非常杰出的朗诵艺术家朗诵德文,李洱朗诵中文。李洱说,他其实一眼就认出了这位女演员,因为看过她的电影,而且她的朗诵带也在商店有售。

        2001年出版的《花腔》,18年来先后被译成了德语、法语、韩语、英语、捷克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正在译。《花腔》法语版已经再版多次,还出了袖珍版。李洱在马赛一家很小的书店不经意地询问,发现竟然卖了5本;戴高乐机场书店的《花腔》也卖完了。

        最近,李洱应邀去法国、西班牙转了一圈,遇到很多《应物兄》的读者,出乎他的预料,国外的很多读者,还有些留学生、汉学家,他们这么快就看到了这本书,而且看得如此认真,如此仔细,甚至有的人看了几遍,而且能够深入地理解《应物兄》,令他大为吃惊。这个事例可能进一步说明,不管是国内的读者还是国外的读者,他们比我们想象的还敏锐,还认真。同时这也可能意味着,《应物兄》将毫不意外地以更快的速度走出国门。

        有人说应物兄就是李洱,因为诸多包括沐浴时洗衣的细节,和生活中的李洱比较吻合。但是,小说就是小说。李洱只是在小说中,在喧嚣纷乱却又生动可信的现实中,营造了一个自己的世界,以及和世界和平相处的方式。应物兄的身上寄托了李洱的期许,就是知、言、行三者的统一。“我们常说,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常说言行一致;常说言必行、行必果。但一个做事的人,要做到这一点,非常困难。”李洱说,他最近看费孝通的日记,看到他在年近九十的时候说,他这一辈子遇到的所有人当中,言行一致的人,不超过十个。

        “我顿时有一种大绝望。我看林默涵的自传,在最后,他谈到一生的教训竟然是,他在很小的时候,父亲跟他说过,为人不要太老实,遇事不要说实话,他后悔自己没听老人言。要知道,这可以说是中国顶级知识分子的心声。看到这样的话,你怎能不有一种彻骨的悲哀?”李洱说,这部小说用了很大篇幅讨论知、言、行的关系。具体到应物兄,他活得确实不容易。但又有谁活得容易呢?都不容易。在我们的生活哲学中,有一句话叫“宁得罪君子也不得罪小人”。君子的道路为什么越走越难,就是这个原因。而应物兄,就是个君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