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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种崭新的国家叙事如何形成

        王学典

        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5月17日在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的讲话,全面总结了近百年来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历程中的经验教训,吹响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在新时代再出发的号角,规划了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顶层蓝图、方向路径、行动方略,是一百多年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史上的重要文献之一。

        20世纪给我们留下的一大难题

        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命题的提出,基于一个宏大的思想文化背景,就是本土化与西方化、传统与现代之间长达一个多世纪的严重失衡。如何平衡、兼顾传统与现代、本土与西方,成为20世纪给我们留下的一大难题。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命题的提出,正是希望能在传统与现代、本土与西方之间走出一条平衡之路,找到一个坚实的平衡点。是继续在“西化”的道路上搞所谓的学科建设,还是基于本土经验或中国经验进行学科转型学科调整?如何回答这一严峻问题,关乎下一阶段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建构的目标和走向。

        应该看到,我们目前所遭遇的最大困境,是西方的政治经济模型难以解释中国数十年来的高速发展,更难以概括和呈现中国经验。当经验事实与理论模型发生碰撞或难以兼容之时,是修正模型还是放弃经验?这应该是不言而喻的。但当下的人文社会科学界对中国经验的漠视、轻视和无视,对西方社会科学许多结论的迷信,已经达到令人很难接受的程度。没有把社会科学界的主要生产力集中到对中国经验的研究上,这是导致当下中国学界迷茫徘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总之,如何对待西方社会科学,仍是当下中国学界所面临的主要挑战。五四虽然已经过去一百年,但我们至今仍笼罩在五四命题之下。如何对待西方?如何对待传统?正是五四所提出的两大命题,我们迄今并未走出这两大命题。

        使过头了的东西荡回来

        当下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所面临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对本土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关系进行再平衡、再斟酌、再调节,使过头了的东西荡回来。提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这一使命,就是要对五四之后一百年来从西方移植过来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进行本土化、中国化的处理与过滤,最终目的是“把中国中国化”,改变一百年来一直“把中国西方化”这种主流趋势。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当前所面临的一个重大矛盾,就是材料过剩和理论贫困之间的尖锐冲突。改革开放以来所积累的经验、案例、数据、事实已经足够多了,但我们事实上并没有从这些足够多的案例当中提炼出能够反映经验本身的概念。从认识论角度看,这当然是排斥理论概括的倾向长期占主流地位所致。当前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特别是在这一领域的一线学者那里,存在着比较严重的“去意识形态化”“去现实化”“去理论化”“去思想化”等倾向,与此同时,哲学社会科学领域越来越“学院化”,越来越“象牙塔化”,越来越“不食人间烟火”。这个问题如不予以解决,我们就无法对西方社会科学的许多基本结论予以修正,就无法形成哲学社会科学的中国范式,我们与西方学术界的关系,就永远只能是学术小工和思想老板的关系。我们现在需要一个能够最大限度地容纳和尊重中国经验、中国事实、中国材料、中国案例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这应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内学界最大的追求。

        另一个方面,就像我们不能照搬西方一样,我们也不能照搬传统。从“与世界接轨”转变到“与传统接轨”,是近几年思想文化领域的一个重大变迁,但我们必须看到:本土化、中国化绝不意味着是向传统的简单复归,是儒学的简单复兴。十八大之后,对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宏扬确实进入了一个更加自觉、更为有力的新阶段,思想文化上可以说早已进入了一个新时代。但与此同时,习近平总书记也特别提出了对中华文明对儒学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任务。“两创”命题所提出的一个重大问题是:传统的人文思想、人文主张、人文理念、人文追求,能否直接指导一个现代国家的治理?换句话说,治理一个现代化国家,究竟要更多地依靠现代社会科学,还是主要依靠一些古老的人文思想与理念?这是需要我们认真思考的。在我看来,所谓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就是对中华文明对儒家思想进行社会科学化处理和冶炼。作为一种社会发展理论的儒家学说,只有经过这样一番升华和处理之后,其精华才能进入到现代知识体系和现代思想体系中来,才能对治国理政具有更加直接的指导意义。

        今天,“半部《论语》治天下”的时代早已过去,治国理政的基本思路和具体措施,必须依赖现代社会科学,而不是简单地依赖传统人文理念。必须按照现代社会科学的样态,将传统文化重新理论化,重新概念化,重新体系化,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就需要我们依托现代社会科学的实证手段和分析技术,赋予它们全新的现代学术品格。如此,则可实现一箭三雕,即既能让传统文化焕发出勃勃生机,还有利于构建本土化的社会科学体系,更能为与世界学术界的交流提供便利。近年来,刘笑敢采用现代儿童心理学的实验结果,论证了孟子“性善说”的有效性。贝淡宁则以政治学为工具,将中国古代的“选贤任能”凝练成“贤能政治”这样一个现代社会科学的概念,使之能与西方的现代“民主政治”相对照,这些都为儒学的社会科学化提供了可以借鉴的范例。

        从西方移植过来的社会科学必须本土化,中国本土固有的儒家思想必须社会科学化,我认为,这两个方面构成了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两翼。换句话说,西方社会科学的中国化、儒家思想的现代化构成了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两条对称的形成之路。

        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本质,是形成一种崭新的国家叙事

        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本质,则是形成一种崭新的国家叙事或中国话语,而现有的国家叙事,完全不能反映中国崛起这一当今世界最为重大的变动。中国40多年走过的道路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这个成功用西方理论无法解释,中国自己也没创造出自己的理论对此向世人作出透彻的说明,所以一直被视为奇迹。如何向世界讲好中国崛起的故事,改革开放的故事,中华人民共和国70年的故事,中国共产党近一百年奋斗的故事,近200年中华民族求解放的故事,5000多年中华文明连续演变的故事,是当前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一个迫在眉睫的任务。一个国家的学术、学科、话语体系,本质上是一种国家叙事,最近几年,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总目标,就是构筑和形成这一叙事体系。

        在我看来,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追求和初衷在此,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整装再出发的重大时刻已经到来!

        (作者为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执行院长、《文史哲》主编,本文为济南大学学报编辑部所编《本土化与中国学术转型》之“序言”)

  • “群众路线”的通透教科书

        李振国

        前不久,在刘少奇同志逝世50周年这个特殊的时间点,由罗雄和叶茂主编的《少奇同志在群众中》一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并正式发行。该书精选了刘少奇同志深入群众、关心群众、与群众打成一片的精彩故事65个,时间从1924年到1961年,跨越37年,全景式、立体式呈现了少奇同志践行群众路线的丰功伟绩和崇高的精神风范。

        笔者拿到书以后,几乎是“一口气”读完,很有“大快朵颐”感。全书行文流畅,要言不烦,简约精悍,重点突出,堪为“既通俗又深刻”的、难得一见的党史读本。在书中,我们看到少奇同志在安源煤矿、在盐阜平原、在陕北延安、在巴山蜀水、在齐鲁大地、在大河上下、在长城内外,祖国的山山水水,都留下了他践行群众路线的深深足迹。可以说,少奇同志的一生,用实际行动向世人诠释了“为人民服务”的本源,为共产党人树立了一座不朽的丰碑。

        整体而言,《少奇同志在群众中》一书,有三大特质,值得大家关注。

        其一:故事浓郁,回味无穷

        如“奉天脱险”这个故事,活灵活现地讲述1929年刘少奇到奉天担任满洲省委书记时发生的事情。此时刘少奇到沈阳来,就是做“斩除荆棘”的“垦荒”工作,他急需在短时间内,了解奉天的斗争情况,将工人发动和组织起来,进行全新的斗争,壮大党组织。所以他是一边熟悉情况,一边组织工人运动,这就增加了许多不确定因素,尽管做了充分的准备,但最终还是被敌人逮捕。不过由于少奇同志深具对敌斗争的经验,又深谙应对敌人盘问的艺术,最终还是和同志们一起,平安脱险。

        书中还有“巧离险境”和“智闯芦荡”等充满惊险敌情的故事,少奇同志总能凭借其丰富的经验,以及强大的斗争本领,沉着冷静,带领同志们克服了困难,摆脱了危险。而“代理地主”这个故事充分体现了少奇同志能够顺势利导而“化腐朽为神奇”的高超群众领导智慧。“一卷钞票”这个故事充分体现了少奇同志充分运用群众的力量但又没有违背党的纪律的沟通艺术。“特制的鞋”这个故事充分体现了少奇同志与战友们构建起来的那种朴素而真诚的革命友谊。阅读起来,爱不释手;回味起来,深有共鸣。

        其二:案例剖析,示范性强

        “仓头扶贫”这个故事,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走上富足的生活,依然充满了穿越历史的“示范性”功能。它说的是1940年冬天,抗战进入到了极其艰苦的时期,身为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政委的少奇同志,在驻地开展扶贫的工作。他通过扎实的调查研究,又根据当时驻地所在村和总指挥部的具体情况,较为科学地设计了一套扶贫方案,得到了贫困村民的欢迎和拥护,也解决了军民之间的一些供需矛盾。总而言之,少奇同志就是让村民们“劳动脱贫”赚取急需的生存物资,同时又能自己主动去思考将来的长久脱贫计划。通篇读来,这个故事至今依然充满了“脱贫智慧”的光芒,值得我们好好学习。

        在书中,类似案例真不少,如“救命要紧”和“破案平冤”等故事,体现了少奇同志时刻关注人民群众“当前所需”和“未来所需”的长远眼光、战略眼光和解决具体问题的能力和智慧。尤其体现了少奇同志“由点到面”思考问题和系统性解决问题的超强管理艺术。再如“卧榻猪旁”这个故事,是少奇同志给全党全军做出的“领导工作”示范。“三请兽医”这个故事,是少奇同志给全党全军做出的“与民沟通”示范。尤其是“与猪为邻”这个令人灵魂震撼的故事,是少奇同志给全党全军做出的“深入群众”示范。

        其三:理论阐述,通俗易懂

        少奇同志是我党伟大的理论家。他的一生有很多与人民群众讲述理论的故事。如“巧解真理”,从哲学层面而言,真理是一个难以一时半会儿解释清楚的问题,尤其是面对当时那些朴素而无畏的战士们而言。如何让战士们理解真理并为真理而战,作为理论家,真需要自己从“朴素无畏”的层面吃透真理的理论内涵,再用通俗易懂的话语和比喻让战士们掌握。少奇同志不愧是伟大的理论家,他一句“只有绝大多数人最大最高的利益,这才是真理。我们坚持绝大多数人最大最高的利益,就是坚持真理”真的将“真理”的实际意义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又通通透透。

        “谁能无过”和“取敌之长”这些故事,充分体现了少奇同志善于“分析自己”又能“分析敌人”的能力和智慧,从而形成“实践出真知”的理论,较好帮助同志们拥有自我提升理论修养的能力。“人无贵贱”这个故事,体现了少奇同志通过时传祥这个普通但绝不平凡的人物,将军队“官兵平等”这个理论融会贯通到国家治理层面的大理论和大智慧,而“掏大粪是人民勤务员,当国家主席也是人民勤务员”这句话,至今依然充满了现实意义和借鉴价值。

  • 变动时代的读书人

        罗志田

        中国的近代是个风云变幻的过渡时代。用梁启超的话说,“过渡相”的特点,就是前波后波,“互起互伏,波波相续”(《过渡时代论》)。在各种秩序全方位解体的时代,很多时候真是风雨如晦,个人“以一身立于过去遗骸与将来胚胎之中间,赤手空拳,无一物可把持”,只能徘徊彷徨于过渡期中。面对这样一个时代,很多文献不足征的史事,如果后之研究者总欲得出一个黑白分明的判断,还要尽量自圆其说,恐怕真如陈寅恪所说,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史事之真相愈远。

        变动时代也有其好处,盖社会的变迁无一息不在进行之中,承平之时,人多不会注意和记录各种细微的变迁,即使有心人也多具“常事不书”的意态。待若干年后看得出变化时,往事却已难以闻见了。而生于剧变时代的人就不同,像胡适、梁漱溟那一代人,一生中仅武装的改朝换代就身历三次,他们可能每天都感觉到与昨天的不同。年龄相差几岁的人,便恍若易代,难有共同语言。生在这样的激变时代,则常人也容易把变化记下来。当然,很多零碎的事实,若“不能通其前后而观之,则亦不过是一个一个小小的变动而已,并不觉得如何惊心动魄”(吕思勉《历史研究法》),最易为史家所忽略。只有不错过任何细枝末节,方有可能看到枝叶扶疏之盛。

        近代这个风云时代的构筑者很多,读书人是其中一个重要群体。由于曾为四民之首,本以澄清天下为己任,身处过渡时代的近代读书人,尽管社会定位和自我定位都出现了变化,一面对新的时世就感到困惑,但又不能放弃自己的责任,始终在两难的窘境下徘徊、调适并继续努力,真正是《诗经》所说的“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他们的故事多与读书相关,却又越出读书之外。本书讲述的,就是中国近代这一激变时代的读书人和读书事。

        第一组是相对宏观的通论,陈述近代时空转换下读书人身份认同的困扰,以及天下崩散之后他们在究竟归属于国家还是世界之间的踌躇徘徊。以后各组分别是个体读书人对时代的因应,大致按他们生活和事业的时间为次序。第二组是牵动晚清朝野的标志性人物张之洞、章太炎和梁启超,以及民初以自杀殉清而闻名于世的梁济。第三组主要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陈独秀,附带述及对当时中国影响甚多的美国总统威尔逊。第四组略述五四前后最能感染读书人的胡适,以及他和朋友梅光迪的早期交往。第五组是比胡适等稍年轻在当时却像差了一代的傅斯年和陈寅恪,两人关系密切,对中国学术尤其史学的影响迄今不衰。第六组只有一位,就是自称不是学者却凭直觉成就了大学问的梁漱溟。第七组有缪钺、吴天墀和张芝联先生,附带一篇述及北大历史系两位老师的小文。第八组则是比缪钺等年轻一些的罗荣渠、隗瀛涛等先生。

        上面这些人不论身世隐显,都与学问密切关联。即使立功胜过立言的张之洞和威尔逊,也是所在时代和地域的学中翘楚。本书非学院写作,无意追求系统全面。所述故事或许惊天动地、荡气回肠,也可能不过就是一些细枝末节。但与他们相关的那些大小不一的行事,多少都反映出所处时代的社会心灵。他们就是近代史的主体,近代中国激变的历程正可借由其人以明。

        过去人常说学问是天下的公器,其实对每一个人来说,学问本是自己的事,现在却越来越成为“公事”了。孔夫子在春秋时对“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的时风很为不满,说明那时出现了一个与前不同的倾向——以前的个人是自足的,“学为人”的目标就是“为己”;后来则一个人越来越需要外在的因素来证明自己,逐渐形成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态势。不幸这样的趋势不受改朝换代和意识形态转换的影响,日渐流行,到今日甚至使所谓“职场”中人要做点与“职事”无关的事都要真正“拨冗”始能为之。

        阅读才是写作过程的完成。这本介于“为人”和“为己”之间的小书本非“公事”,它能否有幸攀附于“公器”之骥尾,尚待读者定夺。书中的一些文字原是有注释的,初拟删去,不过出版社的编辑以为保留更符合原来的文风,于是适当简略而部分存留。其中一些文字是为介绍书籍而写,今仿网络风尚,将所介绍的书作为“延伸阅读”列于文后。

        (作者为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 书林折枝

        意气风发:1956年的中国

        武力著、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意气风发——1956年的中国》,系“读点国史:辉煌年代国史丛书”之一。丛书分别选取在共和国历史上产生过重大转折或引起过社会加速发展的12个年份为切入点,以生动的文笔和翔实的资料,记述这些年份发生的重要历史事件。本书记述了1956年那个风生水起、风起云涌的年代,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意气风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并在国际舞台上发挥重要作用的史实,比如提出“双百”方针,号召“向科学进军”等。本书采用纪事本末体,将研究性成果以讲故事的形式诉诸文字,可读性强。(左明仁)  

        中国乡村振兴诸问题

        贺雪峰著、东方出版社出版的《大国之基:中国乡村振兴诸问题》,深入探讨了与乡村振兴有关的几乎所有方面的重大问题,书中论述基于实地调研,从社会结构、乡村建设、土地制度、乡村治理及组织再造等方面,透视了中国农村发展过程中的实际情况,既指出了各地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又提出了可行性很强的政策建议。可以说,本书丰富了学界关于乡村振兴战略的理论成果,同时对政策制定部门来说也有着很高的参考价值。(王鹏)  

        文明的醒狮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文明的醒狮——国际名人解读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巨变》,由中国日报社中国观察智库主编,展现了来自全球的政治人物、学者、商界领袖等的深刻观点,双语思辨中国史诗般变革。本书分巨变、挑战、机遇和故事四章,审视了中国改革开放对全球发展作出的贡献,也反思了中国所遇到的问题、挑战和机遇,链接国际、联系别国,从中国一角看世界。(孟肖)  

        中国与世界社会

        【德】于尔根·奥斯特哈默著、强朝晖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与世界社会:从18世纪到1949》,为读者全面而深入地回顾了从18世纪到1949年中国与西方世界和日本的关系,论述的重点时间段是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作者非常详细地论述了中国与外部世界的政治和经济关系,并从不同的理论视角解读它们对之后中国发展所造成的影响。作者写作本书的目的在于将中国对外部世界的理解与西方对中国的理解平衡起来。(崇阳)  

        本版供图 季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