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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做一个样子给全国看”

        王思林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除了领导广大民众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积极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政权建设和治理体系的规范化建设方面也取得了伟大的成绩,为中国共产党走向全国执政积累了有益的经验。

        制定最高施政纲领来统领各方面建设

        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先后颁行过《抗日救国十大纲领》(1937)、《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1938)、《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1941)等多部类宪法性文件。这些文件尽管名称不一,但都具有最高的政治地位,且规定了: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边区各阶级、各党派、广大民众共同抗日的任务,确认了“三三制”政府的组织原则和保障措施,保障抗日民众人权,推进土地改革、加强文化教育政策等内容,起到了类宪法性治理的作用。

        1941年5月1日,由边区中央局提出、经中央政治局批准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在总则部分指出:“为着进一步巩固边区,发展抗日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以达坚持长期抗战增进人民福利之目的起见,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特于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举行选举之际,根据中共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原则,向我边区二百万人民提出如下之施政纲领,如共产党员当选为行政人员时,即将照此纲领坚决实施之。”

        对于边区施政纲领的权威性,边区领导人解释道:“我们党是言行一致的党,我们向边区及全国人民所提出之纲领,是党的郑重诺言,而实行党的诺言是每个党员神圣的责任,谁违背了这点,谁就是破坏了党的威信,触犯了党的纪律;全党的干部以及每个党员必须切实执行边区中央局关于发布新的施政纲领的决定,首先在党内进行深入而广泛的研究讨论,一切有相当文化程度的党员干部,应该对纲领作逐条、逐句、逐字的研讨并加以熟读,每个不识字或识字较少的党员,应以之作为教材。要记着:如果党员自己还不了解这个纲领,就说不上怎样认真地去宣传与实行这个纲领,而只有认真地去宣传与实行这个纲领,才会有中国革命的胜利。”

        随着形势的发展,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于政权性质和组织形式问题有了更进一步的思考。1940年2月20日毛泽东在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成立大会上的演说中旗帜鲜明地阐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施政主张:“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它不是旧的、过了时的、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所谓民主政治;同时,也还不是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民主政治。”在同年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指出:“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民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政府。国体——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民主集中制。”

        从边区实际出发,推进抗日民主政权向法制化方向发展

        1938年陕甘宁边区先后成立了法令研究委员会、地方法规起草委员会、边区法制委员会、法令审查委员会等机构,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建章立制开展大规模的立法活动奠定了制度基石,“三三制”政府建立后,边区各级参议会作为集中的立法机关统一行使立法权,标志边区立法活动步入正常运行轨道。

        据统计,边区参议会和政府,起草、拟定和颁布了64个类别、数量达千件以上的法律。这些法律涵盖涉及了边区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如在宪法性法律方面,主要有《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陕甘宁边区保障人权财权条例》、《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等;在刑事立法方面,主要有《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惩治汉奸条例》、《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惩治盗匪条例》、《陕甘宁边区惩治贪污条例》、《陕甘宁边区禁烟禁毒条例》;在民事立法方面有《陕甘宁边区土地所有权条例》、《陕甘宁边区土地租佃条例草案》、《陕甘宁边区婚姻条例》、《陕甘宁边区继承条例》等,涵盖了土地、债权、典当、婚姻、劳动立法等多个方面。

        加强党内法规建设,推进党的领导制度化、规范化

        从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委暂行组织机构的决定》、《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到1943年《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对中央委员会、中央书记处、中央政治局、中央委员会主席之间的相互关系和权力范围进行了界定规范。特别是在1945年七大上,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写入了党章,毛泽东在党内和中央的核心地位得到法理确认,从人格权威到法理权威,在制度化上往前迈进了一大步。

        尤值一提的是在党的领导制度化建设方面,1942年9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也称九一决定)规定:“每一个根据地有一个统一的领导一切的党的委员会(中央局,分局,区党委,地委),因此,确定中央代表机关(中央局,分局)及各级党委(区党委,地委)为各地区的最高领导机关,统一各地区的党政军民工作的领导,各级党委不应当仅仅是领导地方工作的党委,而应当是该地区的党政军民的统一的领导机关……各级党委的工作应当是照顾各方面,讨论与检查党政军民各方面的工作,而不应仅仅局限于地方工作”,“党的领导的一元化,一方面表现在同级党政军民各组织的相互关系上,又一方面表现在上下级关系上。”从政党权威的角度讲,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的确立,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权威,打破了战时根据地各为其政、党政不分、党社关系混乱、军队与地方之间时有摩擦,下级不尊重上级决定闹独立性的现状,使党的权威得到进一步的树立。

        健全完善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的党内各项规章制度

        在1937年全国党的代表会议上,毛泽东认真细致地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的任务,他在《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讲话中指出,“要党有力量,依靠实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去发动全党的积极性。在反动和内战时期,集中制表现得多一些。在新时期,集中制应该密切联系于民主制。用民主制的实行,发挥全党的积极性。用发挥全党的积极性,锻炼出大批的干部,肃清宗派观念的残余,团结全党像钢铁一样。”七大党章在总纲部分规定“中国共产党是按民主的集中制组织起来的,是以自觉要履行的纪律联结起来的统一的战斗组织。”又在第二章党的组织结构部分的第十四条和第二十二条对民主集中制的基本条件和实施做了具体的规定。

        除了民主集中制以外,这一时期还建立了一整套干部日常管理制度,为政党和政权的规范化奠定基础。如在干部教育培训方面。中央先后下发了《中共中央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中共中央关于办理党校的指示》、《中共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指示》,对干部教育培训的重要性、干部教育培训的对象和机构做了具体规定,并且专门设立干部教育部作为全国抗日根据地的干部教育培训机构。在干部配备和交流方面,1943年2月21日中央军委发布了《关于部队干部实行交流的指示》、《西北局组织部关于干部调动规定的通知》,推进干部上面与下面交流,前方与后方交流,军队与地方交流。在干部考核和奖惩方面,陕甘宁边区政府先后颁发了《陕甘宁边区各级干部任命暂行条例》、《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干部奖惩暂行条例》。在党内监督方面,先后颁行《陕甘宁边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组织暂行条例》和《陕甘宁边区各县区公署组织暂行条例》、《认真处理人民控告干部案件的命令》,构建了较为完善的干部监督体系。

        总之,延安时期既是组织快速发展的时期,也是制度建立健全走向正规化的关键时期。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治理规范化建设为其走向全面胜利、走向全国执政奠定了成功的制度基础。

        (作者为浙江省委党校党建部副教授)

  • 历史真实难求但不容伪造

        葛剑雄

        新闻和历史的区别是什么

        一个国家有一个国家的历史,一个村有一个村的历史,一个家有家谱,各人有各人的历史。有人认为,“过去的一切都是历史”,我不赞成。什么是过去的一切?我现在说的一句话,被听众听到的时候,它就成为了过去。任何能感知到的情况都是过去。如果说这些是历史,那还有没有新闻呢?比如说,报纸上报道今天开了什么会,这些会都已经结束了。又比如说,我们经常看到“最近”,两年前也是“最近”,一天也是“最近”。如果说过去的一切都是历史,那就没有新闻了。而未来还没有到,等我们感知到的时候,它就成为了过去。

        过去发生的事情,不能自然地成为历史。还需要有人去记录它,才成为历史。一个比较成功的、或者说比较完整的记录,不仅需要详细的资料,还需要一定的时间距离。以某些新闻报道的失踪人数为例,开始说失踪了20000人,后来说6000人,再后来确定为2000多人,最后发现有些名单上的人现在还活着。这是什么道理呢?因为我们没有给以必要的时间距离,正如我们还不知道幕后究竟怎么回事。

        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些事情我们会越来越清楚。因为我们有时间来搜集与它直接和间接相关的信息。更重要的是,当时间有了一定的距离以后,双方的利害关系逐渐简化,相关人员可以比较客观地记录事实。比如说,我们现在讲第二次世界大战,虽然有很多谜团还没有揭开,但是对于一些基本的史实,大家都比较清楚了。当时的人尽管知道很多后人不可能知道的事情,但它不是历史。我想,这就是历史和新闻的区别。

        新闻有真实性、及时性,需要把事情尽可能详尽地记录并报道出来,但是,不是所有的新闻都成为历史。能够成为历史的,只是新闻中的一小部分,这部分,它必须是准确的,也必须是客观的。

        有没有完全客观的历史呢

        事实为什么会成为历史,肯定是有人做了记录和整理。等到这个事实成为历史的时候,难以避免记录者个人的感情、体会和知识的影响。历史的事实是客观的。这个历史人物是怎样的,这个历史事件是怎样的,都是客观的。并不能因为你不认识他,或者你对他评价怎么样,他就改变。但是,当这个人、这件事,成为历史的时候,就避免不了记录者的影响。

        我们过去有一个传统,叫做生不立传。人活着,就不给他写传记。因为人是很容易变的,有的人昨天还是一个显赫人物,今天却犯了法。当然,死了以后也不是就盖棺论定了,也会有一些新的事情发现。过去修历史,往往都是后面一个朝代修前一个朝代的历史。清朝灭亡以后,民国修清朝的历史,叫做清史稿。明朝灭亡以后,清朝修明朝的历史。二十四史绝大多数都是后朝修的前朝历史,或者由官方审定认可的前朝历史。为什么当时不修史呢?因为修起来比较麻烦,涉及很多利害关系。很多事情,难以在利害关系消除之前被公布出来。这需要时间。很多国家都规定,档案需要多少年后才能解密。有些是30年,有些是50年,有些甚至是100年。

        如何追求历史的真实

        既然历史避免不了历史记录者的主观意识和主观局限,那还有没有真实的历史?我认为,要看用什么样的标准来衡量。如果要百分之百地符合过去发生的历史事实,这样的真实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这个记录者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用最大的努力包括采取正确的方法,收集了足够的资料和信息,那么,他会不断地向真实接近,越来越接近历史的真实。相反,如果一开始记录者就不想去记录、公布真实的历史,那就永远不可能达到真实的历史,反而会离真实的历史越来越远。

        那么,如果要使历史真正成为一门科学,使历史真正发挥科学的作用,我们只有持之以恒地追求真实的历史,一步一步地向历史的真实靠拢。在某种程度上,这就像在哲学上追求一个绝对真理一样。绝对真理存在不存在?我认为存在。但是,我们永远不可能到达。我们只能把握相对的真理。这种相对性,是我们向绝对真理一步一步地靠拢。这就像我们不断地登山一样。如果一切都到顶了,人类的努力也就到顶了。所以说,历史的真实,哲学的真理,就像一座可望而不可即的高峰一样。正因为我们永远到不了顶峰,所以我们有一种历史的冲动,有一种激情。

        我们中国古代就比较缺少这一种专业的探险的人,现在提到最多的就是徐霞客。但是据我知道,如果当年徐霞客科举考试考上了,就像大家考研究生考上了,他就去做官了。就是因为他没有考上,家里又有钱,所以家里由母亲夫人管理家务,士大夫又有特权,可以坐轿子。当然,他自己有旅游的兴趣。即使是这样,像徐霞客这样的人,还是很少很少。所以我们缺乏一种探险的精神。那么,我们怎么来看待这个永远到达不了的历史真实?有一种认识,这是我们人文学科的魅力:我们不断地接近真实,但是距离真实总还是有一箭之遥。人类就是这样生生不息努力,才形成这样一个人文学科,而且为人类的进步产生很多智慧和力量。

        历史的事实是不容改变的,我们研究的时候,一定要客观,但是在应用的时候,免不了会有国家的、阶级的、群体的、家庭的考虑。记得在历史课堂上,我说过,知道了历史的全部,是不是我们每一次都要讲历史的全部?是不是面对所有的对象都要讲历史的全部呢?如果面对一群中小学生,我一定不会跟他们讲太深奥的专业知识。但是有一条,不能造谣。我们讲的是怎样应用,不能因为今天要利用这个历史事实,就去伪造一个历史证据,历史上伪造的证据有很多,但是往往起的作用是适得其反,本来的目的也达不到。

        所以我想,历史学作为一门科学,具有客观性,但是我们在运用历史的时候,要有选择,有我们的价值判断。我认为,这种观点不但适用于历史学,也适用于其他人文科学。(作者为复旦大学教授)  

        阅读延伸

        名家论“历史与真实”

        ●“良史以直书实录为贵。”

        ——(唐代)刘知己  

        ●“‘真实’之于历史,正如双目之于人身……如果从历史中挖去了‘真实’,那么所剩下来的岂不都是些无稽之谈。”

        ——(古希腊)波里比乌斯  

        ●“我们只知道一门惟一的科学——历史学。”

        ——马克思  

        ●“历史家的职责是要确切、真实、不感情用事;无论利诱威胁,无论憎恨爱好,都不能使他们背离真实”。

        ——塞万提斯  

        ●“历史这个东西,不是抽象,不是空谈……历史的对象是史料。离开史料,也许可以成为很好的哲学与文学,究其实与历史无关。”

        ——傅斯年  

        (明仁 辑)  

  • 顾颉刚的“两个镜子”

        游宇明

        顾颉刚是中国当代著名的历史学家,出版过《古史辨》(第一至第七册)《汉代学术史略》《中国疆域沿革史》《〈尚书〉校释译论》等大批有影响的史学著作。他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更是新人耳目,曾在学界产生过巨大的影响。除了历史研究,顾颉刚还对民俗、吴歌、故事等事物颇有兴趣,发表、出版了不少这方面的著述,比如《妙峰山的香会》《吴歌甲集》(搜集)《孟姜女的故事转变》《孟姜女研究》等。

        奶牛想挤出奶来,先得多吃草,做学问也不例外。顾颉刚一生好书成癖,他的书房藏书46000多册,其中线装书约6000部,平装书2600种,这个数字还不包括他在战乱中损失的3万余册图书。谈到顾颉刚的读书,有个故事最能说明问题。胡适当年曾请顾颉刚标点清人姚际恒的《古今伪书考》,这本书很薄,胡适估计他一两个星期即可将工作做完。没想到半年过去了,顾颉刚还未交差。原来每一条引据,顾颉刚都要找原书核查,再注明出处和增删的地方。半年后,顾颉刚告诉胡适,姚际恒的书不必印了,他准备编辑一部疑古的书,叫《辨伪丛刊》。此书编了一两年,顾颉刚又对胡适说:《辨伪丛刊》也不必印了,他计划出一本学术著作,向外界披露自己在这方面的研究。

        于读书,顾颉刚有许多见解,他觉得读书之先“必须养成特殊方面的兴趣”,应该精读、略读相结合,还要“随处会疑”,最重要的是用好“两个镜子”。“一个是显微镜,一个是望远镜。显微镜是对自己专门研究的一科用的;望远镜是对其他各科用的。”依我的理解,顾先生的“两个镜子”应该包括了这样的意思:读书必须专、博结合。专业书要读细,只有读细才能发现问题,也才可能得出别人忽略的结论。他当年提出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这个学术观点,就得益于他对史书的用心阅读。他发现: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王是禹,孔子时始有尧舜,战国时有黄帝神农,秦时三皇出来了,汉以后才有所谓“盘古”开天辟地的传说。顾颉刚因此推论:“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

        不过,一个人要想得到真学问,光是精读某些专业书还不够,还得大量阅读其他学科的书。知识之间是互相联系的,只有对相关学科的东西都有一定的了解,我们的站位才有高度,视野才能开阔,专业方面的研究也才可能做得通透。《论语》《孟子》《庄子》并不能简单算作历史著作,大致上分别属于教育学、政治学、哲学,但它们却呈现了春秋战国时代知识分子的心态、思想和当时的权力运行情况,研究历史的人不可不读。《史记》《水经注》《徐霞客游记》可以归入历史、地理,但它们叙事写人之巧妙、绘景状物之生动,超过其时许多文学著作,研究文学的人绝对不能忽视。

        读专业书用“显微镜”,是为了发现别人的遗漏;读其他书用“望远镜”,是为了克服自身的狭隘。有成就的人各有成功的理由,不过,有一点是共同的:他们爱书成癖,却又爱得其所。

        (作者为湖南人文科技学院文学院副教授)

  • “开禁”还是“干禁”

        李克杰

        《奢靡现象为何诏令难禁》(见2019年10月28日《北京日报·理论周刊》文史版)内有:

        如乾隆皇帝……要求官民“以俭素相先,以撙世相尚”,要求官员们“各敦本业,力屏华,以节俭留其有余,以勤劳补其不足,时时思物力之维艰,事事惟侈靡之是戒”。

        这里“以俭素相先,以撙世相尚”疑为“以俭素相先,以撙节相尚”,由“俭”“素”义近而并列,推测似应如此。又,“各敦本业,力屏华”似乎漏掉个字,或为“各敦本业,力屏浮华(或奢华)”?

        又有:

        三十年中之禁约,后生子弟,谁能记忆为何事,有厌常喜新而开禁者,亦有愚昧无知而犯法者。

        开禁是指解除禁令(或禁约)、宣布原有的禁令(或禁约)无效。一般来说,开禁者或对在何种情形下开禁作出规定的,应该是制定“禁”的(比如说官府)。在传统社会中,后生子弟不太可能因为自己“厌常喜新而开禁”。审上下文义,此处“开禁”疑为“干禁”,干,犯也,干禁即为犯禁,违犯禁令或禁约。

        本版供图:古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