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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不必恐惧技术脱钩

        刘元春

        当前,有很多市场人士对于技术脱钩产生了一系列的恐惧,但事实上,从人类三百年的技术发展史和新一轮全球化特征来看,我们对这个问题大可不必恐慌。

        从历史视角看,任何一个新兴大国的崛起都是在技术封锁、贸易封锁中不断成长起来的

        我们可以从3个历史故事来认识“任何一个新兴大国的崛起都是在技术封锁、贸易封锁中不断成长起来的”这一观点。

        第一个故事是欧洲大陆对英国崛起进程的封锁和二者的脱钩。英国的产业革命,之所以在英伦三岛这样一个偏远之地,或者是像法国年鉴学派所讲的,能够在早期资本主义最薄弱的环境中生根发芽,最后茁壮成长,是因为它的特殊历史环境和智慧。在早期的发展过程中,英国最早的技术来源于纺织,来源于圈地运动,来源于蒸汽机动力技术的发明,这些发明特别是纺织技术,最早来自于什么地方?来源于荷兰,来源于意大利和法国。当时为了防止英国获得这些技术,整个大陆地区在17世纪对英国的发展进行了全面的封锁。英国采取了一系列的应对举措都难以突破这种封锁,但最后还是因为大陆地区新教革命和宗教冲突,导致大量的技术工人逃离到英伦三岛,传播了很多的技术,使新技术不仅在英国扎根,而且孕育出全面赶超欧洲大陆的新技术和产业革命。第二次大封锁发生在18世纪末,当时英国的经济已经出现了明显的赶超,与欧洲大陆地区开始并驾齐驱。在英法战争和拿破仑战争期间,整个欧洲大陆对于英国又进行了全面封锁,其中最厉害的就是造船技术、木材、钢铁的封锁,但这种封锁的结果却是英国造船技术的突飞猛进。

        第二个故事是英国对刚刚独立的美国进行的技术封锁和技术脱钩。英国成为世界老大之后,对于接下来的赶超国也同样采取了一系列的封锁,最为经典的封锁就是英国在1774年至1785年对刚刚独立的美国采取了全面的技术封锁,不准任何一个英国技师、任何一张英国图纸、任何一台英国机器运到美洲。但最后这个严厉的封锁却被英国的一个“叛徒”塞缪尔·斯莱特打破了,他成功把这些图纸和技术装到脑袋里面,带到了美国,拉开了美国工业革命的序幕,最后塞缪尔·斯莱特也成为“美国工业革命之父”。

        第三个故事是欧洲列强在20世纪初对于德国的科技封锁和技术脱钩。1913年至1914年,德国已经崛起,法国、俄国、奥地利以及美国等国家利用德军入侵比利时并焚烧了鲁汶图书馆的事件,对德国进行了全面的科学与技术封锁。所有的国际科技协会都对德国科学家进行全面封锁,不允许他们参加任何学会,不允许他们在国际杂志上发文章,不允许任何的科技专家与德国合作。但封锁的结果是,德国在20世纪初叶通过构建其大学体系、研究院体系、实验室体系,成为20世纪初期全世界专利技术、工业技术发展最为迅猛的一个国家。

        从上述历史事件中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任何新兴大国在其关键成长期都会遭受守成大国在技术上、贸易上无以复加的打压,但任何一个成功的新兴大国都是在这种打压中成功实现了技术的全面赶超和全面崛起。

        目前中国的地位和当代全球化的特性决定了我们与美国的关系与过去这些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的关系完全不一样了

        更重要的是,目前中国的地位决定了我们与美国的关系与过去这些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的关系完全不一样了。这个不一样来源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中国的体量。我们根据一些历史数据可以发现,德国当年在赶超的时候,其体量大概占核心守成大国40%左右的水平;日本在与美国进行技术挑战的时候,其GDP占到美国GDP的32%左右。我们现在是什么情况呢?2018年我们的GDP按照现行汇率计算已经达到了美国GDP的69%。中国目前所拥有“庞然大物”的体量和超级的市场容量是它最为独特的地方。过去的很多体量比我们小得多的新兴大国都可以在完全封锁下完成相对良性的自我循环和技术全面的赶超,我们现在完全有信心依赖于中国超级体量实现相对良性的自我循环和技术的进步。

        第二个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方面,是当前的经济全球化与过去三轮全球化有本质的区别。人类已经经历了四轮全球化,每一轮全球化都会遭遇逆全球化,大国冲突带来的逆全球化一般要经历12年左右,如果没有大国博弈的逆全球化,一般在6年左右。目前中国所处的时代,是大国强力博弈开启的时代。逆全球化的时期可能会在10年以上。我们发现,前三轮全球化都是构建在垂直分工体系基础上的,也就是基于我们的传统比较优势理论——你进口A产品,他进口C产品,分工模式是部分分工,难以出现单纯的“角点化”模式,贸易模式也以产业间贸易模式为主。我们目前可以看到,全球的产业体系、价值链体系、技术链体系与过去完全不一样,50%左右是以产业内贸易为主体,50%的分工是以水平分工为主体,整个这30年的国际贸易一个很重要的发展趋势就是制造业外包、服务业外包,各种产业的分工进行了全面细化,从而导致任何一个产品并不能在任何一个国家完全独立生产,很多发达国家完全依赖创新和金融等价值链的最高端进行经济引领,产业空心化十分严重。这导致了本轮全球化国家经济主权的高度依赖性,大大超越了前三轮全球化的依存性。目前我们高举合作共赢旗帜,它的时代背景是第四轮全球化,以水平分工、产业内贸易,以新型价值链、产业链为基础的全球化,这个背景我们目前难以摆脱。虽然过去一年中美贸易战持续不断地开展,美国在贸易方面该使的招也使得差不多了,但是可以看到,我们1-10月份的出口增长速度依然在4.4%-4.5%的水平,没有像很多人讲的,我们一季度就崩溃。我们经常说,全球化很脆弱,但是全球化也很顽强,这一轮的全球化尤其顽强,我们要抓住这样一个时机。

        第三个方面,我们目前的全球化在本质上就是一个不对称的全球化。这个不对称表现在贸易全球化进展很好,技术全球化和人力资本全球化却步履蹒跚,与贸易全球化的规模和速度完全不相称。有很多人讲技术脱钩对于我们而言是致命的打击,但是,我们从来没有跟美国技术进行融合。新中国成立70年来,美国从来没有在关键技术和核心技术上与中国进行合作和对接,中国技术与美国技术基本上是处于脱钩状态的!“巴黎统筹委员会”以及《瓦森纳协定》严格禁止敏感技术出口给中国,美国各种技术审查、国家安全审查以及产业投资审查都严禁将先进技术转让给中国。

        靠技术封锁、技术脱钩来打压中国,注定失败

        我们现在的确引进了很多技术,但是大家一定要看到,从技术经济学角度来看,如果要遏制一个后进国家进行技术赶超,最重要的方法不是封锁,而是有步骤地转让落后技术给后进国家,这种落后技术的转让可以从根本上颠覆后进国家的自我研发体系,特别是当落后国家自我研发刚刚有所收获的时候,发达国家的技术转让会直接让这些自我研发体系在竞争中被摧毁,从而导致落后国家技术积累和技术赶超出现夭折。过去的故事也告诉我们,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在灵活运用这一法则。在过去数十年我们所制定的“市场换技术”战略从来就没有成功!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汽车生产,现在销售生产的量已经超过两千万辆,但是我们发动机还解决不了。原因是什么呢?答案很简单,就是在这种技术博弈中,先进国家通过有步骤地释放落后技术给后进国家,从而阻止后进国家的技术发展。所以,我们要清晰认识到,从技术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要想阻止后进国家的赶超步伐,不是进行技术封锁,而是进行恶意的、有步骤的落后技术转让!

        因此,我们会发现,美国现在所采取的很多策略,从历史上、从理论上来看,并不是很高明的策略,他们全面遏制中国,企图通过技术封锁、技术脱钩来打压中国的战略必将失败!我们一定要有信心,在我们目前这样的一种战略布局下,在我们目前超体量的经济基础上,我们必定会把未来的发展道路走好、走远。我们可以通过经济外交等多元化的手段,与世界各国一道实现合作共赢。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  

  • 用制度创新充分释放科技创新活力

        许强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深刻阐明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意义和总体考虑,这也为新时代北京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不断提高首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提供了根本遵循。

        近期,北京市政府正式印发实施《关于新时代深化科技体制改革 加快推进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若干政策措施》(简称“科创30条”),围绕强化科技创新中心功能、构建高精尖经济结构和加强前沿基础研究等重点,从加强科技创新统筹、深化人才体制机制改革、构建高精尖经济结构、深化科研管理改革、优化创新创业生态等方面作出全面改革部署,切实提升创新治理能力。与以往改革文件相比,“科创30条”更加突出改革系统性、集成性、协同性,更加突出含金量、动真格、破顽疾,更加突出接地气、真管用、可操作。

        聚焦资源融合,凝聚创新共识,形成创新合力

        “科创30条”分别从国家和市级层面提出为创新凝聚合力。国家层面,充分发挥北京推进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办公室统筹协调作用,建立与中关村部际协调小组联动工作机制,推进跨层级、跨领域重大事项。市级层面,统筹建立推进科技创新中心建设领导协调机制,抓好重点任务。本市将主动承接国家重大科技任务,持续提高市区两级财政科技经费投入水平,优化整合市级科技计划,创新“三城一区”管理体制机制,形成创新治理新格局。这些举措旨在优化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顶层设计,加快建立健全各主体、各环节协同高效的创新体系,集中资源、形成合力,突破关系国计民生和经济命脉的重大关键科技问题,体现了政府抓战略、抓规划、抓政策、抓服务的职能。

        聚焦科研机构自主管理,加大赋权激励,减少微观干预

        “科创30条”加快推进高校院所“四大”自主权落实。一是通过编制统筹调剂使用、灵活多样的分配形式以及职称评审权限下放等措施,扩大选人用人自主权;二是通过财政科研项目经费调剂权下放、科研项目经费包干制试点,扩大经费使用自主权;三是深化科研事业单位体制改革,主管部门对章程赋予管理权限的事务不得干预,扩大管理运行自主权;四是推动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地方立法,赋予科技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简化有关资产管理程序,加大成果转化授权力度。落实科研相关自主权是高校和科研院所切实履行法人责任,发挥法人主体作用,更好开展科技创新活动的重要保障,最大限度减少了政府对高校和科研院所内部事务的微观管理和直接干预。

        聚焦人才体制机制优化,彰显人才至上,破除体制壁垒

        “功以才成,业由才广”。进入新时代,贯彻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人才是第一资源,是创新第一要素。拥有一流的创新人才,必然拥有科技创新的优势和主导权。“科创30条”推出人才管理体制机制“四个优化”:一是优化培养机制。鼓励高校在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领域设置新兴学科,加大对优秀青年科技人才资助力度;二是优化评价机制。分类健全人才评价标准和职称评价方式,推行代表作评价制度,将临床试验和科技成果转化纳入医疗卫生机构绩效考核和人员职称评审体系;三是优化因公出国(境)审批机制。优化审查、审批、备案流程,压缩审批时间,并为战略科技人才及其核心团队国际学术交流开辟审批护照签证一体化服务通道;四是优化外籍人才引进及服务机制。对符合条件的外籍高层次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缩减工作许可和工作居留许可办理时限。允许获得中国永久居留权的高层次外籍人才延缴养老保险等。通过改革为领军人才在重大科研项目、重大工程、重点学科等领域集聚提供良好环境。

        聚焦科研管理流程改造,持续松绑减负,再为创新加力

        科研管理不能等同于行政管理,有其自身规律,核心是要以科研人员为本。减少“繁文缛节”,充分激发科研人员创新活力,切实减轻科研人员负担,目的就是要使科技创新的科学价值、技术价值、经济价值、社会价值、文化价值竞相迸发。“科创30条”在推进科研管理方面强调实现“四个简化”。一是简化项目申报流程,实行项目材料网上报送和“一次报送”;二是简化评估检查流程,针对关键节点实行“里程碑”式管理;三是简化仪器设备采购流程和变更政府采购方式审批流程,可一次性集中提出申请;四是简化进口样品通关程序,允许进口样品以临床试验(项目)或年度为单位发放批件。在松绑减负的同时,“科创30条”又明确了两个“提高”:试点提高财政科研项目间接费用核定比例至30%;部分基础研究领域可达60%,切实加大经费激励力度。

        聚焦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完善服务举措,激发主体活力

        当前,北京城市发展正发生着深刻转型,减量发展是特征,创新发展是出路,而且是唯一出路。努力打造国际一流的营商环境高地成为关乎北京高质量发展的“明星指标”。北京市以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为导向,实施系列改革政策措施,为我国营商环境世界银行排名大幅提升做出了积极贡献,最近,在世界银行发布的营商环境报告中,我国总体排名比去年又上升了15位,名列第31位,“北京样本”贡献更为凸显。

        为进一步营造一流创新创业生态,“科创30条”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再推有力改革举措:完善培育库制度,实施世界级领军企业培育计划,加强高新技术企业培育;通过公共科技服务平台建设,加强生命科学、人工智能、集成电路、5G等领域专业化孵化器建设,探索设立孵化接力基金等措施,加大对中小微企业和创业团队的支持;扩大市属科技型国有企业员工持股实施范围,激发国有企业创新动力;完善创新创业金融服务,发挥政府引导基金作用,培育更多早投、长投科技型中小微企业的“耐心资本”;定期发布应用场景项目清单,建设一批应用场景示范区(或试验区),给予中小企业创新成果更多市场机会。同时,深入抓好北京“10+3”高精尖产业政策落实,提高产业项目落地建设效率,合理控制用地成本。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加大惩罚赔偿力度,提高侵权成本。对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实行包容审慎监管,提升重点产业市场准入便利化水平。

        在促进京津冀协同创新方面,推动三地科技计划合作、高新技术企业资质互认、公共服务平台共享、创新券互通互认、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审查结果互认等政策互通。在提升开放水平方面,完善京港澳科技合作机制,办好中关村论坛,推动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向全球开放共享,积极争取国际科技组织、联盟或其分支机构落户北京等。

        “科创30条”是北京市站在新的历史方位和时代坐标下,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科技创新领域推出的一项重大改革文件,是新时代北京加速建设科技创新中心的宣言书,实施好“科创30条”是本市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市委十二届十次全会精神的高度自觉和切实行动,进一步彰显北京通过制度创新驱动科技创新、更好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决心,体现为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和世界科技强国提供强有力支撑的责任和担当,将不仅为实现自身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力,也必将为引领和支撑全国创新发展探索出更多新路径、积累更多新经验。

        (作者为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

        本版供图 明心

  • 别让农民不食人间烟火

        刘奇

        乡村治理从整治环境入手,就抓住了问题的关键。环境是一个地方的脸面,一乡一村、一家一户,如果环境脏乱差,不要说与现代文明接轨,连古人的传统都没有继承发扬好。“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这是先辈们代代相传的每日必修课。眼下,一场旨在提高农民生活品质的环境治理风暴正席卷全国,乡村面貌焕然一新,成效大显。但一些地方脱离现实,为环境而环境,不顾农民的生产生活,强推一些“高大上”的做法,农民对此很反感,社会上也颇多微辞。

        “房前屋后,种瓜种豆”,这本是农民祖祖辈辈形成的一种生产生活模式。它的最大好处就是农民利用零碎的空闲时间就近解决自给自足的生活需求。但一些地方却只让种植花草,不许种瓜种豆。农民大把的闲散零碎时间被浪费,却还要花钱去集镇上买各种蔬菜,既要花钱,又不方便。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想必陶渊明东篱的篱笆一定是一些废弃的竹木柴草所编,废物利用,整洁美观,古往今来多少文人墨客对那一道篱笆无限倾情。而当下,一些地方对村民院落的篱笆有明确要求,不得使用那些竹木柴草,有碍观瞻,必须使用漆成白色的木条或塑料片。一边是可以利用却不让利用、又无处堆放的废弃物,一边却又要花钱购买别的东西,农民只有叹气摇头。

        鸡鸭鹅成群,猪牛羊成圈,曾是体现农民富裕之家的写照,而今有的地方和乡村再也见不到这种景象。为了环境,禁养家禽家畜已成了普遍的乡村规则。从生活方式看,农民的肉蛋奶需求就是来自这些自己喂养的禽畜,不让养,农民便断了食用的方便和廉价。从生产方式看,植物是生产者,禽畜和人是消费者,人以消费种子果实为主,禽畜以消费茎叶为主,然后人禽畜粪便再还田作为下一轮生产的肥料,这是一个大自然安排的生态循环规律,没有家家户户养殖禽畜的消费,便打破了这一自然规律。集中养殖是适应现代化工厂化生产的新方式,问题是集中养殖后的粪肥到不了家家户户的田里。化肥农药猛上,土壤质量下降,难以保证农产品的优质。

        联合国世卫组织把厕所定义为:“人类最廉价的医药”,厕所改造对于改善卫生条件、提高人的健康水平尤其重要,但必须根据客观条件,以科学适用的方法予以改造,一些吃水像吃油的地方也要求装抽水马桶,一些冬天长达半年滴水成冰的地方也装抽水马桶,这就脱离了实际。即便用水充足的地方,农民也心疼用水,他们幽默地说:早晨起来一泡尿,马桶一按,一角钱没了。

        桃李杏柿枣梅樱,绕村四季花果香。一般农家房前屋后都要栽植多种果树,一是自用方便,二是美化环境。但一些地方却要求整齐划一,要么全村都种常青树,要么全村都种一种果树,农民没有选择权,不仅造成景观单调乏味,也使人们多品种多口味的水果需求化为泡影,即采即食,新鲜方便的生活方式烟消云散。

        袅袅炊烟,依依乡情。炊烟是乡村的独特景观,一曲经典的《又见炊烟》,勾起无数人的乡恋乡情。但凡人居处,皆有炊烟起,有炊烟就有熟食,而吃熟食是人和其他动物的重要区别。进入农业文明以来,人们以农作物秸秆烧煮食物,然后把焚烧后的灰烬还田做肥料已成习俗。这是处理农作物秸秆除喂养牲畜之外的第二条途径,这种生活方式造成的空气污染,比起压茬秸秆无处堆放带来的环境污染可谓微乎其微。而今一些地方却下令不准烧柴草,只准烧天然气。农民说,这真是不食人间烟火,要成仙了!

        改善人居环境,提高生活质量,农民拍手称快,但好事一定得办好,上述种种,究其原因,大体有四个方面:

        一是脱离实际的城市思维。制度设计者久居城市,不了解乡村,只以城市人的视角和思维考虑问题。从生活空间看,农民的家里需要放置如铁锹、水桶、绳索、扁担等一些随时备用的简单农具和临时堆放刚刚收打下的农产品,大多数人家还要放置如机动三轮车等小型农机具,而市民不需要这些。从生活方式看,市民随时可到遍布市区的超市采买生活用品,但农村各种配套服务设施还很不完善,即便服务齐全,就目前农民的收入水平看,也无力承担超出支付能力范围的费用。对于有些日常消费的生活必需品,如瓜果蔬菜,大多还是在庭院附近自己种植,等等。以城市思维设计农村的制度必须改变,把选择权交给农民,让农民为自己谋划,才能使他们在乡村振兴的征程上不断增强获得感、幸福感。

        二是追求极致的“仙境”思维。仙境是人类理想的乌托邦,只能见于文学作品中的描写。在那里:山青水碧,地绿天蓝,云蒸霞蔚,清气怡神,玉宇琼楼,纤尘不染。处处泉水叮咚。理想不是现实,用理想做标准要求现实注定不会成功,也将遭到社会的诟病。经过举国上下多年的拼搏努力,到2020年脱贫攻坚决胜之后,中国农民才刚刚摆脱贫困,在这样的背景下要求建设一个仙境般的新农村,不现实,不可能,更没必要。实实在在、脚踏实地,摒弃子虚乌有的仙境梦,尊重常识,尊重现实,因地制宜,循序渐进,因村施策,让乡村充满烟火气,让农民真有幸福感,才是乡村振兴的要义。

        三是过重形象的政绩思维。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这是每个为政者的追求。在一个地方当官几年,总要弄出点名堂,造出点政绩,于是急功近利者便从人造形象工程打主意。形象工程与政绩工程是一对孪生姊妹。追求政绩是对的,但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所出政绩要经得起实践的检验、民众的检验、历史的检验,那种不顾群众需要和当地实际,不惜利用手中权力大上劳民伤财、浮华无效工程,好大喜功,纯为自我标榜的政绩, 是虚浮的政绩,不光群众反感,也害人害己,多有后患。

        四是整齐划一的军事思维。中国的乡村经过数千年的历史积淀, 形成了方方面面既丰富多彩又符合规律的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两大系统,山水田园、路树沟渠、屋宇院落,都经历了时光的磨洗,环境的考验、习俗的应对、物种的竞择,都具有存在的合理性。为了适应所谓现代文明的生活方式,一些地方强行拆旧村建新村,房屋都盖成一个模式,绿化都栽植一个树种,道路横平竖直,禁养各类禽畜,几千年厚重的历史没了踪迹,多姿的文化淹没于单调的空间,“诗意的栖居”变成了乏味的存在。这种现象不是对传统文明的继承,而是对传统文明的破坏。

        (作者为中国农经学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