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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把最华彩的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

        鲍南

        科学研究不仅需要在书斋里实验室中穷经皓首,更需要在广阔大地上干一番事业。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并不意味着单方面的付出,其实同时也回馈着科研本身。经受住现实考验无疑是一个科研项目结项华彩的“合格证明”,而不断发展变化的现实是做学问搞研究最深厚的沃土。

        近日,“农民院士”朱有勇被顶上热搜。他把自己数十年的科研成果带到云南边陲山村,住着茅草屋、穿着迷彩服,一扎根就是五年,将当地的贫困发生率从41.17%降至不到3%。网友纷纷留言:这才是国家的脊梁!这个热搜我打心底佩服!

        堂堂院士,却在60岁时毅然加入扶贫大军,有些人的确不解。但在熟悉朱有勇的人看来,这样的选择再正常不过。求学时,他主动选择“坐冷板凳”,研究如何不使用农药就控制病虫害;学成时,他放弃优渥条件毅然回国,直言“宾馆再好不是家”;成功时,他无偿献出价值十亿元的专利,掏心掏肺地说“党和政府已经给了我们很好的‘俸禄’,我们科研的目的不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受益吗?”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拳拳赤子心,铮铮报国情”都是指引这位“农民院士”的精神坐标。他的奋斗人生充分诠释了何谓“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把科技成果应用在实现现代化的伟大事业中”。

        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科学研究不仅需要在书斋里实验室中穷经皓首,更需要在广阔大地上干一番事业。有人问朱有勇天天教农民技术是不是大材小用?他笑言“我搞了一辈子农业,来扶贫就都用上了,看着自己科研成果长得漫山遍野,看着乡亲们富了、笑了,我这心里是真的高兴、真的满足。”同样的,若不是坚信“应用性科技成果要经得起市场的考验,才能对社会有实际贡献”,王选在发明激光照排原理样机后大可到此为止。但那样,就不会有中国电子出版产业的脱胎换骨。正是因为一代代科研人坚持“祖国需要什么,我就研究什么”,反哺社会、造福于民,中国的跨越式发展才有了坚实支撑,我们的生活才有了沧桑巨变。

        纵观人类的发展史,所有变革与突破,无不是理论同现实相结合的成果。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并不意味着单方面的付出,其实同时也回馈着科研本身。袁隆平袁老常说,“电脑里长不出水稻,书本里也长不出水稻,要种出好水稻必须得下田”。火热的田野,让科技创新在实践检验中不断修正优化,也提供着取之不尽的科研素材。46年前,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数位中国农业大学的老师组成研究组来到了曲周县盐碱最厉害的张庄村,誓言治不好盐碱不回北京,从此这里变成了农大师生的实验站、服务点。多少年过去,过去草都不长的地方如今年年丰产,新的科研课题不断涌现,也从曲周实验站先后走出了两任校长、三位院士,50多名教授……科学始于疑问,疑问来自生活。现实中无穷无尽的“变量”可能是任何实验室都无法模拟的环境。从这个角度看,经受住现实考验无疑是一个科研项目结项华彩的“合格证明”,而不断发展变化的现实是做学问搞研究最深厚的沃土。

        今天,我们身处一个万象更新的大时代,新发展热火朝天,新课题层出不穷,正呼唤越来越多的“朱有勇”。反观现实,有的科研人员在取得一定成果之后,渐渐与基层疏离,甚至成了“社会活动家”;有的科研机构习惯于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逼得科研工作者不得不忙于攒业绩。要破解这些弊病,打通科研人员“接地气”的通道,首先要发挥制度指挥棒的作用。近些年,从国家层面的《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到本市的《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对科研人员自主转化科研成果提供了制度护航。一些科研院所也在逐步淡化“发了什么”的论文标准,增加“做了什么”在应用型人才评价中的权重。这些探索和改革的步子还应当更大、更实,让更多人能够轻装上阵。

        面对鲜花与掌声,朱院士异常谦虚低调,只有一点他倍感骄傲:每天晨跑回来,他的门上总挂着老乡们送来的煮熟的鸡蛋、玉米、红薯等早点。五年时光,以心换心,这样的获得感成就感无法用金钱来衡量。放眼各条战线、田野乡村,在事关国计民生的一线前沿,还有千千万万个“朱有勇”在默默奋斗。尊崇他们、支持他们,我们的国家必将蒸蒸日上。

  • 老旧厂房改文创背后的治理课题

        晁星

        日前,本市发布《保护利用老旧厂房拓展文化空间项目管理办法(试行)》,设计了项目申请、立项、规划、施工、验收及登记注册等一整套操作指南,助力老旧厂房加速新生。

        “二产变三产,黑色变彩色。”近些年,在北京产业转型的过程中,大量老旧厂房在腾笼换鸟中华丽转身。首钢工业园变身冬奥比赛场馆,北京胶印厂升级为“戏剧界横店”,国营751厂转型时尚设计广场……“工业遗存+文创园”的模式,既盘活了存量资源,又拓展了文化发展新空间,成为北京的文化新景观。但从实操层面看,老旧厂房升级改造是好事更是难事,涉及用地性质、发展规划、技术手段等现实问题。这其中,改造“审批难”是运营方反映最多、最强烈的痛点。比如,不少仓库和车间挑高过高、空间跨度过大,改为文创空间就必须对建筑内部空间进行加层之类的改造调整,可拿到一张规划施工许可并不容易。面对诸如此类的共性问题,不能总采取“一事一议”的方式,必须在制度层面予以解决。

        建设文化中心,本市出台了不少政策,在宏观层面定好了方向,但实践中还是常常遇到“不易落地”的问题。说起来都很支持鼓励;可一到具体实施时,却往往“行路难”。原因何在?

        置身巨变的时代,立足发展的北京,城市治理面临着相当多元的目标,不同目标之间难免有互相碰撞甚至抵触的情况。比如,城市要“减量”也要“发展”,要“瘦身”更要“健体”,这些乍看不无矛盾的目标该如何同时实现,达致效果最大化,着实考验着治理者的智慧。这样的现实其实也体现了今日改革的阶段性特征:治理目标愈发复杂多元,各领域各环节的关联互动更加突显,对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要求更高。对此,“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已经不行,关键是要破解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在顶层设计上做文章。对于当前的治理者而言,改革创新、建章立制、构建体系的任务更重。

        当前的北京城市治理好比耍杂技,需要同时转十几只盘子。这就要求我们在干事创业时,敢于担当、积极思考,善于以系统思维汇聚改革合力,统筹起各领域、各层次、各个阶段的改革,努力做到全局与局部相配套、当前与未来相协调、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相统一。这个过程中肯定会面临许多新局面、新情况,没有现成的经验模式可以全盘照搬,需要大家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通过政策创新找寻执政施策的平衡点。此番“老旧厂房升级改造指南”的出台是一个积极信号,而未来推进的效果,我们大可拭目以待。

        晏子曾以煮羹设喻论述“和”,和如羹,各色食材“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羹便美味可口。“和合”形态,同样是改革发展的目标追求。当前,北京正阔步行进在一段前所未有的新征程上,未来我们还会遇见更多新的治理课题,期盼相关方面都能积极作为、破除壁垒,求得城市治理四则运算的最优解。

  • 堵塞生命通道 该入刑就入刑

        范荣

        近日,沈阳一高层住宅发生火灾,有私家车堵塞消防通道,车主不但拒不挪车还振振有词地说,“楼上着火和我有关系吗?”目前,当事车主已被公安部门调查。

        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违规占用无异于“谋杀”。这种劣行不仅自私缺德,更赤裸裸违法。《消防法》明确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但遗憾的是,白纸黑字的法律条款,总有人视若罔闻,上述车主的行为只是一例。社区群里,消防通道不“通”的投诉时常刷屏;报端网络,火灾发生耽误救援的悲剧屡见不鲜。更有统计显示,全国各地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的火灾事故中,80%以上有消防通道堵塞的情况。

        既然有法可依,为啥“生命通道”总不畅通?这与物业公司管理不到位、小区停车位规划不足、居民规则意识淡漠等有关,但归根结底还是法律震慑力不足,尤其是当场处置手段失之于软。从现实案例来看,每每遇到“生命通道”被堵,或消防车绕道而行,或消防员跑步入场,总之都是在“救火队”上做文章。就拿上述的沈阳大火来说,消防车只能架设高层消防水枪向火场喷水。但如此“被迫变招”显然具有局限性,万一是低楼层着火又该怎么办?况且,火灾蔓延动辄以秒计,消防员在进场路上多花一分钟,就意味着生命财产面临的风险以指数倍增加。不把漠视规则的“拦路虎”及时清退,无疑是让公共安全为个人失范埋单。

        生命安全面前,绝不容“霸道”者恣意妄为。前段时间,一段消防车撞开占道车、强硬疏通“生命通道”的视频走红网络,赢得网友一片点赞。事实上,在十万火急的救援关头,消防员有权紧急避险,将违规车辆清走。我们期待更多消防部门理直气壮、及时出手,为救援争取更多时间。当然,除了加强现场处置,事后惩戒力度也应随之升级。就目前来说,颇为常见的个人堵塞消防通道行为,最多收获警告或者500元以下罚款。这恐怕有些不痛不痒,难抵破坏规则带来的潜在收益。有专家建言,对堵塞消防通道的惩戒应参照酒驾、高空抛物等等。严管重罚,该入刑就入刑,才不会再有人拿救命当儿戏。

        消防通道的畅通关乎生命,没有一丝一毫可以商量的余地。在执法上硬起来,人们对堵塞消防通道的认识才会从“不文明、没素质”,提升到“触犯法律、危害生命”的高度。

  • “提神”

        年终岁尾,正值公司团建高峰期,但哗众取宠者不少。聚餐拉练等都是小儿科,还有互扇耳光、拥抱陌生人的,美其名曰培养“团队文化”。李嘉/漫画

  • “非政府组织”?黑手戴上白手套!

        李庆四

        日前,外交部宣布对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ED)、美国国际事务民主协会(NDI)、美国国际共和研究所(IRI)、人权观察(HRW)、自由之家(FH)五家非政府组织(NGO)实施制裁。这些NGO都是什么来头,又在现实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以美国NED为例,它自称是一家“非官方、非营利”组织,致力于“促进和推动全球民主事业”,并向相关NGO和民间团体提供资助。口号冠冕堂皇,但实际远没那么简单。1983年,鉴于美苏冷战缓和、中央情报局(CIA)针对苏联的隐蔽活动难以为继,里根政府成立了NED。NED的使命是开展不方便政府直接出手的政治活动和心理战,且80%以上的资金来源于政府和国会拨款,是货真价实的政府“有关部门”。

        从现实来看,这些NGO也确实成为CIA的得力助手和白手套。比如上述的NED,每年提供1600多个资助项目,活动范围覆盖90多个国家和地区,可谓全球颜色革命的总金主和大本营。目前的香港修例风波就与其脱不了干系。公开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NED在香港至少投入8600万港元。充当反修例急先锋的香港本土NGO“香港人权监察”,自1995年开始接受NED拨款,多年来接受资金共近1500万港元。这些组织的存在,成为香港局势至今动荡不息的直接因素之一。

        这些NGO之所以能够屡屡得手,主要是其操作手段高明。知情人士总结出一个基本的操作流程:美国想在哪里使劲,美国国务院“研究和情报安全署”就在哪里物色人选,即谁有用、谁能折腾、谁易控制,同时形成报告提交给CIA,CIA再向NED等NGO派活儿。接到任务的NGO则多以进行科研项目或社会调查之名,广泛接触目标群体,培养代理人。他们最终炮制出炉的所谓“研究报告”“调研结果”中,往往含有大量“警察暴政”“公民抗命”“侵犯人权”等反政府言论,支持鼓励反对派,进而达到改变国民思想、实现政权更迭的目的。

        在全球范围内,近二十年来几乎所有国家发生的政变与叛乱都与一些NGO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包括2004年海地政变、2009年洪都拉斯政变、东欧的“颜色革命”、中东的“阿拉伯之春”以及乌克兰的两次颜色革命。此外,中国重大海外投资项目往往成为一些国际NGO特别“关照”的对象。比如苏丹的石油投资和缅甸的水坝铜矿项目,之所以陷入冲突困境,都是因为NGO做了“功课”。这些组织经过煞有介事地发布“调查研究”,论证中资项目如何“侵害人权”“毁坏文物”“破坏环境”,进而煽动民众情绪,迫使中资项目停产。

        尽管并非所有美国NGO都扮演着破坏性角色,但毕竟以合法身份干着非法勾当的不在少数。因此,俄罗斯政府已经通过法律,果断驱逐不怀好意者。相比之下,一些弱小国家抵挡不住美国恩威并用的狡诈手法,以致屡屡吃亏。本着开放与合作的目的,中国善意地接受了不少国际NGO,但其中具有政治背景的数以百计。在经受了NGO恶意攻击并深受伤害之后,中国政府被迫出台限制其非法活动的法律条例。始终未平的香港修例风波提醒我们,面对旨在颠覆我们的各种挑战,决不能手软,必须铁腕回击。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国发院研究员、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 是时候给孩子补补劳动课了

        郑宇飞

        近日,本市教育部门首次为“劳动”开会。从讨论成果来看,将学生的劳动课纳入必修课程,并作为综合素质评价的必要部分,将成为一种趋势。

        读书的同时兼顾劳动,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中国自古就有“负薪挂角”的故事,近代以来教育界也有“学工学农”的倡导。即便在不少“70后”“80后”的记忆里,劳动片段还俯拾即是,做些家务、干点农活,把书本带到田间地头都再正常不过。但随着生活条件愈发优渥,劳动逐渐远离学生的生活,也成为教学体系的短板。虽说“德智体美劳”的育人标准十分明确,但“劳”的份额微乎其微。特别是今天,“下了课就上网”是许多学生的“标配”,“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孩子很多。统计显示,中国小学生平均每天劳动时间只有12分钟。劳动课确实到了必须补的时候。

        劳动,不是一种简单的形式,而是青少年的一种必备经历。眼下,很多“00后”“10后”与自然世界隔阂严重,对许多事物的认知基本来源于课本、网络。然而,“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把《锄禾》背得滚瓜烂熟,认识可能不如到田间地头干个把钟头农活来得深刻。当汗水流过脸颊,也就明白为何“一粥一饭来之不易”。这个意义上,将适量劳动融入到教学之中,一方面可以让孩子们亲近自然、强健体魄,去一去“公主病”“巨婴症”;一方面则利于涵养“不稼不穑可耻,勤勉耕作光荣”这一最为朴素的价值观。

        以长远目光来看,劳动与否其实还影响着一代人的能力与品格。一位斯坦福大学教授谈到,二战后至20世纪60年代的几代美国人,成长于农场环境中,整天与汽车和无线电打交道,动手能力很强,这正是这一年代不断涌现发明家、创新企业家的原因。将视线拉回到身边也不难发现,相较于许多孩子的“玻璃心”,他们的长辈们应付起工作生活的大事小情乃至遭遇重压和挫折时都坚强得多。平心而论,这些技能和品质并不神秘,不过是年少时大多历经了生活的磨炼。这样的现实提醒我们,劳动课必须开,而且必须开好,要让学生深度参与,不能沦为偶尔到农田厂房看几眼、拍个照的“水课”。

        当代人对于教育的关注更甚以往。但教育的目的绝不仅仅是做题应试考学,更包括人格的健全、心智的成熟。劳动应当成为一门必修课,期待学校与家庭形成共识,让孩子动动手、吃点苦,收获一个更健全的自己。

  • 七十岁的北约为何越来越找不着北

        孙成昊

        近日,北约成员国领导人聚首伦敦郊外,共同纪念这一组织成立70周年。1949年成立至今,北约从一个只有12个国家加入的西方军事同盟扩张为拥有29个成员国的庞然大物。尽管白宫在特朗普访问欧洲前发表了和解意味浓烈的宣传稿,称这次峰会是“一次领导人欢庆的会议”,但多数欧洲成员国仍然对这个军事联盟的未来忧心忡忡。

        一个问题引人深思:进入古稀之年的北约为何越来越“找不着北”?

        北约得以成立的根本原因是来自苏联的共同威胁。苏联解体后,北约开始寻求新方向,但各国始终未能就什么是共同威胁达成新共识。而美国的战略调整,无疑成为影响其发展的最大不确定因素。

        冷战结束后,美国仍然把欧亚大陆视为战略要地,北约依然是美国联合欧洲国家最为便利的机制和抓手。奥巴马执政后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撤出欧洲”的美国开始不再关心欧洲的内外危机。欧洲忙于应对欧元危机和难民危机等重大挑战时,美国选择袖手旁观。当利比亚、叙利亚爆发危机时,美国也没有发挥自己在北约的直接领导作用,而是试图把责任下放给法国和德国。

        特朗普的走马上任,无疑对欧洲和北约造成了新的冲击。特朗普的想法很直接——北约是一个不公平的同盟机制,欧洲国家在安全上搭顺风车,却没有在经济上分担足够的军费。他2017年不愿意在北约共同防御条款上明确态度,2018年则威胁如果欧洲国家不提升北约军费,美国可能退出该组织。这些表态让欧洲国家胆战心惊。

        更糟糕的是,北约的分歧不仅体现在美国和其他成员国之间,也存在于欧洲国家之间。在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北约已然“脑死亡”后,以德国为首的一些欧洲国家强烈反对这一观点。比如德国总理默克尔的语气更为和缓,认为北约在过去70年里一直是欧洲的安全保险。在谈论北约的未来方向时,德法观点更是南辕北辙,前者希望通过改革让北约重拾成员国的信任,后者则希望推进“欧洲人的欧洲”,提出欧洲掌握维护自身安全的战略自主权。

        在笔者看来,马克龙的言辞虽然令一些国家不悦,但道出了北约的“真问题”。即使德国成功地说服法国,以改革激活这一陈旧组织,大多数成员国仍面临军费分担、缺乏共同威胁认知和彼此互信较为脆弱等问题。例如,当马克龙建议北约不应视俄罗斯为对手时,波罗的海国家一定感到震惊错愕。土耳其不打招呼就在叙利亚采取行动,增加了从理论上援引北约共同防御条款的风险。一些北约成员国甚至认为,应该将土耳其排除在西方联盟之外,但对于仍将俄罗斯视为威胁的北约而言,将土耳其推向俄罗斯并非战略良策。

        北约是冷战的产物。当前,国际形势已发生深刻复杂的变化,但北约似乎并不能适应变局,特朗普的催逼军费、马克龙的“脑死亡说”以及土耳其的“任性”让其在吵吵嚷嚷中迷失方向。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北约不能及时调整,继续坚持“零和博弈”的冷战对抗思维,那么特朗普的“北约过时论”也算一针见血了。

        (作者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