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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为那些失意的人建一座纪念碑

        本报记者 路艳霞

        “和《山河袈裟》一样,《致江东父老》断断续续写了十年,有好多篇都是一次次重写的结果。”作家李修文的散文新作《致江东父老》近日面世,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自己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热爱写作,当真正成为精神依仗的东西越来越少时,写作成为他无可替代的内心依仗。

        “贾宝玉”“林黛玉”今天还在

        “如果说有什么抱负的话,我的抱负就是下定了决心为那些失意的人或事,建一座纪念碑。”李修文说。

        在《致江东父老》中,李修文从落魄的民间艺人,写到与孩子失散的中年男人;从过了气的女演员,写到生产线上的工人……这些典型的中国式面孔,经过李修文的提炼和再造,成为一个个文学人物。他们超出了现实意义上的“真实”,成为李修文笔下的美学。

        之所以写《致江东父老》,是因为李修文相信,某种相对典型的中国式面孔,在今天流行的叙事里越来越安放不下,“我要找回他们,写下他们。”李修文常常自问,在还房贷的队伍里,在CBD痛哭的人群里,在各种素食或长跑的队伍里,贾宝玉还在不在?林黛玉还在不在?“我觉得他们都还在,所以,写下他们,写好他们,一直是我的夙愿。”

        李修文此番写作运用了不同的文体,《我亦逢场作戏人》像个人的口述史,《白杨树下》真实虚幻交杂如小说,《在春天哭泣》是和尚和诗人的寓言,《小站秘史》突然出现的白马又仿佛传奇……文章与形式相映成趣,写作疆域在扩大。

        他说,继《山河袈裟》之后,半年后才开始这本书的写作。但许许多多的材料、人事、情境,十几年来却在不断地和他发生着联系,“在写《山河袈裟》的过程当中,其实这本书里的很多篇章,我已写下了不少细节。”此外,在他看来,相比《山河袈裟》,《致江东父老》里生活本身的质感更加充足一些,“我希望通过《致江东父老》,让自己从一种有名有姓的写作变成无名无姓的写作。”

        对此作家李洱评价道,李修文重新在风雪当中看到广大的人群,听到人们的叹息声、喘息声,写那些失意人、滚爬跌倒的人,写得特别热烈、苍凉、悲怆。

        动用各种元素开拓散文疆土

        对于李修文来说,完成这部书,他还有另一个雄伟的抱负,他想写出中国式的文章,想从自己的笔下召唤出具有源头意义的中国文章之气。

        李修文来自湖北荆州,他无限神往地说,楚人的文化传统深厚,甚至一直到了夜晚也要筑起高台,环绕火堆唱歌,发出自己的祷告。在这样的基础上产生了屈原,产生了那么多阴阳难辨的上天入地式的作品。“这些不仅是我身体上的故乡,也是我个人美学的故乡。”他迷恋于故乡里的文化际遇,楚剧、汉剧、豫剧、荆州花鼓戏,还有渔鼓调……他喜爱各种各样戏曲形式,戏曲带给他的滋养,深深影响了他的文学道路。

        在传统文化的养育下,李修文有志愿写出类似《古诗十九首》气质的作品,“十九首的每一首都深深地站立在日常生活中,明确,坚实,静水深流,有一种日常生活的正当之气,这样的作品,不仅仅是风格,而是风格的源头,也不仅仅是个人美学,而是个人美学的源头。”李修文说,当他行走在李白、杜甫、王安石、苏东坡行走过的道路的时候,他感受到,某种古老的传统、某种古老的情感在激活。在李修文看来,古人不会深陷在某种专业生活里无法自拔,他们的文章只是他们生存和挣扎于世的证据,他们向山水张开,向时间张开,他们让自己的身体作为容器去接纳山水、历史与时间,同时,又让自己的身体作为一根强劲而敏感的神经去感受着它们,最终,他们通过这种相遇,完成了对自己的命名,也完成了和他们所处时代的共鸣。

        李修文想写中国式文章,但更是今人的中国式文章。他动用各种手段,戏剧、音乐、电影、小说,让这些元素全都作用于散文,在他看来,这才是替这一文体去开疆拓土的人间正道。“在《致江东父老》这本书里,有时候我会动用小说手段,有时候会使用口述史和书信体等等形式,这无非是说明,我希望我们的散文应该重新出发,去触摸一种能够尽可能承载我们更多审美感受的生命力。”

        对此文学评论家张莉说,散文到今天,慢慢被鸡汤所困扰的时候,作家重回文学传统内部,找到中国式文章,这是李修文追求的很重要的东西。

        当编剧一事无成却磨砺写作

        多年前,李修文写下长篇小说《滴泪痣》《捆绑上天堂》引起热烈反响,但他的第三部没了下文,他停了笔,转而写起了剧本。

        多年后,李修文这样回应道,他前后写了十几个剧本,真正拍出来的只有两三个。“我写完两部长篇小说之后,真是一个字都再也写不出来了。没办法了,想起自己喜欢影视剧,喜欢戏曲,也就出门到处跑,跟着一个个剧组去干活,但是,又几乎没有干成过一个活。”他说,那些年,影视界特别乱,好多项目听上去都是花团锦簇,但没两天老板就被抓了。他经常是投入了半年一年,很快却被人家找个理由就扫地出门了。

        但他感谢编剧生涯,直到现在这个身份依然在他身上延续。在李修文看来,现在有很多作家不善于讲故事,但做编剧不一样,要面对出品人讲故事,要面对审查者讲故事,要给合作者讲故事。而在一遍遍讲故事的过程中,会不断确认自己,确认效果。“所以仅此一点而言,它对我写作的姿态,还有与受众的关系,影响就很大。”李修文说,影视不是孤家寡人写作,要不断出门与他人合作,行走的空间疆域不断扩大,和那些过去的陌生人、陌生情境相遇的也越来越多。正因为如此,他作为写作者的地理的步伐、内心的气象也因此博大、豁达。

        涉足影视剧的工作,于李修文而言几乎是救命稻草,“很难想象,没有十多年的泥牛入海东奔西走,我的写作怎么可能得以继续?”那些年里,李修文趴在河滩上写过东西,半夜里被叫醒写过东西,甚至在大佬们的酒局上写过东西。他笑道,他现在几乎可以做到不管什么时间什么场所,只要想写就能马上开始写。

  • 拍卖市场紧缩 好艺术品不缺买家

        本报记者 王广燕

        作为2019年秋季拍卖最重要的明星拍品之一,今年首次在拍卖市场露面的李可染《万水千山》备受艺术收藏界瞩目。前晚近23时,《万水千山》于北京保利2019秋季拍卖会“中国近现代书画夜场”上拍,以2.07亿元成交,创造了自2012年以来李可染作品在拍卖场的最高价格。

        当晚,《万水千山》以9800万元起拍,很快应价至1亿元,随后竞价攀升至1.2亿元、1.3亿元,后以100万元、50万元为阶梯小幅加价。当拍品竞价至1.6亿元时,现场响起掌声,场内也杀出新买家。最终,该件作品以1.8亿元落槌,加佣金以2.07亿元成交,花落场内一位顶级个人藏家。这也是李可染目前第二高价的作品。

        李可染是继齐白石之后20世纪中国画的又一座高峰,被誉为新中国山水画开宗立派的大师。他曾表示,“我们画山水画也就是为祖国山河树碑立传。”自1959年李可染创作了第一张“毛泽东诗意”《六盘山》后,1962年至1964年他反复涉足毛泽东诗意山水画这一创作领域,创作热情一直保持到上世纪80年代,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红色题材就是《万山红遍》系列(7幅)以及《万水千山》。

        《万水千山》画面以红色为主调,画中日出东方,层层叠叠的山川披上一层红色光辉,由100多位红军战士组成的行军队伍在连绵的群山里奋力前行,展现了长征这一人类精神的史诗。荣宝斋副总经理唐辉认为,《万水千山》是李可染的巅峰之作,体现了一个时代性的审美。著名文化学者王鲁湘评价,“《万水千山》是李可染山水画革新终成正果的一个表达,他所走过的山水叠加了红军长征的万水千山,两个意境叠加在一起,某种意义上既是画红军长征,也是画自己。”

        在该件作品成交后,买家身份成为人们关心的话题。当晚在拍卖现场,著名收藏家、上海龙美术馆创始人刘益谦与前保利拍卖掌门人赵旭坐在后场,竞价后期一度出现两人共同举起一个号牌的场景,不少人猜测买家为刘益谦。不过,刘益谦随后在朋友圈回应称,“不是我买的,是赵旭先生买的。”对此,记者向北京保利拍卖近现代书画部总经理殷华杰求证,他表示作为拍卖行无法透露买家信息,“不过买家的确是一位非常知名的藏家。”

        对于《万水千山》首现拍场创下的这一高价,殷华杰回应道:“目前艺术品市场在紧缩,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也一直认为《万水千山》的价格会超过2亿元,因为好的艺术品,尤其是艺术家代表性作品是可遇不可求的。我想这件作品在新中国艺术史上的地位决定了它的价格。”

        早在2010年秋季拍卖会上,李可染的毛泽东诗意《长征》就以1.075亿元成交,在书画市场上引起巨大反响。2012年保利春拍,李可染1964年所绘制的山水画《万山红遍》以2.93亿元成交,成为当年春拍最贵的中国艺术品。此次拍卖的《万水千山》和上述《万山红遍》是同一年所绘。

  • 薛晓路:平民英雄更容易让观众感动

        本报记者 袁云儿

        “有的人做了英雄的举动,但并没有被公众认为是英雄,得到英雄该有的荣誉、赞赏和欢呼,但是他们做了英雄该做的重大选择。”导演薛晓路说,这类平民英雄就是她的新片《吹哨人》想要刻画和展现的群体。作为国内首部“吹哨人”题材电影,该片由雷佳音、汤唯领衔主演,将于12月6日上映。

        吹哨人,指所在企业或组织存在重大问题、严重威胁公众利益时,不惜面临巨大危险勇敢揭露的人。《海洋天堂》关注自闭症群体,《北京遇上西雅图》展现赴美产子现象,薛晓路的作品在题材上一直追求突破,这次挑战“吹哨人”题材,在向观众介绍新概念的同时还融入了悬疑、动作元素。

        谈及创作源头,薛晓路说,悬疑、犯罪题材一直是她特别喜欢的类型,当她看到几则关于海外受贿案件的新闻时,第一次把目光放到这类题材上,然后开始搜集相关资料,最终决定拍摄。“‘吹哨人’本身有一个明确的概念,第一,这些人通常都是某个组织、机构内部的人,是内部举报;第二,他们举报的问题不是为了个人私利,而是往往涉及到重大公共安全和利益。他们的行为非常危险,但他们敢以自己的职业前途甚至身家性命为代价去做,对社会充满责任感。他们可以说是平民英雄。”

        片中,雷佳音饰演一位在澳洲工作的华人员工马珂,在发现一桩跨国交易背后阴谋的同时,也迎来汤唯饰演的前女友周雯意外造访。周雯向马珂发出求救信号,表面楚楚可怜,背后却似乎进行洗钱、暗箱操作,为了利益不顾一切。而被卷入的马珂则不得不面对追击、踏上跨越三大洲的逃亡。

        为何选择雷佳音出演男主角,薛晓路说,马珂在故事的开始是一个特别普通的海外员工,有老婆孩子,生活简单,事业发展也一般。“雷佳音身上有种柔和的气质,而且看起来萌萌的,很朴实,跟角色气质特别搭。我就想写一个平民英雄,平民程度越深,最后他做的一切就越会让观众感动。”

        片中男女主角的关系是前任,但随着剧情推进难免产生情感纠葛。当被问及这样的角色设计是否容易引起争议时,薛晓路反问:“电影不就是写人写事,不就是要有争议吗?”在她看来,争议人物的价值就在于他们处在选择的边缘上,“可能往左跨一步就是英雄,往右跨一步就是枭雄”,这些人物的选择和命运的突变是她在创作时特别喜欢的方向。

        薛晓路镜头里的女性角色往往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傻白甜”,这次汤唯饰演的周雯也是如此,内心有自私算计的一面。“我写不了‘傻白甜’!”薛晓路笑言,“我觉得无论男人女人,都没有真正的‘傻白甜’,没有人会‘白’到像一张白纸不知道分好坏,也没有人会‘甜’到人生中都是美妙的东西。”《吹哨人》中,周雯逐渐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开始有愧疚,然后才会产生变化,选择正确的道路。在薛晓路看来,“这种人的转变才是作品的意义,更加贴近普通人。”

  • “新九叶诗人”诗作首次结集问世

        本报讯(记者 路艳霞)“九叶诗派”是20世纪中国的一个现代诗流派,又被称为“中国新诗派”。1981年出版的《九叶集》,在当时有较大影响力。而《新九叶集》是诗人、译者骆家和金重以中国新诗和当代西方现代诗为大背景,在曾求学于北京外国语大学、坚持诗文创作兼翻译工作的诸位诗友中细筛出九家,精心编选其作品并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一本诗文集。该诗集日前首发。

        “新九叶诗人”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他们每个人都既是诗歌的创作者,也是诗歌的翻译者。《新九叶集》九位诗人中的六位还齐聚北京,与特邀嘉宾莫非、汪剑钊、薛庆国共同探讨诗歌翻译、创作与分享的多种可能性。

        现场,李金佳首先提出了自己的疑问:我们为什么要翻译?在诗人、《世界文学》主编、《新九叶集》作者之一高兴看来,一切都是源于他们赶上了一个好时代,“改革开放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高兴讲述了自己年轻时候因为荷尔蒙导致的冲动,从事罗马尼亚语的学习,是因为他认为罗马尼亚是那种“能经常看着穿着泳衣的姑娘的国度”。诗人、俄语译者、摄影师骆家表示,自己也没有想到会在诗歌的道路上走这么远,是外语将自己带入了诗歌创作中。

        在所有人都感受到生活的碎片化之后,翻译和写作对于诗人姜山来说其实是比较被动和随性的,“对我来说翻译可能意味着深入的阅读,从阅读到翻译的路很长,但是开始了翻译才能把这些内容变成自己的东西。”

        翻译家、北京外国语大学阿拉伯学院教授薛庆国表示,翻译的意义对每个人来说都不一样,最让他刻骨铭心的翻译是大学时期在没有安装暖气的宿舍里翻译纪伯伦的作品,他用一个纸箱子堵住墙上的洞,把被子裹在身上,甚至忘了寒冷。而诗人、英语译者少况则提到了“翻译就是背叛”的观点,他认为,翻译尽管是很艰难的工作,然而写诗读诗本身就是很快乐的事情,享受这个过程最重要。

        诗人、评论家、翻译家汪剑钊表示,自己是受惠于翻译的,非常庆幸自己当年读的不是中文系而是俄语系,可以从原文中去感受普希金等诗人的魅力。有的人会怀疑读译文和原文有不同之处,有一种说法认为译诗是一场冒险的恋爱。但汪剑钊认为对一首诗歌的翻译也是一个孕育的过程,“翻译是人类很必要的传统,人类正是通过类似翻译的活动才能互相沟通、互相理解。”

  • 86岁潘世勋:我把生活当老师

        本报记者 王广燕

        “我今年86岁了,一生60多年都在央美度过。学校说要给我办展览,我很有荣誉感同时也很有压力,因为我觉得自己画得虽然不少,有些画得还不够好。”昨天,一头银发的著名油画家潘世勋在央美美术馆内谦虚地说道。当天,“淬砺求实,以真为师——潘世勋的速写与油画”展览开幕,展示他在中国现实主义油画道路上的卓越实践。

        潘世勋是中国近现代美术史上重要的油画家、美术教育家,曾任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主任。他生于1934年,在吉林经过五年的部队工作后,于1955年考入中央美术学院,1958年进入油画系吴作人工作室(一画室)学习,师从吴作人与艾中信,后于1960年毕业后留校任教。

        本次展览围绕“速写”“西藏”与“技法材料”这三个关键词,分三单元展示了潘世勋的速写与油画,其中包括甚少展出的速写三百余件,代表作《红日初升》《我们走在大路上》《芒康牧民》《甘孜女子》等重要油画作品,以及大量在技法材料研究领域的手稿文献。展览着重对潘世勋的速写进行展示,在当下的创作和教学中重新强调速写不可或缺的地位。

        在1960年至2008年期间,潘世勋共赴西藏及青海、四川、云南藏区十五次,平均每次停留一个月以上,更有两次在藏区生活创作长达一年。他与藏民同吃同住,用速写记录了藏区生活和景观的方方面面,这些具有文献研究价值的速写也成了他创作西藏题材油画作品的丰厚积累。展览展出的《翻身曲》《挤羊奶》等,就展现了他在藏区写生并进行艺术创作的过程。

        “以真为师是我一直以来的信条,我把生活当老师,老老实实地画,极力真实反映生活中的精彩。我的速写如果有价值,不是因为我有很高的技巧,而是因为我被生活中那些生动的事物所感染。”潘世勋说道。同时他也提到,自己同时代的画家大多也是通过大量写生、速写进行创作,但如今有一个现象引起他的思考:不少青年画家在采风时直接拍几张照片,回去对着照片创作。“我想创作现实主义题材的画家,将来的艺术创作之路应该怎么走,这个问题应该引起学界的讨论。”

        “潘世勋先生几十年来不求闻达,只求钻研,将时间奉献给写生之路和三尺讲台。此次展览在反映他以实践为核心的艺术求索之路的同时,突出他对人格修养和美学境界二元统一这一学术传统的传承和弘扬。”中央美术学院院长范迪安说道。展览将持续到2020年1月3日。

  • 常玉一幅菊花图拍出7705万元

        本报记者 王广燕

        作为生前籍籍无名的旅法华裔画家,常玉近年来却越发成为艺术市场的宠儿。昨晚,北京保利2019年秋拍“现当代艺术夜场”,常玉1950年代所作花卉题材巅峰作品《聚瑞盈香》上拍,最终以7705万元成交,再次为“常玉热”添了一把火。

        当晚近20时,《聚瑞盈香》以5200万元起拍,场内两买家立即应声至5500万元,随后竞价至5800万元、5900万元、6000万元,以100万元为竞价阶梯稳步增长。经过十余轮竞价,该件作品以6700万元落槌,加佣金7705万元成交。    

        常玉生于清朝末年,自小家境殷实,在近代著名文学家和书法家赵熙的指导下学习。1921年,常玉来到了巴黎,并在法国定居。不同于徐悲鸿的学院派,常玉并不接受学院教育。常玉结合从小受到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感进行艺术创作,最终走上了独特的中西融合之路,但并未获得艺术界赏识。在家中发生变故无法再接济自己之后,常玉生活困顿,最终在异国死于煤气泄漏事故。

        常玉醉心于花卉题材,极少涉及玫瑰、百合等西洋植物,而是对菊花更是情有独钟。对于常玉的花卉盆景作品,吴冠中曾点评道:“我觉得常玉自己就是盆景,巴黎花圃里的东方盆景。”《聚瑞盈香》画面的主体空间被一束巨大而又缤纷的万寿菊所占据,背景是朱红色。这束五色缤纷的万寿菊种植在一浅口青花四方盆上,花盆下方铺底的黄色织布,以八吉纹、长寿纹和金钱纹陪衬,凑齐了“福禄寿”三种象征。这些吉祥意象在装饰之余,也表达了常玉对故土的思念。

        在常玉去世之前的1964年,他曾应邀前往中国台湾举办个展,因护照问题未能成行,寄去的42幅画作却留在了台湾。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常玉作品开始在台湾逐渐走红,近年来在中国香港、内地拍卖中不时创出惊人价格。今年10月5日,常玉作品《曲腿裸女》在香港苏富比拍卖行以1.98亿港元成交,创下了其个人拍卖价格的纪录。一个月后的11月23日,常玉油画《五裸女》以2.66亿港元落槌,加上佣金高达3.039亿港元,再度刷新艺术家纪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