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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紫禁城里的囚徒与客人

        王苗

        1924年9月,逊帝溥仪在紫禁城接见了一位特殊的“臣子”——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子孙、延恩侯朱煜勋。

        明代灭亡后,清代的统治者为了安抚人心,对明帝子孙封官晋爵,是为延恩侯。此时明朝灭亡已经近三百年了,昔日地位煊赫、血统高贵的皇家贵胄早已七零八落。最后一代延恩侯朱煜勋住在北京东直门北小街一条胡同里,贫困潦倒、落魄不堪,房子简陋破败。他没读过什么书,两个儿子也是顽皮愚鲁之辈。为了去紫禁城觐见溥仪,他的冠服都是找人借的,长袍里面都是破旧的衣服。

        两人会面时,溥仪对他训勉有加,恩礼优渥,这让朱煜勋感激涕零。但仅仅两个月之后,溥仪就被赶出了紫禁城,逃往天津租界。朱煜勋借钱买了从北京到天津的车票,专程去朝见陷入危难的溥仪。他在溥仪面前长跪不起,估计心中也是百感交集、五味杂陈。两位皇朝的末代子孙以这样一种戏剧化的方式相遇、重逢,殊途同归。

        这段历史细节,被一位有心的外国人看在眼里记在心上,这就是曾经的“帝师”庄士敦。他在中国生活了三十余年,是名副其实的“中国通”。1919年,庄士敦入宫当溥仪的英文教师,直到1924年溥仪被迫离开。在这5年时光中,他陪伴溥仪成长,同样也是历史的见证人。1930年代,庄士敦回到英国,着手开始撰写他在中国的这段经历,出版名为《紫禁城的黄昏》,一度成为畅销书。书中记载了他与少年帝王相处的种种细节、内务府的贪婪无妄、他目睹国家政权在不同军阀之间的轮换、遗老遗少们醉生梦死的生活……令读者对于这位后来成为丧权辱国代表的傀儡“皇帝”,寄予了一份理解之同情。

        溥仪三岁登基,六岁退位。退位后的溥仪被称为逊帝,仍旧被准许住在紫禁城里。但前廷象征皇帝治理天下、主持朝政和皇权威仪的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以及武英殿、文华殿已经不属于他,而被规划为中华民国的古物陈列所。溥仪的天地仅限于紫禁城的“后院”,以及神武门再往北的景山。昔日高高在上的皇帝实际已成为一个囚徒。他走过最远的路就是从紫禁城到他生父醇亲王位于什刹海的府邸,不过几千米之遥;爬过的最高的山或许就是用土堆起来的景山,崇祯皇帝曾经在这里自缢而亡;如果想看看紫禁城的风景,他只能爬到房顶上去,远远看一看因为年久失修已经显得破败衰颓的黄瓦红墙。他的先祖康熙、乾隆浩浩荡荡下江南、巡游天下的壮举对他而言早已成为一场遥不可及的梦。

        五百年的紫禁城曾经被很多皇帝视为囚牢,最著名的一位莫过于明代正德皇帝朱厚照。朱厚照是个无比叛逆的少年皇帝,经常跑出紫禁城游山玩水,民间“游龙戏凤”的传说就是这么产生的。清朝第一个入主紫禁城的顺治皇帝也是个叛逆少年,在短短的24岁的生命历程里,他一直深感压抑,郁郁寡欢。溥仪的上一任光绪皇帝也是著名的囚徒,人生的后十年,一直被慈禧太后囚禁,最后抑郁而终。

        如果说其他皇帝被巍峨的紫禁城困住是一种无法抗争的人生悲剧,那溥仪的囚徒生活则又有一丝荒诞和滑稽。他退位后,外面是一个叫中华民国的新政权,而在紫禁城的“后院”里,他仍被允许保持皇帝的铺张浪费、骄奢淫逸和皇家威仪,仍有三千名太监照顾他的生活,遗老遗少仍对他行三跪九叩的大礼。

        溥仪整个青少年时期都是在紫禁城度过的。幼年,他或许很享受做皇帝九五至尊的感觉,但懂事后的他慢慢发觉,他这个皇帝只不过是一个摆设罢了,红墙里的一切,与外面的轰轰烈烈比起来,愈发像一潭腐朽的、泛不起丝毫涟漪的死水。他愈渴望外面的世界,就愈对红墙里的一切感到厌恶。少年叛逆的心性与对命运的抗争交织在一起,让溥仪做出很多保守派眼中的石破天惊之举——为了学自行车而下令锯掉宫殿的门槛,坚持剪掉辫子,在紫禁城里装电话,买汽车,请外国人当教师……

        他在英文教师庄士敦的影响下学习了一系列“洋人”的生活方式。少年溥仪看起来并不愿意在中与西、新与旧的双重夹缝中轻易屈服,但结果又能如何呢?他的抗争在当时是那么无力——他关心外面的时政,可那一切早已将他隔离在外;就是在自己一方封闭的小天地里,也处处掣肘于太妃、太监和腐朽的内务府,什么都做不成。紫禁城内的黑暗已经到了让人发指的程度,比如太监们肆意盗卖紫禁城的珍宝,为了避免被追查,竟一把火把存储宝物的建福宫烧个干干净净。

        年轻的溥仪就这样在一个中西、古今激烈碰撞的时代被牢牢困在陈旧的紫禁城里,过着枯寂封闭的生活。各式人物闯进他的生活,就像阴森的铁幕透过来一缕不一样的光,而这些光纠缠在一起,成为一幅光怪陆离的时代画卷,可以作为溥仪人生历程的一种别样注脚。

        除了文章开头提及的那位延恩侯朱煜勋,紫禁城里还有过多位值得言说的客人,由他们可以窥见溥仪非同寻常的生活和所处的纷乱时代。

        1924年,溥仪在紫禁城接见了辜鸿铭。辜鸿铭是清末民初著名的学问家,被称为清代精通西洋科学、语言和东方文学的第一人。他又是行为怪诞、傲慢自大的狂士,被称为“辜疯子”。辜鸿铭还是著名的遗老和保皇派,把溥仪的接见视为莫大的荣耀,“天威咫尺”,平时目空一切的他竟然手足无措、毕恭毕敬,一句话都说不出来。辜鸿铭逢人就提起这次觐见,直到去世都念念不忘。

        1924年,北京文化界发生过一件大事,那就是印度著名诗人泰戈尔访华。胡适、徐志摩、林徽因、凌叔华等对泰戈尔进行了接待。而对泰戈尔尽过地主之谊的,还有一位特殊的“主人”,那就是溥仪。溥仪在紫禁城的养性斋与泰戈尔见面,两人谈论了诗歌等话题,还一起合影留念。陪伴溥仪身边的,是清末著名诗人郑孝胥,也是一位忠于皇帝的遗老。

        而最轰动的一次莫过于1922年溥仪与新文化领袖胡适的会面。溥仪对外面如火如荼的新文化、新思想产生巨大的兴趣,一个电话把胡适召到紫禁城。胡适对溥仪鞠躬,称他为“皇上”,而溥仪则称胡适“先生”。两人谈论了新诗、新诗人等话题。溥仪给胡适打电话有少年恶作剧的成分,而胡适的这次“觐见”则遭到了新文化运动中激进人物的剧烈抨击,批评他背叛民国、有失体统。

        庄士敦无疑也是紫禁城里的重要客人,溥仪也很信任他。但在帝国的黄昏里,庄士敦不能改变溥仪的命运,只能眼睁睁看着他被时代和命运捉弄,一步步滑向不可知的深渊。

        上面提到的溥仪接见几位“客人”的那些生动的细节,都出自《紫禁城的黄昏》中。在黄昏的紫禁城里,不同的、针锋相对的力量相互撕扯、纠结,形成一个个漩涡,把溥仪卷入其中,无力动弹,无法呼吸。“至高无上”的皇帝与“无能为力”的囚徒,就这样戏剧性地合为一体,成为一人。而这也是《紫禁城的黄昏》最有价值的地方。

        《紫禁城的黄昏》自出版以来,中译版本较多。此次文景出版的版本,由掌故大家高伯雨翻译并注释。其注释为我们勾勒出历史光影中丰富细致的层次。注释中还把《紫禁城的黄昏》与溥仪自传《我的前半生》对照阅读,进一步帮助读者厘清史实。

        知道多一点

        高伯雨:运笔如飞的翻译者,博雅严谨的掌故家

        此次文景出版的《紫禁城的黄昏》是评注插图本。

        评注,是此版本的一大特色。全书包含两百多条译注,使用了同时代的报刊、日记、溥仪自己的回忆录等材料,补充了庄士敦作为外国人所不能见到的诸多隐秘关节,并以客观的眼光对庄士敦的叙述加以点评和校正——例如破除庄士敦带有东方主义的迷思,指出溥仪并不像庄士敦心中那样完美……从而冷静、真实地还原了时代的面影,显示着作者和译者所代表的两种不同时代、不同身份之间的裂隙和对话。译注本身行文潇洒俏皮、暗藏机锋,可以成为独立的散文小品来读,其史料价值和辞章文采不在庄士敦原文之下。

        如此精彩的译注,出自以谙于掌故驰誉香港文坛的高伯雨之手。高伯雨博闻强记,爱好广泛,交游广、读书多、兴趣杂,笔下有识见和才情,他也喜欢绘画、金石、书法,曾经眼和收藏明清罕见笔记上百种。香港老报人罗孚称赞其“对晚清及民国史事掌故甚熟,在南天不作第二人想”。

        1934年春,高伯雨从伦敦《时报》附刊《文学附刊周报》得知《紫禁城的黄昏》将出版,立即去函上海的别发书店为他留下一部。书中的历史人物和提到的风俗习惯,高伯雨都很熟悉,而且他本人与陈宝琛、金梁也相识,所以他相当自信地回忆道,翻译此书的过程堪称“运笔如飞”。高伯雨对于晚清掌故信手拈来,但从未以夸张渲染和奇闻逸事博人眼球,在翻译中,即使是并不紧要的人名,他也仔细考证辨别,为我们展示了过去时代一名优异掌故家的风范。

        而书中新增的约百张历史图片,亦为文字补白,帮我们更真切地回望历史。

  • 被嫌弃的金智英的前半生

        谷立立

        《82年生的金智英》堪称韩国近年来罕见的“现象级小说”。一面是被奉为女权主义代表作品之一,在韩国销量突破100万册;另一面是同名电影拍摄期间,不仅女主角遭遇了许多指责,甚至还有人请愿,要求暂停电影的摄制。今年10月影片公映,更引发了韩国社会对“性别歧视”的热议。 

        这究竟是怎样一本书?

        《82年生的金智英》就像是一个悖论:明明是虚构的小说,偏偏带有浓重的纪实风格。在从事创作之前,韩国作家赵南柱是地地道道的家庭主妇,一心一意只盼望孩子健康、快乐成长。金智英就是她的同类。这个生于平凡年代,有着平凡名字的年轻主妇,从未经历时代的风云变幻,更没有惊天动地的创举,终日平凡低调,就像现实里的你我她。因此,赵南柱没有必要编排情节,更不用做太多修饰。她只是按照生活的原样娓娓道来,就有了眼前这本畅销韩国的“话题小说”。    

        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82年生的金智英》都算不上厚重。但恰恰是这部并不厚重的小说造就了赵南柱。她把熟悉的人和事当成题材,几乎是面面俱到地描绘着“被嫌弃的金智英的前半生”。故事开始于2015年秋,34岁的金智英在公婆家里准备一家人的中秋晚餐。一年前,她因为生育辞去工作,回归家庭当上了全职妈妈。此时,她怎么都弄不明白为什么丈夫可以一动不动地躺在沙发上、丈夫的姐姐可以名正言顺地回家过节,而她自己却只能呆在婆家,全身酸痛地围着锅台打转。难道她不是她父母的女儿,不能与家人团圆?    

        这个问题注定是无解的,就像在她成长中经历过的一连串不堪往事。金智英出生于首尔一户普通人家。一家六口居住在33平方米的陋室里。三个子女中,只有小她5岁的弟弟备受宠爱,是一家人的掌上明珠。童年时,金智英常常偷吃弟弟的奶粉,也常常被祖母的巴掌吓退,“胆敢贪图我金孙的奶粉?”是啊,谁叫她不是“金孙”?因此,她只配与“阿猫阿狗”一起忍受家人的白眼。甚至,她和姐姐连“阿猫阿狗”都不如——弟弟吃形状完好的豆腐、饺子,她和姐姐只能捡碗边的小碎屑来吃;上小学时,同桌男生欺负金智英,母亲告诉她“何必当真呢”;读高中时,金智英被晚间补习班的男生跟踪,父亲竟然斥责她的裙子为什么穿得那么短……    

        在韩国,这样的遭遇不是特例。所谓“差别对待”其实一直是韩国女性的集体噩梦,对女性的轻视早已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随着医学技术的普及,人们可以提前预知腹中胎儿的性别。因此,哪怕男女比例早就失衡,许多准妈妈还是迫不及待地拿掉女婴。金智英本该有个妹妹,不幸在祖母貌似宽容、实则严厉的“逼儿”声中,早早地被拿掉了。多年以后,金家终于有了男孩,母亲才算是保住了她岌岌可危的家庭地位。而她本人也是“差别对待”的直接受害者:为了供自己的兄弟读书,她年纪轻轻放弃学业进城打工。直到弟弟大学毕业,当了高中老师,金智英的母亲才通过自学,拿到了高中文凭。

        和所有年轻人一样,金智英不愿重复父母的人生,但家庭与社会并不容许她自由发展。从进入社会的第一天起,她一直在面对命运的不公:高额的房租、经济不景气、男同事暧昧的眼光、男女同工不同酬……诸如此类的现实问题,迫使她放弃了职业生涯,像母亲一样回到家庭。即便如此,歧视仍然无处不在。小说中有这样一个场景,写尽了主妇们的无奈:在带女儿逛公园的时候,金智英买了一杯价值1500韩元(相当于人民币9元)的咖啡,却被同龄的男性公司白领嘲笑为整日无所事事、靠丈夫养活的“妈虫”。

        金智英不知道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竟要遭受如此恶评。久而久之,歧视压垮了她——她患上了抑郁症。

        赵南柱自称不相信“幸福生活”。因此,她没有为深陷危机的金智英带去一点希望。因为希望于事无补。与其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倒不如放下偏见、坦然面对。她很清楚,仅仅凭借一位作家、一本书、一个人,不能改变女性备受压抑的现实。至少在韩国,她们想要走出男权的阴影,何其艰难。至于金智英,她日后能不能改变命运,会不会过得更好一些,仍是个未知数。

        正如有媒体在报道中写到的:时至今日,“金智英”这三个字的意义,已经超出了文学文本本身,它融合进韩国乃至东亚的性别平权运动之中,成为一个时代的见证。

  • 真相之后 想象之外

        刘晗

        越是被遮蔽的,越是期待着揭晓。

        真相的维度牵连着人的欲望,也拷问着道德。电影《罗生门》中,当事者站在各自的立场振振有词,互相指控对方,案情扑朔迷离,真相最终不得而知。如今自媒体时代,信息民主化提供了多元化的平台,与此同时,发布者也担负起了责任。新闻新鲜出炉,也带来隐患。在假新闻和另类事实大行其道的时代,公众对真相的关注,远远超过了他们想要获取信息的及时性。

        当真相被曝光,不同方式的讲述可能会给接受者完全不一样的感知。《后真相时代》的作者赫克托·麦克唐纳就将视角聚焦于此——“当真相被操纵、利用,我们该如何看、如何听、如何思考。”在人工智能悄然而至的后人类时代,真相也比往昔更加变幻莫测。所谓“后真相”即是将传播的信息视为一个文本,内容的“多面”与“多义”,加之沟通者的“多层”与“多变”,各种灵活性导致每个信息发布者在描述一起事件时,同一个事实却指向了不同的“真相”——他们会选择最有利于自身的“真相”视为切入点,这个各方立场经过筛选,脱颖而出的信息就被称为“竞争性真相”——它不仅代表着发布者的姿态和身份,也裹挟着他们对“真相”公之于众之后的期待。为了笼络受众,真相和逻辑往往搁置一旁,取而代之的是情感的煽动。

        “竞争性真相”起初就有着些许欺诈和狡猾,赚足了人气,却在无意间伤害了拥趸者的感情。从商业众筹到病毒营销,“后真相”比比皆是,被信息覆盖的每个人都可能会受到后真相时代的冲击。健身人士青睐以蔬果、谷物为主的轻食就曾遭受过后真相的恐吓——近年,藜麦成为时尚,加拿大媒体曾以“你对藜麦的爱越深,你对玻利维亚人和秘鲁人的伤害就越深”为题进行报道,消息一出对藜麦爱好者可谓打击不小,有些人甚至就此放弃了美食。事实上,藜麦流行于欧美等地的同时,不仅没有伤害原产地的人们,还有助于他们摆脱贫困。食物热潮和消费者忧虑两大热点引爆了新闻,其中暗藏玄机,也在无形之中左右着大众的思维与行为。

        己之蜜糖,彼之砒霜。这些带有谎言色彩的人造真相散布开来赢得了眼球,却误导和欺骗了大众。真相可能会迟到,却从来不缺席。然而,谎言被揭穿需要一定的时间,一众被蒙在鼓里的人们不得不停留在“叙事谬误”的圈套里。

        但也并非所有“竞争性真相”都是伪善的,也可能出自不完整的片面考据。20世纪政治新闻记者,同时也是在竞争性真相问题上观察已久的专家沃尔特·李普曼说过:我们的看法涉及的空间、时间和事物,超出了我们的直接观察范围,因此我们不得不根据其他人的说法和我们的想象将它们拼接在一起。事情越复杂,不利真相被忽略的几率也会随之增加,因为我们对事情的认知不可能覆盖到所有角度,管中窥豹无法得知事情的全貌。如麦克唐纳所说的,历史就是一碗面,历史学家需要选择一根面条,将其从其他面条中抽出来,以便描绘出关于过去的连贯画面,我们也需要从关于过去事件的各种描述中做出选择。

        作为信息的制造者,我们期待着更多的人读到内容并因此受益;然而另一方面,作为信息消费者,似乎只有洞察到真相背后的来龙去脉才能达成目的。后真相时代传播者一分为二的身份有助于观念的推进,或许没有绝对的谬误与正确,只有立场的不同而已。谎言令人畏惧,但更可怕的是,披着真相外衣的谎言,在言说者神乎其神的描绘下让大众信以为真。学着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接收消息并有所筛选,别让后时代的真相陷入信任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