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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经济学要跟上经济转型的步伐

        刘世锦

        近年来,我们一直在讨论一个问题——中国经济发展成就举世瞩目,但是中国的经济学却让人不甚满意,没有把经济现状反映出来。我觉得我们现在需要有所应对。为什么过去中国的经济学没有反映中国经济变化的逻辑?原因有很多。现在,中国经济要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我觉得经济学的发展,也需要类似的转变。而且,现在转变的条件也在逐步成熟。最近几年,我们在进行一些研究,特别是关于增长问题的研究。研究过程中遇到了一些问题,观察到了一些现象,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资本是什么

        从统计学的角度来看,资本是固定资本的形成,包括建筑物的安装、设备投资、无形资产,无形资产包括研发投入以及品牌。我们进行一般经济分析的时候,比如房地产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设备投资、厂房投资等,需要进行区分。房地产投资中的住宅投资、基础设施投资,很大一部分和民生相关。这种投资和机器设备的投资、厂房的投资是不一样的,差异很大。我们讲全要素生产率的时候,认为投资能够提高生产率,是一个非常积极的、具有革命性以及很强生产性的要素。当然,我们过去做过一些区分,比如区分生产型投资和非生产型投资,但是现在按照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就将其全部算在一起。而且,我们现在讲投资和GDP增长关系的时候,也把它们算在了一起。最近,我在做一个工作,觉得应该把设备厂房这一类能够提高生产率、具有革命性意义的生产性投资,和住宅以及与民生相关的基础设施投资区分开来——我将之称为“消费性投资”。其实,住房和家里买的冰箱在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一种耐用消费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这是对住房的明确定位,房子本身是一个消费品。当我们的消费水平提高了以后,公园、图书馆之类的所谓“比较高端的服务性消费”就成为消费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最近几年,我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GFP,即终端产品,指的是GDP(国内生产总值)中不再直接进入下一个生产过程的产品。计算方法是GDP减去厂房、设备之类的生产性投资,因为厂房和设备投资会再次进入下一个生产过程。我们过去讲的GDP,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最终产品,讲的是新创造的价值。在经济活动的自然流程中,最后真正作为产品的,是把生产性投资去掉的部分,所以我提出GFP的概念。这样一来,我们需要讨论一个问题——以后资本的概念,到底只是生产性投资,还是我们所说的加上消费性投资?当然,我讲的GFP是全部消费品,包括居民消费,也包括政府消费,再加上消费性投资。我们严格地界定了这个概念,其中比较难界定的主要是基建投资,比如,一条公路修起来,小汽车可以跑——这主要是居民消费的部分,载重卡车也可以跑——这属于生产性消费,这些需要进行区分。在技术上,这个区分是可以实现的,并且这样的区分很有意义。我们现在经常讨论中国最近几年的投资和GDP的比例关系问题,实际上反映了投资的效率,或者说投资的边际效率在不断下降。这个问题可能是存在的,但是如果把投资换成标准意义上的具有革命性的生产性投资的概念,再和GDP比较,情况就会发生变化。

        第二,历史需求峰值

        “历史需求峰值”的概念是我在这几年做研究的过程中发现的,目前经济学文献中对这个问题讨论得并不多。历史需求峰值指的是在一个经济体(行政性的国家和地区范围内)中,某一种消费或者某一种生产的需求量最大,或增长速度最高的点。比如,我们观察到房地产的最高点在2013年左右,基建投资的最高点在2016年。除此之外,与其相对应的工业产品,比如焦炭、水泥、粗钢等,都存在历史需求峰值,这个数据已经被证明了。这种现象怎么解释?长期来讲,这是由技术决定的。比如居民的人均住房面积达到30㎡以后,基本就稳定下来,不会再涨了。当然,我们可以用消费者偏好进行解释,个人消费的递减,也就意味着,有钱也不会继续买更多的房子,他还要买车、旅游,把钱用在其他地方。对中国来说,年度住房达到了1200万套以后就稳定下来了,钢铁、基建也有这样的峰值。所以,这是和技术相关的。同时,它与消费者的边际消费收益递减,或者说与个人偏好相关。它达到一定程度后,不会再明显地增长。那么,中国的经济增长为什么减速?根据上述“历史需求峰值”的分析,即使人口不变,中国的经济增长也会减速。当然,人口的变化也在起作用。至于人口变化和历史需求峰值有何关系,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最近有人提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分析要加入技术的因素,因为技术有很大的贡献。如果没有技术贡献的话,在一种技术用到极致以后,收益一定会递减。但是,假设技术、新技术连续供给的情况下,在一个经济体范围内,由于存在着历史需求峰值现象,最后也会出现收益递减。所以,用这个问题解释中国的经济增长减速和增长阶段的转换是行得通的。

        第三,增长的不确定性与企业家的作用

        进入增长阶段以后,从马尔萨斯陷阱到刘易斯的二元结构(或者“转折点”),最后进入现代经济增长的索洛增长模型,其中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新技术的诞生,新的技术就是创新。按照熊彼特的解释,创新就是各种各样的因素重新组合。按照物理学最基本的原理来说,世界上的物质和能量是守恒的,但信息是在增长的。熊彼特讲了很多创新的类型,这需要各种各样的组合。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就是增长中的不确定性,我们过去对这个不确定性严重忽略。有人认为,美国、日本怎么走,中国就应该怎么走。这个从逻辑上来讲,技术成熟以后,包括生产方法、工艺,甚至市场营销方法都很确定的时候,可能相对比较有道理。但是,什么东西搬到中国来,也要适合中国具体的环境,要符合中国具体的初始条件,将来理论研究一定要研究初始条件,它一定会发生新的要素组合。

        经济学经常讲一个概念,叫做最优概念。我一直思考这个“最优”的含义。在一个确定的环境当中,比如中国的增长环境,最优是什么,事先是不知道的,而是事后盘点的时候发现某个东西最好。所谓找到一个最优的方案,其实是市场的作用,是不断地试错,不断地找好的东西的过程。不确定性在这个意义上是一个非常好的概念。当一个国家有巨大增长潜能的时候不确定性最大,因为有各种各样组合的可能,但是需要有人不断地试错,最后试出一些好的办法来,这就需要发挥市场作用。而试错的那个人就是企业家。我觉得企业家就是进行要素组合的人。我到浙江省调研时曾问当地的企业家:产业集群是不是规划出来的?他们说不完全是,做着做着很多企业就聚在一起了,他们叫做“块状经济”,最后经济学家称之为“产业集聚”,这是一个演化的过程,逐步消除不确定性,到最后,最好的东西就出来了,其中就发挥了企业家的作用。其实,企业家的作用是分类型的。比如,对于后发国家来说,有成熟的技术、生产工艺、生产方法,企业家便很好当,他有些市场经历就可以了。但是,到了一定程度之后,难度就增加了。中国在上世纪80、90年代的时候,有很多的企业家搞市场营销很有方法,因为这个东西学不来;很多跨国公司在国外很成功,但是到中国就失灵了,因为他们不了解中国居民的消费口味。其实,在改革开放后的前20年,中国企业家的才能突出表现在营销方面,很多人都是营销大王。但是,最近几年,发展到一定程度,我们需要进行技术创新。

        这里有一个很典型的问题,我们一直在反对重复建设,比如说汽车行业,最后全世界就剩三到五家大的汽车公司了,那我们现在发展汽车产业的时候,是不是规定三五家企业就可以了?可以省去很多麻烦。但是,我们的问题是,规定的五家和最后形成的五家一样吗?看美国历史上的克莱斯勒——美国最多的时候有500多家汽车公司,克莱斯勒的形成就像河流有很多支流,不停地合并,最后形成了一个好的公司。最后的好公司是竞争出来的,很可能就是一个最优方案——经过多少次试错以后出来的东西。其实企业家就是在发现和利用这个机会。尽管我们现在传统的增长理论当中有对不确定性的理解和关注,但是看不到企业家的位置。

        总而言之,以上三个方面的问题,就是一个增长模型的两边问题,右边是要素投入——资本是什么,左边就是产出,实际上需求这部分是历史需求。再一个就是不确定性和企业家的能力,实际上还是在增长模型的右边。包括索洛模型在内的许多经济模型,虽然理论很成熟,但是我们不太满意,因为很多理论缺乏解释力。我们应该能够结合中国实际,发现一些问题然后加以改进。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不确定性的引入和对企业家作用的重视。传统的经济学模型,更接近于牛顿力学的范畴,那个世界观里面描述了增长的过程,现在已经到了量子力学。量子力学最大的问题就是不确定性。我们也可以探讨一些问题,做一些改进。这样既可以解释中国的发展,也可以解释其他国家的发展。

        (作者为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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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经济研究的四个转变

        一是静下来。过去高速发展的时候,增长源泉多,诱惑多,吸引人的地方多。现在,中国经济增长减速了,相对而言没那么多热点了,对于高品位产品的需求在不断增加。因此,我们的研究应该静下来。

        二是专业化。过去,我们的研究也有很多思想火花,但是没有进入专业化的轨道。

        三是积累。这非常重要。我们搞了这么多年研究,多是片段性的,很少有积累。我们将来要出一些比较好的成果,需要有一个积累。

        四是激励机制。经济学发展需要一个相互讨论、相互激励的机制,比如持续地召开年会,相互讨论前沿问题等。

        这四个方面都需要足够长的时间,效果才会显示出来。        (王君)

  • 学者是人格化的学术

        孙正聿

        改革开放40多年来,在推进社会解放思想的历史进程中,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不断深化地实现了自身的思想解放。这突出地表现在:一是从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中解放出来,以求真务实的精神面向中国与世界的现实,以阐幽发微的态度面向古今中外的“文本”,以批判反思的自觉面向学术探索的“自我”,实事求是地研究全部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二是从教条主义的研究方式中解放出来,切实地改变“原理加实例”的论证方式和“散漫的整体性”的叙述方式,注重学术研究的专业性和系统性,以“有理”“讲理”的方式撰写学术论文和学术著作;三是从僵死枯燥的话语方式中解放出来,切实地改变把理论当作“枯燥的条文、现成的结论、空洞的说教”的学风和文风,追求学术著述的深刻、厚重和优雅,赋予各学科的概念、范畴、命题以新的时代内涵;四是从学术研究的“无我”状态中解放出来,不断地强化中国学术和中国学者的主体性,以强烈的创新意识和批判精神捕捉、提炼和探索时代性的重大问题,为中国学者“立时代之潮头,发思想之先声”,创造了令人鼓舞的学术氛围。

        学者的学术研究是艰难的探索活动,首先要有志存高远的“大气”、真诚求索的“正气”、敢于创新的“勇气”。“大气”,就是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博大的人文情怀和敏锐的问题意识,有高尚的品格和品位、高远的志向和追求、高明的眼光和思想。理论是思想中的现实,问题是时代的呼声。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敏锐的问题意识去直面现实,这是学者最为根本的“大气”。“正气”,就是有端正的学风和文风,不投机取巧,不哗众取宠,不趋炎媚俗,老老实实地做人,老老实实地做学问。学者之间,应当在人格上相互尊重,在学问上相互欣赏,在学术上相互批评,既不以评论之名而“捧杀”他人,又不以商榷之名“棒杀”他人,更不以沉默态度“抹杀”他人,而以浩然之气相互砥砺,共同推进学术的繁荣。“勇气”,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对假设质疑,向前提挑战,反对人们对流行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审美情趣和生活态度采取现成接受的态度,以辩证的、反思的、批判的精神去实现学术研究的理论创新、方法创新和理念创新。

        中华文明历史悠久,经历了数个学术思想繁荣时期,涌现了一大批思想大家。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后,许多进步学者运用马克思主义进行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又产生了一大批名家大师,为当代中国学者树立了学术研究的典范。然而,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当代中国的许多学者在不同的程度上存在着“三不足”:一是学术不足,缺乏长期的、艰苦的、系统的、专业的学术培养和训练,缺乏对学术的应有的敬畏和追求,尚未形成志于斯和乐于斯的学术自觉;二是学养不足,缺乏广博的、深厚的知识背景,缺乏开阔的、深刻的学术视野,尚未形成捕捉、发现和研究问题的贯通古今中外的概念框架和人文修养;三是学理不足,缺乏“钻进去”而又“跳出来”的抽象力、概括力和洞察力,缺乏学术研究的方法论自觉,难以在学术研究中“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和“概括出有规律性的新实践”。

        弥补学术研究中的“三不足”,首先需要强化“四个真字”:一是“真诚”,有一种“抑制不住的渴望”,有一种“咬住青山不放松”的韧劲,有一种“不到长城非好汉”的追求,真正把道理想透彻,把思想讲明白;二是“真实”,要有一种“滴水穿石的积累”,忙别人之所闲,闲别人之所忙,坐得住板凳,耐得住寂寞,致力于钻研,不屑于钻营,“十年磨一剑”,攀登思想、理论、学术的高峰;三是“真切”,要有一种“举重若轻的洞见”,“平常心”而“异常思”,看出人家的好处,发现人家的问题,悟出自家的思想,形成具有启发性和震撼力的创新之见;四是“真理”,要有一种“剥茧抽丝的论证”,注重“基本理念概念化”,诉诸“逻辑环节必然性”,撞击人的理论思维,变革人的思想观念,塑造和引领新的时代精神。对于学术研究来说,“真诚”是学者的学术态度,“真实”是学者的学术根基,“真切”是学者的学术建树,“真理”是学者的学术追求。学术研究的“四个真字”,对于研究学术的学者来说,是不可或缺的。

        “真实”的学术研究,离不开厚重的“三个积累”:一是文献积累,得道于心;二是思想积累,发明于心;三是生活积累,活化于心。在学者的学术研究中,这三个积累是相辅相成、不可或缺的。首先是文献积累。学术是人类文明的总结、积淀和升华,学术研究是以“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为基础的,是以前人的学术成果为深入探索的“阶梯”和“支撑点”的,任何一个有成就的学者都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的。研读经典是学术研究的首要前提。其次是思想积累。在学术研究中,文献积累只是思想积累的必不可少的前提,只有自觉的思想积累才能形成学者自己的独立思想。不囿于成见,不人云亦云,不回避问题,不故步自封,在思想上跟自己“较真”“较劲”,不断地凝练出自己的独到见解,才能形成系统化的具有创新性的思想理论。再次是生活积累。能否从文献积累中“得道于心”,能否在思想积累中“发明于心”,取决于能否以生活积累而“活化于心”。缺乏深厚的和深刻的生活积累,缺乏对问题的真实的和真切的生命体验,就只能是“为赋新词强说愁”,即使是著作等“身”,也难以是著作等“心”。任何真正的学术精品,无不是以生活积累而活化文献积累和思想积累的产物;任何真正的学术大家,无不是以真切的生命体验和真实的生活积累而造就自己的学术人生。

        学者是人格化的学术。学术的繁荣和学科的发展,取决于从事学术研究的学者。中国高校正在进行“世界一流大学”和“世界一流学科”的“双一流”建设。所谓的“一流大学”,其首要标志是有众多的“一流学科”;所谓的“一流学科”,其主要标志是有一流的学术领军人物和一流的学术团队、一流的研究纲领和一流的研究课题、一流的研究能力和一流的研究成果。这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有一流的学术领军人物和一流的学术团队,也就是有一流的研究主体。只有研究主体是“一流”的,才能形成一流的研究纲领并提出和承担一流的研究课题,才能形成一流的研究能力并产出一流的研究成果,才能引领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国学术承担的用理论照亮现实的学术使命,迫切需要中国学者的“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的使命担当。

        (作者为吉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

  • 卞孝萱忆师长学行

        萧明

        2006年年初,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商请卞孝萱先生作“口述历史”,同时兼作博士诸生讲义,卞先生欣然同意。先生其时已八十有四高龄,仍勤于著述,少有空闲。2007年春夏之交,第一期口述内容整理成文,交由先生审阅,并请补充所阙资料。但先生始终未暇审定口述。2009年九月,先生遽返道山,终未能定稿。最近,在这一记录稿基础上整理而成的《冬青老人口述》(赵益整理),由凤凰出版社出版。书中收入卞孝萱先生对师长学行、旧家往事等的讲述,读来颇有趣味。

        范文澜的“二冷”主义

        卞先生口述道:范老提倡的是“二冷”主义,一个是主张“坐冷板凳”,一个是“吃冷猪肉”。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坐冷板凳”就是你要耐得住寂寞。读书尤其要坐冷板凳,特别是今天,坐冷板凳是非常难的,今天的物质诱惑太大了。不受这个诱惑,安下心来读书,很重要。“吃冷猪肉”就是只要你有成就,即使当时的人不了解你,你死了以后人们也会把你的牌位放到孔庙中。孔子在当中,旁边是什么“亚圣”等等,再两边是从祀的人如韩愈、朱熹这些,你也在当中。祭孔的人,也祭这些人,都是用猪肉来祭,当时猪肉都是冷的,所以叫“吃冷猪肉”。“吃冷猪肉”实际上是最高的待遇,一个人死了以后能够从祀到孔庙之中,那是很难的了,古代都要经过多少人的“推荐”,皇帝的批准,审查合格的。现在外面流行一个对联:“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这话不是范文澜的原话,但这话流传也没有多大的害处。有的人以此表扬范老,实际上范老并没有说过,他只说过“二冷”。因为按范老的想法,坐冷板凳也不应只是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一直坐下去,可以坐到死。别人把它概括成“十年冷”,以对“一句空”,当然也没有问题。

        匡亚明论思想家

        卞先生口述道:我除了撰写《刘禹锡评传》《韩愈评传》以外,还替匡老《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审一些稿。每个审稿人都要和他对谈,或者书面汇报,他要同意签了字后才能印。其中审到《拓跋宏评传》,我请我的博士胡阿祥帮忙,一次带胡阿祥到他家里去向他汇报审稿意见,一进门我就向他介绍胡阿祥,匡老马上说:“阿祥,这是个南方人的名字。”谈到最后,他就说了几句话,外国有外国的思想家,中国有中国的思想家。汉族有汉族的思想家,例如孔子;少数民族有少数民族的思想家,例如拓跋宏。他对拓跋宏有精到的评价,我很赞成他的观点。拓跋宏自觉地向汉文化靠拢,确实是很了不起的。

  • 立足实践要求 推进理论创新

        近日,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主办的“PKU-M学者对话会”第三期在京召开,主题为“党的全面领导、全面依法治国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学者指出,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无论是发展民主还是推进法治,都不能离开党的全面领导。也有学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在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需要我们立足当今时代和中国实践进行理论总结和提炼,推进理论创新。(张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