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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瑞金:我党最初的治国理政试验田

        陈安 刘辉

        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建党后短短十年,中国共产党依靠人民取得了中国革命的重大进步和重大成功。那就是,中国共产党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首创精神,于1931年11月在江西瑞金召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下简称为“一苏大会”),宣布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瑞金成为共和国的摇篮。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苏区,是当时全国最大、最重要、最具代表性的一块苏区,成为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治国理政试验田。

        最精干的中央政府: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工农民主政权

        1931年11月7日,瑞金叶坪,樟桂飘香。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开国大典”——“一苏大会”在这里隆重开幕了。这是中国革命史上永远值得纪念的日子。因为,苏区的工农劳苦大众从此真正开始翻身做主人,参与国家政权的管理。在这面鲜艳的旗帜下,全中国劳苦大众的革命斗志无不受到极大的鼓舞,他们从中看到了新中国的曙光和希望。

        “一苏大会”期间,代表们听取了毛泽东所作的政治报告;听取并讨论了项英、张鼎丞、朱德、周以栗、王稼祥、邓广仁等人分别作的劳动法问题、土地法问题、红军问题、经济政策问题、少数民族问题、工农检察问题报告;通过了相关法律和红军问题、经济政策等决议案;最后选举产生了63人组成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大会庄严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于1931年11月7日十月革命纪念节在江西瑞金成立了。”

        然而,这个红色的中央政府,却坐落在乡野间。中央政府设在瑞金城外叶坪村的谢氏宗祠里。这个祠堂只有500平方米,用木板隔成15个小房间。中央政府的九部一局,除教育部、政治保卫局外都设在这个祠堂里。每个部仅分配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小房间。新中国成立后的一个个部委,都可以从这些小房间溯源,大多数部长也成为新中国建设的栋梁之才。

        毛泽东动情地对中央政府工作人员说:“我们苏维埃共和国的全部政府机关,都在这个谢家祠了。条件是简陋的,同志们的工作是艰苦的,但我相信,同志们一定能代表工农大众掌好政权,做人民的公仆,成为模范的苏维埃工作人员。”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工农民主政权,是我们党在局部地区执政的重要尝试,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雏形和基石。张爱萍将军后来深情回忆说:“中华苏维埃政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初步奠基、初步基础、初步尝试。没有江西瑞金那一段,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从哪里出来?”

        它的建立,进一步加强了苏区建设,扩大了党和红色政权的影响,开创了土地革命战争新局面,也为我们党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根据地建设以及新中国的政权建设,提供了宝贵历史经验。

        活跃和发展经济:党领导的一项开创性事业

        在党和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下,苏区军民开创性地发展农业、工业、对外贸易和合作社经济,提出保护私人经济、“建立完全的厂长负责制”等举措,努力打破国民党严密的经济封锁。苏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与当时国民党统治区域百业凋敝、民不聊生的景象形成鲜明对比。瑞金成为当时人们非常向往的地方。周恩来曾盛赞:“中国外国不如兴国,南京北京不如瑞京。”

        苏区经济主要是农业经济,大力发展农业生产是经济建设中头等重要的任务。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不仅保障了苏区群众的基本生活,也为革命战争和经济建设奠定了坚实物质基础。正如毛泽东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以下简称为“二苏大会”)上所指出的,“过去大多数农民每年很少吃肉的时候,现在吃肉的时候多起来了。过去大多数农民衣服着得很烂,现在一般改良,有些好了一倍,有些竟好了两倍。”

        党和苏维埃政府克服种种困难,创办和发展自己的工业。苏区工业生产,主要是手工业生产。苏维埃政府在鼓励发展个体手工业生产的同时,也加强对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的领导。此外,苏区还开办了一些小规模的煤、铁、硫磺等采矿场,办有中央印刷厂、中华商业公司造纸厂、瑞金纺织厂、于都通讯材料厂和卫生材料厂、长汀斗笠厂等。苏区工业的初步兴起,为打破敌人“围剿”提供了有力的物质保障,同时也为党和政府领导工业建设积累了丰富经验。

        苏维埃政府克服重重困难,开展同国民党统治区的经济贸易往来,设置了对外贸易机构。毛泽东在“二苏大会”上指出:“由于对外贸易局等机关的设立,已经得到初步的成绩……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发展苏区的对外贸易,以苏区多余的生产品(谷米、钨砂、木材、烟、纸等)与白区的工业品(食盐、布匹、洋油等)实行交换,是发展国民经济的枢纽。”

        此外,苏区的财政、金融、邮电、交通等事业也都进行了开创性的建设,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效。比如,1930年11月,为调节金融,保存现金,发展社会经济,闽西苏维埃政府决定成立闽西工农银行,拟筹集资金20万元,分为20万股,每股1元。这是中国最早的工农金融机构,也发行了最早的股票。

        苏区的经济建设是在极端艰苦的战争环境中,党领导的一项开创性事业,并在实践中逐步形成了一种完全不同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的雏形。毛泽东在“二苏大会”上,全面系统地总结经济建设的经验,阐述经济建设的方针、政策,对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的若干原则进行了论述,比如,“苏维埃政府经济政策的原则,是进行一切可能的和必须的经济方面的建设,集中经济力量供给战争;同时极力改良民众的生活,巩固工农在经济方面的联合,保证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争取国营经济对私人经济的领导,造成将来发展到社会主义的前提”;“对于私人经济,只要不出于政府法律范围之外,不但不加阻止,而且加以提倡和奖励”;“财政政策的基本方针,是从发展国民经济来增加财政收入;财政的支出,应该贯彻节省的方针”;“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必须关心群众的痛痒,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实际生活问题”,等等。

        “自由光明的新天地”:社会文化教育引领红色中华新风尚

        在极为简陋的物质条件下,党和苏维埃政府采取系列措施,大力提高苏区群众的文化水平和思想觉悟,苏区社会呈现新气象。红色中华通讯社、《红色中华》报《红星报》相继在瑞金创办,像黑暗中的闪电把苏区的蓬勃朝气传播到四方。工农群众开始获得享受文化教育的权利。正如苏区山歌所唱:“红军来了大翻身,穷人当家作主人。学习文化入夜校,瞎子开目见光明。”

        苏维埃政府领导开展的文化教育运动,使多数青壮年结束了世世代代不识字或识字甚少的历史,不仅有助于提高工农大众对苏维埃运动的深刻认识,而且极大地丰富了广大群众的精神生活。村头路旁群众自办的墙报、宣传栏和城乡随处可闻的琅琅读书声,无一不展示出苏区文化教育建设的伟大成就。连国民党一名军官在谈到苏区教育时,也惊叹道:“其教育问题,则颇堪吾人注意”,其教育一般儿童之成绩“已至是惊人”。

        党和苏维埃政府带领广大妇女,向落后野蛮的封建婚姻制度发起了猛烈冲击,提出了“实行婚姻自由”“反对包办买卖婚姻”“反对带童养媳”“反对蓄婢纳妾”等口号,受到广大妇女的热烈拥护。1931年11月,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实行男女婚姻自由的民主进步的婚姻法规。从此,苏区妇女在婚姻上获得了解放。毛泽东对此赞扬说:“这种民主主义的婚姻制度,打碎了数千年来束缚人类尤其是束缚女子的封建锁链,建立了适合人性的新法律,这也是人类历史上伟大的胜利之一。”

        通过社会治理,苏区工农群众精神振奋,喜气洋洋;城乡处处欢声笑语。诚如毛泽东在“二苏大会”上所言:“谁要跑到我们苏区来看一看,那就立刻看见是一个自由光明的新天地。”

        血与火的淬炼:锻造治国安民的栋梁人才

        在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领导的模范带动下,各级党和苏维埃政府加强对党员干部的廉洁奉公教育,并采取有效措施惩治腐败,在斗争中“建设与改造苏维埃政府”,孕育形成了苏区干部好作风和伟大的苏区精神。苏维埃政府成为中国历史上“空前的真正的廉洁政府”。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建立伊始,就将反腐肃贪作为一项重要任务列入议事日程,建立相关制度并发动群众监督,对党政机关中被揭露出来的贪污腐败案件,予以公开曝光和坚决查处。“二苏大会”指出,在财政政策上,“应该使一切苏维埃人员明白,贪污浪费是极大的犯罪。向着贪污浪费作坚决斗争,过去虽有了些成绩,以后还应加倍的用力”。这次大会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颁布法规,建立了审计监督制度。1933年4月至1934年3月,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和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先后查处了胜利县苏维埃政府主席钟铁青、“于都事件”等大案要案,深得人心。《红色中华》报以大量篇幅,披露“于都事件”有关材料,为苏区党政干部开展反腐倡廉教育提供鲜活、深刻的教材。

        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群众“有盐同咸,无盐同淡”,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培育了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毛泽东第一次到兴国时就提出:“每个共产党员对争取群众的观念,要如和尚念‘阿弥陀佛’一样深刻,随时都要叨念‘争取群众’。”他在叶坪为谢大娘开“天窗”、在沙洲坝帮助群众挖“红井”,带领广大干部及时解决群众日常生活的困苦,提出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

        苏区时期涌现出的一大批德才兼备、奋发有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干部,不仅成为抗日战争时期和全国解放战争时期的领导骨干,而且成为新中国党和国家的领导中坚。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主要成员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第二代领导集体的主要成员邓小平、陈云、胡耀邦、叶剑英、杨尚昆等,都曾在中央苏区工作过、战斗过。共和国开国将帅中,十大元帅中的9位,十大将中的8位,上将中的34位,中将中的107位,少将中的445位,也都曾驰骋在中央苏区。此外,中央苏区还造就了一大批在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中央各部委和各省市主要领导职务的各级领导干部。当年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苏区不愧为中国共产党藏龙卧虎、精英荟萃的锻造熔炉,不愧为中华民族有识之士和杰出英才的聚集地。

        (作者单位:赣州市中央苏区研究中心、中共赣州市委政研室)

  • 引礼入法 礼法结合

        张晋藩

        礼是古老中国的一种社会现象。礼不仅起源早,而且贯穿于整个中国古代社会。有关礼的观念与学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它影响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调整着人与人、人与家国,乃至人与天地万物的关系。礼与法的相互渗透与结合,又构成了中华法系最本质的特征和特有的中华法文化。

        两汉所开辟的引礼入法的多种渠道,为礼入于法、礼法结合创造了有利的条件。魏晋至唐沿着这条路线终于完成历史性的礼法结合。唐律无论结构、内容、注释均已蔚为大观。礼与法的结合也臻于成熟和定型,可以说一整套体现宗法等级思想与制度的礼,基本上法律化了。以至“一准乎礼”成为对唐律的评价。透过唐律可以发现礼与法的内在联系,可以体验礼是怎样融化于法的,可以印证礼是唐律的灵魂,唐律是礼的法律表现,二者是互补而不可分的关系。如同《唐律疏议·名例》中所说:“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唐律是中国古代礼法结合的典范,剖析唐律是有助于鉴古明今的。唐律所反映的礼法结合的鲜明特征,连同它对周边国家的影响,成为中华法系赖以确立的重要因素。

        礼指导着法律的制定

        纲常之礼是唐律最基本的内容。十恶大罪之所以“为常赦所不原”,也就在于它的行为触犯了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唐律的制订从武德朝起,历经贞观、永徽、开元诸朝,始最后定型。在这个过程中,以礼改律之处甚多,例如,贞观前《贼盗律》“谋反大逆”条规定:“谋反大逆人父子、兄弟皆处死,祖孙配没”。贞观修律时改为“谋反大逆人父子处绞,祖孙、兄弟皆配没。”这个改动主要是依祖孙兄弟的血缘亲疏关系而调整处死的范围。按《礼记·祭统》“孙为王父尸”,祭祖可以孙列,说明了祖孙关系重于兄弟关系,如果祖孙配没,兄弟处死,显然于亲情不合。因此贞观修律时房玄龄据礼作如上改动。

        又如,《户婚律》“同姓不得为婚”条,只禁止同姓及外姻有服属尊卑为婚,对外姻无服是否属尊卑为婚没有规定。永徽修律时,增补了“父母之姑舅两姨姊妹及姨若堂姨、母之姑,堂姑,己之堂姨及再从姨、堂外甥女、女婿姊妹,并不得为婚姻。违者杖一百,并离之。”按礼,堂姑、堂姨等为父党母党,且有尊卑名分,如许为婚,岂非污损名教,蔑弃人伦所以据礼加以禁止。魏征曾经指出:“礼义以为纲纪……明刑以为助。”既然明刑是为了助礼,因此唐律的制定与修撰,自然要以礼为指导。

        礼典、礼文直接入律

        唐律的制定除在总的方面接受礼的指导外,有些律文几乎是礼典的翻版。譬如《名例律》“八议”是《周礼·秋官·小司寇》“八辟”的照搬。《户婚律》“七出三不去”是《大戴礼记·本命》“七去三不去”的移植。也有的律文是礼的原则的演绎,譬如,《名例律》关于“矜老小及疾”的具体规定如下:“诸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废疾,犯流罪以下收赎;八十以上、十岁以下及笃疾,犯反逆、杀人应死者上请;盗及伤人者亦收赎;九十以上、七岁以下,虽有死罪,不加刑。”显而易见,这是从《周礼》“三赦之法”“一赦曰幼弱,二赦曰老耄,三赦曰蠢愚”和《礼记》“悼耄不刑”,“八十、九十曰耄,七年曰悼。悼与耄虽有罪,不加刑焉”演绎而来的。

        此外,唐律关于不孝罪之一的“诸祖父母父母在,而子孙别籍、异财者,徒三年”,“诸子孙违犯教令及供养有缺者,徒二年”是《礼记·内则》“孝子之养老也,乐其心,不违其志,乐其耳目,安其寝处,以其饮食忠养之”和《礼记·曲礼》“父母存,不有私财”的法律化。类似的例子在唐律中是多有可见的。

        定罪量刑“于礼以为出入”

        定罪量刑时“于礼以为出入”,是唐以后人们评价唐律的主要着眼点。而从唐律的规定和审判实践是可以得到证实的。以斗殴为例,一般“斗殴人者笞四十”。但“诸殴缌麻兄姊,杖一百。小功、大功,各递加一等。尊属者,又各加一等。诸殴兄姊者,徒二年半。伯叔父母、姑、外祖父母,各加一等。诸殴祖父母父母者,斩”。由于亲属之间亲疏有别,长幼有序,所以以卑犯尊根据亲等,处以不同刑罚,这是礼所要求的。

        从审判实践中,也可发现以礼折狱、弃律从礼的案例。例如,长庆年间,某姑鞭打其媳至死,京兆府断以偿死,刑部尚书柳公绰以礼改判。《册府元龟》记载其事如下:“柳公绰,长庆中为刑部尚书,京兆府有姑以小过鞭其妇至死,府上其狱,郎中窦某断以偿死,公绰曰:‘尊殴卑,非斗也且其子在,以妻而戮其母,非教也。’竟从公绰所议。”

        以上可见,凡是违礼之罪都要加重处刑。由于“于礼以为出入”是公认的道德高于法律的司法原则,并受到国家的保护,因此司法官宁可不依律,也不可以不循礼。不依律所责者是职务,不循礼所责者是人格。由于唐代科举取士的重要内容是儒家经典,因此唐代官员明礼者多于明法,以礼断案对他们是并不陌生的。

        (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法律史学研究院名誉院长)

        本版供图:古然  

  • 皮定均的“犟脾气”

        吴东峰

        皮定均,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中将,安徽省金寨县代家岭人。皮定均将军有三个外号,一是“皮老虎”,二是“皮猴子”,三是“皮骡子”。前面两个很容易理解,是赞扬皮定均打仗既勇敢又机智。后面一个是说他脾气大,有犟劲。

        1946年中原大战走出大别山后,便是一马平川的皖中平原。1946年7月13日,“皮旅”六千余人集合在毛坦厂镇东山坡上,召开了穿越皖中平原的动员大会。在这个动员大会上,皮定均作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要求部队彻底轻装,除了武器弹药和身上穿的衣服鞋子,其他东西一律甩掉!

        “皮旅”老兵晁尚志回忆说:“皮旅长令行禁止,决不客气,决不马虎,决不犹豫,决不动摇。”军令如山倒。据“皮旅”老兵回忆,那一天动员会后,“皮旅”官兵的背包,整整丢满了一山沟,横七竖八,花花绿绿。一驮子一驮子的档案、文件,在火中化成了青烟。

        不仅如此,皮定均还对轻装进行了严格的检查,轻装彻底到所有的炊事担子、公文箱子和个人的全部用品,甚至连走不动的牲口也都要精简掉。部队进行彻底的轻装,为的是以后五天五夜的高速急行军。因为在以后的五昼夜里,他们要和敌军围堵部队“赛跑”,向东飞奔七百里,冲出他们即将合拢的包围圈,与我苏皖解放区部队会师。

        7月15日拂晓,“皮旅”三团一营轻取官亭镇,俘虏地方民团百余人。此时,部队由于连续行军,格外疲劳,但在该镇仅停留不到一小时,部队又出发,向北拐向凤阳。本来计划在吴山庙休息,但皮定均听侦察队报告,敌人已在淮南路两侧强征民夫抢修工事,又当即决定:“在吴山庙吃饭,吃完饭立即出发。”一团团长钟发生提出:“部队太疲劳了,休息一天吧!”皮定均斩钉截铁地说:“不能停留,吃过饭马上就走!”毫无商量的余地。钟发生指着皮定均大吼:“你算什么英雄,怕死鬼! 在这里休息一天有什么了不起。敌人来了,老子去打!”

        骂归骂,走归走。钟发生不敢违抗军令,很不情愿地带部队出发时,还在大街上骂骂咧咧。其他领导也有主张休息的,但皮定均还是那句话:“走,服从命令。”

        此时,人称“政委妈妈”的徐子荣看到部队官兵实在太疲惫了,也劝皮定均:“是不是稍稍休息一下。短一些,不要一天,三个小时吧。”徐子荣是旅党委书记,1927年的老党员,年龄也比皮定均大六岁。

        可是,这时皮定均的犟脾气上来了,连徐子荣的面子也不给。他说:部队停不得,三个师的敌军正向我们包围过来,这里多停几个小时,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如果把部队损失了,我们怎么交代!

        皮定均没有发火,而是一脸严肃,脸色铁青,加上那上翘的嘴唇,由喜变怒,更加可怕。他要求部队立即出发的决心毫不动摇。“皮旅”官兵还是按照旅长的命令,准时离开吴山庙,连夜抢越淮南路,进入定远地区,再向津浦路飞速前进。就在“皮旅”离开吴山庙不到三小时,敌军四十八师一三八旅乘汽车沿公路两头于次日凌晨赶到了淮南路。“皮旅”老战士张国治回忆说,当他们赶到时,我们早已越过淮南路,走出几十里地了。他说:“如果当时皮定均不坚持自己的意见,在吴山庙休息哪怕只有三个小时,其后果就不堪设想。”

        令行禁止,将之始也。否则,厚而不能使,爱而不能令,乱而不能治,必败无疑。军令如山倒,不吃回头草。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上下齐一。这是皮定均的个性特色,更是他的治军原则。

        (作者为广州市文联原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