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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北朝长城与居庸关

        卜凡

        又到了居庸关银装素裹的季节。居庸关自先秦见于历史记载后,作为军都山上的重要关隘而闻名于天下。西汉时期,长城远在燕山山脉以北,居庸关还只是内部防线上的关隘。及至东汉,北方边疆退缩到燕山山脉一线,居庸关就常受到北方游牧民族的进攻。

        公元4世纪初到5世纪初,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族先后登上历史舞台,中国北方局势一度十分混乱,被后人称为十六国时期。这一时期,后赵、前燕、前秦、后燕等政权先后控制过幽州地区和居庸关。到公元4世纪末,崛起于河套平原东部的拓跋鲜卑部建立了北魏,并在395年打败了占据河北大部的后燕,开始了其统一北方的征程。

        后燕是慕容鲜卑贵族慕容垂建立的国家,都城在中山,即今河北定州。慕容垂在取得河北大部地区之后,开始担心西北方新兴的魏国。魏国的建立者拓跋珪的祖母本来是慕容垂的姐妹,两国世代结有姻亲,早先关系很好。后来因为利益问题,两国矛盾日益扩大。公元395年,慕容垂派大军进攻魏国,结果大败于参合陂(今内蒙古凉城县岱海)。慕容垂恼羞成怒,亲率大军出征,此时他已经年逾七旬,到参合陂时,仿佛听到死去燕军的哀嚎,于是病重不起,本打算取道居庸关回到中山,未度居庸关便病死于沮阳县(今河北怀来县官厅水库东南大土城村)。

        北魏少了一个厉害的对手,很快就击败后燕,进入中原地区。历经四十多年的战争,北魏终于统一了北方。尽管军事征服取得了一连串胜利,北魏的内部还是有着巨大的隐患。但北魏统治者来自于拓跋鲜卑贵族,这一部族的人口不过数十万,而北魏所统治的北方则混杂着汉、匈奴、徒河(慕容鲜卑的别称)、氐、羌等各族人口,其中相当一部分人是抵触北魏统治的。因此早在北魏道武帝时,就划定了以其首都平城(今山西大同)为中心的畿内之地。畿内之地的范围,按照《魏书》记载:“天兴(398-404年)初,制定京邑,东至代郡,西及善无,南极阴馆,北尽参合,为畿内之田。”这个区域包括了今天山西北部的大同、朔州等地,以及河北张家口的大部,南有恒山山脉,东有太行山脉,西有黄河阻隔,三面险阻,惟有北面欠缺必要的防御。北魏统治者以此作为统治中心,必须考虑北面可能受到的威胁。

        当时,漠北的游牧民族柔然很强大,此外还有敕勒(也称作高车)等族,袭扰北魏的北方边疆。《魏书》载,明元帝泰常八年(423年)正月,柔然进犯北魏,“二月戊辰,筑长城于长川之南,起自赤城,西至五原,延袤二千余里,备置戍卫。”这一道长城东起今河北赤城县附近,西至内蒙古包头市西,可能利用了秦汉长城筑成。

        随后,北魏太武帝数次发兵打败柔然,但仍然需要保证畿内地区的安全。太平真君七年(446年)六月丙戌,北魏“发司、幽、定、冀四州十万人筑畿上塞围,起上谷,西至于河,广袤皆千里。”畿上塞围东起上谷郡,西到黄河畔,经过今北京市西北部,向西经过河北张家口市,到山西北部和内蒙古自治区交界一带,再向西直到山西西北部的黄河之滨。北魏上谷郡治居庸县,在今北京延庆城区,因此部分现代学者认为,这道长城将居庸关也连接了起来,甚至认为畿上塞围是将畿内之地完全包围起来,在东起居庸关,西到今山西偏关附近也修筑有长城。

        不过据我们平常所知,居庸关是拱卫北京的,但是畿上塞围却是防卫北魏畿内之地的,方向恰好相反,这是什么原因呢?答案还要从早期北魏与后燕的恩怨中去寻找。北魏虽然在慕容垂死后很快就占据了中原,但是徒河部落并不轻易服从北魏。要知道,慕容鲜卑当时在经济、文化方面都比拓跋鲜卑发达,拓跋鲜卑在他们的眼中是野蛮而落后的。当然北魏道武帝很了解这一点,为了促进拓跋鲜卑的经济文化发展,也为了更好地控制这些徒河部落,天兴元年(398年)正月,北魏“徙山东六州民吏及徒何(河)、高丽杂夷三十六万,百工伎巧十万余口,以充京师。”山东六州指的是当时太行山以东河北平原地区,同时被迁徙的还有高句丽等族的百姓。尽管如此,徒河部落还是经常反抗北魏的统治。太武帝修筑畿上塞围时,当然也会考虑到这一点,幽州地区是徒河部落历史上聚集的地区,因此把居庸关“反过来”用,是一种符合当时历史背景的解释。畿上塞围相对于泰常八年修筑的长城来说,是一道内部防线。

        追古寻踪

        《水经注》中的居庸关

        成书于东汉至三国时的《水经》记载:“湿余水出上谷居庸关东。”湿余水就是今天北京城区北面的温榆河,它的源头就在居庸关东北,今天昌平区九仙庙村附近。北魏后期,郦道元在《水经·湿余水注》中记载:“(居庸)关在沮阳城东南六十里居庸界,故关名矣。”又说:“南则绝谷,累石为关垣,崇墉峻壁,非轻功可举,山岫层深,侧道褊狭,林鄣邃险,路才容轨,晓禽暮兽,寒鸣相和,羇官游子,聆之者莫不伤思矣。”仅用寥寥数语,就将居庸关的险要形势和周边的自然景观生动地描绘出来。

        湿余水顺着山谷东南流,出山之地被称为下口,今天我们称之为南口,是出军都山进入北京小平原的入口。出山后的湿余水流经军都县(今北京昌平区马池口地区土城村),因此居庸关也被称为军都关。

        郦道元写成《水经注》没有多久,北魏就在六镇大起义的余波中分裂为东魏和西魏。公元550年,东魏被北齐所取代。取代柔然而崛起的突厥,常常袭扰北齐的边疆,北齐因此修筑长城以防御突厥。《北齐书》载,天保六年(555年)“发夫一百八十万人筑长城,自幽州北夏口至恒州九百余里。”这里夏口就是下口,今天昌平区南口,恒州治今山西大同,因此这道长城仍是对北魏畿上塞围的修葺。第二年,北齐又将长城向东一直修到渤海边,到这时,今天北京的北部已经出现了东西连缀的长城,在燕山、太行山脉间蜿蜒。此时,居庸关已经成为长城上的重要关塞。

  • 古崖石室何人居

        宗春启

        一个艳阳高照的秋日,我驱车百余公里,专程来访位于延庆张山营的古崖居。

        古崖居在官厅水库之阳的一条山谷里,主峰的崖壁上,存在许多大大小小的石室,不知何年何月为何人所凿,成为千古之谜。

        最初有人推测是古代奚人所居。然而据史料记载,奚人和鲜卑人同属于东胡中两个较大的部落,都是逐水草而迁徙的游牧民族。汉以后,奚族人迁居于西拉木伦河以北的乌桓山,因而被称为乌桓。游牧民族居无定所,任何一个游牧部落古时候都有可能到过此地,但都不大可能长久停留。古崖居现存的石室147座,挖掘量有四千立方米。据内行人估算,这么大的工程,至少需要一百人、连续开凿五年。很难想象:一个不知何时便会迁徙的游牧部落,会动用许多人、花费很长时间来开凿这么多山洞。

        无论是什么人,居住地附近水源是必不可少的。古崖居所在的山谷里,很容易看到溪流存在过的痕迹。在一块平缓台地上,留有古人开凿的一眼水井。

        缘干涸的溪旁山路而上,山谷渐窄,隔几十步远便有一孔坐东朝西的石室。在一最狭窄处,有一洞口狭长、朝东的小石洞。洞口斜上方,有一石槽,一尺多见方。文字介绍说,这个石槽是用来安装寨门的,看守寨门的人便守卫在这孔石洞里。从石槽的尺寸推测,这道寨门相当坚固。那么,前面路旁的石洞,也应该是用来站岗把守路口的。看来,当初这条山谷戒备森严,外人很难闯入。由此推测,这里的居民不大可能是老百姓,要么是匪,要么是兵。

        山谷尽头,豁然开朗,一座高耸陡峭的山崖迎面而立。抬头仰望,崖壁上错落分布着一层层、一孔孔石室。山峰两侧巨石嶙峋,沟壑中灌木丛生。

        路边最低处的一间石室,门开在西侧,室内东面是外低内高的石台,台上有几道横向石槽;右上方的石壁上,有一个比碗口还大的圆洞通向室外;石台右下角靠门口处,有一不完整的圆环,应该是个灶台。灶台连着炕,烧火做饭,余热便把炕烧热。那些石槽,当是预留的炕洞。当年,石槽上面覆盖有土坯,土坯上再铺羊毛毡,即使在严寒的冬季,也会是很温暖舒适的。那么,右上角那个圆洞,应该就是烟道了。这间石室大约有6平方米,高度么,一般人勉强可以站直。用今人的眼光看,很是逼仄,但是陋而不简。

        左边位置稍高一点有两间相通的马厩,里面有喂牲口的草料槽子。槽子是开凿时特地留出来的,三面连着墙、下面连着地。里面一间的石槽顶上开有方孔,通着上层的一间石室。我想,如果上层是存放草料的话,饲养人员通过那个方孔,就可以为牲畜添加草料,不必爬上爬下绕行了。我还注意到:石槽左右两头墙壁一米多高的上方,各有一茶杯口大小的圆洞。两个圆洞相对,可以横插上一根木棍用来拴马。石室门口安装门框的位置,左右也各有两个小洞,横插上两根木棍,就能把牲口拦住。没和牲口打过交道的人绝想不到:有的牲口会用嘴扯开缰绳。有这两根木棍拦住洞口,脱了缰的牲口也不会跑出去。这些小洞,表明石室的建造者很细心、想得很周到。

        这些石室有单间、套间及三套间,有的上下相通,有的左右相连;最大的有二十多平方米,小的仅为三四平方米,洞穴内的高度一般为1.5到1.8米,进深为1到6米不等。有一间开凿得相对宽敞的石室位于最高处,四根雕凿的石柱撑住洞顶,中间一张宽大的石床,内有石桌石凳。这里显然是头领的住处。就是说,当年这些石室的开凿是有规划的,哪间石室做何用途,一开始就很明确。而且这些开凿者是有组织、有领导的。高高低低、大小不等的石室,标志着不同人的等级和分工。

        登上古崖居的主峰远眺,南面,是永定河上游的官厅水库,东面,是延庆城。东南方,就是号称“北门锁钥”的八达岭关城。汉唐时期,这一带应该是人烟稀少的蛮荒之地。天高皇帝远,又是内蒙古和晋北通往北京地区的交通要道。如果古崖居的主人是一群土匪的话,这里确实不失为一个占山为王、拦路劫财的理想之地。而且,主峰两侧原来都有小路可攀,假如官兵来剿、寨门被封,寨里面的人可以翻越主峰逃之夭夭。

        不过,五代之后,居庸关成为兵家必争之地。辽金两代,这一带为两国交界,多有驻兵。两军之间能容许土匪存在么?元代,蒙古大帝每年两次经过这里,道路之侧,岂容土匪安卧?

        如果不是土匪的话,那就只能是军队了。

        北魏时人郦道元著的《水经注》中有这样一段话:居庸关城之下,“溪之东岸有石室三层,其户牖扇扉悉石也,盖古关之堠台矣。”(转引自《日下旧闻考·边障》)所谓堠台,就是烽火台。

        烽火台不能是孤零零一座,间隔数里的多座烽火台联络起来,才能起到传递信息的作用。因而,居庸关的南面和北面,应该还有烽火台才对——事实还真是如此:考古人员发现,古崖居附近山顶上,确有烽火台的遗迹——倘若有敌人从永定河上游向居庸关进犯,则很难逃过这座烽火台里士兵的眼睛;燃起烽烟,延庆城和八达岭的守军都能看到。

        那么,古崖居石室的居住者,是不是就是驻守堠台掌管烽燧的士兵呢?

        到了明代,居庸关前战事频仍。派兵驻守位于居庸关外围前沿的古崖居,是很有必要的。《明史·兵志》记载:“元人北归,屡谋兴复。永乐迁都北平,三面近塞。正统以后,敌患日多。故终明之世,边防甚重。”洪武初年,采纳华云龙建议,“自永平、蓟州、密云迤西二千一百里,关隘一百二十九,置兵戍守”;“洪武九年,敕燕山前、后等十一卫,分兵守古北口、居庸关、喜峰口、松亭关,烽堠百九十六处。”明初,朝廷无力大规模修筑边墙,防守只能依靠烽燧。古崖居,很可能就在这一百九十六处之中。按照明廷要求,每一处烽堠都要“增筑高厚,上贮五月粮及柴薪药弩,墩旁开井”。古崖居很符合这一要求。

        一处烽火台当年驻多少士兵呢?据《明史·兵志》:“营堡墩台分极冲、次冲,为设军多寡”;“通车骑者百户守之,通樵牧者甲士十人守之”。百户,辖一百零二人。古崖居位置重要,山前可通车骑,至少应驻百余人。如北魏时期已有三层石室,显然不够用。明朝隆庆初年,抗倭名将戚继光调来北方,总理蓟辽防务,在没有敌情时,让士兵建筑边墙。数年之后,建成了居庸关至山海关我们今天见到的长城——如此浩大的工程都能完成,再开凿几个石室自然不在话下。

        我想,古崖居石室会不会历代即为烽火台士兵驻地,直到明朝,才形成今天我们所见到的规模呢?

        本版供图/视觉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