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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王思聪为何被多次限制消费

        董艳雪

        “王思聪被取消限制消费令”的消息刚公布不久,上周,“王思聪又被法院限制消费”的新闻再次登上热搜,引发社会关注。限制消费到底是什么?为什么刚被取消又被限制了呢?限制消费以后还能否参与投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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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可能“被限”

        限制消费是人民法院对被执行人采取的一种间接执行措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5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及有关消费的若干规定》第1条的规定,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书指定期间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给付义务,人民法院可以采取限制消费措施,限制其高消费及非生活或经营必需的有关消费。也就是说,案件进入执行阶段以后,法院依法向被执行人发出执行通知书,只要被执行人到期未履行或未全部履行,不论涉案执行标的多少,法院均可以对其采取限制消费措施,督促其尽快履行给付义务。

        被限制消费以后,被执行人不仅坐不了飞机、高铁,住不了星级酒店,就连子女都不得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具体来说,法院明确规定了以下九类不得实施的高消费及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乘坐交通工具时,选择飞机、列车软卧、轮船二等以上舱位;在星级以上宾馆、酒店、夜总会、高尔夫球场等场所进行高消费;购买不动产或者新建、扩建、高档装修房屋;租赁高档写字楼、宾馆、公寓等场所办公;购买非经营必需车辆;旅游、度假;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支付高额保费购买保险理财产品;乘坐G字头动车组列车全部座位、其他动车组列车一等以上座位等其他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

        法院向被执行人发出限制消费令之后,被执行人违反规定实施上述九类高消费或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情节严重的,可能会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13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条的规定,负有执行义务的人有能力执行而实施下列行为之一,应当认定为“其他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的情形”,即具有拒绝报告或虚假报告财产情况,违反人民法院限制高消费及有关消费令等拒不执行行为,经采取罚款或拘留等强制措施后仍拒不执行的,情节严重,将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追究刑事责任。

        那么,限制消费期间,被执行人能否参与投资经营活动呢?现实中,如果被限制消费的被执行人参与投资经营活动,需要实施上述被限制的消费行为时,必须向法院提出申请,获批准后才可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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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限制消费不等于“老赖”

        限制消费作为一种间接督促的执行措施,与将被执行人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同。

        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就是我们常说的“老赖”,这是一种信用惩戒措施。依照法律规定,被执行人不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可以对其采取在征信系统记录、通过媒体公布不履行义务信息以及法律规定的其他措施,还可以根据情节将其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将被执行人不完全履行义务的信息向其所在单位、征信机构及其他相关机构通报。相较之下,限制消费措施启动门槛较低,只要被执行人未按照执行通知书指定期间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给付义务,依照申请执行人的书面申请,经人民法院审查决定或者必要时,由法院依职权决定,就可以对被执行人采取限制消费措施。

        而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要求被执行人必须有法律规定的恶意逃避执行的行为,包括: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以伪造证据、暴力、威胁等方法妨碍、抗拒执行;以虚假诉讼、虚假仲裁或者以隐匿、转移财产等方法规避执行;违反财产报告制度;违反限制消费令;无正当理由拒不履行执行和解协议。此外,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必须对被执行人采取限制消费措施。

        由此可见,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是比限制消费启动条件更严格、惩戒效果更严厉的执行措施。一起普通执行案件中,只要被执行人到期未履行给付义务,法院就可对其采取限制消费措施,但只有存在“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等逃避执行、抗拒执行的行为时,法院才可以将被执行人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举例来说,在北京某管理中心申请执行潘某追偿权纠纷一案中,法院依法查封了被执行人潘某名下两辆机动车,但因未实际控制车辆而暂时无法处置,被执行人一直拒接法院电话且拒不交出上述车辆。在此情形下,法院不仅对被执行人采取了限制消费措施,而且还因其故意规避执行,将他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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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一被执行人可被多次限制消费

        近期受到广泛关注的“王思聪又被限制消费”事件中,反映出社会公众的一个认识误区:即这两次限制消费的对象都是王思聪。其实不然。

        根据法律规定,限制消费令只能向被执行人发出。为了防止公司法定代表人和其他高管肆意挥霍公司的财产,法律明确规定,被执行人是单位的,被执行人及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和实际控制人,均不得实施法律明确规定的高消费及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简言之,被执行人是单位的,直接被限制的对象还是单位,而公司法定代表人和其他高管的消费行为受限是为了防止公司财产被恶意挥霍。

        今年11月9日,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立案执行的曹悦申请执行熊猫互娱其他合同纠纷一案中,限制消费令是对被执行人上海熊猫互娱文化有限公司发出的,王思聪作为该公司的董事长,消费行为受限,所以“坐不了飞机、高铁”。11月19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立案执行的嘉兴璟字悌为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申请执行王思聪一案中,王思聪本人是被执行人,所以该案中法院是对其本人发出的限制消费令。限制消费期间,作为被执行人的王思聪不得实施法律规定的消费行为,但是如果只是作为上海熊猫互娱文化有限公司董事长的王思聪则未必不可。根据法律规定,被执行人为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和实际控制人,因私消费以个人财产实施上述消费行为的,可以向执行法院提出申请,经法院审查属实的,应当准许。

        此外,个案的限制消费措施解除后,被执行人未必可以自由实施消费行为,可能还是坐不了飞机、高铁,无法入住星级酒店。这是因为,同一个被执行人在多个案件中可能会被同时限制消费。如果只履行了部分案件,对于未履行案件,法院仍旧可以对被执行人采取限制消费措施,所以只有当所有案件限制消费措施都解除以后,被执行人才能自由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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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制消费措施不是自动解除

        有网友认为,限制消费令三年五年就会自动失效,“老赖”忍忍也就过去了。情况并非如此,实际上,法律并没有规定限制消费措施的具体期限,只要被执行人未全面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给付义务,就会一直被“限制消费”,不得实施法律禁止实施的消费行为。但是,为了平衡申请执行人与被执行人的合法权益,法律规定了解除限制消费措施的具体要求。

        根据法律规定,如果被执行人满足以下两种情况,法院可以解除限制消费措施:一是在限制消费期间,被执行人提供确实有效的担保。一般是指为履行债务提供担保,但是基于亲属病亡等人道主义原因,可以暂时解除限制消费令,待原因消失后再行限制消费。二是经申请执行人同意的,法院可以解除该项措施。如果被执行人履行完毕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的,人民法院应当及时解除限制消费措施。

        以上述案件来说,现在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已解除了对被执行人上海熊猫互娱文化有限公司的限制消费措施,可能的原因有:一是被执行人上海熊猫互娱文化有限公司提供了确实有效的担保;二是得到申请执行人曹悦的同意;三是已经全部履行该案约369.99万元的给付义务。

        (作者单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 对追加被执行人的常见误区

        海文

        1、夫妻一方为被执行人,申请执行人能否申请追加其配偶为被执行人?

        执行依据确定的被执行人为夫妻一方的,根据现行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不得裁定追加被执行人的配偶为被执行人。申请执行人主张执行依据确定的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的,告知其通过其他程序另行主张。但申请执行人以被执行人的配偶实际占有,或登记在其名下的财产是夫妻共同财产为由,书面申请查封、扣押、冻结该财产的,法院可以查封、扣押、冻结。被执行人的配偶可以对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提出执行异议。简而言之,被执行人的配偶的变更追加是缺乏法律依据的,但是可以申请对夫妻共同财产进行查封、扣押、冻结。债权人如认为是共同债务,应在诉讼阶段就将被执行人配偶同时列为被告,诉请夫妻共同对债务承担责任。

        2、有限责任公司为被执行人,申请执行人能否申请追加公司法定代表人、股东为被执行人?

        在司法实践中,很多人都认为,被执行人公司没财产可供执行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等就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可代公司还钱。这种想法能理解,但有限责任公司是典型的公司法人,应以其全部资产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独立于公司的自然人,不能以自己的财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股东仅仅在出资不实或者抽逃注册资金等法定条件满足时,才能在执行程序中被追加为被执行人。股东与公司是不同的民事主体,各自独立承担民事责任,二者不可混为一谈。

        3、以恶意转移、隐匿财产为由,能否请求追加第三人为被执行人?

        恶意转移、隐匿财产是许多申请执行人请求追加第三人为被执行人的理由,但并不在法定追加事由之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制裁规避执行行为的若干意见》第20条虽然规定“恶意转移财产规避执行的,执行法院可以通过依法变更追加被执行人或者告知申请执行人通过诉讼程序追回被转移的财产”,但并未增设执行阶段以此为由追加被执行人的具体规则,因此不能作为执行阶段追加被执行人的直接依据。当申请执行人以恶意转移、隐匿财产为由,请求追加第三人承担清偿责任的,应通过诉讼解决。

        4、案外人作出执行担保后,申请执行人能否申请追加担保人为被执行人?

        在案件执行过程中,其他人向人民法院作出明确的意思表示,在被执行人不履行债务时,自愿接受法院对保证人的财产予以强制执行,以此对被执行人履行债务提供保证。这种情况下,许多案件申请执行人还向法院申请追加保证人为案件的被执行人,而根据相关的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这种情况下,法院可以直接执行保证人的财产,并不需要再通过追加被执行人的方式来实现。

        5、申请执行人能否申请追加法人分支机构为被执行人?

        作为被执行人的法人,直接管理的责任财产不能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债务的,法院可以直接执行该法人分支机构的财产。执行实践中,总公司欠债,其直接管理的责任财产不能清偿债务的,无需通过追加程序追加分支机构为被执行人,申请执行人可以请求法院直接执行分支机构财产。

        (作者单位: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 违建别墅屡禁不绝谁来管

        赵茹

        近期,演员江一燕位于顺义的别墅赚足了公众眼球。经有关部门调查核实,该别墅属私自改扩建工程,未取得规划审批手续,涉嫌违法建设。虽然江一燕第一时间通过微博道歉,但仍让人心存疑问,难道之前不知道这是违建?为何这座历时6年建造的别墅,时至今日才曝出是违建?这也折射出事情背后的一些社会问题。

        首先,缺乏法律敬畏之心。我国土地管理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等法律颁布已久,制度不可谓不健全,然而近年来各种违建别墅仍不时曝出,究其原因是别墅的主人对法律缺乏敬畏之心。有的是知法犯法,在利益的驱使下,钻法律的空子、打擦边球,心存侥幸企图逃避法律制裁,也有的是法律意识淡薄,存在“我家的房子关别人什么事”“只要邻居不反对,就不犯法”的思想观念,因此,应推动全社会提升法律意识,树立法律权威,加大法律宣传力度,深入开展普法教育,引导全民自觉守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的观念。

        其次,监管不到位。我国“禁墅令”最早可以追溯至2003年。为了促进节约集约用地,优化土地供应布局和结构, 2003年中央下发文件要求各地停止别墅类用地的土地供应。就在今年4月,住建部、原国家林业局还紧急通知各省清理违建别墅。但为何愈发严格的“禁墅令”下仍有问题别墅呢?正如中国地质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李江风所说:“只有从严规范部分别墅项目打政策擦边球的种种做法,才能真正让城市用地规划落到实处。”才不至于让每年有限的住宅用地供应通过种种“手法”建成别墅,浪费国家土地资源。因此,政府相关部门应在法律政策范围内,从严规范,加强监管力度,创新监管方式和方法,勿让网民“打假”替代了政府本责。

        最后,违法成本相对较低。通常,违建别墅恢复到原来状态或者拆除,是被查后的一般处理方式,这个处置对别墅的主人、开发商来说微不足道。违法成本相对较低是违建别墅屡禁不止的重要原因。因此,既要拆除违建,又要打破背后的利益网,一查到底,提高违法犯罪成本,形成强大的震慑力。

        总之,消除违建别墅需要多方合力,使法律制度和国家政策真正落实到位,才能充分发挥作用。

        (作者单位: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检察院)

  • “一厢情愿”的赠与究竟有无效力

        刘婷婷

        案情回放

        李某与其前妻育有两子,即李明和李辉,并有一孙子小海。他与张某2006年再婚时,双方婚前子女都已成年,所以均未与对方子女形成抚养关系。婚后,他们购置了一套房产。2017年,该房被李某以买卖的形式过户到孙子小海名下,但仍由张某居住使用。李某去世后,张某才知房子已经过户。小海称,此事李明、李辉都知情并且同意。张某认为,房子是她和李某的婚内共同财产,这一赠与行为侵犯了自己利益,所以就以小海为被告,以李明、李辉为第三人诉至法院,要求判令该房屋的赠与合同无效。

        法官提示

        赠与合同是指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作为一种有名合同,其效力也应首先符合合同的构成要件。无权处分人处分他人财产,如果不能取得完全所有权,或者得不到其他权利人的追认,那么处分行为无效,对赠与合同也是如此。

        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双方对共同财产不分份额地共同享有所有权,夫或妻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处分共同财产时,都应协商一致,任何一方无权单独处分夫妻共同财产。

        本案即是如此,涉案房屋是李某与张某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购买的,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在二人没有明确约定情况下,处分共有的不动产应经全体共同共有人同意。李某未经张某同意,擅自将房屋赠与小海,事后也没有得到张某的追认,因此就涉案房屋形成的赠与合同无效。

        日常生活中,父母对子女关于房屋等重大价值财产的赠与非常普遍,但要想减少日后引发法律纠纷的风险,除了需要有赠与人、受赠人意思表示的合意、完成赠与财产的交付和登记外,更要夯实赠与行为的基础,确保自己对赠与的标的物具有完全处分权,或征得了共有权人同意、认可或追认(最好有书面意见的表达等)。否则,“一厢情愿”的赠与很有可能导致赠与合同无效。

        (作者单位: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

        本版供图/视觉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