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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争取组成一支能够使用的空军”

        齐霁

        众所周知,1949年10月1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的阅兵式上,不仅有陆军、海军地面方队,还有战斗机、轰炸机、运输机、教练机组成的空中编队。然而很多人并不知道,那时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尚未诞生。直到新中国诞生40天后的11月1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才正式宣告成立。筚路蓝缕,玉汝于成。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是在革命战争中孕育,在革命胜利中诞生,在陆军基础上创建,在战斗中成长起来的。经过70年的建设发展,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已经成为一支由航空兵、地空导弹兵、高射炮兵、雷达兵、空降兵、电子对抗兵、气象兵等多兵种合成,由歼击机、强击机、轰炸机、运输机等多机种组成的现代化的高技术军种,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早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就为日后创建人民空军积蓄力量

        革命战争年代,虽然没有建立人民空军的条件,但中国共产党深知创建人民空军的重要性,开始利用各种机会培养、储备了一批航空技术人才,为日后创建人民空军积蓄力量。

        早在大革命时期,就利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条件,选派多名共产党员进孙中山创办的广东航空学校学习飞行技术。先后有9名共产党员在国内经过一年左右的学习和训练,掌握基本驾驶技术以后,被送到苏联深造。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留学苏联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青年中,先后两次选调王弼等19人转入苏联空军航校学习飞行技术和航空工程;中国工农红军先后在湖北宣化店和福建漳州缴获了两架国民党的飞机,还成立了鄂豫皖边区苏维埃政府航空局。抗日战争时期,利用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有利时机,选调43名共产党员到新疆边防督办公署航空队附设的航空训练班学习;为了培养航空机械工程人才,根据王弼、常乾坤的建议和当时延安的条件,于1940年3月在陕北安塞县成立了第十八集团军工程学校,选调100多名军队干部入校,先学习数学、物理知识以提高文化水平,尔后学习航空理论;根据中央军委的决定,于1944年5月在第十八集团军总参谋部成立由王弼、常乾坤分别任组长和副组长的航空组,担负航空方面的调查研究工作和处理相关事宜。解放战争时期,在吉林通化创办人民军队历史上的第一所航空学校——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开始成批地培养各类航空技术人才。据统计,从1946年3月到1949年7月,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共培养出各种航空技术干部560名,其中飞行员126名,机务人员322名,领航员24名,场站、气象、通信、仪表、参谋人员88名,为建设人民空军奠定了重要基础。

        中国共产党发展航空事业,道路布满荆棘,但仍克服困难前行,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在筹建过程中就出现过用马车拉运飞机、用自行车气筒给飞机轮胎打气的奇观。创办航校,首先需要解决飞机和航材问题。航校筹建人员在荒芜的机场搜集航油,从深山老林里寻挖被日军掩埋的航材;在山野寻找老百姓的马车,商量好后用普通轮胎换回马车上的飞机轮胎。搜寻的过程充满了艰辛和危险。有人在抢运器材时被轧断手脚,成了残疾;有人遭到国民党军队袭击,献出了宝贵生命;有人误入日军遗留的细菌试验室,永远倒在了废墟上。据统计,从1945年10月到1946年6月,他们走遍东北三省30多个城镇、50多个机场,共搜寻到各种破损飞机120架、发动机200余台、油料800多桶、酒精200多桶、航空仪表200多箱以及各种机床等军用设备和物资2800多马车。由于东北的铁路交通在日军投降前后几乎被破坏殆尽,费尽千辛万苦搜集来的这些散落在各地的航材,只能用肩扛、车拉的办法运到通化。沿途的老百姓看到用马车拉运飞机,都觉得很稀奇,纷纷跑出村子追着看。当时缺少专门的飞机打气筒,航校学员们就用自行车打气筒给飞机轮胎打气,经常几个人排队轮流打,一两个小时才能完成。他们白手起家,正是凭着这样一股坚强的信念、坚韧的意志和艰苦奋斗、勇于克服困难的精神,创造了许多人间奇迹,创办的航校成为中国人民航空事业的摇篮。

        在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全国胜利前夕,中共中央作出创建人民空军的重要决策

        1949年初,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特别是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结束,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大部分被人民解放军歼灭。人民解放军即将在全国取得胜利,建立人民空军的基本条件已经具备。为歼灭残敌、巩固国防,中共中央把组建人民空军提上了议事日程。

        建立人民空军,是中共中央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审时度势作出的重要决策。1949年1月6日至8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政治局会议。在讨论并通过的《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的决议中,第一次明确提出建立人民空军的任务。该决议提出“一九四九年及一九五〇年我们应当争取组成一支能够使用的空军”,并且认为“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此时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已经集结和培养了一大批空、地勤人员和其他技术人才,而且在业已解放的广大地区内接管了不少机场,缴获了一批飞机和航空器材,加上国民党空军飞行人员起义和投诚的日益增多,具备了建立人民空军的主客观条件。

        同年3月5日至13日,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会议期间,根据担任东北民主联军参谋长兼任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校长的刘亚楼建议,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陈云、彭德怀、董必武、林伯渠、贺龙、陈毅、邓小平等约见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副校长常乾坤和副政治委员王弼,听取他们关于培养航空技术人才情况的汇报,酝酿创建人民空军。毛泽东等在听取汇报过程中,不断插话询问学员来源、训练水平、装备数量、飞机性能、教学能力、保障条件等情况。当常乾坤谈到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已培养出飞行、领航、通信、机械等各类技术人员500多名时,毛泽东赞不绝口,并多次带头鼓掌。常乾坤和王弼在汇报情况之后,还畅谈了他们对未来中国人民航空事业建设的建议。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者们对于他们两人的汇报和建议非常满意,并在此基础上设计与描绘着筹建人民空军的步骤和蓝图。

        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有计划分步骤地筹建人民空军

        1949年3月17日,中央军委根据常乾坤、王弼的建议和当时形势任务的需要,决定成立军委航空局,负责领导中国人民的航空事业。3月30日,军委航空局在北平成立,中央军委任命常乾坤为军委航空局局长、王弼为政治委员。从3月30日军委航空局成立到11月11日人民空军正式成立前,军委航空局在这短短的7个多月时间里,为人民空军的正式建立做了大量工作。主要有:一是先后派出3个航空接收组分赴华东、华中、西北各地,负责接管缴获的国民党空军的航空器材和接纳国民党空军的航空技术人员;二是在北平、上海、汉口、长沙、济南、南昌、西安等城市设立了航空办事处,在天津、上海、杭州、南京、徐州、青岛、太原、张家口等城市设立了航空站,并组建了华北、中南、华东、西北、东北、西南军区司令部航空处;三是修复机场40个并组织开辟了北平-苏联赤塔、北平-迪化(今乌鲁木齐)、北平-武汉、北平-上海四条航线;四是在南苑机场组建了一支担负北平防空任务的飞行中队,并组织该中队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的空中受阅飞行;五是保障了原国民党“中国航空公司”“中央航空公司”的起义工作顺利进行;六是设计制定了沿用至今的人民空军的军徽和机徽;七是参与筹建人民空军领导机关。

        7月10日,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致信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提出由周恩来负责完成建立人民空军这一历史重任。7月11日,周恩来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召见第四野战军第十四兵团司令员刘亚楼,商讨正式组建人民空军事宜,确定由刘亚楼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员,并责成刘亚楼提出人民空军主要领导干部人选名单及领率机关组成的方案。刘亚楼在与军委航空局局长常乾坤、政委王弼等人研究后,迅速提出初步建议并上报中央军委。7月26日,中央军委批准以第四野战军第十四兵团司令部及其直属部队和军委航空局组成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领率机关,并决定派刘亚楼等赴苏联具体商谈购买飞机、聘请专家顾问和帮助开办航校等事宜。7月31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听取刘亚楼等关于筹建空军情况的汇报。9月21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毛泽东在开幕词中庄严宣告:“在英勇的经过了考验的人民解放军的基础上,我们的人民武装力量必须保存和发展起来。我们将不但有一个强大的陆军,而且有一个强大的空军和一个强大的海军。”

        10月25日,中央军委正式任命刘亚楼为空军司令员、肖华为空军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王秉璋为空军参谋长。11月11日,中央军委又任命常乾坤为空军副司令员兼训练部长、王弼为空军副政治委员兼工程部长。同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领导机构——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部在北京成立。同日,中央军委致电各军区、各野战军:“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部现已宣告成立,原军委航空局着即取消,原航空局所有干部及业务均即移交空军司令部接收。”从此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序列中增加了一个新的军种——人民空军。后来中央军委确定,1949年11月11日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成立日。

        (作者为天津商业大学教授)  

  • 古代“中国”涵义种种

        张国硕

        现代意义上的“中国”一词涵义相对简单,一般不作他用,主要是指“国家”,专指中国之全部领土,具有地域、文化、政治、民族上的特定涵义。古代的“中国”一词,其涵义则较为复杂,且前后发展演变特性十分明显。

        地域意义上的中国

        地域意义上的中国,是指中心区域,即“天下之中”,与“中土”“中原”“中州”“中夏”涵义相近。古代华夏族群活动于黄河中下游一带,以为是居天下之中,故称“中国”。最初主要是指以今河南省为中心的区域,后来随着华夏族群、汉族群活动范围的扩大,黄河流域乃至更广泛的区域被称作“中国”。西周文献有明确的地域意义上的“中国”观念。如《尚书·梓材》:“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王惟德用,和怿先后迷民,用怿先王受命。”这里是说,上天既然已经把“中国”的臣民和疆域赐予周先王,当今的周王只有施行德政,教导殷顽民,使其心悦诚服,以此完成先王所承受的大命。这里的“中国”特指一定的区域,应为殷商王朝的中心地区。汉代以后文献常见地域意义上的“中国”,其范围有所扩大。如《史记·天官书》:“秦遂以兵灭六国,并中国。”此“六国”当包括齐、楚、燕、韩、赵、魏等诸国区域。《晋书·宣帝纪》:“孟达于是连吴固蜀,潜图中国。”此“中国”显然是指三国时期的魏国版图。

        都城意义上的中国

        都城意义上的中国,是国家政治中心的别称,专指都城、都邑、京师。如《诗·大雅·民劳》:“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惠此京师,以绥四国。”《毛传》:“中国,京师也。”这里的“中国”与“京师”涵义相同,特指周王朝的都城。东周文献常见以“中国”代表都城的记载。如《孟子·万章上》:“夫然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而居尧之宫,逼尧之子,是篡也,非天与也。”孙爽《疏》:“所谓中国,刘熙云:‘帝王所都为中,故曰中国。’”这里是说舜到帝尧之都——“中国”继承“天子”之位。又如《孟子·公孙丑下》记载一段齐王对大臣说的话:“我欲中国而授孟子室,养弟子以万钟。”是说齐王想在国都之中给孟子单独建一个馆所,送万钟的粮米来供养他的弟子。再如《国语·吴语》记载越国在分析吴王夫差必败时说:“吴之边鄙远者,罢而未至,吴王将耻不战,必不须至之会也,而以中国之师与我战。”韦昭注:“中国,国都。”这里是说吴国必然会以国都中的兵力与越国作战。

        族群文明意义上的中国

        族群文明意义上的中国,即天下文明的中心。因古代华夏族群和后来的汉族多建都于黄河流域,政治优越,经济、文化发达,文明化程度远超于周围四边之地,是四方仿效的榜样,故称其所在地为“中国”,以对应周边地区的“四夷”。如《战国策·赵策二》:“中国者,聪明睿知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异敏技艺之所试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义行也。”《左传·僖公二十五年》:“德以柔中国,刑以威四夷。”《孟子·梁惠王上》:“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也。”这里的“中国”主要是指东周时期中原各诸侯国,部分等同于“华夏”“中原”之涵义。西汉司马迁《史记》在记载中原诸侯与秦国、吴国交往时,也往往用“中国”一词,如《秦本纪》:“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吴太伯世家》:“自太伯作吴,五世而武王克殷,封其后为二:其一虞,在中国;其一吴,在夷蛮。”汉代以后“中国”一词也泛指中原各族群居地。

        国家意义上的中国

        国家意义上的中国,专指中国境内尤其是黄河流域建立的单一的国家。如《汉书·陆贾传》:“皇帝(刘邦)……继五帝三王之业,统天下,理中国。中国之人以亿计,地方万里,居天下之膏腴……”这里的“中国”指的是汉帝国,表示汉王朝有效统治的整个区域,自称“中国”。明清时期,在对外交往中,也常常自称“中国”。如《明史·外国七》:“意大利亚,居大西洋中,自古不通中国。”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没有哪个朝代以“中国”为正式国名。只是到了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时,“中国”才正式成为“中华民国”的简称,当今“中国”又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简称。

        考古学文化意义上的中国

        考古学文化意义上的中国,即同时并存的多支考古学文化联系密切,形成的“文化圈”或“相互作用圈”被认定是“最初的中国”或“早期中国”。20世纪六七十年代,相当多的学者认识到黄河流域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中心区域,早在史前时期该区域就以核心作用和影响力将各地维系为一个整体。如1968年张光直先生认为自公元前4000年左右开始,有土著起源和自己特色的几个区域文化,由于彼此影响和碰撞相互连接组成一个更大的“相互作用圈”,这个作用圈形成了历史时期中国的地理核心。到了20世纪80年代,严文明先生提出中国文明起源的“重瓣花朵”模式,认为史前文化是以中原地区为核心、分层次的重瓣花朵式格局。近些年来,部分学者开始尝试以考古学材料直接认定“最初的中国”。如韩建业先生认为先秦时期存在一个“早期中国文化圈”,早期中国萌芽于公元前6000年前后,正式形成于公元前4000年前后。在庙底沟时代,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迅速发展,文化的扩展自然形成三个层次的圈层结构,标志着文化意义上早期中国的正式形成。此外,李新伟先生认为在公元前3500年至前3300年左右,“也就是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中晚期、大汶口文化早期晚段、红山文化中晚期、崧泽文化中晚期和凌家滩遗存时期”,各种史前文化交相辉映,建立起远距离的“社会上层交流网”,逐步形成一个“相互作用圈”,“最初的中国”喷薄而出。

        五种涵义基础上的“最早的中国”

        古代有关“中国”一词的涵义较为复杂,且具有发展演变特性,主要有地域、都城、国家、华夏族群文明等四种涵义,当今学界又从考古学文化角度认定某一文化圈具有“中国”的属性。学界有关何为“最早的中国”之争议,是建立在这五种“中国”涵义基础上的、不同学者的不同认识或解读。探讨何为“最早的中国”的标准,须满足三项基本条件,即地理范围上局限于黄河流域,社会形态须进入早期国家阶段(包括邦国和王国)以后,文化发展占优势地位。符合这三项基本条件下的不同涵义上“最早的中国”,时间上大约为龙山时期到汉代之间,空间上主要位于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广义中原区域。目前明确记载、较为可信的地域意义上“最早的中国”主要是指西周初期的伊洛地区(今洛阳一带),也泛指殷商王朝的中心地区;都城意义上“最早的中国”是西周时期的洛邑等都城;族群文明意义上“最早的中国”应为春秋早中期之交的华夏诸侯分布区;而国家意义上“最早的中国”大约是在西汉帝国以后。从考古学文化意义上探讨何为“最早的中国”,指向龙山时期的陶寺文明最有说服力,其应为目前所知“最早的中国”。在认同存在夏王朝、二里头文化为夏文化的前提下,以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无疑算作是“最早的王国”,也应是当时的“中国”,但不属于“最早的中国”。

        (作者为郑州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 上计:千年沿革的财政制度

        陈忠海

        “上计”是中国古代特有的经济管理制度,早在西周时期,这项制度就已经开始了。《周礼·天官》记载:“岁终则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会,听其致事而诏王废置。三岁,则大计群吏之治,而诛赏之。”意思是:每到年终就命令各级官吏纠正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接受上级考核,听取他们对各自政情的汇报,然后请示国君对有功者加以提拔,对有罪者加以惩处;每隔三年,对官吏的政绩进行一次全面考核,将无政绩者撤职惩罚,将政绩突出者提拔奖励。这里强调的是对官员的监督考核,但基础是“受其会”,也就是接受地方官吏对工作的全面汇报,重点是各种财会资料的汇总,这种汇报就是上计制度的雏形。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割据,周王失去对地方的控制,无法接受地方上计,但各诸侯国参照了周王的做法,接受管辖区域内地方上计,将每年一次的上计称“岁计”,每三年一次的上计称“大计”。战国时秦国制定《金布律》,其中要求:“官相输者,以书告其出计之年,受者以入计之。八月、九月中其有输,计输所远近,不能速其输所之计,移计其后年,计毋相谬。工献输官者,皆深以其年计之。”这时的上计,内容中同样强调了财政收入情况,要求更为具体。

        上计制度在汉朝得到成熟和发展,汉朝为此专门制定了《上计律》,对这项制度进一步规范。《上计律》规定,各郡在太守之下、各王侯国在国相之下设上计吏,《汉官解诂》描述其职责为:“秋冬岁尽,各计县户口垦田,钱谷出入,盗贼多少,上其集簿。丞尉以下,岁诣郡,课校其功,功多尤为最者,于廷尉劳勉之,以劝其后。”各郡国按规定向朝廷呈报“集簿”,其中最重要的内容就是“户口垦田,钱谷出入”,这些不仅是朝廷了解地方财政状况的依据,也是在全国范围内实行财政调度的依据。当财政收支出现不平衡时,通过各郡国调往朝廷、朝廷调往各郡国以及由一部分郡国调往另一部分郡国等实现平衡,这些调度事关地方利益,所以必须有准确的统计数据作为基础。

        汉朝对上计制度非常重视,皇帝经常举行盛大仪式接受各郡国的集体上计,也经常亲自召见郡国的上计吏,询问有关情况。对于“集簿”的编制,不仅要求必须准确,不能有水分,而且还要求必须有时效性,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相关统计,否则将对郡太守、国相、上计吏等相关人员进行处罚,如《汉书》记载,众利侯郝贤“上计谩,免”。对于不认真对待上计的官吏,免官其实是较轻的处罚,情况严重者将被治罪。在交通、通信极为不便的时代,各郡国派往京城的上计吏成为皇帝和朝廷了解地方情况的重要渠道,那些熟悉地方事务、思路清晰、表达能力好的上计吏往往会被朝廷看中,有的被留在中央任职。汉末三国的风云人物公孙瓒、司马懿、邓艾等都曾担任上计吏。

        秦汉以后,上计制度仍然存在,但具体内容不断发生变化。随着国家治理机制的不断完善,对地方各类信息采集要求的提高以及手段的日趋多样,按年度实施的上计工作在作用上有所削弱。唐朝时,皇帝仍时而举行受计仪式,但此举多具象征意义,受计的具体工作由尚书令及其左右仆射主管,所呈报的“集簿”也改为“文帐”,涵盖内容更加全面,地方呈报的财政、会计报告也细化至按季、按月、按旬上报,有的甚至还有日报。宋朝以后,皇帝已基本不亲自受计,而是通过调阅地方上报的财政收支报表了解情况。上计制度的弱化,源于该项制度虽然可以及时了解各地情况,尤其财政收支方面的状况,但也有明显缺陷,那就是它只能单方面听汇报,在核实报告内容真伪性方面显得薄弱,需要更有效的手段对其予以补充。

        监督经济和财政运行情况不同于普通的行政监察,需要有专业的知识和手段。三国时期,曹魏设置比部曹,是尚书台内设的诸曹之一,据《通典》记载,其主要职能为“掌内外诸司公廨及公私债负,徒役工程,赃物账及勾用度物”,也就是对度支、库部、仓部、民曹等经济和财政部门进行审计监督,审计对象包括财政收入、经费支给和使用、重要工程建设进度等,比部曹成为最早的专业审计部门。此后,比部曹或比部始终存在,虽然隶属关系不断调整,但其审计方面的职能日渐清晰。

        (作者为文史学者)  

        本版供图 季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