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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努力做到“四个贯通”

        沈传亮

        中外历史表明,道路决定命运,制度关乎兴衰。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聚焦制度建设,就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专题研究部署。这次会议是一次具有开创性、里程碑意义的历史性会议,必须认真学习领会会议精神。把握贯彻落实全会精神,至少需要在研究中做到“四个贯通”。

        一是把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贯通起来研究。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即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此后,学界展开关于此问题的研究,但研究中出现热衷于研究总目标的后半句,无形中对总目标的理解存在割裂现象。

        习近平总书记就此鲜明指出,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两句话是一个统一整体,前一句规定了根本方向,后一句规定了在根本方向指引下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鲜明指向,两句话都讲,才是完整的、全面的”。这有力引领了研究的方向。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把总目标的内在关系讲得更加清楚,指出我国国家治理一切工作和活动都依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开,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这段话第一次明确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之间的内在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为深化研究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进一步明确了方向。

        二是把国家制度建设中“坚持和巩固什么”与“完善和发展什么”贯通起来分析。新时代的中国,既要保持制度定力,又要推动制度变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进改革的目的是要不断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赋予社会主义以新的生机活力。这里面最核心的是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偏离了这一条,就南辕北辙了”。

        任何制度都不是十全十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也是如此。实践永无止境,制度也要因应实践而不断调整和发展。这次四中全会既从13个方面概括了我国国家制度的显著优势,明确了“坚持和巩固什么”,又从13个方面部署了制度建设的重点任务,明确了“完善和发展什么”的路径思路,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进取意识、忧患意识,体现了共产党对制度变迁规律的认知水平。

        三是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整体与13类需要坚持完善的制度贯通起来看待。处理好制度的整体和部分之间的关系,既要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整体性,又要看到每类制度、每个领域制度的部分性、类别性;既强调整体部分间的内在联系,又要明晰部分的独立性、注重整体的集成性,注重整体上发挥制度优势的同时又让每一领域的制度具有生机活力。每个领域之间的制度建设之间有逻辑,更有联系,比如,如何深入理解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之间的联系,尤其是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中的统领地位;如何理解四中全会首次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既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又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是党和人民的伟大创造”。

        原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就是指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是在1997年党的十五大上提出的。经过20多年的发展,我们党勇于突破传统思维、进行理论创新,丰富发展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内涵。原来分配制度基本被作为社会领域的范畴对待,现在回到了经济领域;原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被作为重要制度,现在升格为基本制度层面。这些都值得贯通起来研究。

        四是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文化贯通起来观察。任何制度不可能孤立存在,同时制度往往具有时代性、历史性,甚至具有阶级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制度形态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引领着制度发展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为制度提供丰富文化滋养。必须从“四个自信”的高度保持制度定力,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从“四个自信”的内在联系推动制度变革,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只有从道路、理论、制度、文化四位一体的整体性出发,才能更为全面准确把握四中全会的新精神。

        学习永无止境,研究未有穷期。制度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问题。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制度建设的重要论述为指导,深化制度理论研究,与此同时来审视把握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更有利于我们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不断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更大进步。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

  • 让改革和制度发生化学反应

        支振锋

        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时代谋划全面深化改革,必须以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主轴,深刻把握我国发展要求和时代潮流,把制度建设和治理能力建设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继续深化各领域各方面体制机制改革,推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制度和治理体系有力地彰显了中国优势。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为当代中国发展进步提供了基本保障。建立什么样的国家制度,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面临的一个历史性课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面深化改革、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新时代课题。不忘本来,才能面向未来。植根于五千年文明传统,历经近代革命精神洗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和治理体系已经展现出强大的优越性。

        制度和治理体系有力支撑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习近平总书记说,我国曾经是世界上的经济强国,但错失了工业革命和与世界同进步的历史机遇,逐渐落到了被动挨打的境地。特别是鸦片战争之后,中华民族更是陷入积贫积弱、任人宰割的悲惨状况。这是每个中华儿女刻骨铭心的痛。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我们党领导人民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践证明,我们的制度和治理体系是深得人民拥护、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的。

        制度和治理体系彰显了中国奇迹的道义力量。回顾工业革命以来人类三四百年的历史,我们固然可以看到科学技术的突进,人文精神的勃兴,但也不能回避苦难者的哀嚎和累累白骨。几乎所有西方大国的崛起都伴随着殖民侵略、经济劫掠和文化压迫。但中国发展呈现出了与此完全不同的景象,在取得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的同时,我国不仅保持了内部政治稳定、社会有序、文化繁荣和制度完善,还成为全世界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世界和平的稳定器、人类文明的推动力。中国是人类三百年来唯一不依赖殖民、侵略、战争、掠夺而取得发展奇迹的大国,是全世界最具道义力量的大国。

        制度和治理体系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鲜明主线。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强调要把制度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全面深化改革的一个鲜明特征和重要主线,就是注重制度文明,坚持以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推动制度创新,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

        以问题为导向进行制度创新。发展提问题,改革作答卷。新时代面临新的社会主要矛盾。改革进入深水区,党依然面临长期复杂的重大风险考验,国家发展迎来新的挑战。发展模式粗放,创新能力不强,生态环保任重道远,民生短板有待补足,社会文明需要提高,矛盾纠纷交织叠加,国家安全、意识形态等重要领域斗争尖锐,国际格局深刻调整,世界面临的不确定性增加。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国际形势下,党中央以非凡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举旗定向、谋篇布局,牢固把握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增强改革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取得了一系列重大制度创新。

        以党的领导为核心提升治理能力。围绕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伟大斗争,坚持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党的建设日益规范化、制度化,党的领导核心作用不断巩固加强。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建立了完善的监督管理机制、有效的权力制约机制、严肃的责任追究机制。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完成了对党和国家组织结构和管理体制的一次系统性、整体性重构,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有力组织保障。

        以“放管服”改革为抓手,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重构国家和市场关系,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等要素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出台了一系列坚决清除妨碍社会生产力发展体制机制障碍的法规制度。

        让改革和制度在治理能力提升中发生化学反应。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发展中,我们党敢于向积存多年的顽瘴痼疾开刀,敢于触及深层次利益关系和矛盾,坚决冲破思想观念束缚,坚决破除利益固化藩篱,充分展现了党勇于自我革命,以自我革命推动社会革命的决心。

        制度建设分量更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方向不变、道路不偏、力度不减,推动新时代改革开放走得更稳、走得更远”。这就要求突出坚持和完善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着力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加强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

        强调法治在制度建设中的保障作用。法治既是制度建设的重要部分,也是制度建设的重要保障。必须认识到,全面深化改革离不开全面依法治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也离不开法治保障;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底线思维和法治精神,强调重大改革必须于法有据,强调提升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矛盾、解决问题的能力,强调以法律形式固化改革成果。

        让改革和制度发生化学反应。“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是制度和治理体系建设最根本的问题。新时代改革开放具有许多新的内涵和特点,改革更多面对的是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对改革顶层设计的要求更高,对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要求更强;必须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产生“化学反应”、形成总体效应、取得总体效果。这既是我国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也是一条重要经验。坚持党的领导这个最大优势,沿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中国道路,我们必将迎来中华民族更加光明的前景。

        (作者为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

  • 展现我国新型政党制度优势

        陈锦荣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建设,展现我国新型政党制度优势。各民主党派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在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建设,展现我国新型政党制度优势方面,应着重把握以下基本要求:     

        政治坚定: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党的领导,不是一条空洞的政治原则,而是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和中国人民历经曲折和反复比较后的自觉自愿选择。70年来,我们党领导人民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各民主党派在与中国共产党团结奋斗的历程中,切实感受党的伟大力量,亲身体会只有始终坚持党的领导,才是“在正道上行”,才有实践政治抱负的舞台,才能永葆发展进步的生机活力,因而始终把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写进各自章程,与党风雨同舟、携手共进。

        信念牢固:坚持和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首位要求是搞社会主义。坚持和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由民主党派性质发生历史飞跃所决定的。2005年,中共中央颁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明确提出各民主党派是“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参政党”。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民主党派是“与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这是多党合作的重大理论创新,一是深刻揭示了我国民主党派的社会主义性质;二是充分肯定了民主党派的历史性进步;三是对民主党派履行职能提出了更高期望,即民主党派不仅要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亲历者、实践者,更要成为维护者和捍卫者,这是义不容辞的政治责任。

        和衷共济:坚持与中国共产党团结合作。民主党派与中共长期共存,以合作为基础。在我国政党制度中,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各民主党派是参政党。民主党派作为挚友和诤友通过提出不同意见和批评,帮助共产党更好执政,同时通过“一个参加三个参与”,在国家政治结构中长期稳定地发挥作用,因而同执政党形成了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亲密关系。这既是我国民主党派区别于世界各国政党的一个重要特征,也创造了我国政党制度中共产党执政与民主党派参政相结合的崭新方式。

        特色鲜明:坚持进步性与广泛性相统一。民主党派从根本上说是政党,其政党性质主要体现为进步性与广泛性相统一。民主党派进步性与广泛性的特点,是与其政治联盟的政党性质紧密相连的。现阶段,民主党派的进步性集中体现在同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共同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民主党派的广泛性,是同其社会基础及自身特点联系在一起的,具有广泛联系、吸纳社会各个阶层和群体的优势。坚持进步性与广泛性相统一,是民主党派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的根本要求,二者不能割裂。

        履职有力:坚持改革创新增强履职本领。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建设,展现我国新型政党制度优势,既需要中共不断提高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也需要民主党派不断强化自身建设,提升履职本领。进入新世纪,民主党派的能力建设被正式提上日程,提高政治把握能力、参政议政能力、组织领导能力、合作共事能力,成为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在多党合作中的基本共识。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将“四种能力”拓展为“五种能力”,明确要求“支持民主党派加强思想、组织、制度特别是领导班子建设,提高政治把握能力、参政议政能力、组织领导能力、合作共事能力、解决自身问题能力。” 此后,又在多个场合反复强调加强民主党派“五种能力”建设。民主党派要成为合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就必须强化履职能力建设,努力在会协商、善议政上下功夫,不断提升我国多党合作制度效能。

        (作者单位:北京社会主义学院)  

  • 新时代城市治理新动向

        周望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提出了“提高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综合承载和资源优化配置能力”“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目标和任务。

        城市生态的密集性、复合性、多变性,促使城市治理者们创设并运用新的应对之道。面对城市生态的固有与新生特点,近年来各个城市政府源源不断地开发出一系列适合国情与市情、充满创意的本土治理方案,从而为城市治理的实践参考与学理提炼,贡献出了丰富的中国样本与智慧。与此同时,为更好地提升城市治理的精细化水准,亦需将一系列关键议题列入政策日程并及时展开治理行动。认真梳理这些实践,对于我们理解四中全会《决定》中的城市治理具有启发意义。

        陌生与熟悉。陌生性是城市社会的天然特征,它是由各种资源要素尤其是人群在城市中的高速流动所造就的。中国城市过去处于“单位制”下,职业场所、居住空间、社会活动等高度合一,城市中各要素的流动性及其所生发的陌生性都极为有限,呈现出显著的熟人社会特征,城市治理事务亦相对简单和容易。而随着城市化加速、单位制的大幅度解体、商品住宅小区的兴起、自由择业的普遍化,中国各城市特别是中心城市成为了要素汇聚地,城市社会的陌生指数随之迅猛拉升。由于中国大型城市的实际地域面积、人口规模,远高于域外对应城市的同类数值,使得中国城市政府面临着更为复杂的治理环境、更高负荷的治理任务。面对城市生态的高度陌生化情势,治理者通过运用一系列机制和技术,力图重新推动实现治理场域的“再熟悉化”。这包括,通过划定网格的方式重构、分化城市空间,在党建引领下配之以街长制、路长制、巷长制等,对新的城市网格单元进行对应管理;强调对城市空间的“进驻”而非“退出”,通过如“单位人”进社区、党建进楼宇等方式,将治理触角延伸、深扎到新的社会空间及领域中。未来需注意的是,在继续坚持党建引领城市治理这一过程中,要更为有机和灵巧地处理城市各群体之间,尤其是由新兴传播形式及生活方式所带来的越来越多新群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在社会空间中适度“留白”,保持一个合理、各方均有共识的社会活跃度。

        平面与立体。中国的城市化速率及水平长期偏低,进而制约了城市建造设施的多样性。在某种程度上,各个城市一直是“平面城市”,即城市公共设施、各类建筑的高度一直受限于经济发展水平、规划提前量和社会认可程度。这也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中城市发展的一个普遍现象。经年累月治理“平面城市”的一个效应就是城市治理中的“平面思维”,对诸多城市治理议题缺少空间想象及相应的硬件软件准备。这些“平面思维”既体现在城市治理者的行动策略中,亦反映在城市居住者的各类日常行为中。高速城市化带来了大体量的“立体”公共设施、高层楼宇,包括立体化道路桥梁、地上地下立体停车间、高层办公楼宇和居民住宅等,城市治理者与治理对象都需尽快提高对于这些新型城市空间的适应性程度。中国的中心城市因人群高度集中、土地面积受限,使得高层类型建筑的数量远多于欧美发达地区的同类城市,故未来城市治理过程中亦会产生出更多的“立体化”议题。如高层电梯安全保养、高空坠物防范、超高消防云梯及消防直升机的配置数、地下设施维护保养、地下空间治安管理等,在近年来已出现一些普遍化的隐患苗头。这就要求城市政府提前有所准备、储备和应对,城市居民尤其是新城市人尽快树立起新的空间安全意识。

        增量与存量。在城市外围进行新城区、开发区的规划建设和扩展,是各地方在过去若干年提升城市化水平的第一选择,亦反映出中国城市化道路的内在特质。运用“增量”策略,以新的城市、新的设施、新的产业吸引新的经济体、社会团体及人群,已被证明是一个行之有效的快速城市化之路。同时,受经济社会发展周期曲线、资源约束等影响,任何城市的新扩张都会遇到上限,近年来部分空城、鬼城的逐渐出现,已在印证这一规律性。在高速的新区域城市建设步伐趋于减缓乃至停滞之后,城市政府的治理重心、注意力分配,需由过去的“增长至上”转向到“增量与存量并重”“存量中寻找增量”,任务布局要更为合理与均衡。近年来,老旧城区、传统市区的“城市更新”议题开始得到更加精细化的重视。相较于在全新区域中放开手脚地“大兴土木”,提升现存城区的设施条件及治理水准,需处理更复杂的群体间关系、受限于更多样的条条框框。诸如水电路气的修缮更新、从无到有加装电梯、垃圾分类处理、公共空间的使用分配及维护等,既涉及若干历史遗留问题,更关系到每一位居民的现实切身利益。要启动、开展这些工作,需进入到每家每户中才能够奏效,这对城市治理者的耐心、细心都提出了相当高的要求。就这一意义而言,来自城市治理的真正挑战才刚刚开始。

        中国城市治理的“现实世界”精彩纷呈,新的治理议题持续涌现,各种新兴治理机制、治理技术方兴未艾。可以说,中国的城市治理模式正处于蜕变升华、迈向焕然一新的酝酿期和前奏期,从城市治理的中国叙事中提炼出中国方案、形成中国贡献,值得期待。

        (作者单位:天津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南开大学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