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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新时代的“制度颂”与“治理赋”

        施芝鸿

        核心观点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是礼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之所以能够取得举世瞩目伟大成就的一篇“制度颂”,是讴歌我们党和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的一篇“治理赋”。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是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盛大庆祝活动之后举行的。这次全会是我们党站在“两个一百年”历史交汇点上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是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我国处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会议。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习近平总书记在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全会通过的《决定》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全面回答了在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上应该“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这个重大政治问题。这些关系我们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幸福安康的重大问题,同我们每一个基层党员、干部和老百姓切身利益息息相关。

        新中国70年盛大庆祝活动同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构成了强烈的因果关系

        如果说,新中国成立70周年庆祝活动,包括气壮山河的阅兵式、群众游行、天安门广场文艺晚会等,是向党内外、国内外充分展示新中国成立70年的历史性成就、历史性变化,即“礼赞新中国、奋斗新时代”;那么,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和习近平总书记在这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则是向党内外、国内外系统揭示了我们党和国家、我国人民之所以能够取得这些伟大成就,特别是取得经济快速发展、社会长期稳定这两大奇迹的根本原因,也就是充分揭示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投运仪式上所讲的“中国人民为什么一定能”“中国为什么一定行”的国家制度原因和国家治理原因。所以,我认为: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是礼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之所以能够取得举世瞩目伟大成就的一篇“制度颂”,是讴歌我们党和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的一篇“治理赋”。

        19411113134,可以简明而鲜明地理解和记住《决定》的主要内容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极为重要,也极为丰富。那么,怎样才能把握这次全会精神和全会《决定》的思想精髓和核心要义呢?我精心提炼概括了一个便于大家记忆和传播的11位数的手机号码,可以简明而鲜明地理解和记住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的主要内容。

        这个手机号码就是,19411113134。“194”就是缩写的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的标志号。后面紧跟着的“三个一”:其中第一个“1”就是标明: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是我们党98年历史上、新中国70年历史上,第一次以研究坚持和完善我们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为主题的中央全会。这次会议既是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召开的,又是在我们党和国家“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点上召开的。其中第二个“1”,就是标明:这次全会审议通过的《决定》,第一次全面总结、系统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的制度奥秘、治理奥秘。有先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作保证,有我们党和国家现代化的治理水平和治理效能,就“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撼动我们伟大祖国的地位,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前进的步伐”。其中第三个“1”,就是标明:这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决定》,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性文献,也是一篇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政治宣言书,它深刻论述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深入回答了一系列方向性、根本性、全局性的重大问题。《决定》的精髓要义可以概括为4句话:第一句话是坚持制度优势、优化治理体系;第二句话是完善制度集成、提高治理效能;第三句话是坚定“四个自信”、推进“两个革命”;第四句话是严格遵守《决定》、不折不扣执行。就我们党、我们国家、我国人民现在所干的完善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这件大事来说,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中没有讲过、我们的前人没有系统地做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一家干成过。所以,把这件大事做好了、做成了,不仅具有重大的国内意义,而且具有深远的国际意义。

        这个手机号码的三个“1”之后,紧跟着的是“1313”这两个“13”。前一个“13”,就是标明: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集中概括了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13个显著优势:包括“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党的科学理论,保持政局稳定,确保国家始终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的显著优势”;“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密切联系群众,紧紧依靠人民推动国家发展的显著优势”;“坚持全国一盘棋,调动各方面积极性,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等等。这些显著优势,是我们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基本依据。当下中国所展现的“中国之治”同目前“西方之乱”的鲜明对比,雄辩地证明: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除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外,没有任何一种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能够在这样短的历史时期内创造出我国取得的经济快速发展、社会长期稳定这样的奇迹。所以,习近平总书记说:“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

        这两个“13”中的后一个“13”,就是标明: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首次阐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制度体系,是由13个方面的一系列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构成的。比如,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制度、统筹城乡的民生保障制度、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制度、“一国两制”制度体系、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等等。坚持和巩固好、发展和完善好这13个方面的制度或制度体系,完成好与之配套的一系列重大改革任务和举措,必将有力推动我们国家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

        这个手机号码的最后一位数是“4”,这标明了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最后一部分提出的:确保本次全会所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需要全面落实四件大事。

        要切实抓好的第一件大事是制度执行。制度的生命力就在于执行;对制度最大的杀伤力就是做选择、搞变通、打折扣,这实际上是各种形式的不执行。上海市的垃圾分类工作为什么做得好?就是因为全市2400万常住人口行动一致地坚决执行、不折不扣地执行了垃圾严格分类制度。一项在许多人看来根本办不到的事情,在上海硬是办到了,而且越办越好。这表明: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制度的生命力在执行”有多么重要!

        要切实抓好的第二件大事是加强制度宣传教育。建议大家在认真学习全会《决定》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基础上,自觉联系工作实际和生活实际,讲好“上接天线、下接地气”的关于中国制度的生动故事,让中国制度、中国治理家喻户晓、深入人心。

        要切实抓好的第三件大事是把制度执行力和治理能力作为干部选拔任用、考核评价的重要依据。把那些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实践锻炼、专业训练好,能严格遵照制度履责和行使权力,开展工作的能力和社区治理能力强的社区党员、群众,选拔到我们社区和居委会领导岗位上来,让他能更好地为民服务、造福百姓。

        要切实抓好的第四件大事,就是要关心国家大事、关心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习近平总书记和本次全会《决定》向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提出了一个重要课题,这就是: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既要保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稳定性和延续性,又要抓紧制定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急需的制度、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新期待必备的制度。这是党中央向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提出的重要课题。对于国家治理现代化“急需的制度”、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新期待“必备的制度”这两个方面的制度,谁最有发言权呢?那就是作为我们国家主人的人民群众,在城乡、社区,就是我们社区的党员、干部和广大居民群众。我们大家都要以主人翁精神,结合认真学习领会和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把这个重大课题回答好。

        (作者为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  

  • 中国共产党制度探索的里程碑

        陶文昭

        中国共产党制度探索的几个里程碑

        在中国共产党制度探索道路上,有几个重要的里程碑。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描绘了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制度蓝图;

        ●党的八大,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新起点;

        ●党的十八大,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进入新时代。

        “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全面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显著优势,充分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这一切是中国共产党长期探索的结果。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团结带领人民,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长期实践探索中形成的,有几个重要的里程碑

        在中国共产党制度探索道路上,有几个重要的里程碑。一是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描绘了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制度蓝图;二是党的八大,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三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新起点;四是党的十八大,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进入新时代。

        第一,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描绘了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制度蓝图。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就开始了政权建设,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积累了根据地建设的丰富经验。1949年春随着三大战役的胜利,新中国的成立提上了议事日程。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重要节点上,对即将建立的新中国描绘了制度蓝图。毛泽东同志在会议上的讲话,与随后的《论人民民主专政》等一起,明确了新中国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性质,指出了新中国制度建设的基本原则。这包括:“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加上私人资本主义,加上个体经济,加上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些就是人民共和国的几种主要的经济成分,这些就构成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同志的这些重要论断,构成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曾经起了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的理论基础。

        第二,党的八大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改造逐渐胜利完成,以党的八大召开为标志,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建设阶段,这时构筑起社会主义制度的四梁八柱。在国体方面,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在根本政治制度方面,建立人民代表大会的基本制度。这与土地革命时期的工农兵代表苏维埃、抗日战争时期的参议会是一脉相承的,也是新中国成立前后各地普遍召开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升华。在基本政治制度方面,继续保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1956年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指出:“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中共八大第一次以党的文件形式确定了今后将“采取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中国还建立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国家的统一领导下,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管理自治地方的内部事务。各民族自治区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的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各民族自治机关为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的一级地方政权。

        第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新起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新时期。在总结新中国成立之后经验教训基础上,我们党对制度建设的认识越来越深入。1980年,邓小平同志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中指出:“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1992年,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说:“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党的十四大提出:“在九十年代,我们要初步建立起新的经济体制,实现达到小康水平的第二步发展目标。再经过二十年的努力,到建党一百周年的时候,我们将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党的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都对制度建设提出明确要求。党的十八大全面总结改革开放制度建设,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建立在这些制度基础上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等各项具体制度”。

        第四,党的十八大开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新时代。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把制度建设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坚决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个重大命题,并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确定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党的十九大作出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安排,其中制度建设和治理能力建设的目标是:到2035年,“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到本世纪中叶,“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党的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分别就修改宪法和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作出部署,在制度建设和治理能力建设上迈出了新的重大步伐。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目标是,到我们党成立一百年时,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上取得明显成效;到二〇三五年,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巩固、优越性充分展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科学的制度体系

        第一,这个制度体系具有显著的制度优势。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们党领导人民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植根中国大地、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拥护的制度和治理体系,是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的制度和治理体系,是能够持续推动拥有近十四亿人口大国进步和发展、确保拥有五千多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进而实现伟大复兴的制度和治理体系。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多方面的显著优势。这些显著优势,是我们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基本依据。

        第二,这个制度体系经过了长期的历史沉淀。历史经验表明,经过长期剧烈的社会变革之后,一个政权要稳定下来,一个社会要稳定下来,必须加强制度建设,从而形成比较完备的一套制度。制度定型需要理论上的自觉,更需要实践的检验。中国封建制度自秦以降经历了几百年实践而成熟定型。资本主义制度从英国革命算起,也经历了几百年时间才成熟定型。社会主义是人类历史迄今最为先进的社会,怎样治理社会主义社会这样全新的社会是一个重大课题。马克思、恩格斯没有遇到全面治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列宁在俄国十月革命后不久过世而没来得及深入探索这个问题,苏联在这个问题上取得了一些实践经验但总体上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如何治理好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大国,既不可能在马列主义的经典著述中找到现成答案,也不可能从其他国家的政治实践中借鉴既定模式,必须立足国情和时代进行理论和实践的探索,不可能一蹴而就。经过新中国70年的探索、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进入新时代,制度定型正当其时。

        第三,这个制度体系体现了新时代的历史担当。毛泽东同志曾豪迈地指出,“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决定,体现了党中央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和强烈的历史担当。十九届四中全会的决定,准确把握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演进方向和规律,突出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抓住了国家治理的关键和根本;突出守正创新、开拓进取,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突出系统集成、协同高效,体现了强烈的问题导向和鲜明的实践特色。《决定》回答了“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这个重大政治问题,既阐明了必须牢牢坚持的重大制度和原则,又部署了推进制度建设的重大任务和举措,坚持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相衔接,统筹顶层设计和分层对接,统筹制度改革和制度运行,体现了总结历史和面向未来的统一、保持定力和改革创新的统一、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的统一,必将对推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

        本版供图 古然

  • 防止政出多门、
    政策效应相互抵消

        问: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健全部门协调配合机制,防止政出多门政策效应相互抵消。”这一举措有何意义?

        答:这是完善国家行政体制、提高行政效能的重要举措,对推进国家机构职能优化协同高效,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具有现实意义。

        问:为什么要健全部门协调配合机制?

        答:第一,这是落实党和国家机构改革要求的重要内容。党的十九大提出,必须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国家行政体制中的各个部门,相互关联、密不可分,应该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发挥作用,形成政策合力,落实好党和国家决策部署。为此,各部门都要提高政治站位,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确保令行禁止,密切配合、协调一致地开展工作,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管理社会事务、服务人民群众。

        第二,这是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和行政效能的客观要求。实践表明,政府设置不同部门并进行专业化分工,是对日益复杂经济社会进行有效管理、提高行政效能的客观需要,但不同部门实现行动协调一致还存在一些客观上的掣肘因素。一是各部门虽然已经明确了各自职责,但部门边界难以完全分明,且跨部门的事情也越来越多,部门在工作中容易出现规避或者转移责任的现象。二是部门制定的政策往往针对自己管理的领域,对其他领域的作用和影响可能会有所不同,如果不考虑相关联政策出台的先后次序或力度,就会出现政策效应叠加、共振或者抵消、掣肘,达不到政策所需要的“度”,甚至事与愿违。三是各部门制定具体政策时由于角度不同,往往出现一些从局部看合理、从全局看可能不合理的现象。因此,在部门专业化分工和职责明晰基础上,有必要通过加强部门协调配合,对各自优势加以整合,对不同考虑加以综合,对力度节奏加以协调,从而达到政策最佳的“度”,努力提高政策效应和实际效能。

        第三,这是坚持问题导向,有针对性地完善国家行政体制及其运行机制的务实举措。这些年来,虽然也建立了诸如会议协调、机构协调、联合办公协调等多种协调机制,但总的看运行并不理想。分析其原因,一是对部门协调配合机制进行规范的法律法规、制度规则相对缺失,部门协调配合缺乏制度性支撑;二是协调内容不规范,协调层级不明确,协调方式不具体,操作性不强;三是协调的力度不够,有时难以直奔主题;四是没有建立起有效的监督检查和责任追究制度,对不协调、不配合行为,无法确定应承担何种责任,也缺乏相应的追究办法。这些问题,要通过认真贯彻《决定》精神,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来加以解决。

        从当前和长远的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看,经济社会系统复杂度不断上升,对行政管理的协调性、精准性、系统性提出了更高要求,要强化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各部门都要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提高政治站位,强化协同配合,形成工作合力,不断改善政策效应,提高行政效能,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宋鸣 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