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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科技赋能金融

        陆书春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并明确提出要适应发展更多依靠创新、创造、创意的大趋势,推动金融服务结构和质量来一个转变。当前,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深入发展,金融与科技融合程度更加紧密,互动态势更加明显,为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添新动能、提供新手段。

        回顾金融发展史,可以发现,金融与科技的融合创新由来已久。集成电路技术发展使得计算机设备从286、386的微型机到小型机、云主机演变。互联网的出现,推动计算机网络向互连、高速、智能化方向发展。通讯技术特别是互联网技术使得金融在跨时间、跨空间资源配置方面的效率大幅提升。金融业在科技的支撑推动下,先后经历金融电子化和信息化阶段后,正向移动化、网络化、场景化和智能化更高阶段发展。金融服务已从金融机构实体物理网点、ATM,拓展到网上电子银行、金融App,并结合场景嵌入到每一次搜索和点击中。科技对金融的作用,也从支持、支撑,到驱动、引领。如今,科技已不仅仅是金融业后台的配角,它也正日益走向金融舞台的中央而备受全球关注。

        当前,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在支付清算、投融资、财富管理、零售金融等领域的应用探索日益深入,为提升金融服务质效、促进普惠金融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技术支撑。比如,云计算架构以其降低IT成本、高可靠性和高可扩展性、自动化程度高等特点,正在成为金融领域IT基础设施的主流选择。大数据技术应用在金融领域客户管理、风险管理、信用评估等方面,可提高业务拓展精准性,增强对逾期违约或欺诈的预警时效性。人工智能与金融业的结合有望推动金融服务流程自动化、智能化水平提升,帮助金融机构形成覆盖前、中、后台的全生命周期智能金融体系。区块链技术在供应链金融、跨境支付、资产证券化、资产托管等场景正在从概念验证逐步落地于实践应用,发挥其在防篡改、可追溯、多方协同等方面的优势。

        但同时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科技驱动下的金融创新,其本质还是金融。它并未改变金融的功能属性和风险属性,还可能会带来一些新的问题和风险挑战。比如,部分机构数据安全意识薄弱,违规使用数据资源,从而导致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问题。一些机构网络安全系统不健全,可能因受到拒绝式服务攻击或自身系统、网络故障而导致服务中断,引发网络安全问题。机构、账户、数据和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关联性不断增强,金融与科技边界日益模糊,容易导致责任认定不清的问题。金融活动的实时性和不间断性越发明显,金融产品跨行业跨市场特征日益突出,给传统的分业分段式监管和机构监管模式带来挑战。

        面对上述问题和风险挑战,应本着趋利避害、规范发展的原则,凝聚政界、业界、学界的智慧,促进发展与防范风险并重,金融科技与监管科技同步,注重做好以下工作:

        一是倡导正确理念。始终把服务实体经济和人民生活作为金融科技发展的出发点与落脚点,紧扣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合理运用技术手段,增强金融供给对实体经济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注重发挥技术优势,提高金融交易效率,降低服务边际成本,为小微企业、农民等服务对象提供更多价格合理、安全便捷的普惠金融服务。

        二是加强顶层设计。结合当前我国金融科技发展和监管现状,密切跟踪金融科技发展国际动态,在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经验和人民银行金融科技委员会工作成果基础上,加强金融科技的顶层设计,厘清金融科技业务边界和责任划分,按照“凡是金融业务都应该纳入持牌监管”的原则,科技回归科技支撑,金融回归金融本质,推动金融机构、科技公司间的合作模式更加合规和可持续。

        三是平衡创新监管。研究国际上监管沙箱的实施效果,探索兼具试错容错和弹性调整能力的金融科技创新管理机制,对有利于多层次金融体系建设、发展数字普惠金融的创新模式,在有标准、有约束、有监管、可退出前提下提供支持的政策环境,加强创新业务生命周期安全管控,做好信息安全保护,避免野蛮生长造成监管被动。

        四是加强手段建设。大力发展监管科技,综合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关键驱动技术,优化金融监管流程,提升金融监管效能。注重发挥行业自律组织在基础设施建设、行业统计、登记披露、风险监测、信息共享、标准研制、风险提示、消费者保护等方面的作用,积极搭建监管与市场、国际与国内双向沟通渠道。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不断深化,金融科技尚处于不断发展成熟过程中,还有很多基础性工作需要深入探索和持续推动。金融城依托金融科技创新案例评选活动组织撰写了《科技赋能金融》,以生动、形象、严谨、细致的写作风格,精心遴选来自金融机构、金融科技公司等不同类型从业机构的多个典型案例,深入剖析金融科技创新应用实践和效果,是一部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和实践意义的专业案例集,相信会对广大读者和金融从业者大有裨益。(作者为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秘书长) 

  • 反对官僚主义的光辉著作

        冯兵 姬坤丽

        1963年5月29日,周恩来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直属机关负责干部的会议上作了《反对官僚主义》的重要讲话。他指出:“官僚主义是领导机关最容易犯的一种政治病症。”“如果听其发展,不坚决加以克服,必将造成更大的危害。”讲话结合其多年行政工作的实践,对党和政府机关内部长期存在的官僚主义思想进行了细致分析和深刻阐述。时至今日,学习和研究这篇讲话,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周恩来认为官僚主义产生的原因有三

        善除害者查其本,善理疾者绝其源,要想消除官僚主义就必须找到其根源所在。周恩来1963年关于官僚主义的讲话,认为官僚主义产生的原因有三:

        政府机关体制存在弊端。讲话指出,我们的政府机关内部“机构庞杂,人浮于事,重床叠屋,团团转转,人多事乱,不务正业。”机构臃肿、人员冗杂的情况势必导致一种现象——“机关式的官僚主义”的出现。

        传统“官本位”思想的影响。“官本位”思想是一种以官为本、以官为贵、以官为尊的思想,这是一种源于中国古代的“官文化”,经过几千年的封建专制,这一思想渗透到了社会的各个层面,干部队伍中的一些人不可避免地受到这一思想的侵蚀。周恩来强调,“官僚主义是剥削阶级长期统治的遗产,中国长期是封建社会,一百年来又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官僚主义更有深远的影响。”

        部分党员干部革命意志衰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共产党处于抵御外敌,夺取政权的关键时期,这种艰苦的条件使广大党员和领导干部保持危机感,进而形成摒弃个人利益、不怕牺牲、大公无私的革命意志。成为执政党以后,随着外部环境的不断改善,不少党员干部“革命意志衰退,政治生活蜕化;靠老资格,摆官架子;大吃大喝,好逸恶劳,游山玩水,走马观花;既不用脑,也不动手;不注意国家利益,不关心群众生活。这是蜕化变质的官僚主义”。

        “我们绝不能容许官僚主义再继续发展下去”

        周恩来对官僚主义的危害有着清晰而深刻的认识,他指出:“官僚主义在我们执政的党内,在我们的国家机关内,的确是十分有害、非常危险的。”“我们绝不能容许官僚主义再继续发展下去。”

        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官僚主义完全背离了党的宗旨。周恩来认为,有官僚主义作风倾向的领导干部实际工作中遇事推诿、敷衍了事、推卸责任,一部分丧失了革命意志的领导干部,安于现状、不思进取、好逸恶劳,这些都是典型的“为官不为”。周恩来将他们称为“不负责任的官僚主义”“做官混饭吃的官僚主义”“颟顸无能的官僚主义”“糊涂无用的官僚主义”等。同时,在“官本位”错误思想的影响下,这些领导干部往往会滋生狂妄自大、骄傲自满的情绪,导致他们在实际工作中脱离群众、胡乱指挥、不顾实际。官僚主义长期存在无疑会造成两个后果:一是使政府丧失公信力,二是割离党群关系,使得党的工作偏离正确轨道。

        《反对官僚主义》为党在新时代条件下整治官僚主义提供了历史镜鉴

        周恩来《反对官僚主义》一文不仅列举了官僚主义的二十种表现及其危害,而且揭露了官僚主义产生的原因。我们认为,这对我们整治官僚主义,加强党的建设,具有重要启示。第一,完善制度体制。制度体制的弊端是产生官僚主义的一个重要根源,机构臃肿、人员冗杂导致官僚主义者“为官不为”。第二,坚持群众路线不动摇。官僚主义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受传统思想的影响,领导干部高居“政治庙堂”,脱离群众,对群众的需求漠不关心。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可以使各级领导干部牢固树立为人民服务、做人民的“公仆”以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念,形成良好的工作作风,深入基层、接近群众、实地调查研究,从人民群众中汲取智慧和营养。第三,加强思想理论建设,切实提高领导干部的思想理论素养。思想建设是基础性建设,它是党的政治、组织、作风、制度以及纪律等各项建设的基础。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领导干部头脑,夯实思想根基,树立坚定的政治信仰。

        官僚主义是党执政兴国的大敌,同党的性质、宗旨以及优良作风格格不入。2019年1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纪委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公报指出,“坚决破除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深化集中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成果,严肃查处空泛表态、应景造势、敷衍塞责、出工不出力等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中纪委第三次全会上强调,“要把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为重要任务。”充分彰显党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坚强意志和坚定决心。周恩来的《反对官僚主义》,细致而深刻地分析了官僚主义的产生、表现以及危害,为党在新时代条件下整治官僚主义提供了历史镜鉴。

        (作者分别为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研究生)

  • 中国古代经济重心是如何转移的

        包伟民

        江南地区的开发,经历了一个相当漫长的历史过程。

        考古学家喜欢用“满天星斗”一词,来形容我国新石器时期各地广泛形成各具地域特色的古文明的盛况。他们将那些已经被发现的数以千计的古文明遗址归纳成六大板块。在不同板块间,文明发展的速度是有差别的。相对而言,位于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无疑是中华文明的中心。因此,长期以来,人们总是将黄河比喻成中华民族的摇篮。典型地反映中华儿女对黄河这种自豪感情的文艺作品,自然首推由光未然作词、冼星海作曲,于1939年首次演出的《黄河大合唱》。这首交响乐以黄河为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庄严地讴歌了中华民族坚贞不屈、顽强抗争的英雄气概,大大地鼓舞了当时全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斗志。

        考古学家发现,在同样被归纳为古文化板块之一的长江下游地区,也早就有了相当发达的新石器文明。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是于1973年被首次发现于浙江余姚的河姆渡文化。河姆渡文化大致存在于距今7000至5000年,主要分布在东南沿海地区,已经发展出相当成熟的稻作文明。二是早于20世纪30年代被发现、主要分布于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距今5300至4500年。良渚文化以其精美的玉雕器而闻名。近年考古学家还发掘出良渚文化时期的古城与大型水坝,更引起人们极大的关注。

        自从长江下游这些发达的新石器文化遗址被发现,就有学者提出,以前我们只讲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并不准确。事实上,长江与黄河这两条大河都是我们民族文化的摇篮。尽管如此,自从进入有文字记载的文明时期,相比于黄河流域,长江地区的开发相对迟缓,却是事实。在西汉史学家司马迁看来,江南“地广人希,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贾而足”,因此“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经济开发明显落后于黄河中下游地区。而且“江南卑湿,丈夫早夭”,自然环境也比中原地区恶劣。

        这样一来,长江下游地区古文明之发达与其秦汉时期的相对落后,似乎形成了一个明显的反差,令人困惑。著名史学家许倬云就曾经著文《良渚文化到哪儿去了》发问。也有学者曾试图做出解释,例如以距今7000到6000年达到顶峰的卷转虫海浸、海平面上升的现象,来说明河姆渡文化发展似乎中断的问题。但是,不管怎么说,在人类农业发展的初期,相对干旱、疏松的黄土沉积平原,比江南的黏土湿地更容易开发耕作,是不争的事实。

        总之,在中华民族农耕文化发展的早期,黄河与长江这两大摇篮相依而行。相对而言,长江流域的发展速度明显比黄河流域来得迟缓,但是在它的内部,蕴含着巨大的发展后劲。我国地域辽阔,地区间自然条件与历史背景各不相同,发展速度相互间有一定落差。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往往会有某一特定的区域成为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学术界一般称之为经济中心,或者经济重心。由于受自然、政治、军事、人口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这种中心或重心,随着历史的演进,它们的地位往往会上下波动,于是形成重心转移的现象。大致讲,中国历史上的经济重心是沿着黄河中游(关中)向黄河下游乃至长江下游这一路线转移的。

        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里,我国经济发展区域主要在淮河以北的黄河流域,特别是黄河中下游地区。这里被称为中原地区,是古代华夏-汉族的起源地和活动中心。具体而言,从公元前六七世纪一直到公元七八世纪,我国的经济重心在黄河中游的关中地区。秦国占据关中,以此为根据地,最后才有实力扫平六国,建立统一的帝制王朝;汉唐帝国也以此为全国的中心,将国都建在长安。

        不过,这种状况后来发生了变化。一方面,关中平原因国都所在,税赋沉重,开发过度,更兼战火兵燹,慢慢开始衰退;江南地区经过长期积累,人口增长,技术进步,更因为受战争等外界因素影响较小,发展加速,相比之下地位开始上升。从东汉后期开始,随着长江流域的不断开发,出现了新的经济发展区,人口数急剧上升,如太湖和钱塘江流域,鄱阳湖、洞庭湖周围及成都平原,都在不断发展,成为新的经济发展区域。到了东晋、南朝时期,匈奴人刘渊起兵建国,洛阳、长安相继失守,晋王室南移到今日南京,北方汉人也都纷纷大批移居长江以南地区。在五胡十六国混战更迭时期,北方人民为避战乱又陆续大批南下。这就为南方生产增加了劳动力,也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促使战乱较少的长江以南地区经济、文化得到迅速发展。

        江南的经济发展,到隋唐时期表现得更明显。隋炀帝开凿了北起涿郡、南到杭州的大运河,其主要目的就是要把江南丰富的物产往北运调。而大运河一经开通,就成为南北交通的大动脉,对促进全国经济、文化的交流和发展起了重大的作用。到唐代安史之乱后,黄河流域成为藩镇割据混战的角逐场所,社会经济遭到破坏;江南地区却比较安定,加上不断有北方人因避战乱移居江南,给江南增添了劳动人手。因此,在唐朝后期,江南地区的社会经济仍然保持迅速发展的趋势,粮食生产跃居全国首位。

        这样,由于南方地区的自然条件较北方优越,社会环境较北方安定,在南北方生产力水平日趋接近的情况下,一旦中原人民为避战乱大量南移,南方人口超过了北方,其经济发展速度也必然迅速赶上,并超过北方。这种情形大约在两宋时期出现了。到了公元12世纪后,南方人口已近北方人口的两倍,垦田数和赋税总额都超过了北方。商业发展到南宋时期发生了明显变化,西北陆路商道已让位于东南海道。只有畜牧业是北方经济的强项,手工业也是南北双方各有所长。古代中国长期以来是个农业国家,所以,全国经济重心的转移是以农业经济为标准的。从此,中国的经济重心就由北方转移到了南方。在南方,相对而言,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即重心之所在,就是长江下游,即后来狭义的江南了。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 书林折枝

        十方面认识新时代的重要意义

        曲青山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新时代在党史新中国史上的重要地位和意义》,围绕新时代在党史新中国史上的重要地位和意义展开,明确提出新时代标注了党和国家发展的新的历史方位。新时代是党史新中国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划时代的新坐标,是新的里程碑。从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正确认识和把握历史方位、旗帜和核心、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四个伟大”、“两个伟大革命论”、新中国70年发展的历史逻辑等十个方面深入系统阐释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深刻内涵。(王鹏)  

        中外知名学者“对话中国”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对话中国》,邀请李君如、库恩、吴晓求、萨克斯、韩震、王义桅等10余位中外知名学者,围绕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教育等领域的九个方面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和探讨,从不同视角向国内外读者介绍新时代中国发展理念、发展方向、发展道路、政策主张,系统回应国际社会对中国各方面发展的关切,客观阐述了中国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和观点,有助于国内外读者更深入地认识中国、了解中国。(卫原)  

        紧凑城市空间发展新格局

        《紧凑城市的中国化范式》,李顺成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本书通过全面系统地梳理紧凑城市及其相关理论,分析相应要素对经济绩效、环境保护及社会发展等城市和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影响,进一步明确其在我国不同区域环境和发展水平下的作用与影响,指出我国城市和区域未来空间发展应继续坚持以紧凑城市为重要的战略方向,构建更加科学、合理、高效的紧凑式城市空间发展新格局,在此过程中进一步强化基础设施对紧凑式空间的引导和支撑作用,完善城市规划体系和提高城市治理能力。

        (夏鸿)  

        当代中国文学批评史

        张江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当代中国文学批评史》丛书,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结合三十年来中国古代文论、西方文论和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研究成果,对1949年至今的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状况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研究,力图重塑当代中国文学批评精神。丛书在构造知识史的过程中努力对文学批评的现场做一种文化阐释的回应,具有独特性、反思性、平衡性的特点,充分展现了当今学术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樊宣)  

        英译中国书论菁华

        书法具有永恒的艺术价值和魅力,而与书法艺术相伴相生的古代书论,也是不可多得的文化瑰宝。沈一鸣编译、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的《英译中国书论菁华》,精选了蔡邕、王僧虔、虞世南、颜真卿、苏轼、赵孟頫、米芾、董其昌等大家关于书法的论述,并附以白话今译和英译,以求用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涵养现代人的心灵,为读者展现了一种解读方式,丰富了对书法的理解和阐释,也利于国外习书者深入了解中国书法。(蒋世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