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时新闻

  • “天下士,非一乡之士”

        滕文生

        作为明清之际启蒙运动中的一员主将,王船山先生是一位全面而又坚定的思想开拓者

        王船山先生生活于明末清初,他是这一时期涌现出来的一位杰出的哲学家、思想家和儒学文化巨子。他的思想遗产及其流芳余烈,影响着中国的近现代发展进程,也影响着东亚地区的思想文化发展。正如湖南近代的著名人士陶澍所说的:船山先生是“天下士,非一乡之士”。

        任何一个历史人物,都是作为一定的历史和时代条件的产儿应运而生的;任何一个杰出的历史人物,则往往又是作为一定的重大历史和时代转折关头的骄子因时而出的。可以说,这是历史人物产生成长和经纶世事的基本规律。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导言》中谈到欧洲文艺复兴时曾经指出:“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文艺复兴运动是一场伟大的社会变革,也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折,还是一次为结束欧洲中世纪封建主义的旧社会旧时代,开创资本主义的新社会新时代而制造舆论的思想解放和启蒙运动。

        综观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类似欧洲文艺复兴这样的社会变革,曾经发生过两次:一次发生在春秋战国到秦汉时期,它是由建立在分封制基础上的中央王朝和地方诸侯的统治与分治相结合的国家,逐渐向建立在郡县制基础上的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国家转变,由奴隶制社会逐渐向封建社会转变的时期,是属于重大社会转型和历史转折关头;一次就是从明朝末年到清朝初年,它开启了中国从古代社会逐渐向近现代社会转变的时期,这也是属于重大的历史转折关头。

        古代中国的这两次社会变革时期,如同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一样,都曾发生过为未来新社会阶段的开创而制造舆论的思想解放和启蒙运动,都产生过当时的一批时代巨人。前者在春秋战国时期兴起过以“百家争鸣”为标志的思想解放运动,产生了管仲、商鞅、老子、孔子等思想文化巨子;后者则从明代末年开始兴起过以倡导个性解放、倡导科学精神和批判君主专制为标志的思想启蒙运动,产生了徐光启、李贽、顾炎武、黄宗羲、王船山等一批思想文化巨子。

        明末清初开启的中国由古代社会逐渐向近现代社会转变的历程,决不是偶然的,它是由当时的历史和时代条件所决定的。这些条件,概括起来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宋明理学尤其是程朱理学,已形成对人们思想的严重束缚。这种状况引起了社会各阶层特别是知识阶层的不满。到了明清之际,这种不满最终引发了对它们的激烈批判,并实现了儒学文化从理学向实学的转变。二是以君主专制为政治核心的封建社会制度,到了明清之时已是弊端丛生。特别是由于明王朝专制统治的极度腐败,导致了满族统治者入主中原取而代之,建立了清王朝。这种政治变局在全国上下尤其是知识界,引起了极大的震惊。三是到明清之际,资本主义萌芽已开始在中国封建社会内部产生。实践这一新型经济活动的市民阶层及其代表人物,开始提出新的思想、政治、经济主张与要求。四是欧洲资本主义的科学文化的东传,对当时的中国产生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和影响。随着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和全球航路的开通,欧洲各国纷纷派出传教士和其他人士,前往世界各地尤其是东方了解情况,为寻找和扩张在世界各地的资本、商品、原料市场和建立殖民统治作准备。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西方一大批耶稣会士,就是从明朝末年开始先后来到了中国,他们带来了欧洲的先进科学技术知识及其一些技术成果,也带来了欧洲资本主义的一些进步思想文化理念,这在当时中国的知识界引起了震动。以徐光启为代表的早期启蒙学者,深深感到中国的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已经落在西方之后了,应该向欧洲和西方的科学技术、思想文化进行学习借鉴。

        以上这些历史和时代条件,相互交错并综合发生影响和作用,在明清之际引起了怎样的社会震动,形成了什么样的社会思想政治局势呢?用黄宗羲、王船山、顾炎武的话来描述,就是发生了“天崩地裂”“海徙山移”似的社会震荡,形成了“已居于不得不变之势”的社会思想政治局面。面对这种社会情势,明清之际的早期启蒙学者,于是开启了他们的政治反思、历史总结和推陈出新的启蒙行程。

        船山先生作为明清之际的这场启蒙运动中的一员主将,无论从思维敏锐、热情勃发还是知识渊博、思想深邃来说,在启蒙诸子中都堪称一面旗帜,他是一位全面而又坚定的思想开拓者。他在参与反对清王朝统治的斗争失败以后,即回到衡阳及其周边的山区深居起来,开始了自己的一系列著述活动,全身心地投入到以哲学探源、历史总结为求索基础的思想启蒙工作。他在几十年间写就的主要著述,有《春秋稗疏》《读四书全说》《读通鉴论》等。这些著述体现了一个鲜明的特色,就是以古鉴今;贯穿了一个核心政治思想,就是通过以古鉴今,认为今后的中国社会不应该还是君主专制的为“一姓之私”的“私天下”,而应该是为“天下生民”的“公天下”。在明末清初的历史条件下,船山先生和其他早期启蒙学者,能够认识到并鲜明地提出中国社会在变革君主专制以后,应该成为所有中国人的“公天下”,已是具有相当的民主性思想而难能可贵了。

        王船山先生六个方面对当时对后来具有历史价值的思想遗产

        那么,船山先生通过研究中国古代典籍,总结中国历代治国理政的经验教训,留下了哪些对当时对后来具有历史价值的思想遗产呢?我想从六个方面来简略地谈些个人看法,供大家研究参考。

        第一,在哲学思想方面。船山先生全面总结了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发展了唯物主义的传统,建立了一个朴素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体系。其中包括本源论上的“天下一气”“天下惟器”“理依于气”的“气本论”唯物思想;包括发展观上的事物矛盾着的两个方面,既“相互对峙”而并立,又“清浊相容”而统一,并通过“相互摩荡”的斗争而实现相互转化的对立统一思想;包括方法论上的“动以入动,不息不滞”的永不停息的“日新之化”思想;包括认识论上的“知行相资”“力行而后知之真”的唯物主义反映论思想。可以说,船山先生的哲学思想代表了中国古代朴素的唯物辩证法思想的最高水平。这也为他总结历史经验、进行思想启蒙工作奠定了唯物辩证的科学思想基础。

        第二,在政治思想方面。船山先生深刻认识到君主专制给国家和天下民众带来了严重危害,是在“销天下之才智,毁天下之廉隅”,“不招乱亡之祸者无有”。故认为皇权“可禅、可继、可革”,并进一步提出天下应该是为“天下生民”的“公天下”的政治思想,大声疾呼:“一姓之兴亡,私也;而生民之生死,公也”。他还认识到,要使天下成为“公天下”,就应该坚持以民为本,强调应以“重民”“养民”为治国理政之旨,将“公天下”的政治理想,建立在民本思想的基础上。为了“重民”和“养民”,船山先生提出在经济上应“以天下之财,供天下之用”,在政治上应“严以治吏”,“宽以养民”。这种政治思想,就成为他进行思想启蒙工作的基本出发点和立足点。

        第三,在经济思想方面。船山先生敏锐察觉到了以农为本的中国社会经济生活,到了明末清初发生了很大变化,一种新的经济现象随着商品经济和市场贸易的发展,在全国一些地方开始出现了。虽然他和当时其他早期启蒙者并没有认识到这种新的经济现象就是资本主义萌芽,但已看到它对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正在发挥重大的作用。他一方面坚持“崇本务农”思想,主张“劝民以耕”以达到“裕国而富民”;一方面主张努力发展工商业以强国力。同时,他十分重视货币在国民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十分重视农民和商贾自主进行生产经营的经济活动。他的这些经济思想,在客观上起到了为资本主义萌芽这种新的社会生产力在中国产生和发展制造舆论的作用。

        第四,在道德思想方面。船山先生通过批判宋明理学,尤其是程朱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的旧道德思想,倡导把社会道德建立在尊重人性、尊重人的欲望的正当性基础之上。他指出“存天理、灭人欲”,把天理与人欲绝对对立起来,完全否定、抹煞人性和人的欲望所包含的正当性合理性是荒谬的。他认为人性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日生而成”“日非其故”“屡移而异”的;认为天理与人欲不是绝对对立的,天理就在人欲之中,“理欲合性”,“人欲即天理”,“人欲之各得”,即“天理之大同”。因此,他反对程朱理学企图抹煞一切人欲的禁欲主义,同时也反对要求取消一切社会道德规范及其约束的纵欲主义。他主张义利应该统一。“生以载义,生可贵;义以利生,生可舍”,是他对于义利关系认识的点睛之笔。船山先生的这些社会道德思想贯彻了唯物辩证思想,有力地冲破了程朱理学的旧道德框框的禁锢,为人性解放和人的个性解放,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武器。

        第五,在教育思想方面。船山先生把教育提高到关系民族兴旺、国家强盛的高度。他认为,明王朝灭亡的深层原因之一,是文化的衰落和教育的失败,其弊端就在于学校成了科举考试的附庸和跻身官场的跳板,不重视品德的养成,不重视经世致用,不传授经世济民的思想和智慧,导致培养出来的人“无益于世”,要么热衷于辞章、心性等“置四海困穷而不言”的空谈,要么成为追逐“教以利,学以利”的鼠目寸光的俗儒。他结合自己的教学经验,认为教育的本质是启发学生自悟,使之“致其知”“进之善”;教学方法应该提倡学思结合,使学生做到博学、有疑、精思、论辩,并引导学生把学到的书本知识付诸实践,使知与行统一起来,做到“相资以为用”“并进而为功”。船山先生提出的这些教育思想,意在通过改进学校和社会教育,培养出真正适时合用的人才,以利于从根本上推动国家和社会的进步。

        第六,在社会创新思想方面。船山先生在自己的研究著述中,用了很大的精力阐述和倡导与时并进的社会创新思想。他集中锋芒批判了所谓“祖宗之法不可变”的泥古主义和厚古薄今思想,认为这是违背社会发展历程的客观事实的,社会发展进程的事实说明总是今胜于古的。他明确指出:“祖宗之法,未可恃也”,“以古之制,治古之天下,而未可治今日者也”,“以今之宜,治今之天下,而非可必之后日者”。如果“守其故物而不能日新,虽其未消,亦槁而死”。他反复强调,一切制度和法令都应随着时代和历史发展阶段的不同而坚持变革创新,坚持“当革之时,行革之事”。这就是船山先生在他的著述中所概括的“趋时更新”“推故致新”“新故相推新其故”“荣枯相代而弥新”的社会创新思想,而这也体现了历史发展辩证法的精髓。

        船山先生同所有历史人物一样,由于受时代、社会和认识条件的局限,也有缺点和错误。比如,他同情和肯定受苦民众进行反抗的合理性,但又反对民众的反抗斗争,主张进行压制。但船山先生的思想遗产对鸦片战争以后一代又一代先进的中国人,为探索对外反对西方列强的侵略,解决民族独立问题;对内变革封建专制制度,解决民主民权民生问题,起到了开立先声的先导作用。船山先生不独在中国留下了影响深远的思想足印,而且在东亚和世界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也留下了其思想的雪泥鸿爪。日本、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以及俄罗斯、美国、德国、法国、英国、加拿大等国的一批批研究者,长期以来都在致力于研究王船山的事迹和学说。韩国的成均馆大学还专门设立了王船山的研究中心。总之,船山先生的思想影响,如同远空的一颗星辰,辉耀于国际社会的文化思想之园。

        (作者为国际儒学联合会会长、原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

  • 要为“君子儒”,不为“小人儒”

        黄朴民

        《论语·雍也》篇共计三十章,其中前十六章上接《公冶长》篇,依然是借人物品题表达孔子本人的道德追求与价值取向;后十四篇讨论“中庸”“文质”“仁知”“仁之方”等重要命题,通观全篇,其头绪虽似纷繁,但是其主线依然是十分清晰的,“以‘为仁’之‘道’为一以贯之的义理线索。”(黄克剑《论语解读》)可谓草蛇灰线,形散而神不散。

        前十六章中的人物品题,其主要对象多为孔门弟子。孔子对他们的评价有高有低,其标准就是看他们是否能恪守儒家的要义,以“仁”为自己的修身处事之本。能“践行”或“近仁”的,孔子就予以表扬、予以鼓励,评价就高;反之,孔子就予以批评、予以贬斥,评价就相对较低。

        众所周知,孔子最喜欢、最寄予希望的学生无疑是颜渊。颜渊的生存状况是很恶劣的,既没有像子贡这样发财致富,也不曾像冉求这样为官作宰,甚至连维持自己的生计,都存在着不小的问题,“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然而,在孔子看来,颜渊才是弟子中最有“仁者气象”的人,是真正的“贤者”:“贤哉,回也!”因为颜渊对“仁”的践行是始终不懈的,他的道德境界,是孔门其他弟子所无法企及的:“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更为难能可贵的是,颜渊的“求仁致仁”,是出于自觉的主动,而非功利性的被动,这中间,不掺杂任何其他的动机,没有丝毫的犹豫和彷徨。真正是发乎内心的皈依,“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一个“乐”字,犹如诗眼,画龙点睛道出了颜渊之所以超迈群伦,成为孔门第一人的奥妙之所在。孔子指出:“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仁”的理想是伟大而崇高的,然而“仁”的实现却是艰巨而坎坷的。如果没有真正认同与皈依的襟怀,不能真正做到以苦为乐,乐在其中,那么即使勉强去做,也势必无法持之以恒,会把它看成是一种负担,一种累赘,一种磨难。唯有像颜渊这样下意识将“求仁”当作自己生命中的一部分,毫无障碍地以此为“乐”,才能够安贫乐道,安之若素,完成精神上真正的超越,“受天下之垢”,好学不倦,“不迁怒,不贰过”,在世人面前展现自己完美的人格。由此可见,孔子在本篇中评论自己的弟子颜渊,其实是拿颜渊为具体例子,形象地向他的弟子以及所有世人描述了何谓“仁”,何谓“仁者”!这种典范的意义,这种楷模的标尺,是无可替代的。

        正是因为“近仁”“求仁”为人生的终极目标,孔子在篇中明确提出了要为“君子儒”,不为“小人儒”的重要命题。有知识不困难,有一端之长也有可能,如子路“由也果”,子贡“赐也达”,冉求“求也艺”,但是,这并不是真正进入“仁”的境界。换言之,只有“仁”,才能使一个读书人成为“君子儒”,反之,即使是“器”,甚至像子贡这样属于“瑚琏”级的“大器”,也有可能沦丧为“小人儒”。为此,孔子谆谆告诫子夏(包括其他弟子在内)说:“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

        孔子这个告诫,在今天看来,依然不乏重要的警示意义。随着教育的普及,人们接触与拥有知识的机会大大增多了,然而,“有金钱无知识,有知识无文化,有文化无品位,有品位无境界”的现象同样比比皆是,不一而足。一些人拥有知识,但是,并不缘此而自然成为“知识分子”。因为,在他们身上,并没有起码的社会责任感,更缺乏自觉的人文关怀,所谓“知识”,仅仅是他们的谋生工具,他们所缺乏的,是读书人应有的担当精神与人文关怀,他们没有道义的追求,没有正义的立场,对社会的进步,未能尽自己的努力,对弱势的群体,未能寄自己的同情。等而下之者,更是将自己束缚在利益集团的战车上,狐假虎威,为虎作伥。无怪乎,一些专家被人们讥为“砖家”,而一些教授则让人戏谑称为“叫兽”。这问题就出在他们甘为“小人儒”,而丝毫没有意愿修养道德、完善人格以争取成为“君子儒”。应该说这是读书人的异化,孔子当年所忧虑的读书人的人格分裂、知识精英的道德堕落,在今天的现实中依然存在。这是知识群体的悲哀,更是国家民族的耻辱。

        值得钦佩的是,孔子虽然对儒者的分野有深切的忧虑,对“小人儒”的滋生与蔓延有心理上的准备。但是,从本质上讲,孔子对“君子儒”的造就依旧抱有乐观的期待,对政治、伦理合理秩序的重构依旧怀有充分的信心,能够认准目标,锲而不舍,孜孜以求,即所谓“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

        孔子之所以仍有期待,仍有信心,是因为在他看来,“为仁”之“道”虽有困难,但并非不可克服。克服的途径,一是以高尚的文化来充实自己,以合宜的礼制来规范自己,“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二是从自身做起,从细节做起,“能近取譬”,推己而及人,博施而爱众,“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三是使知识与仁德得到有机的统一,做到水乳交融,浑然一体,共生互补,相得益彰,主体(仁)要坚实巩固,工具(知)要锐利合用,“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四是方法与手段得体而恰当。这个正确的方法与手段,就是以“中庸之道”观察问题,把握问题,解决问题,凡事把握一个“度”字,既不过分,也不夸张,正确定位,稳妥应对,“极高明而道中庸”。

        上述几点之中,“中庸”的辩证思维与合理把握乃是最为重要的,它具有普遍的哲学方法论意义。具体地说,“中庸”的核心涵义是拿捏与把握好“度”,做到“无过无不及”,既不要做得不够,也不要做得过分,寻找事物的最佳平衡点。这包括形式与内容要做到有机的统一,“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天人关系要能够合理协调与平衡,既不否定天意与鬼神的存在,又倡导以人事为主,“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行为与心态要致力于和谐圆融、浑然一体,“居敬而行简,以临其民,不亦可乎?居简而行简,无乃大简乎?”(此为孔子弟子仲弓所言,但为孔子本人所高度认同)总而言之,一切要把握一个合适的“度”,拿捏分寸,恰到好处,收放自如,见好就收,从而在践行“为仁之道”上取得最佳的效果。

        当然,“度”的拿捏与把握是最不容易的,凡事爱走极端,思维流于偏激,是社会生活中的常态,这就更加反衬出“中庸”的难能可贵:“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孔子有这样的认识,表明了他在“为仁之道”的追求中,固然立场坚定不移,心态积极乐观,然而,其认识又是清醒的,其思维又是辩证的。这是孔子的卓越处,更是孔子的深刻处。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  

  • 商而通之

        张颐武

        今天,购物是我们生活的重要部分,无论在家、出游,买买买总是少不了的,现在更有如“双十一”这样在网络上凭空创造出的节日。其实自有人类社会以来,就有购物,一买一卖之间,是人类的生活赖以存在的基础。

        当然,这种商业的文化所形成的购物的风尚其实是从古到今都有的。司马迁的《史记》就专有《货殖列传》,就是探讨商业文化的一篇宏文,其中提到的“商而通之”就是讲不同地方的物产通过商业的流通得以在广阔的地域中互通有无。这篇大文章首先是承认人的欲望,认为这不可简单压抑,“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人都想过富裕的生活,这是人性的一部分。其次说明社会需要因势利导,既不能被欲望完全控制,也不能彻底压抑它。同时深入分析物产和消费的关系,各地物产不同,而人的欲望是旺盛的,都想要更好生活,就需要消费,所以需要贸易商业。同时对于利润,对于分工等都有极精辟的论述。也讨论商业伦理和精神,从商人白圭引出“智勇仁强”的观念,从范蠡说到“择人任时”的商业观念和“富好行其德”的观念。从地域之差别引出商业的必要,这可以说是对商业最透彻的理解。最后讲到商业竞争中的无常,“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能者辐辏,不肖者瓦解。”这是透彻的对于风险的分析。讲到商业成功者企业家对于社会的巨大影响。“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岂所谓‘素封’者邪?非也?”这是对于大商人作用的清晰理解。这一篇可以说是中国式的商业的宣言,司马迁的认识是如此透彻和深邃,揭示了商业的真谛,今天看仍然是洞见人性的好文章。

        当然一般的购物生活,就没有这么高大上,只是普通人的快乐,这种快乐其实也留在了历史上。唐朝长安的繁荣就在于来自丝绸之路的各种货物的集聚和扩散。当年丝路上活跃着的粟特人就是以善于经商闻名于世的。长安有所谓的“东市”和“西市”,遍布各种店铺,各种物产琳琅满目,让人惊叹这个城市的繁荣。卖奇珍异宝、各地货品的真是不少。当然,那时候对市场限制很严,正午才能开市,到了太阳落山就得关市,官府对市场限制很严。一面是对造假缺斤少两有管理,另一面也是限制这些商业的发展。农业社会总是担心商业过于繁盛会影响最基本的生存,让人心思浮躁,所以限制就多。中唐之后,限制就减少了,夜里能开市了。当年的长安城还有各种一条街,崇仁坊是乐器一条街,延寿坊是玉器一条街,常乐坊是美酒一条街。这些一条街都有专业分工,也装点了繁荣。

        两宋的都城,更是繁荣。东京汴梁,现在有《清明上河图》或《东京梦华录》这样留下的真实的记录,让人沉迷。货物之多,光景之盛,都超过了唐朝。这时候都有通宵营业的街市了。坊与市更是合二为一。豪华的酒楼更是多得很,那种繁荣的胜景到今天还让人回想。有名的诗人刘子翚有诗:“梁园歌舞足风流,美酒如刀解断愁。忆得少年多乐事,夜深灯火上樊楼”。从中可以想见其繁华。至于南宋的杭州,也是如此。至于明以后,市井文化更是普及。《三言二拍》或《金瓶梅》的那些故事里更多的是对于商业的了解和认知。

        从当年的逛街到今天的网上购物,不变的是人对于繁华的迷恋,这其实也是对于美好生活追寻的一部分,这其实是古今一致的。(作者为北京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