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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还原于是之一生最重要的那块拼图

        杨思思

        于是之先生去世近七年了,有关他的书写仍然绵绵不绝。

        他是中国话剧史上一个绕不开的名字,塑造了很多经典角色,暮年时却因生病不能讲话,漫长而痛苦的沉默,令这位敏感脆弱的演员有着沉郁凝重的结局。已故剧作家李龙云说,于是之“丰富、矛盾”“他的性格和精神世界具备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全部复杂”。

        失语的于是之已不能剖白自己,于是很多人拿起笔来,试图还原他的轮廓。这些文字,大多是晚辈的追忆,有些细腻生动,有些则扁平套路,遗憾的是,碍于年龄和关系,无论水平如何,视角总是有限。所以,当94岁的李曼宜女士所著的《我和于是之这一生》出版时,带来了一份意外和欣喜,对于还原于是之的人生,它无疑是最重要、最不可取代的一块拼图。

        李曼宜女士是于是之先生的夫人,两人结合于1950年,直至2013年先生离世,携手六十余载。朝夕相伴、长久厮守,她笔下的于是之旁人难以看到,对于丈夫过往六十余年的喜悦与悲伤,他内心的真诚、柔软、痛苦、善良,对于这个内心涌动着诗意,却被命运磨得无奈而沉重的男人,没有人比她亲历的更多。

        她是他生命中最亲密的书写者。

        回忆录从他们相逢的1949年写起,生动的细节在过往于是之的传记中几乎罕见,时隔半个多世纪,李曼宜的记忆依旧清晰,“只见一个穿着紫红毛衣的小伙子,跑来帮我们提行李,他说他叫于是之:‘干勾于,是不是的是,之乎者也的之——是生活干事。’我心想,这名字用的字真有些特别”。这是他们在华北人民文工团的初遇,简简单单。

        而回忆二人恋爱结婚的片段,则令人感到一种蕴藉的甜蜜。书中,李曼宜引用了一段于是之的日记:

        昨天,与曼宜明确了恋爱关系,谈得很严肃……

        “我们算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她坐在炉边椅子上这样问。

        “就从现在开始吧!”我这样答。

        我们吻在一起了……

        我觉得她更美了,我们将很快结婚,我估计在今年春天。

        这些文字鲜以示人,隐秘珍贵,彰显出那个时代下爱情的温暖与高贵,它们与名利无关,是两颗心为着共同革命理想真诚的贴近,而文中折射出的彼时年轻人为着一个崇高目标奉献自我的朝气与理想,那种纯粹与高尚,也令当今的年轻读者陌生而感动。

        作为陪伴于是之走过青年时代的伴侣,李曼宜在书中亦如实记录了丈夫几段不太为人熟知的演剧经历,这其中包括1950年促使他与李曼宜结合的《莫斯科性格》(于是之主演),1966年反映越南英雄阮文追英雄事迹的《像他那样生活》(于是之主演),以及动乱期间数度修改、最终流产的《工农一家》(于是之参与编剧)。可以看出,彼时于是之大部分的创作生活,和政治风向有着紧密关联,作为一名演员,他的艺术生涯不能摆脱时代的烙印。

        在“四清运动”、十年动乱中,于是之“如履薄冰”,但依旧对创作饱含深情,尽管有时因为领导觉得作品“政治上有问题”,而“心里有些苦闷”,但面对上级指示,这个赤诚的人从未打过退堂鼓。这种服从,一直延续到他出任人艺副院长时,“只觉前边是一片海,明知是海,大概要跳了。”

        书中一幅幅真实而琐碎的生活故事,描摹着他们乃至一代人的心灵图景,蓬勃喜悦与坎坷交织,一部私家回忆,也是这个国家的成长记忆。

        令人动容的是,书中还首次详细记录了于是之的晚年。此前人们写他的暮年和病况,往往只是零星的印象或道听途说。而李曼宜作为寸步不离的老伴,通过家庭与医院生活中的点滴,真实地述说了患难夫妻的苦与甜。那个曾经是舞台上最会说话的人,此刻却因病吐不出半个字,人生只道是无常,敏感的心变得更加敏感。脆弱无助的于是之,甚至会像小孩子一样,伤心流泪,而一贯坚强的李曼宜也曾于暗室痛哭,两个自尊心极强的人,不得不在走向生命终点前迎接命运抛来的最大考验。

        书中,记录了一则小小片段让人难忘。于是之因为生病无法安静治疗或入睡,每到此时,李曼宜就会给他唱歌,《摇篮曲》《圣母颂》。她在他耳边轻轻哼唱,听着“这些我们年轻时就很熟悉、喜爱的歌曲,慢慢地他就安静下来,睡着了,是音乐让我们融在了一起。”

        2013年1月,于是之先生带着对这个世界沉重的爱与遗憾离世。李曼宜写下了关于爱人的最后一件事:为了让“是之和他工作多年的‘家’以及他所心爱的舞台做最后的告别”,24日清晨,灵车在去八宝山前来到了首都剧场。

        那天,作为崇敬于是之先生的观众,我也去到了现场。当天清早7时,首都剧场的空场四周站满了送行的人,有观众连夜印制了于是之的海报和剧照,还有人举着悼念的横幅。

        灵车从院外驶来,绕着剧院缓缓前行,眼泪抑制不住地喷涌出来,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先生,却已是天人永隔。李曼宜老师坐在轮椅上被人推着从我身旁缓缓经过,她裹着厚厚的大衣,表情平静,整个人几乎瘦到脱相,气质清冷淡泊,好像一株瘦而有风骨的淡竹。

        整部书读毕,流泪数度。李曼宜老师文如其人,笔力克制平静,低调内敛。但在平淡文字的背后,却有一股动人心弦的力量,这是任何文字都无法取代的两位耄耋老人的风雨一生,是他们相扶走过,无一日不辛劳勤勉的岁月年轮。

        在《项脊轩志》结尾,归有光写“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盖矣”。而这本墨绿色封面的小书,正令人想到那棵枇杷树,字字句句,就如亭亭如盖的枝叶,寄托着李曼宜女士对于是之先生无言深刻的思念。

        送别于是之那天,李曼宜在花圈上写下“是之,我爱你”几个大字,书中,她说:“这是我的心里话,却又是一辈子也没当面说出口的话。”

  • 执子之手这一生

        赵婷

        “是之老师是为求真而痛苦的演员。”“我昨天看新闻,治疗阿尔兹海默症的新药要上市了。可惜是之老师没赶上,如果赶上,他还能给我们演戏呢。”《我和于是之这一生》的新书首发式上,濮存昕感慨万分,深情回忆这位伟大的演员。

        94岁的于是之夫人李曼宜首度亲撰回忆录《我和于是之这一生》,近日由作家出版社出版,讲述六十余年风波迭起、世事沧桑中两人的相依相伴、风雨同舟。

        从华北人民文工团扩建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后演出的第一部大戏《莫斯科性格》排练演出的前前后后,到《茶馆》的复排风波;从记录两人恋爱历程的日记,到于是之的“第一副院长”八年……本书起笔自1949年的相识相知相爱,有爱情和家庭生活的甜蜜与忧伤,更有于是之此后六十余年里在话剧表演事业和个人命运上的艰难跋涉,道出了这位学者型演员一生的荣耀与孤独、坚守与挣扎、奋斗与遗憾。质朴平实的文字背后,是细腻动人的相扶相携,是珍贵真实的历史细节,不论是研究于是之本人,还是中国当代话剧,这本书都有着重要参考价值。

        在自序中,李曼宜写到是之老师因病退下来之后,夫妻二人闲聊时曾谈起将来谁先“走”的事——

        他说:“我要是先走,你会非常痛苦,可我相信你还能过得很好。要是你先走了,那我可怎么过啊!”我说,趁我们都在,应该把我们这么多年经历的事都写下来。等将来不论是谁,只剩下一个人时,看着它,也是个纪念。他同意了。并且,他还提出原来总想写的有关“良师益友”的文章,最好也能一并写出来。这样我们就做了分工,我先准备材料,包括整理他的年谱、他的演员日记,还有他未发表的文章手稿,以及多年来我俩的通信等。他随手便在一张废纸的背面,拟了他准备写的“良师益友”的提纲。可惜这张纸现在找不到了,我只记得最后一段是他要写“我”。我当时很惊奇,他会怎么写我呢?可没来得及问,就成了永远的遗憾了。

        可惜,好景不长。他还没能真正动笔,新的任务又来了。为了纪念北京人艺建院四十周年,准备要出两本书,其中《论北京人艺演剧学派》这本专著不仅要由他来组织、安排,而且他还要写一篇“论文”式的文章,即《论民族化(提纲)诠释》。这个任务对是之来说,确实已经很困难了。眼看着他写文章一天比一天吃力的情况,我心里明白大概我们原来那“美好的写作计划”恐怕是难以实现了。

        后来,李曼宜决定把已经整理出来的资料全部交给人艺的剧作家、于是之的好友李龙云,让龙云来写于是之。2012年8月6日,李龙云病逝,在他的遗像旁摆放着的是那本呕心沥血之作《落花无言——与于是之相识三十年》。在他那本书的最后写道:“我手下的这部书稿,就是写给于是之的墓志铭……”

        本书中,李曼宜写道:“他(李龙云)完成了我对他的请求,我再一次谢谢他。现在,是之已经和他的小兄弟在另一个世界相会了。他们又可以在一起切磋他们的创作了。”

        如今,《我和于是之这一生》的出版,应该算是为于是之与李曼宜当年那“美好的写作计划”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吧。

  • 惟有故乡慰心安

        何万敏

        原来,“源头”的水是这样变化的。这是我从来没有过的经验。

        最初的源头水,其实是安静无声的,而且藏在深谷之中,你根本无从发现它的存在。

        今天的路程是很曲折。原来并不是每一位住在故乡的人都能认识自己的故乡,像是下午要寻找河源的经过就是如此……

        我想象的河源是在山壁上有泉水涌出。但是,原来源头是在下陷的谷地地面!

        就在地面上微湿之处,近看只见到有水不断从地面上渗出来,在湿地下端逐渐形成一汪浅浅的水洼……再流过十几公尺就成为一条浅浅的溪流……

        可是溪水好冰啊!脚底的沙好像冻结的冰块,唯我心炽热,踏进河源的那瞬间仿佛被一种难以形容的幸福感紧紧抱住了,泪水突然盈眶。想到妈妈,想到姥姥,这是真的回到家乡了吗?

        上面的文字,摘抄自席慕蓉1989年9月6日写于克什克腾旗的日记。这一年,她回到家乡内蒙古。故乡之行带给她强烈的兴奋感和归属感,游牧文明对她具有的无限牵引力和吸附力,就此坐实。30年后的2019年,她以新书《我给记忆命名》深情回望自己回乡前后的向往和依托。

        曾经引发台湾文坛“席慕蓉现象”的著名诗人席慕蓉,祖籍在内蒙古察哈尔盟明安旗,父母皆为蒙古族。她1943年出生于四川,童年在香港度过,成长在台湾。多地的辗转奔波与文化比较,使得这个蒙古族名叫穆伦·席连勃的多情人儿,与故乡相认与相识之后,常常把“内蒙古”和“蒙古族”这永恒的话题挂在嘴边、写到纸上,以“一个人承受了一个故乡”(作家齐邦媛)。

        故乡,对于凡夫俗子来说,或是出走逃离的地方,或是叶落归根的地方。而对于许多写作者来说,故乡又或是心灵寄寓的地方,铺垫精神底色的地方,滋养创作神奇的地方。看文学作品可以发现,只有在故乡,才能更加理解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只有在故乡,才能够厘清蛛丝马迹与天地万物的微妙联系、放任想象与深邃洞察的密切联系。那么,我们又能否猜测,那些人生奇异的遭逢,以及用来解释命运的环节和答案,终归还是故乡?

        至少于席慕蓉的内心深处,故乡给予她的冲击和力量,固执而又顽强。“诱惑怎么那么多”,构思油画的间隙诱惑她的仍是阿鲁科尔沁、林丹可汗的白城;诗人告别青春时期得心应手的爱情温馨,更愿意叙述思忖“如果牧民把他最后的一匹马卖了,那么马鞭要丢在这个过程上哪一处角落才好”;她不停地行走在蒙古高原,追问身体里有没有可能,有一处“近乎实质与记忆之间的故乡”在跟随着人们存活?寻找到的答案是,我们一直错认了“乡愁”,科学家的加持,可以证明乡愁不只是一种情绪、一种心理上的感性反应,“它与生理上的结构牵连更深”。

        因为对于故乡的确认,她的散文拥有了“更深层也更现代性的命题”(作家蒋勋)。席慕蓉试图用文字来重构故乡,无意创造了自己的新境界。她感慨“文化和血缘真是很奇妙”,蒙古族人与生俱来的淳朴、善良、多情、敦厚、坚韧、英勇的品格,浸润在字里行间,才华随着诗歌、散文、绘画绵延迭出的新作散发光彩。

        与席慕蓉之前的散文集不同,《我给记忆命名》的文字有一种“互文性”,即用日记、书信、散文,以及近四十幅图片,相互勾连、印证与叙事、呈现这一个“原乡”。仔细阅读大量的日记,从看似简单而自然的文字里,读者可以真实感受到作家灵魂深处对于“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充满爱恋的深情和深入骨髓的乡愁,可以看到缺乏惊心动魄表象下的复杂情感与深刻思想。不妨把具有“文献性”价值的文字,视为作家精神的自传——爬梳生命中高蹈或者忧愁的岁月,以及寻常日子心理起伏的脉络;自在地娓娓道来文艺创作的态度,故乡安居于心境之后投下的历史身影。文字优雅洗练的风格,则有诗歌时代纯净情感的延续,并且衍伸至历经人生风尘、沐浴精神洗礼之后的从容凝结。

        席慕蓉用自己的方式深情拥抱故乡。她忠实于草原的情感、牧民的情感,接受丰润滋养的同时倍加珍视人类永恒的价值。候鸟迁徙一般不停地从宝岛回到辽阔的大草原,激越却又冷静地面对历史过往,感性领享蔚蓝天空与璀璨星河的自由,却又理性处理现实生活的艰辛跋涉与悲欣交集,显然并不是一件比写出好诗更容易的事。如是意义上,我敬佩即将76岁的席慕蓉还能够像自己在书中写到的留在越南的蒙古马,年复一年迎着北风走向记忆里永远泛着绿色光彩的草原,走向生命“源头”的地方,去寻索一种模糊的讯息,获得象征蓬勃生命力的启示,并迎接人生安宁平和的美好时光。

        早在1979年,《七里香》的诗意已有对故乡的缱绻:

        溪水急着要流向海洋

        浪潮却渴望重回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