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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京味儿文化结缘近70载,历经坎坷创作出众多经典小说

邓友梅:书写北京 一生荣耀

来源: 北京日报     2019年11月11日        版次: 11     作者:

    ▲战争年代的少年邓友梅。

    ◀中年邓友梅和他的鸟。

    ▲邓友梅在家里接受本报记者专访。    路艳霞摄

    ▲1957年1月27日《北京日报》第3版刊登评论文章《读“在悬崖上”》。

    ▲1984年9月16日《北京日报》第3版,邓友梅为庆祝新中国成立35周年写下《珍惜》。

    本报记者 路艳霞

    88岁的作家邓友梅安安静静地坐着,他喜欢在躺椅里犯懒,他给自己找了一个无法反驳的理由:忙了一辈子,该安静下来了。邓友梅和文坛早已疏远,他说不想再掺和了,越掺和事儿越多。现在他谈起自己,好像谈论的并不是自己,更像在谈论一个久远的传说。

    浸润京味儿中却冒险写爱情

    《北京日报》1957年1月27日第3版上,有一篇名为 《读“在悬崖上”》的评论,文中主角正是邓友梅进京后写下的首部小说《在悬崖上》。

    1950年初,还不满19岁的邓友梅来到了北京。他小小年纪就在日本当过华工,也当过八路军、新四军战士,但城里的一切让这个小伙子觉得很新鲜。

    刚进京的时候,因为在部队会写快板,邓友梅曾在北京人艺创作组,后来调至北京市文联《说说唱唱》编辑部。周围的人、所在的城,还有那些每天飘荡在耳际的北京话,令他着迷。

    时隔多年后,很多事都已经淡忘,但邓友梅对北京城的最初印象依然鲜活、生动。他逛遍了北京的大小胡同,惊讶于老北京人非常讲文明,熟人在街上碰见了,一定要作揖寒暄。他更记得老北京人骂人都拐弯,比如说“赶快回家吧,你奶奶等着夸你呢”,刚开始邓友梅怎么也没弄明白,后来才恍然大悟,奶奶夸,不就是说你是“好孙子”吗?他还形容城里的姑娘“很惊人的样子”“像是很有学问”“很华丽”,他觉得这些姑娘离自己实在太遥远。

    “老北京留下了旧的风俗旧的习惯,我很好奇。”邓友梅说,他决定要学北京话,还因为他发现操着一口外地口音,买东西连讨价还价的权利都没有。邓友梅一口天津话,夹杂着山东话,最开始没学会京腔,比如“是不是”说成“四不四”,结果引来周围人的笑声。

    “对北京文化的体验是自然形成,不是有意培养的。”时隔近70年,邓友梅谈起《说说唱唱》编辑部里的旗人,甚至那些王爷的后代,依旧兴趣盎然。当年,他的眼睛像是探照灯一样,探照着这些旗人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每天早上,邓友梅会在大街上喝碗豆浆,吃根油条。旗人们却讲究得多,从家里带来花卷等面食,到伙房里烤一烤。单位的茶叶是断然不喝的,每人都自带一小包茶叶,新的一天一定是从一杯清茶开始。邓友梅好心给同事倒杯白开水,谁知对方毫不领情地倒掉,那一杯清茶的仪式感岂能轻易破坏。“我喜欢他们,也烦他们,规矩太多了。”邓友梅说。

    尽管浸润在京味儿文化中,邓友梅最初的作品并没写北京,没写北京人。新中国成立后,他写下的第一部小说叫《在悬崖上》,1956年刊登在《文学月刊》上,这也是他结束两年中央文学讲习所学习后的成果。这个小说讲述的是一对年轻夫妻所面临的婚姻危机和情感困惑。邓友梅回忆说,解放了,就想写一写老百姓的生活,写这部作品其实也包含了他对爱情的美好愿望,“当时我也想找个年轻的、漂亮的女孩,但当年在部队是禁止谈恋爱的,我有这个想象,没这个行动。”于是,他把自己的想象和所看到的化成了这部作品。

    在那个年代写“爱”,邓友梅是冒险的,毕竟这是一篇有别于当时政治气候的爱情小说。邓友梅早已忘记当时小说引起的轰动,但有关他的传记记录了下来。小说一炮打响,刊登有这篇作品的杂志一上市就售空,邓友梅的名字在文学界和文学爱好者中争相传诵,有两家电影公司慕名找到邓友梅,电影艺术家赵丹两度找上门来,洽谈将小说改编成电影剧本。

    但也正是这部小说给邓友梅带来了厄运,他1957年被打成右派下放,后来又调到鞍山,与文学创作从此隔绝了22年。

    遗憾没能写老北京典当行

    1984年9月16日,邓友梅在《北京日报》发表了一篇名为《珍惜》的文章,这也是新中国成立35周年的一篇征文。写下这篇文章的时候,邓友梅的创作正处于鼎盛期。

    早在上世纪50年代,邓友梅就在《说说唱唱》开始写稿,时任北京市文联主席的老舍先生给了他很多鼓励,“小邓,写得不错!”但老舍特别说到,让他试着用京味儿语言写作,别写那些个文绉绉的话。《说说唱唱》主编赵树理也总点拨他。“赵树理这么大作家,最朴实,最没架子,最农民化,他说我要写得老百姓化。”

    但邓友梅真正决定要写京味儿小说已是上世纪80年代了。当时,市井小说、乡土小说成为中国当代文学潮流中不可忽视的文学现象,但邓友梅只有一个强烈的愿望:要写就要为中国文学界,为读者提供一些新鲜的东西。“王蒙写新疆,从维熙写大墙,陆文夫写姑苏市井,文人们都亮出了绝活,我上哪里找我的特色呢?”他寻思着军旅生涯是他的特别之处,他写过《我们的军长》《追赶队伍的女兵们》等战争题材的小说,影响很大,也得过奖,何况叶飞将军曾经鼓励让他多写新四军的故事。但邓友梅坚持了自己的判断,他自认为和老作家比,并未有更大突破,应该寻求新路。他进而寻思着自己是最后一代了解八旗子弟的,早年在北京就与旗人交往,在鞍山,又与同样下放的八旗子弟以及来自北京的各色人物交往。“文革”后期,他回北京,在离住处不远的陶然亭,还结识了不少北京梨园界、文物界人士。他还经常每天吃过晚饭到天桥去听评书。他说:“我对老北京比较熟悉,不妨写两篇试试。”

    关于自己的这一次另辟蹊径的冒险写作,邓友梅回忆说,他常常会下了班写作到夜里十二点,与当劳工、行军六七十里地相比,写作对他而言全然没有苦可言,完全是快乐。

    “我用蘸水钢笔写,一天写个两三千字,那些字龙飞凤舞,乱七八糟,只有我认识。”邓友梅说,他写完的稿子还要一个字一个字规规矩矩地抄一遍,后来名噪一时的《那五》《烟壶》,以及《寻访“画儿韩”》《邵氏兄弟》《四海居轶话》《索七的后人》等京味儿小说,都是以这一方式写就。邓友梅的夫人韩舞燕告诉记者,这些作品都是酝酿多年,积攒多年,一气呵成,中篇小说《烟壶》只花了一周就写完,“那个时候房间小,天气很热,他胳膊上全是痱子。”

    和那个年代作家善于深入生活、体验生活一样,邓友梅始终和一线生活保持亲密关系。韩舞燕回忆,上世纪80年代末,邓友梅在创作中篇小说《烟壶》时,就曾经到河北衡水,住到内画高手王习三的工厂里,仔细观察每一道工序,与王习三的交流更是长达几昼夜。后来香港导演李翰祥拍摄由《烟壶》改编的电影,邓友梅还推荐了王习三饰演聂小轩。韩舞燕笑称,“鼻烟壶,邓友梅是便宜的看不上,贵的买不起,但王习三送给他的鼻烟壶却是他的珍藏,他们的友谊也延续至今。”

    这批京味儿小说追忆传统文化,重建北京记忆,守卫民俗文化,在那个年代罕见,因此一面世就引发轰动,邓友梅也成为最早触碰影视的那一代作家。《那五》被改编成电视剧热播,邓友梅曾说:“那五是我原来结识的许多旗人朋友的典型化。但愿他能触动一些人的神经。观众看完《那五》如能引起一些联想和对生活的思索,吾愿足矣。”

    特别有意思的是,《北京日报》的一篇报道还见证了《烟壶》当年的影响力。1984年9月28日刊发通讯《翰墨又香琉璃厂》,19家老字号在琉璃厂重现,记者前去探访,文中提到,“有人如果不知作家邓友梅笔下的‘古月轩’烟壶是何等物件,那就到这里一睹其真容吧。”而韩舞燕清楚记得,《烟壶》火了之后,家里有一天来了个老头儿,他说自己曾经是典当行的,他表达了真挚的心声,“应该写写老北京的典当行,故事比鼻烟壶还多。”但后来老人再也没来过,邓友梅也变得更加忙碌,这个来不及写的“典当行”也成为他永远的遗憾。

    回忆往昔,邓友梅感慨道:“一般人、一般事儿大家都能写。当作家最难的地方,要对人生有所体验,对某个地方某个时代的特殊人,要有所体会。”

    曾介绍老友金庸加入作协

    2008年2月17日的《北京日报》刊登了作家洪烛的文章《北京的滋味》,记述了邓友梅在北京接待台湾女作家林海音,带她喝豆汁的事儿。但时至今日,当初林海音一口气喝了六碗依然意犹未尽的往事,邓友梅已记不清楚了。

    但当盘点自己这一生时,邓友梅说,他在中国作协那些年,正赶上中国加快改革开放,因此成就了他最享受的“日子”。他说,尽管非常忙碌,但他得以看世界,有了前所未有的开阔视野。

    邓友梅曾任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外联部主任,1996年又当选作家协会副主席。邓友梅主张走出去、请进来,欢迎世界各国的作家来中国,看中国,写中国。而回忆过往时,他一再说,在最初的时候,中国作家作品“走出去”的路非常艰难,所谓“走出去”的作品几乎无人问津,他也一再说还是翻译得不好,让这些作品很难展现中国特质。

    在中国作协的日子,他与港台作家建立起深厚友谊。2009年,金庸加入中国作协,一时引发热切关注,很多人并不知晓,金庸的入会介绍人中就有邓友梅。韩舞燕说,金庸喜欢邓友梅的文字,认为他的语言老道,很有中国味道。他也喜欢邓友梅这个人,说他不张扬。韩舞燕记得,邓友梅每次到香港,金庸一定会请客。而金庸到云南大理、四川九寨沟,邓友梅也一定陪同前往。“金庸《天龙八部》让大理蜚声海外,但他从未去过大理。金庸1998年来到大理后,说大理这么美,如果早先来过会写得更好些。”韩舞燕说。

    身在作协,邓友梅出访的机会也多了,他如此说道:“小时候在日本当劳工,再去的时候是国际友人了。”邓友梅回忆,他身为作协官员多次到日本访问,他没想到昔日学会的日语竟然还能脱口而出,以至于日方人士万分惊讶,“他们说我的日语学得很快。我说,怎么能不快,说得不快,‘啪啪’几巴掌就来了。”而他再去昔日劳作的濑户内海的化工厂时,厂长早已站在门口等候,厂子一点儿没变样,只是曾经的小男孩早已蜕变成知名作家。

    邓友梅没想到,自己和日本的联系一直都在。韩舞燕说,邓友梅的小说《别了,濑户内海》曾有一段文字被日本大阪公文教育委员会教材资源部放在教科书里,而且这个机构每年都会寄贺卡给邓友梅。

    1993年邓友梅为《北京日报》撰文《无法写的“寻人启事”》,文中提到他与昔日日本工头中元幸广长达半个世纪的友谊。韩舞燕说:“他与邓友梅的友谊持续了半个世纪,每年都寄挂历过来。”她说,他和邓友梅一样,都是善良的人。韩舞燕还谈及一个细节,当年在日本的工友,听说邓友梅来东京,老人家没钱,就凑钱派代表到东京看望邓友梅,照片上一个老人还举着大大的“募”字。

    对邓友梅来说,很多细节已经忘记,也有很多细节记忆犹新。漫长的岁月,就这样在指尖滑过,但因为有了文字,也会永远停留。

    结束语

    从今年7月至11月,北京日报文化新闻版特别开设了“初心”栏目,陆续推出了一系列深度文化人物报道,向新中国成立70周年献礼。今天推出的是该系列报道的最后一期。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文化艺术领域,许多杰出的作家、艺术家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祖国的文化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过去的四个多月里,我们采访报道了舞蹈家陈爱莲、歌唱家李光羲、作家刘庆邦、画家吴为山、电影导演黄建新、影视导演李少红、刘江、戏剧导演李六乙、编剧郭启宏、六六、指挥家谭利华、表演艺术家王晓棠、影视公司CEO王中磊等人,听他们讲走上文艺道路的初心,讲自己和祖国的故事,为繁荣祖国文化事业而勇于担当使命。

    通过分享他们精彩的人生经历,我们读懂了文化传承、文化坚守、文化创新。他们的追忆、反思和探索,也是一笔宝贵的文化财富,值得书写和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