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时新闻

  • 铁肩担道 振此晨钟

        任超

        “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一批思想进步的报人在这一时期创办了一批报纸刊物,传播新文化、新思想,推动了社会进步,启迪了民众思想。这些业界前辈不惧权势,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记者节前夕,让我们一起缅怀这些报业先驱。

        铁肩辣手

        邵飘萍是中国近现代新闻史上熠熠闪亮的明星。他首创的新闻编译社,是中国最早的通讯社之一,他创办的《京报》是北京最进步的日报,他著书立言,培育了大批专门人才,成为中国新闻教育的开端。

        邵飘萍,原名新成,又名镜清,后改名振青,字飘萍,笔名阿平、青萍、素昧平生等。1908年春,邵飘萍求学时与同学陈布雷、张任天等创办《一日报》,初涉报坛。在此期间,邵飘萍同时应聘为《申报》特约通讯员,为该报撰写金华通讯,开始和真正的新闻事业发生联系。1916至1918年,邵飘萍接受《申报》聘请,担任该报驻京特派记者,负责撰写《北京特别通讯》,成为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个享有“特派员”称号的记者,地位甚高。驻京期间,他在北京创办了一所通讯社——新闻编译社,打破了外国通讯社在北京的垄断地位,并一度兼任章士钊主办的《甲寅》日刊主编。

        为施展新闻抱负,1918年10月,邵飘萍以个人之力,在北京前门三眼井创办《京报》,提出“监督政府、教育民众”的宗旨,致力于把《京报》办成一张爱国反帝的报纸,这标志着他独立办报的正式开始。为改良中国的新闻事业,使之向现代新闻事业靠拢,邵飘萍以《京报》为主阵地,在结合中国实情传播现代新闻理论、把报纸办成现代含义的新闻纸、提高新闻工作者素质等方面,做了大量开拓性工作。作为“五四”运动前夜诞生的一份进步报纸,《京报》既受益于新思潮的哺育,又代表着前进的新潮流,堪称漫漫黑夜中的一盏耀眼明灯。创刊伊始,邵飘萍在编辑部办公室欣然命笔,大书“铁肩辣手”四个大字悬于正面墙上,勉励同人齐心协力办好《京报》。

        邵飘萍自筹资金独立办报,言论不受帝国主义通讯社左右,也不受北洋军阀操纵,力排各种反动势力的影响和干预,开创了中国独立的新闻事业。他主张新闻记者是“布衣之宰相,无冕之王”,是“社会之公人,是后于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外的第三者”,报纸应该监督政府,“必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之前”,还应教育民众、唤醒民众。邵飘萍这样主张,也这样做。他在广告栏中,介绍《新闻周刊》,推进新闻学的研究,介绍《每周评论》、《国民》杂志,就是为了宣传爱国反帝,倡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精神,支持民众斗争,抨击军阀政府的反动统治,顺应新文化的潮流,冲击封建言论专制。他要把《京报》办成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喉舌。在新文化运动中创办的《京报》,既受新思潮的影响,又代表着新潮流,不久便成为推进“五四”运动的强大舆论阵地。

        与此同时,邵飘萍参与了中国第一个新闻学团体——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创建工作,并与戈公振一道,应邀担任该研究会的导师,和当时尚是研究会会员的毛泽东、高君宇、罗章龙等人建立了密切联系。

        1919年8月,皖系军阀段祺瑞以“扰乱京师治安”罪名,将《京报》查禁。邵飘萍被迫逃亡,东渡日本。幸得张季鸾举荐,应聘为大阪《朝日新闻》社顾问,并借机系统地考察、研究了日本的新闻事业。流亡日本期间,深受苏俄革命思潮的影响,邵飘萍写出《综合研究各国社会思潮》、《新俄国之研究》两本书,并预言“今后见社会主义之成功,其影响于世界,将较诸美国独立、法国革命之威力尤著”。

        1920年皖系军阀倒台,邵飘萍得以重返北京并恢复出版《京报》。他以笔为旗,以报纸为阵地,当中国历史大转变之时,担负起在北方宣传革命的时代职责。在直系、奉系军阀炙手可热之时,他公然直斥其为“国民公敌”,攻击军阀之间的内讧为“以暴易暴”“毙一虎而仍生一狼”,指出军阀政府的统治“比强盗更可怕”。邵飘萍的上述活动引起了北洋军阀的注意,他主办的《京报》名列“须扑灭的报章”之首,《京报副刊》名列“须扑灭的副刊”之首,他的名字也被列入通缉名单。

        1925年,在李大钊、罗章龙的介绍下,邵飘萍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4月18日,奉系军阀进入北京,同年4月24日,张作霖为报宿怨,将邵飘萍逮捕。4月26日,在未经公开审讯的情况下,邵飘萍被秘密处以死刑,其所谓之罪是“勾结赤俄,宣传赤化,罪大恶极,实无可恕,着即执行枪决,以昭炯戒”,年仅40岁。

        晨钟长振

        李大钊是我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他在“五四”运动时期,利用报刊,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的传播作出了杰出贡献。

        《晨钟报》是李大钊亲自主编的第一份日报。1916年5月中旬,李大钊从日本回到上海。7月初,应众议院院长汤化龙之邀,乘轮离沪北上办报。经过一个多月的筹备,8月15日,《晨钟报》在北京创刊。该报首任总编辑是李大钊,经理是刘道铿。《晨钟报》的报名为李大钊所取,寓意为“振此晨钟”,唤起“吾民族之自我的自觉”,担当起“青春中华之创造”的“历史使命”。报头图案也是李大钊亲自设计:报头印一古钟图案,钟上每天刻一条警句,第6号上的警句是李大钊常吟咏的“铁肩担道义”。

        在创刊号上,李大钊发表了《“晨钟”之使命——青春中华之创造》一文,申明办《晨钟报》的使命,在于唤起民族的觉醒,激励青年“急超直追,勇往奋进……索我理想之中华,青春之中华”。他把创造“青春中华”的大任,寄托在觉醒的中国青年身上。在主编《晨钟报》的短短22天里,李大钊共发表了14篇文章。这些文章宣传革命民主主义思想,介绍欧美新思潮,倡导反封建专制、独裁,揭露军阀、官僚政客们的勾心斗角、争权夺利丑态,以致招来不满和阻挠,使他难以工作下去,不得不离开《晨钟报》。

        1918年2月,通过章士钊向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推荐,李大钊担任了北大图书馆主任。这时,《新青年》杂志由陈独秀个人主编改为同人刊物,李大钊同鲁迅、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等都参加到编辑部中。到北大工作后,李大钊充分利用北大图书馆的有利条件,广泛搜集有关各国革命运动,特别是俄国革命运动材料。根据这些材料,李大钊对在日本时就接触过的社会主义学说进行了深入的研究。随着认识的不断深化,他对欧美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产生了怀疑,向往在政治、社会、文学、思想种种方面开辟一条新道路,创造一种新生活。

        1919年1月,《新青年》刊登了李大钊的演说稿《庶民的胜利》。李大钊针对当时各帝国主义国家和北洋军阀政府宣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胜利是“公理战胜强权”,指出:“这回战胜的,不是联合国的武力,是全世界人类的新精神。不是为那(哪)一国的军阀或资本家的政府,是全世界的庶民,我们庆祝,不是为那(哪)一国或那(哪)一国的一部分人庆祝,是为全世界的庶民。”李大钊还在《新青年》6卷5号、6号上,连续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全文近3万字,包括序言在内共分11个部分,全面、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进程中的各种政治思潮,差不多都是在“五四”运动前后通过《新青年》传入或勃兴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进程中的一些著名人物,都是在1919年前后登上政治历史舞台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许多革命运动,追根溯源,也都是从“五四”运动时期发端的。中国人的现代化意识、精神文化在1919年前后发生了急剧变化。当代中国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几乎是在实践和完成“五四”先驱的未竟之业。“五四”精神在一定意义上塑造了现代中国,也影响着当代中国。《新青年》杂志在中国现代社会转型中起着重要的精神桥梁作用。

        1918年12月22日,李大钊与陈独秀发起的《每周评论》在北京创刊,馆址设在北京宣武门外骡马市大街米市胡同79号(现在门牌64号)。李大钊为了创办《每周评论》不辞辛劳地奔波,担负了大量的编辑和事务工作。创刊号开印那天晚上,他亲自在馆内校对,直到凌晨四点,才拿上一份新诞生的《每周评论》,满怀喜悦,顶着寒风徒步回到西单的寓所。

        《每周评论》的出版密切配合了当时的斗争。李大钊在刊物上发表了大量杂文随感,针对国内外的事件,一事一议,泼辣犀利,短小精悍。这些文章像投枪匕首揭露了反动当局的罪恶,像潺潺清流启迪着人民群众的觉悟。为了迎接1919年元旦,李大钊为《每周评论》写了社论,题目是《新纪元》,文章认为,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的新纪元,从今以后劳工阶级要联合他们全世界的同胞,去打倒全世界资本的阶级。这个新纪元的曙光已经照到黑暗的中国,死寂的北京。他号召人们“趁着这一线的光明,努力前去为人类活动,作出一点有益人类的工作”。

        1919年2月7日,李大钊开始负责《晨报》第7版(即该报副刊版)的编辑工作,对该版进行重大改革,特别增加介绍“新修养、新知识、新思想”的《自由论坛》和《译丛》两个栏目。这就是著名的《晨报》改革。《晨报》副刊改革后,发表了许多宣传俄国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文章。1919年5月1日,推出“劳动节纪念”专号;1919年5月5日是马克思诞辰101周年纪念日,《晨报》第7版又特辟“马克思研究”专栏,陆续发表介绍马克思学说的文章,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及李卜克内西、倍倍尔等的生平传记。

        中国共产党报人秉承着铁肩担道、晨钟长振的办报理念,传播先进文化和革命思想,推动社会进步,唤起民众觉醒,把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大地。

  • 为革命献身的新闻斗士

        刘永加

        清末我国开始有了“记者”这种称谓,据考证就诞生在北京。在近代历史上,有几位记者为革命事业献身,至今读来仍令人唏嘘。

        因曝光中俄密约殉职的沈荩

        沈荩,湖南善化(今湖南长沙)人,属于维新派人士,戊戌变法失败后留学日本,回国后继续从事革命事业。沈荩后受聘为报馆记者,因擅长交际,人脉很广。1903年3月,沈荩从满清权贵口中得知,中俄两国将要签订秘密协约。经过多方努力,沈荩最终通过政务大臣王文韶之子,拿到了卖国的《中俄密约》草稿原文。沈荩决心在协约签订之前将其昭示天下,阻止清政府的卖国恶行。

        沈荩迅速将《中俄密约》的草稿寄给了天津英文版的《新闻西报》,该报当即原文刊登。随后,国内外各大新闻媒体纷纷转载;日本报纸还专门出了一期号外。在国内外强大的舆论压力下,清政府没敢在《中俄密约》上签字。

        但清政府立即派人查找密约泄露原因,1903年7月19日晚,沈荩在北京的寓所被捕。沈荩毫不畏惧,坦承了自己所为,并严厉痛斥清廷的可耻行径。沈荩被捕时,一个素与他交好的日本人打算通过本国政府进行营救,可是被沈荩谢绝,他说:“公何得尔?此吾国国权,非外人所宜干预者也。”

        清廷痛恨沈荩搅乱了他们的计划,决定采用杖毙方式处沈荩死刑。行刑者用竹杖轮番击打沈荩的四肢及背部,殴打达三四个小时,致使沈荩“皮骨枯露,血肉横飞”,但他仍没死,最后只得用绳子勒死。沈荩死时年仅31岁。

        一石激起千层浪。《字林西报》随后发表《北京政府之暴行》:“北京政府今出现一残酷不可言之政……其狠心残忍,为历来刑法正义中所稀有。”《中国日报》发表唁文:“沈君之死,鬼神为之号泣,志士为之饮血,各国公使为之震动,中西报纸为之传扬,是君虽死之日,犹生之年!”就连国外的报纸,也纷纷对清政府加以谴责。

        被同行骗捕的邵飘萍

        上世纪二十年代,军阀混战是常态,尤其是第二次直奉战争中,由于冯玉祥临阵反水致使直系军阀吴佩孚惨败。张作霖和吴佩孚迅速携起手来,并联合阎锡山一同进攻冯玉祥的国民军。1926年4月15日,冯玉祥下令国民军撤出北京,退守西北,并通电下野,张作霖进军北京。

        因邵飘萍的《京报》在宣传上拥护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揭露北洋政府及张作霖的黑幕,声援反叛张作霖的郭松龄,支持国民军,且拒绝张作霖的巨额收买,邵飘萍对于张作霖来说犹如封喉利剑。所以张作霖进入北京后,立即悬赏抓捕邵飘萍。感觉到不妙的邵飘萍避入东交民巷六国饭店。这里是外国特权地区,中国没有司法管辖权,张作霖也不敢擅自入内去抓邵飘萍。

        邵飘萍有个熟人同行叫张翰举,是《大陆报》社长。这个张翰举专门奔走于娼妓云集场所和吏员界,刺探消息,造谣生事,为权贵效力。张作霖找来张翰举承诺:骗捕邵飘萍后,给他造币厂厂长的职位和二万块大洋的酬劳。

        面对巨大利益诱惑,张翰举见利忘义,来到六国饭店劝说邵飘萍,谎称张作霖惧怕国际社会以新闻自由为名干涉,不敢杀他,并说已向张学良疏通,允诺《京报》可以照常出版,对他既往不咎。邵飘萍以为他是朋友,信以为真。当晚,邵飘萍趁夜色乘车回报馆,途中被预先埋伏好的军警截住抓捕。《京报》馆随之被查封。消息传出后,北京各界特别是新闻界立即组织营救,但经多方斡旋仍告失败。

        4月26日凌晨1时许,警厅把邵飘萍“提至督战执法处,严刑讯问,胫骨为断”,秘密判处他死刑。4时30分,邵飘萍被押赴天桥东刑场。临刑前,他还向监刑官拱手说:“诸位免送!”然后面向尚未露出曙光的天空,哈哈大笑,从容就义。

        以莫须有罪名被杀害的林白水

        林白水,中国现代报业的先驱人物,先后创办了多家报纸并担任主编。报纸多次被封,林白水三进牢狱,但他始终坚持“消息记者应当说人话,不说鬼话;应当说真话,不说假话”。

        1921年3月,林白水和胡政之在京创办《新社会报》。1922年2月,因揭露军阀吴佩孚公权私用的黑幕,报纸被勒令停刊,5月,报纸得以复刊,改为《社会日报》。林白水在《复刊词》中表示:“蒙赦,不可不改也。自今伊始,除去新社会报之新字,如斩首级,示所以自刑也。”这年6月,林白水在《社会日报》揭露了曹锟贿选总统的内幕,触怒了当局,报馆被以“妨碍总统选举”罪名查封三个多月,林白水也遭到关押。

        1926年4月26日,邵飘萍被捕遭杀害。一时间血腥恐怖,新闻界人人自危。林白水没有被吓倒,5月12日依然在《社会日报》上发文《敬告奉直当局》;5月17日,他又在时评中抨击直奉军阀。8月5日,林白水撰写的时评《官僚之运气》,讽刺了张宗昌及其心腹潘复沆瀣一气搜刮民脂。8月6日凌晨,林白水被张宗昌逮捕,清晨4点被押赴天桥刑场,以“通敌有证”的莫须有罪名杀害。

        林白水遇难距邵飘萍被杀仅百日,北京《自立晚报》刊发专稿《萍水相逢百日间》,悲愤地称他们为不屈的新闻斗士。

        沈荩是中国第一位殉职的新闻记者,邵飘萍和林白水则是民国时期的硬汉记者,他们的壮举和牺牲彰显了记者的职业良心和新闻媒体的力量,直至今日,他们的精神仍在鼓励新闻记者做“时代风云的记录者、社会进步的推动者、公平正义的守望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