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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通证经济学:一个经济学的新分支

        贾康

        我拿到书稿之初,对书名《通证经济》略感困惑,及至展读其内容,则随作者行文的条分缕析而兴味盎然,新知与联想纷至沓来。

        “通证”对应于英文的“token”,是人们高度关注区块链以来需重新认识并力求严谨定义的一个基本概念。过去曾有多种译法,较熟悉的有代币、令牌、专用辅币、象征标志等。在区块链被视为信息革命的前沿概念后,不少专家更赞成把这个“新技术革命”语境里的词汇,译作“通证”,意为“可通行的凭证”。本书作者的表述是:通证是可流通的加密数字凭证,是区块链网络的记账方式,在网络上可自由流通且由密码学加持;并且指出,通证并不直接是货币(通货),也不可能取代货币,但可以作为经济价值体系中的补充而存在,并在论述中一步步向我们展示这一概念足可引出一个经济学的分支——通证经济学。这就很有意思了——细思、跟读而感到相关的学问与机遇,都非比寻常。

        经济活动是以交易来形成供需双方互动中的实际对应,来满足社会成员的最终消费,这个循环而继起的永续过程,使人们“主观努力而落实于客观”地形成了资源配置,而研究资源配置的学问,即称为经济学。循本书章节读来,三位作者(徐明星、李霁月、王沫凝)正是在经济学的“资源配置”严谨定义基础上讨论“通证”:首先于“概念篇”交待了通证的定义后,接着以“理论篇”勾画性阐述了这种加密数字凭证作为技术手段,在降低交易费用(与以尊重和保护产权的制度变迁创新互为表里)、提高效率方面的功能,又结合“经济生态”“社会生态”和可升级的“文化艺术生态圈”点明了其“社区自治”(点对点、去中心化)特征。其后的“技术篇”,解释了从互联网到区块网的逻辑、区块链的共识机制,再推进到“设计篇”的主要讨论,可归结于如何设计一个以交换经济为内核、交换媒介通证化、实现区块链叠加的“合理的”通证经济形态或系统。落在这个“通证经济”核心概念上,作者于最后的“未来篇”,概略讨论了通证经济与未来公司、政府、国家治理和生产关系变革、宏观经济调控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结合的前景展望。

        这样,在为数众多的人们(包括我自己)还在努力弄懂区块链为前沿概念的新技术革命、以求在新经济日新月异发展大潮中至少不要严重落伍的当下,本书作者为我们提供了一本非常及时、层次清楚、把经济学原理和相关技术知识打通、深入浅出的关于“通证”的读物。这正是专家学者为适应社会强烈的现实需要所应做(却很不容易做好)的非常有益的工作。

        从经济学资源配置的内在逻辑来说,其基本线索似可最简要地勾画为:社会分工中的生产经营(由个体、公司承担组织成本)形成产出→交换(其中需以信息尽可能对称的信任机制来降低交易成本——市场主体在此方面更多地是顺应市场竞争优胜劣汰约束条件的倒逼;同时,现代社会的央行则依托政府公权来实现法定货币符号的可信任与普通接受)→借助货币形式实行纯收入与财富的分配→最终的消费实现。可知,从一个个社会成员的参与,到最终还是一个个社会成员的消费,全链条中如何以“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生产资料的关系”的优化处理来“解放生产力”的关键,实为人们之间信任的取得与维护:所有的矛盾、冲突(从交易费用、财产安全成本、贸易冲突的调控、商业与金融欺诈的防范……一直到“经济问题政治化”的战争)根子都在源于人性的“不信任”和很难在博弈中形成共赢的方案与结果。

        然而,人类社会供给侧创新引出的新技术革命,会以“通证”来最大限度地消减不信任,自然就等于是以技术创新及其与制度创新、管理创新的呼应,来改善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降低交易费用,促进经济繁荣,增加社会总福利。这其实反映的是人类社会供给侧创新从农业革命、工业革命递进到信息革命时代的基本原理,也是进而争取一步步消减“人的异化”而走向“自由人联合体”的未来理想社会,仍将遵循的基本原理。人与人“信任”的有效形成、有效供给,是人类社会共同体进步和增进福祉的根本问题,而“通证”在这一根本问题优化解决路径上,其可能的、巨大的贡献已露端倪,自然要值得我们高度重视,深刻理解,深入研究。

        本书作者在这一新兴概念关联的新生事物领域,以“通证经济”命名的条理化、系统化论述,顺天应时,难能可贵。虽然书中的一些认识和表述现在所代表的,仍是初步的思想结晶和实践认知、技术发展成果的阶段性概略总结,但我完全相信,此书对于广大读者、社会公众所能提供的关于通证概念的“启蒙”和“启发”,及其必然汇入的今后这一创新领域中见仁见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新中,将不可回避并应当积极鼓励——本书当属这个正在形成和发展的百花园中的一枝新开的鲜艳花朵。

        (作者为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

  • 火枪加账簿:经济全球化的早期特征

        李伯重

        历史并不只有光明的一面,还有黑暗的一面。一个人如果只看到其中的一个方面,那么他对历史的理解就是不全面的。

        各国人民交往的历史,既有铺着鲜花和红地毯的光明一面,也有流淌着血水和眼泪的阴暗一面。正因为历史有这样的阴暗面,所以布罗代尔说,以往的一切历史从来没有公正可言。以建构世界体系理论著称的沃伦斯坦也说:“(历史)书写真的是可怖的。”布罗代尔说:“作为历史学家,我的任务既不是要判断资本主义的好坏,也不是要认定它守规矩或玩花招,而是要认识它或理解它。”对于早期经济全球化,我在此也不是判断它是好还是坏,而只是要认识它或理解它。既然这段历史有今天我们看来阴暗的一面,那么我们就应当正视之,这样才能认识它或理解它。

        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经济全球化开始并迅速进展,导致东亚世界原有的秩序被打破,而新的秩序又尚未建立。因此如同整个世界一样,东亚世界也变成了一个无法无天的混沌天地。在这个混沌天地中,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成为国际行为准则。什么人类之爱、公理正义、礼义廉耻等,在这里都看不到踪影。这里经常能够看到的是刀光剑影,听到的是枪炮轰鸣。而隐藏在其后的,除了传统的征服、掠夺和奴役外,更多的是商业利益。

        西方的司法女神,披白袍,戴金冠,左手持天平,右手持长剑。这个形象来自古罗马神话中的正义女神朱蒂提亚(Justitia),英语中的“justice”一词就来源于此。近代早期世界上最成功的企业——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形象是“左手拿着账册,右手拿着刀剑”。考虑到这个时期发生的军事技术革命,我们可以把刀剑改为火枪。火枪意味着新型暴力,账簿意味着商业利益,因此“火枪加账簿”就是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世界的写照。其含义是这个时期蓬勃发展的国际贸易与暴力有着程度不等的联系。为了追求更大的利益,各种利益主体在相互交往中往往运用暴力。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一个原因是出于商业的性质和商人的本性。商业是一种有组织的为顾客提供所需的商品与服务的行为,通过以高于成本的价格卖出商品或服务来盈利。盈利是商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动力。这种性质体现在从事商业的人(即商人)身上,因此商人的本性是求利。在求利的驱动之下,商人常常唯利是图,不择手段。古希腊哲人柏拉图这样评论商人:“一有机会盈利,他们就会设法谋取暴利。这就是各种商业和小贩名声不好,被社会轻视的原因。”

        在古代的东亚世界,商人也因唯利是图、重利轻义而备受指责。唐代诗人元稹在《估客乐》诗中,对当时商人的唯利是图、重利轻义做了生动的描述:

        估客(即商人)无住著,有利身则行。出门求火伴,入户辞父兄。父兄相教示,求利莫求名。求名有所避,求利无不营。火伴相勒缚,卖假莫卖诚。交关但交假,本生得失轻。自兹相将去,誓死意不更。亦解市头语,便无乡里情。

        正是这种贪欲,驱使商人不惮风险,走遍天涯海角:

        求珠驾沧海,采玉上荆衡。北买党项马,西擒吐蕃鹦。炎洲布火浣,蜀地锦织成。越婢脂肉滑,奚僮眉眼明。通算衣食费,不计远近程。

        到了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经商求利成为时代的主旋律。由于国际贸易空间空前扩大而共同游戏规则尚未建立,商人贪婪的本性在这个广阔无垠同时又无法无天的天地里更加暴露无遗。为了利益的最大化,他们无所不用其极。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引用登宁的话说:“资本逃避动乱和纷争,它的本性是胆怯的。这是真的,但还不是全部真理。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如果动乱和纷争能带来利润,它就会鼓励动乱和纷争。走私和贩卖奴隶就是证明。”这段话也是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东亚世界国际贸易中商人的绝佳写照。

        这种对于商业利益的狂热追求,使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汪直等人会背弃父母之邦,成为倭寇首领;为什么郑芝龙在明朝、日本、荷兰之间纵横捭阖,今日是友,明日为敌;为什么一些“兄弟之邦”,一转眼就反目成仇,成为刀兵相见的敌人。这些现象背后就是一个词:利益。正如19世纪英国首相巴麦尊所言:“一个国家没有永远的朋友,仅有永远的利益。”在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东亚世界,情况就是如此。

        (作者为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  

  • “乏味的老书”真的过时了吗

        徐贲

        “乏味的老书”真的已经过时了吗?这是维基百科的创立者之一拉里·桑格针对克莱·舍基的“老书过时论”提出的反驳。

        舍基是一位研究互联网技术社会和经济影响的美国作家,他认为,人们忧虑互联网使人浅薄,“重点在于一种非常特殊的阅读:文学阅读”,“文学变成了整个生活方式的代名词”。但是,互联网正在创造出一种新的文化生活,使得那些以前被世人看重的“单一、陈旧和精英”的伟大著作失去了影响,因为对今天的读者来说,那些老书太乏味了。

        针对这种看法,桑格提出,经典著作和经典阅读所需要的那种深度阅读和思考在今天并没有过时,仍然是人文教育的重要部分。如何认识经典著作在互联网时代的意义,其实也是互联网时代需要怎样的阅读的问题。

        今天的互联网阅读与传统的经典阅读方式完全不同,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互联网阅读偏好娱乐和消遣,也偏好短小和有趣。为了迎合这种阅读趋向,不少教育工作者就算没有放弃阅读经典,也不再坚持阅读经典的传统方式(仔细、反复阅读,记笔记、写心得或落笔成文),而代之以所谓的“悦读”。

        阅读经典经常是苦读,不是悦读,凭的不是一开始就有兴趣,而更多的是求知的意愿和意志。这也就是为什么伟大的人文学者和经典阅读实践者列奥·施特劳斯说,阅读经典需要有经验的读者指导刚开始的读者。在《什么是人文教育》一文中,施特劳斯写道:“人文教育是文化教育或以文化为目标的教育。人文教育的产品是有文化的人。”人文教育的关键是老师,“老师们自己是学生,而且必须是学生。却不能如此无限推延,最终必须有那些不再是学生的老师。那些不再是学生的老师是伟大的心灵。因为事关重大,可以说得更明白一点,他们是最伟大的心灵。这样的人是极端少见的。在课堂里几乎没有遇到他们的可能。……这样的人只能在伟大的著作中遇上。人文教育因此便是仔细阅读伟大心灵留下的伟大著作”。

        如果一个学生拿起一本经典,先已经在情绪上排斥那是“乏味的老书”,感觉不到阅读的愉悦,那么他是否就有了不阅读的理由呢?老师该不该迁就这样的学生说,不想读就算了,反正是过时的,甚至是政治不正确的老书?

        今天,学生们有太多要学的东西,时间和精力上顾不过来,那是一个有限资源支配的现实问题。但是,许多重要的著作,没时间阅读,或因为没有精力而缺乏阅读兴趣,不等于这些著作不值得阅读。更不等于必须等到学生们先有了兴趣才要求他们去阅读,因为兴趣是在阅读的过程中培养起来的,不能培养起学生有思想和审美价值的阅读兴趣,那是老师的失职。

        互联网时代让我们对“经典”有了新的认识。“经典”是一个概念,不是特指哪一些书,或者哪一种书。一个阅读经验粗浅的人,你给他一个“经典”的概念,他想到的也不过是卡通书、连环画,而绝对不可能想到莎士比亚或汤显祖。当我们把一个实例归入某一个概念之后,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概念,了解与这个概念有关的其他信息。当我们把一个动物归入“狗”这个概念时,我们就可以设想这个动物会吠叫和撕咬,当然我们会用自己的经验来添加关于狗的其他信息。

        “经典”的概念也是这样,我们读了希腊悲剧家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看到人因为过度骄傲或自信而给自己和家人带来灾难,理解到这是文学的一个永恒主题,也是人类社会历史上的一个多见现象。如果我们把索福克勒斯的这个剧归入“经典”,那么我们便形成这样的概念:经典有深刻的思想、表现永久的主题、帮助我们思考人性和人类的基本问题。为什么要读经典呢?因为经典能训练我们的深度阅读能力,而且,我们可以用自己熟悉的经典文本来设立一些有用的审美和认知标准。

        经典的概念为我们如何去阅读理解一本书提供了一个框架。当你在经典阅读的课堂上捧起《红楼梦》的时候,经典的概念可以让你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做:细读、分析、讨论、深入理解、计划写一篇论文,等等。对于没有这个概念的读者,《红楼梦》不过是一本“好看”“有趣”的故事书或闲书,与消遣娱乐,看电视剧《红楼梦》没有什么区别。由此可见,没有什么是适用于所有人,在任何认知环境中都被认可的“经典”。

        在互联网时代的阅读中,最重要的不是阅读或不阅读这部或那部老书或经典,而是阅读者必须具备自主意识和价值判断,而自主意识与价值判断只能在深入思考的阅读中才能得到培养。就学习知识而言,重申个体读者的深层阅读,也就是要求减少纯娱乐消遣的“悦读”和信息采集式的“忙读”,停止浅尝辄止的“懒读”和囫囵吞枣的“瞎读”,回到慢读、细读和精读。通过思考将阅读的体会形成一个能够融会贯通的认知和理解的体系,并在修正和完善的过程中孕育出有创意和想象力的独特见解,这就是个人可以拥有的知识。

        从这个意义上说,知识永远是个人的知识,其终极价值在于人作为“人”的自我完善和提升。这是人文教育的理念,也是知识值得追求的一种高尚境界。互联网应该帮助我们实现而不是改变这个理念。我们也应该把互联网当作达到这一境界的工具,而不是用它去替代或取消这一境界。

        (作者为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兼职教授)

  • 书林折枝

        我们走在大路上

        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我们走在大路上(1949—2019)》,以24集大型文献专题片《我们走在大路上》的解说词为主要内容,同时配插280余幅相关历史图片和140余个影像短视频,以文、图、音视频融合的方式,多媒体呈现了新中国70年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伟大历史变革,反映了我们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和宝贵经验,再现了共和国一路走来的感人故事和中国人民日常生活的巨大变迁。(余平)  

        中国文明起源新探

        三联书店出版的《中国文明起源新探》,是我国考古学泰斗之一苏秉琦生前最后一部专著,内容既包含了他在探索中华文化、中华文明和中华传统起源过程中的回顾和心得,也包含了他的主要学术成就,如中国六大文化区系类型理论,“古文化古城古国”“中国古代国家起源三部曲”“发展模式三类型”等具有影响力的学术理论,是一本富有学术性和知识性的通俗读物。(陈熙)  

        中华文明的世界影响力

        中华文明道统不绝,历几千年而不衰,以其强大的生命力屹立于世界,凭借的是何种力量?武斌著、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文明的力量:中华文明的世界影响力》,以时间为线,以文化交流为轴,从物质产品、科学技术、艺术和思想文化等几个方面,讨论了历史上中华文化在世界各地的传播,讨论了中华文化在世界文化史上的重大贡献以及对世界文化历史进程的重要影响力,是一部关于中华文明的微型百科全书。(张斌)  

        古人的称谓

        《古人的称谓》,袁庭栋著,中信出版集团出版。在中国,古人的称谓很多,林林总总,十分繁复。如大诗人苏轼一人而有苏东坡、苏子瞻、苏端明、西湖长等数十种称呼。知古人称谓之讲究,方悟中华礼仪之美。本书从姓氏、名字、自称、他称、尊称、谦称等,到帝王、少数民族的各类称谓,都做了详细的研究,是“称谓学”领域的拓荒之作。(董暖)  

        乡村振兴的浙江实践

        孙景淼、林健东等著,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乡村振兴的浙江实践》,全书正文分为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稳定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8章,在全面总结提炼浙江“三农”发展实践和经验的基础上,深入探究乡村振兴规律,系统提出乡村振兴路径,认真推荐乡村振兴典型,提出了新时代乡村振兴的思路、举措、方案、案例,在一定程度上为全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了可借鉴、可参考的样本示范。(陈哲)